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范学校的操场上朝南望去,可以看见挺拔雄伟的秦岭的峰峦;从眼前逐渐慢坡增高到山根的广阔的平原上,星散着大大小小的被树木的绿叶笼罩着的村庄;小河川道里,挑着稻捆的农民从木板搭成的便桥上忽闪忽闪走过去;田间小路上,农民拉着装满苞谷棒子的小推车朝邻近的村庄走去。沉到平原西部的太阳,在落沉下去之前,向平原上的人们投射过来热情的最后的一瞥,把瑰丽的红光洒满村庄、田野、河水和挑担拉车的农民的脸上,秦岭陡峭的崖壁上红光闪耀。
我坐在操场边角的草地上,温习算术。我的语文课似乎不成多大困难,算术就吃劲了。因为是速成班,课程相当重。要命的是那些实际并不复杂的算题,我用心算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果,可是一用算术的严格的算式计算,就全乱了套。我自然把学习重点搁在算术上。
“呀!你找了个好清静的地方!”
是田芳,不用抬头也听得出她的声音,不过,我还是昂起头来,而且很快。我慌忙站起,看着她抿着嘴嗔笑着,倒不知该说什么了,该请她在草地上坐下呢?还是就这么站着?我对于女性有一种无法克服的惶恐感,一见着女人,尤其是单独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在一起,我总是感到心里很紧张。
“跟你商量一件事。”她说。
“好的好的。”我诚惶诚恐。
“坐下谈吧。”她先坐下来,“这么站着多难受。”
我在离她三两步远的草地上坐下,拘束得手脚不知该怎么摆着才好。她似乎很自在,双手拘着膝头,坐得很舒服,看着我,像欣赏一只惊疑不安的小兔子。她说:“想请你给咱们的‘班级生活’板报写字,你愿意服务吗?”
她是班委会的负责宣传工作的委员,编排更换教室后墙上那块“生活园地”板报。我忙说:“我……当然愿意服务。只是我的字儿写得欠佳。”
“‘欠佳’!只是‘欠’一点。”她笑着,没有什么讥诮的意思,抠我的字眼,“我的字写得根本说不上‘佳’不‘佳’!”
“我写得不好。”我已经注意自己口头用语中那些文绉绉的词句,尽可能和大家一样用生活常用的词儿,一紧张时就又冒出一个半个生涩的词句来,“真的,我的字写得不怎么好。”
“你的字写得多漂亮!”她感叹着,流露出欣然羡慕的神色,“咱们班主任王老师都说你的字儿比他写得好,在整个师范里,也是首屈一指。你还谦虚什么呢?”
我没有再做谦让的姿态。她真诚地对我的书法的赞扬,尤其是由她传递的班主任王老师的溢美之词,使我很受鼓舞。我的字,从五六岁时起,父亲就有计划地对我进行训练了,先照父亲写下的影格描摹,然后临帖,先柳后欧,先楷后草,常常因为我一捺一竖不像真柳真欧而训斥我。在这个速成班里,我的字是无与伦比的。我说:“我尽力为之。”
这件事已经谈妥,我想她该走了。她却坐着不动,忽然盯住我的眼,问:“你为啥一天到晚不和我说话呢?”
我的心里又一悸,这样直截了当的问话,使我措辞不及,不知怎样回答。班主任王老师指定我和她同坐在一条长凳上,共用一张桌子,至今有两个月了,我没有主动和她说过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
“我文化水平低。”她说,“你瞧不起我吧?”
我遭到误解了,连忙说:“我……没有没有!”
“那……我是老虎、是魔鬼吗?”她讽讥地说,“怕我吃了你!?”
我的脸轰然发热了,不由得低下头。我想起了在宿舍里听到的那个老和尚和小和尚的故事,老和尚威吓小和尚时把女人说成是魔鬼,我似乎就是那个可怜的小和尚了。我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听讲或做作业,我从来也没有敢大胆地扭过头去注视她的脸。她长得太漂亮了,漂亮得使我不敢看她的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我只是在她不在意的时候,装作漫不经心地注视过她的眼睛和脸膛,其实我很想和她说话,和她对视,像她和班里的任何男生一样大大方方交谈或者开玩笑。我不行。越有这样的想法,我却越要摆出一副毫不在意毫不动心的神态。我的心里有一道森严的壁垒,坚硬的外壳,对一切异性实习惯性的排斥与反弹,我只好掩饰说:“我这人……不善辞令!”
“好啊!‘不善辞令’!”她笑了,“你何必那么拘拘束束呢?你自个不觉得难受吗?我呀!一天不笑几场,不唱几场,心里就憋得难受。”
“我太……古板。”我说。她的话正说到我的痛处,其实我比她说的还要痛苦。我被她拉回学校,班主任王老师在班里严肃地批评了那位恶作剧的学生,大伙也不再当面把我当作笑料了,可也没有人和我亲近,我的孤寂的心并没有得到拯救。我说:“我不会交际……”
她笑着,恳切地说:“咱们速成班,在一块不过两年,大家难得遇在一搭,毕业后就各自东西南北地去工作了,再见面也难了。你甭摆出那么一副老学究的样儿好不好?甭老是做出一派正儿八经的样儿好不好?走路就随随便便地走,甭迈那个八字步!说话就爽爽快快地说,甭那么斯斯文文地咬文嚼字!你看……我心里有话都端给你了!”
我难为情地笑笑。我想象不出,我斯斯文文说起话来和迈着八字步,走起路来的样子究竟可笑到怎样的程度,却明白大伙对我摆出正儿八经的老学究的样子是不屑一顾的。我想告诉她,走惯了八字步倒不会随随便便走路了,咬文嚼字的说话习惯也难于一下子改过来,我的父亲苦心孤诣给我训诫下的这一套,像铁甲一样把我箍起来。我说:“改是要改,一下子还是改不掉!”
