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最近的一封电报里说过，日本绝对干得出这种事：全力以赴、殊死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压力，即便意味着民族切腹亦在所不惜。其行动还可能会是“危险地、戏剧性地突然爆发”，我们应当有所准备：我很高兴此言已记录在案。现在发生的事果然是这样。

        我返回使馆后即洗漱剃须，吃早饭。然后，向国务院发去报告，但此电未必成功送出。随即得知，大本营已宣布：日本已向美英开战。这是《读卖新闻》今天清早的一篇报道的内容。报道虽全带官方口吻，但初读时仍令人难以置信。不久后，外务省的大野来拜访克罗克，拿着正式通告，两手发颤向他读道：两国的武装冲突已经开始了。

        8日凌晨我见到东乡时，他当然已经知道战争爆发了，可是他只字不提。如果说有什么迹象的话，那就是他进屋后把日方对我国新建议的复文“啪”的一下丟在桌上的那种态度，等于说：这是最后的回答。但和往常一样，他的态度十分冷静，谈完后站起来时，他还和颜悦色地地讲了几句感谢我合作的话。离开他的官邸时，除知道会谈已经破裂外，我丝毫也没有感觉到战争已经爆发了。东乡想必也觉察到了我没有起任何疑心。以前日军开进印度支那时，会谈也一度破裂，但后来还是恢复了。我在11月3日预言过，战争恐将是“危险地、戏剧性地突然爆发”。除了这点感觉外，从大使馆的角度来说，这次闪电战确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一群日本无线电技师在使馆办公楼和职员宿舍进进出出、仔细搜查，把所有的短波收音机都拿走了。他们很有礼貌，却查得非常彻底。来到大使官邸时，我说我只有两台收音机，他们也就相信了，只拿走收音机并没有搜其余的房间。他们都非常客气，陪同前来的外务省的大野尤为谦恭，特为打扰道歉。

        下午6点45分，我们把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全体人员请来举行酒会，共约六十人。杜曼发表了一篇关于艾丽斯和我的短小精炼的讲话，使我们深为感动。住在馆外的科尔斯（Coles）小姐、杜曼、威廉姆斯、克罗克、波伦、特纳、本宁霍夫、库珀（Cooper）和埃斯皮（Espy）俱已迁入使馆，床铺全由我们供给，也多与我们共餐。在宿舍有房间者则为需要床铺或地铺的人提供临时床位。我们是一个团结、合作的集体，又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此种时刻更体现出这一点。就我所知，日本是历史上唯一先对美国宣战的国家，今晚在与日本开战的第一天，每个人都疲惫不堪。

        我立即打电话给本宁霍夫先生，请他立刻去希尔先生家查明实况，因为我非常担心他已被警察逮捕。约8点半，本宁霍夫先生来到我家，说刚去看过希尔先生。他称：希尔先生被软禁在家，正在用早餐，餐后就要去警视厅，他将在那里受审。美联社次席特派记者戴南特（Dynant）先生和合众社记者罗伯特·贝莱尔（Robert Bellaire）也在希尔先生处，但本宁霍夫先生报告说，警察不许他们同希尔先生交谈。后来提到的这两位记者显然没有遭到逮捕。贝莱尔先生找到几分钟的机会对本宁霍夫先生说，大本营已宣布，日本舰队已在西南太平洋某处与美英舰队交战。贝莱尔先生还说，他听说今天清晨日本飞机已轰炸檀香山。本宁霍夫先生和我共进早餐，随即回去洗澡，准备做今天的工作。

        一听到开战的消息已经证实，我便下令烧毁全部密码和机密信件。

        日本政府感到非常遗憾，不得不告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鉴于美国美利坚合众国的态度，日本政府只能认为继续谈判将不可能达成协议。

        随后，使馆的大门被封锁。我们则被告知，任何人都不能出入。外务省的职员增尾被任命为联络官，充当我们与外务省之间的通道。我们又被告知，不得拍发任何密码电报，所有电报均须先送外务省批准。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来看我，却在门口被警察挡住。他走下车，表明他的身份，可是警察仍抓住他的两膀。他推开他们，找到一个负责的警官，这名警官把他放了进来。我们进行了最后的倾谈，为我们的合作互致谢意。他说，我们的这种合作是他驻日数年间少有的乐事。丹麦公使的妻子蒂利茨（tillitse）夫人也来看望艾丽斯，回去时遇到刁难难以返家，最后是在一位便衣警官的帮助下才得以返家。我们的最后来访者是清晨前来的希腊公使波利蒂斯，以及西班牙公使的妻子德·比戈（de Vigo）夫人，她是来看艾丽斯的。

