广田对我讲的话，大意如下：根据布鲁塞尔传来的报道，看来最后的决议草案是想用联合行动来对付日本。外相只见过决议的初稿，还不知道通过时有无变动或修改。但他担心，若真是号召各国采取联合行动，那就会对日本舆论产生很坏的影响。“联合行动”之意似乎是要实行某种制裁，如经济断交之类。这种行动不仅无助于停止战争，而且只会使中国人得到鼓励，进而无限期地延长战争，据“某国”外交官传来的消息，美国不仅倡议召开布鲁塞尔会议，而且正在会上起着积极的领导作用。

        广田说，这些传言肯定很快就会出现在日本报刊上，必将产生很坏的影响。日本公众向来认为，拼凑反日联合阵线的首要国家是英国，但如果报刊现在报道说布鲁塞尔会议的领导权是美国所掌握的，那么反日的大部分责任就会移到美国肩上。正如外相常对我说的那样，与美国友好是他的基本政策，所以他颇为上述情况即将导致的后果感到“担忧”。直到最近，日本人依旧以为，在这次中日冲突中，唯有美国的公正态度是真诚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公正态度都受到怀疑，因为它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而美国的立场则不同，所以人们还以为它对促进实现和平可能会起重大作用，就如同日俄战争时那样。因为它是日本的友邦中最公正的一个。由于总统的芝加哥演说，这种情况开始有点变化了。但后来总统向国会致辞时避而不提远东，这又使日本公众感到，美国的态度也许并不完全像他们所想的那样“严峻”。

        接着广田又说，日本在中国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如果他们认为需要的话，日军完全可以继续前进，但他们也许并没有长驱直入的必要。现在促成和平解决，对中国只有好处。中国政府若从南京撤走，那将是一个愚蠢的举动。有些将领已在组织与蒋介石对立的反对派，蒋介石的地位并不稳固。如果现在讲和，日本的条件将是“公平合理的”，日本不会占据中国一寸领土；但如果战争长期拖延下去，这种态度就可能会改变，牺牲既然增大，条件就会比较苛刻。美国要对大局有所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劝蒋介石同意议和。如果中国政府拿出愿意谈判的表示，广田便会派代表去上海和中国代表谈，或公开或秘密，任何方式都可以。

        广田讲完后，我把他的话逐点重述一遍，问他我是否已经正确理解了他所说的一切。对此，他做了肯定的回答。我告诉他，我将向我国政府转述他的这些意见，在此期间，希望他尽力约束日本报刊，有关美国态度的报道，凡未经证实的消息都不要发表。我告诉他艾登在英国下议院实际上是怎样讲的，并说国务院已断然否认我国政府曾倡议召开布鲁塞尔会议，还向他重述了召开会议的缘由。广田说，他同意我的意见，让日本报刊保持冷静是要紧的，他将尽力而为。我又指出，中国大使仍在东京，议和的外交渠道看来还是存在的。广田同意，但没有发表意见。

        广田曾提到我国在日俄战争中起过的作用，并暗示如果蒋介石撤出南京，和谈将更难开始，这两点也正是昨晚杜曼对吉泽提过的，这很值得注意，一定是吉泽立刻把话传给了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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