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中说：“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在此文的注释里，举了羊衒之书中一个例证：南齐王肃投北后，不食羊肉、酪浆，而酷嗜茗汁，一饮一斗，人称漏卮。北人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北魏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由此可见，仅茶饮一端，就受到当时北人的訾议，想到广陵郡人陈琳，能挤进基本皆为北人的“建安七子”之中，若不是曹操拍板，曹丕、曹植定调，早就把这个南人排挤出局了。

        不过，公元317年（东晋建武元年），陈琳死后的九十九年，陆机死后的十四年，南北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晋没了，大批北方人士南迁，纷纷逃到江东来苟延残喘。遂定都建康，是为东晋。在南人的地盘上，北人的牛皮、架势、尊荣、骄宠，便大打折扣。不得不诸事求人，不得不看人眼色，连晋元帝司马睿都说：“寄人篱下，心常怀惭。”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南人也仰起脸来，不怎么买账来自北方的豪门贵族。虽说平起平坐，一时还做不到，因为政权、军权仍被北人掌控，但占一席之地，有发言之权，那是当仁不让的了。最主要的，是南人在精神上不再仰人鼻息，不再遭人歧视，其理直，其气壮，确也是陈琳、陆机之流想得而不得的。

        东晋政权的精神领袖王导，为了笼络南人，有一次特地请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陆玩家宴，席上端出来北人视为佳品的羊酪。可是，南人看不上这东西，也吃不惯这东西，客拘主面，不得不强咽下一小碗，结果回家后拉了一夜肚子。第二天，他写了一纸便笺给王导：“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在玩笑中，竟将南人詈称北人的“伧”，信笔写下。放在二十年前，陆玩绝不敢这样放肆，肯定会被视为大不敬的行为。

        看来，这种南北逆转的形势，便成为时代的主流。过去南人在北，备受白眼，如今北人款待南人，俨若上宾。据《南史》卷二六，公元548年（梁太清二年），南朝的文人徐陵，被萧衍派往北魏为特命全权大使，竟成了香饽饽。“魏人设馆宴宾，是日热甚，主客魏收（应该算得上是北魏的“国家一级作家”）嘲之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曰：‘昔日王肃初至，为魏始制朝仪，今我来聘，卿复知寒暑。’收大惭。文宣（帝）以收失言，因囚之。”

        在文学这个领域，一等文人是不慌不忙坐等读者找他，二等文人则是慌慌忙忙地去找读者。所以，一等文人，不必太在意知名度，也能知名于世，二等文人，不扩大知名度，还就真是难以知名。魏收，在北方，算得上是一等文人，若在魏晋时，北方的一等，就是全国的一等。而到了南北朝，南方的一等，才是大家公认的一等。魏收便托付回到南方去的徐陵，将他的作品，文章、评论，以及其他学问方面的著述，总有若干部吧，亲自送到徐陵的船上，连连作揖，再三致意，求他散发于江左同行，为之扬名，为之宣传。结果，徐陵在过江的时候，将魏收的著作，通通扔进江水，由其顺流而下。这就是《国史传记》中所载：“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有文学，北士之秀，录其文集与陵，令南传之。陵还，即沉之于水，从者或以为问，曰：‘吾为魏公藏拙也！’”

        生于公元513年，卒于公元581年的庾信，早年在南朝时，与徐陵齐名，时人称为“徐庾体”。后来，经历了侯景之乱，险几丧命；江陵之乱，家人散失。饱尝战争之灾难，乱世之痛苦，流落北国，有家难归。他的挫折困顿，他的颠沛流离，才使得他晚年在文学上达到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其代表作为《哀江南赋》，为世所公认的南北朝辞赋的压卷之作。据唐人张鷟笔记《朝野佥载》卷六，公元545年（梁大同十一年），“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

        据《北史》，庾信在北方的影响之大，“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乃至北朝的帝王宗室，王公大臣，都成了徐、庾的粉丝。所以，当南朝向北朝发出外交文书，要求将这些流寓北地的文人，特点名庾信、王褒等十余人，回归本土时。北朝哪里舍得，魏“武帝但放王克、殷不害等，如信与褒，俱惜而不遣”。这与陈琳、陆机当年的遭遇，简直天壤之别。

