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关于我的父兄。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我所掌握的讲故事的材料不多且还真伪难辨。一部分来自传闻和他本人的叙述，两者都可能含有失真与虚构的成分；还有一部分是我亲眼目睹，但这部分材料既少又不贴近，还由于我与他相隔的年龄的界限，使我缺乏经验去正确理解并加以使用。于是，这便是一个充满主观色彩的故事，一反我以往客观写实的特长；这还是一个充满议论的故事，一反我向来注重细节的倾向。我选择了一个我不胜任的故事来讲，甚至不顾失败的命运，因为讲故事的欲望是那么强烈，而除了这个不胜任的故事，我没有其他故事好讲。或者说，假如不将这个故事讲完，我就没法讲其他的故事。而且，我还很惊异，在这个故事之前，我居然已经讲过那许多的故事，那许多的故事如放在以后来讲，将是另一番面目了。
有一天，在我们这些靠讲故事度日的人中间，开始传播他最近的警句。在我们这些以语言为生产材料的劳动者的生活里，警句的意义是极大的，好比商品生产中的资本，可产生剩余价值，又可投放市场和扩大再生产。所以，传播并接受某人的警句，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警句是：
“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
恰巧在这一天里，因为一些极个人的事故，我心里也升起了一个近似的思想，即：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
他的警句和我的思想接上了火，我的思想里有一种优美的忧伤，而我又要保护我个人的故事，不想将其公布于众，因为这是与情爱有些关系的。所以我就决定讲他的故事，而寄托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自私的、近乎偷窃的行为，可是讲故事的愿望多么强烈！我们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将真实的变成虚拟的存在，而后驻足其间，将虚拟的再度变为另一种真实。现在，故事可以开始了。
他与我并无血缘关系，甚至连朋友都谈不上，所以称之为父兄，因为他是属于我父兄那一辈的人。像他这类人，年长的可做我们的父亲，年幼的可做我们的兄长，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就称他为叔叔。他们那类人倒霉的时候，我只有三岁，而当我开始接受初级教育的时候，他们中间近半数的人已经摘去那顶倒霉的“右派”帽子，只留下了一些阴影，尾巴似的拖在他们身后。等那阴影驱散，云开日出，他们那类人往往成为英雄的时候，我已经是个成熟的青年了。这便是我与叔叔在时间上的关系。他们那类人倒霉的真相，有的已大白于天下，有的至今还是个不幸的谜，有的很冤枉，有的很荒唐，也有的很活该。叔叔倒霉是因为一篇他在校刊上发表的文章。文章描写一头小驴子从过不惯集体生活、自私自利而变为热爱集体、大公无私，来反映从个体农民到公社社员的成长过程。叔叔所以采用这样的拟人化的用第一人称自述的手法，是因为他刚读过一本借来的。这文章被指责为污蔑农民是没有自觉性的驴子，并借驴子之口攻击合作化运动。我曾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听到或读到叔叔复述这篇文章。其时，叔叔已成为一名讲故事的专家。第一次是在一个全国性作家大会的小组发言中，叔叔以他自己的经验来批判极“左”路线是多么有害，他说他其实是热心地真诚地赞颂合作化运动，好心却变成驴肝肺，他说他愿意滚钉板来证明他的忠诚。他对由之而来的多年的劳改生活充满了赎罪与乞求新生的心情，犹如炼狱一般。他的苦难经历深深吸引了像我们这样的青年，正像我们以我们插队的经历去吸引下一批青年一样。当我们被上一代的经验哺育长大后再操起批判的武器，来做一次伟大的背叛，就像猫和虎的中国童话。叔叔很认真地叙述他这一篇致命的文章，做了许多注释，生怕我们不懂也怕我们看轻了它。这文章有一种刻骨的天真烂漫，令我们微笑不已。第二次听到这文章是在某个刊物举行的笔会上，一日傍晚，参加笔会的人们走在夕照下的海滩，叔叔以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这个几乎置他于死地的小文章，他嘲讽当年政治运动的荒诞不经，多少纯洁青年的命运被这荒唐历史演绎而摆布，一个偶然的行为却可成为决定生死的事故，这便是宿命吧！他三言两语地说完文章的内容。那文章显得既简练又富有含义，展露了一个青年的文学才华。这篇文章第三次出现是在叔叔发表于某杂志的文学小传里，这一回已是一篇真正的“伊索寓言”，对当时的世事，充满了具有先知意味的讽刺，作为处女作排列在叔叔的写作历程里，使叔叔的文学生涯一开始便充满了大祸临头的灾难意味。后来我还听别人第四次说起过叔叔的文章。