“先把你的蓝布长袍脱了吧!”她说。
“那我穿什么?”我问。
“‘列宁服’,而今时兴。”
“我能穿‘列宁服’吗?”
“当然能。”她肯定地说,“你正年轻,身段也好,穿一身‘列宁服’,保险好看。”
“有卖现成的吗?”我受到鼓舞,尤其她说我身段好,肯定在她看来,我的身材长得并不难看,“山门镇上能买到不?”
“你把长袍改一改。”她说,“山门镇上有个裁缝铺,花一点钱改成‘列宁服’还能省一点。”
“那我现在就去!”
“咱们一块去,我给你参谋。”
三天以后,吃罢晚饭,回到教室,她向我挤一挤眼,使我有一种暗中默契的喜悦。她在和我到裁缝铺去改做衣服回来时,给我说,暂时保密,一俟“列宁服”穿到身上,让速成二班的男女同学大吃一惊吧!我知道她挤眼的意思:今天是取衣服的时限日。我早已按捺不住一种稀奇的心情,就和她走出学校的大门。
那个秃顶的老裁缝,取出改好的衣服,又取出剩余的布头,交给我。
“试试。”她说,“看看合身不?”
我有点难为情,当着她的面脱袍子,不大雅观,就说:“我回去试。”
“在这儿试试,有不合尺寸的地方,老师傅看了也好改。”她说。
“试试吧!”老师傅也这样说。
我不好推辞,就背过她,脱下蓝布长袍来,尽管我袍子下有两层衬衣衬裤,心里还是止不住惶惑,似乎这蓝袍一揭去,我的五脏六腑全部暴露无遗了。
她提起那件改制的蓝色“列宁服”,帮我穿上,又帮我结上纽扣,我感觉到了那只灵巧的手指的温柔。我一低头,胸前两排纽扣,一排是扣着的,另一排完全是装饰品,两条宽大的领条分别摆在脖下两边。
“到镜子前头去照照。”师傅说。
我站在穿衣镜前,自己看见了陌生的自己,竟然不好意思了。说真的,我在镜子里第一次发现,我的模样是很俊的,眉骨耸高了,脸上的棱角也明显了,再不是像我父亲骂我的那样一种女子气儿的少年了,只是那个酒窝,在我不好意思的羞怯中又隐隐现出来。我看见她站在我背后,一眨不眨地看着镜子里头的我脸,她发觉之后,有点惊慌地摆开头去了。
“挺好。”她说,“刚合身”。
我听到她的话,有点不满足,甚至怅然若失。她怂恿我改做衣服时,曾经热烈地赞扬过我穿上“列宁服”一定很好,因为我的身段好。我现在穿上了,自己已经觉得确实很好的时候,她却平淡地只说“挺好。刚合身”。我希望听到她热烈的欢呼,却没有了。
无论如何,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我像卸下了钢铸铁浇的铠甲,顿然感到浑身舒展了。天呀!走出裁缝铺的门,踏上山门镇石板铺成的街道,我居然不会走路了!脱掉蓝袍,穿上“列宁服”,那个八字步迈不开了,抬脚举步十分别扭。她刚出门,看着我的走路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像是压抑了许久似的,我才理会了,她在裁缝面前保持着与我的谨慎的距离,不敢说出太热情的话来。
“呀!衣服换了,路也不会走了!”我也自嘲地说。
“放开走!随随便便走!想蹦就蹦起来!”她说,像是和谁赌着气,“你敢不敢蹦起来?试试你的胆子,徐老先生?”
她在激我,开我的玩笑,我心里一急,伸手在她肩上打了一下,立即就愣住了。天哪!简直不可思议,在这个栈铺拥挤的街镇上,我居然和一个女生打打闹闹!
“好啊!蓝袍先生敢动手打一个女学生了!真是进步了,解放了!”她讥诮地斜过我一眼,使人感到亲切的讥诮呀!她说,“再勇敢一点,蹦起来!”
我鼓了鼓勇气,连着蹦起来三次,蹦起来,挥一下手臂,落到地上的时候,我脸红耳赤,索性不去看街道上那些市民的脸色。我对她说:“我今天才解放了!”
“对对对!”她连声附和,也很激动,“为啥不蹦呢?为啥不说不笑不唱呢?旧社会,尽让别人尽性儿蹦了,尽情儿笑了唱了,而今解放了,轮着我们妇女了!”
“我可不是妇女!”我分辩说。
“你比妇女还封建!”她哈哈笑着。
“我究竟是什么且不管,”我也笑着说,“反正我自由了!自由多么好哇!”
“唱歌吧!”她说,“有勇气,跟我唱着走过去!”
“我不会唱……”我不承认我没有勇气。
“跟我顺着溜吧!”她说着就唱起来。我和她并排走着,顺着她唱的音调溜唱:
临近校门的时候,她突然站住,回过头来,煞有介事地说:“你把八字步全忘了!”
我心里一惊,真的,唱着歌走过街道的时候,我的脚步从八字步里解放了,自由了!
第二天,我按照她的吩咐,在教室后边的黑板上换写“生活园地”的内容。她把一篇编成的稿子交给我,我要按照这篇稿子的内容和长短安排版面,在阅读这些稿子时,我发现了一个刺眼的题目:
我问:“谁写的?”
她说:“我。”
我不知我为什么要问谁写的!如果不是她写的,我就不愿意让它公之于全班?我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反正我捏着粉笔走向板报了。
整个教室里,为这篇文章欢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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