        文坛的星转斗移，由北而南，至唐宋而不可逆转，《庶斋老学丛谈》有过详尽的统计：“汉唐盛时，文章之秀，萃于中原其次淮汉，其次偏方。且如广陵。建安七子，始有陈琳。晋五俊，始有闵鸿，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唐有李邕、章彝，宋有秦观、孙觉、孙洙，皆昭昭然人之耳目。南渡后，专尚时文，称闽越东瓯之士，山川之气，随时而为衰盛，谈风水者，乌能知此。唐诗人，江南为多，今列于后：陶翰、许浑、储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颂、沈如筠、殷遥（润州人），三包：融、何、佶，戴叔伦（金坛人），陆龟蒙、于公异、丘为、丘丹、顾况、非熊父子、沈传之、诚之父子（苏州人），三罗：虬、邺、隐，章孝标、章碣（苏州人），孟郊、钱起、沈亚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频、方干（睦州人），贺德仁、吴融、秦系、严维（越州人），张志和（婺人），吴武陵、王贞白（信州人），王昌龄、刘慎虚、陈羽、项斯（江东人），郑谷、王毂（宜春人），张乔、杜荀鹤（池州人），吉中孚（饶州人），刘太真、顾蒙、汪遵（宣州人），任涛、来鹏（豫章人），李群玉（澧州人），李涛、胡曾（长沙人），皆有诗名。”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指出：“盛氏所举，虽多漏略，如禇亮、许敬宗，皆杭州人；沈千运、周朴，皆吴兴人；骆宾王，婺州人；舒元舆，睦州人；崔国辅、殷尧藩，皆苏州人；许棠，宣州人；张籍，和州人；萧颖士，常州人；刘驾，江东人；綦毋潜、戎昱，荆南人；李中，九江人；张九龄，韶州人；孟宾于，连州人；曹邺，桂州人。即以吾越言之，如虞世南，……亦人所皆知者……然其言可谓深知古今之变，自宋以后，东南人才益盛，文事敦槃，几不齿及西北矣。”

        而到了宋朝，南人势盛，则已定局。晁以道指出：“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仁宗）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铉、锴）以儒学，二杨叔侄（亿、纮）以词章，刁衍、杜镐以明习典故，而晏丞相（殊）、欧阳少师（修）巍乎为一世之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庆历间人材彬彬，皆出于大江之南。”

        钱穆先生在里提到王安石：“他新法之招人反对，根本上似乎还含有一个新旧思想的冲突。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新党大率为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他进而分析：“宋室相传有‘不相南人’的教戒。无论其说确否，要之宋初南方人不为相则系事实。然而南方人的势力，却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真宗时的王钦若，仁宗时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先例。而南方人在当时，显然是站在开新风气之最前线。在野学校之提倡，在朝风节之振厉，文章之盛，朋党之起，皆由南士。”

        “因此当时南人，颇有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较优，南方人经济上负担较重之感。而在北人眼中，则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扩，似乎大非国家前途之福。以中国疆域之广大，南北两方因地形、气候、物产等等之差异，影响及于社会之风习，以及人民之性情，双方骤然接触，不免于思想态度及言论风格上，均有不同，易生牴牾。”

        从南北朝起，北人的文化优势不再，一直到唐、宋，一直到明、清，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艺繁荣，中国文化的历史天平开始向南倾斜，还并非如俗话所说“六十年风水轮回转”的钟摆效应，而是一摆过去，就不再摆回。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谈道：“永嘉之乱，中州士族南迁，魏晋新学如王弼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均移到了南方，江左学术文化思想从而发达起来。《隋书》七五《儒林传序》云：‘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所以，陈的结论是：“南北相较，南学胜于北学。”

        其实，岂止经学，在文学这个领域里，也是南人要多占优势。鲁迅在他这篇名文中，也做出过类似的看法：“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话虽然说得刻薄，但“愚”和“狡”，这两种精神状态的分野，对于文人而言，其创造性，其想象力，其美学考量，其思想天空，必然会发生着很大的差别。现在，回过头去看五四以来中国文坛上的那些顶尖人物，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徐志摩、叶圣陶、俞平伯、林语堂、沈从文、丁玲……无一不是南人的现状，也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在中国文人的地图上，北主南宾的格局，遂成过去，而南人唱主角，挑大梁的南盛北微的现象，便是历久不衰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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