那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他到处声称自己是一名“漏网”的“右派”，之所以没有戴帽完全是由于侥幸和偶然。他说他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右派”，叔叔则是个假的，而且在叔叔的档案袋里，装满痛哭流涕、卑躬屈膝、追悔莫及的检查。他又顺便提到叔叔的文章，说那文笔糟得很呀！不如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之所以叔叔成了“右派”，完全是为了凑数。这真正是个错划的“右派”啊！他脸上布满了痛心的表情。这是叔叔顶顶走红的时候，几乎成为我们这些人的精神领袖。所有的人全都分成两大派：一派是崇拜他的人，一派是中伤他的人。所以，此人提供的情况立即被排除出考虑的范围。我只需从叔叔的三次叙述中挑选一次，作为我讲叔叔的故事的材料；或者是将三次结合起来，这符合我们一贯遵循的创造典型人物的原则。我想：我选择第一次叙述中的那一个真诚的纯朴的青年，作为叔叔的原型；我选择第二次叙述中的那一个他具有的宏观能力且带宿命意味的世界观，作为叔叔的思想；我再选择第三次叙述中的那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作为情节发生的动机。这便奠定了叔叔是一个文学家的天才命运的基石。现在，叔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致可以确定了。
叔叔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右派”。当时，他年轻得还没来得及谈恋爱，所以他和别的故事里的“右派”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女朋友，因此就没有人与他联手演出伤感的离别剧。他背了一个简单的铺盖卷，去了青海。去青海的这段路程，我们可从许多“右派”的回忆录里获得印象：大雪苍茫，车在暗夜里行驶，几临深渊和悬崖，宛如一只白色的虫蚁在千沟万壑里爬行。在叔叔身边，有一个老人，教授模样，慈爱地问他有多大年龄，又说叔叔和他第三个儿子一般大。当别的“右派”熟睡的时候，这老人给他讲了一个俄罗斯童话，关于喝鲜血而活三十年的鹰和吃死尸而活三百年的乌鸦的故事。当鹰尝了一口死尸的腐肉之后，腾空飞起，说道：我宁可喝鲜血活三十年，也不愿吃死尸而活三百年！老人的童话在这雪夜行驶的货车里产生出奇异的效果，青年“右派”虽然还不能理解童话的含义，可是却被这忧伤又激昂的气氛感动了。后来，那老人与他分在农场的两个大队里，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一个夜晚就像是一个梦境，却留给青年一个童话。从此这个童话就存在于他的心间。他认为这童话是教导人们要有意义地活着，要健康的人生而摈弃腐朽的人生。他引申到他的错误，心想自己险些误入腐朽的人生，于是努力忏悔，恨不能脱胎换骨。可是后来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他开始怀疑道：什么是腐朽的人生？什么又是健康的人生呢？他想他那赎罪的半生经验是绝对算不上健康的：他想他半生的经验全是为了向人们证明他是个诚实的青年，这种证明消耗了他整个的青年时期，这有什么意义呢？再后来，他又想他的半生不是平淡度过，而是获得了宝贵的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于他日后成为一名大作家无疑是重要的财富，于是，叔叔心里充满了鹰的骄傲。
但是，当我认识叔叔之后，才知道他做“右派”时，去的并不是青海，而是遣返回乡，到了苏北地区的一个小镇的学校里。开头的几年是做校工，看门、打铃、扫院子、起茅厕、种学校后面的几亩菜地，还喂了一口肥猪。后来摘了帽子，便开始教书。在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时候，那些去青海的故事是极易产生并流传的。而所以会有那则出神入化的俄罗斯童话，大约是因为叔叔那一代人是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三套马车”永远是他们审美的背景。假如要编一个叔叔的夜晚，大风雪是少不了的，驿道是少不了的，如再要讲一个童话，那就只能是鹰和乌鸦的童话了。
叔叔当年所在的小镇与我后来插队的农村地理上属于一个区域，行政上却跨了两个省份。我们的麦地连着他们的麦地，当他们的孩子入侵到我们湖里割猪草时，我们常常笑话他们有些字的发音，比如将“鞋子”说成“孩子”。当一个女孩丢了她的鞋子时，她便大叫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样的趣事一个后晌便传遍了我们的村庄。我们和他们还因为争夺土地发生械斗。我是后来才知道叔叔所在的小镇就在我们邻近的地区，这就给我今天讲故事提供了揣测的依据。