        日本人采用了德国闪电战的策略，在会谈尚来破裂时就这样干，实属卑劣之举。我还不知道袭击的准确时间，但是我非常怀疑在轰炸夏威夷、战争开始以前，野村将军是否已通知赫尔先生会谈决裂。日本人要是仅限于在远东扩张、只进攻菲律宾，美国国内本会有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跳出来说：远东的事横竖与我们无关。可是，他们一旦进攻了夏威夷，美国人民肯定就会群情激愤，团结一致。电台援引惠勒（heeler）参议员的话：美国必须“狠揍日本人一顿”。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在我们的力量充分施展之前，我们也许还会受到一些沉重打击。但从长远来看，日本必败无疑，因为美国人民一旦愤起，就绝不会善罢甘休，由于美、英、澳、荷属东印度，甚或苏俄、中国都终于起来反对它，不久它就会应接不暇。

        早上7点，被加濑打来的电话唤醒，他叫我尽快去见外相。他说，从早上5点起一再打电话，都打不通。我急忙更衣，约7点半来到外相官邸。加濑很亲热，东乡却一脸严肃、态度拘谨。他发表一篇简短声明，该声明现已纳入我呈报国务院的报告。接着他又交给我一份长达十三页的备忘录，写明日期是12月8日。他说这份备忘录今天已由野村将军交给了国务院，通知国务院停止会谈。下面是备忘录的最后一段：

        意味深长的是，国务院12月6日晚9点发出的传达总统致天皇书的第818号电报，其实是在7日正午到达东京中央电信局的，可是直到晚上10点半才被送到使馆来。电报上打印的收报时间的日语记号表明了这一点。

        我的男仆每天早晨都在7点半叫醒我。今晨他却提前叫醒了我，说美联社记者马克斯·希尔先生有电话来。我听希尔先生说：“我得问问警察是否允许我同你讲话。”我可以隐约听到希尔先生在电话那一头和某个日本人谈话的声音。我明白了，希尔先生的话意在向我透露信息。过了好一阵，他的女仆才在电话里说，希尔先生已不得不离开寓所。我答道：我完全明白。

        （1941年12月8日～1942年5月31日）

        大使馆参赞尤金·杜曼记述今日之事的日记中有两段也应该放在这里，以便留下记录：

        东乡说，他已觐见过天皇（我听说在凌晨3点）。这个备忘录也就是天皇对总统来信的回答。他还讲了几句道谢的话，感谢我在会谈期间的合作，随即送我下楼，在门口道别。他只字未提珍珠港的事。

        今天马克斯·汉密尔顿从华盛顿给我打电话，我听得很清楚，他却似乎很难听清我的话。他说，国务院正在考虑委托谁来照管我们在日本的利益，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阿根廷和巴西，尽管我认为后者可能会参战。英国人已把他们的利益委托给了阿根廷人。后来，我又在电报中提出中立国如瑞士、西班牙和葡萄牙，但不知他能否收到此电。我说，我们已非正式地向外务省建议，“龙田丸”仍应继续驶往美国，接载日本大使馆和各领事馆的人员，日本人也可以将另一艘船交给我们使用，我们当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因为我还不知道政府的意见如何。“龙田丸”上有许多美国人和外交人员，因此我料想我们不会阻碍它的行程。但也许它不管怎样已经折返日本了。汉密尔顿代国务院全体同僚向我们致亲切的问候。

        禁止出入时，幸好我们的其他所有馆员，包括非受任命的人员在内，都在使馆院内；只有琼斯在横滨，但也平安地回来了。在被关在屋里之前，我已经禁止馆员外出。纷传日本国内境况严峻，甚至说东京已宣布戒严，我却不相信。但也很可能有反美的示威游行，我馆一等秘书兼总领事梅金森（Makinson）报告说，他透过办公楼的窗子看见约有两百名日本人正向大使馆走来。不过，他们显然是绝对到不了使馆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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