我想，当叔叔来到那小镇不久，一场大饥荒便席卷了中国的大地。在我们村庄里，关于这场饥饿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并且将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人饿死了，又有一些人撑死了。这些撑死的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之后忽然得到吃的，便暴食而死。这些吃的都是偷窃而来，或是仓库里留存的来年的种子，或是地里半熟的果实，假如被守仓库或看青的人逮住，便会挨打并游乡。撑死比饿死更加悲惨，他们大张着两眼，浑身抽搐，叫着：“渴啊！渴啊！”但这时候可万万不能给他喝水。开始时并不知道，只当喝水就能救他，不想喝了水便死。后来就不给水喝了，可不喝水也还是死。那时候，我是城市里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记得我们城市流传着抢劫的可怕传说。于是我们便不在街上吃东西，而是带回家来吃。回家的道路总是路远迢迢和险象环生，我们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大手，急急地回家。那时候，我是个幸福的孩子，无忧无虑，还没上小学。少先队员是我羡慕的榜样，我的命运的重闸扛在爸爸妈妈的肩上，要过很久，我的幸福才会打折扣。下乡的时候，我们跑前跑后，走东串西，要求老乡给我们忆苦思甜，他们不说则已，一说便是一九六〇年的大饥荒。这场饥荒割断了我们村庄的历史，为我们村庄留下了一群纪念碑似的坟头，每到清明时分，坟头上便顶了一块碗大的新土，就像我们城市里的一种点心，叫定胜糕。不过，叔叔毕竟是吃商品粮的居民，每月的定额基本保证供给。饿是人人必受的刑罚，但镇上没有人饿死，死的是那些逃荒路过的外乡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镇上没有猫也没有狗，都被杀吃了。镇上和周围的树皮也被放学的孩子剥光了，野菜也挑完了。后来，据叔叔自己说，这一段日子倒并不难过，那时候的人都讲政策，对人也尊重，见一个“右派”，至多淡漠一些，倒也平安无事。至于饥饿，由于信念的支持和赎罪的心情，这一场折磨于他几乎成了安慰。他说：他像个自虐狂或者苦行僧一样，随着饥饿一阵阵袭来，便觉得自己逐渐地纯洁了。他是第一批摘帽的幸运的“右派”，当他第一天走上讲台，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安慰他并且原谅他。这是我从叔叔的一篇小说中读到的，权且借来作为我故事的补充。
这时候，我该是上小学了，当老师走进教室，便随了班长的口令起立，桌椅板凳稀里哗啦一阵响。同学们私底下传说我们学校里有一名“右派”，但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机密，谁也不知道“右派”是谁。我们起先怀疑是一位图画老师，因为他脸色阴沉，不苟言笑，看人的目光充满敌意，和社会主义很不合作的表情。后来我们又疑心是一名校工，因他对谁都点头哈腰，笑容可掬，似乎向人们请罪。再后来，我们认定是一位自然老师，她对同学凶恶无情，将粉笔头做子弹，射击同学的头颅。我们觉得黑暗处有一双罪人的眼睛，注视着我们，使我们紧张不安。“右派”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敌人，反革命和地主已在我们出生前消灭干净，只留在我们的某一篇课文上以及一些反特电影里。最后，终于有人透露出来，“右派”是一位音乐老师。她雍容华贵，总是衣冠楚楚，弹了一手好钢琴，态度高傲，在学校里独往独来，没有一位同事与她做朋友。她和小学教育事业格格不入，她和社会格格不入，她为什么成了“右派”？后来我想，大约是她不服从大学分配。因为其时我恰好知道，我家楼上那一位深居简出的社会青年，由于不服从大学分配而成了“右派”。关于“右派”的经验就这样越积越多。这些“右派”都无痛心悔改的表现，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我行我素。而我的故事需要有一个忏悔的过程，我不愿意我的故事太平庸。所以，我就直接从叔叔自己的小说里摘录了那样的情节——“当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一齐安慰他并且原谅他。”
在我插队的地方，人们对老师是很尊重的，“养是父母、教是先生”的古训流传至今。于是，先生便是和父母一样重要的人了。学生为老师干活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师那里还会成为一个文化的中心，晚上，凡是崇尚知识的青年都喜欢聚集在老师的屋里。后来，我们知识青年下了乡，我们那里便成了又一个中心，并且具有取代学校老师的趋势。我想：叔叔的学校当是一所公社中学，除了镇上的孩子外，还有四周农村的孩子来读书，他们一般是干部和家境较好的孩子。他们因为没有粮票，也没有足够的细粮到食堂去换饭票，往往都是带馍。他们都有一个布口袋，装着芋干面或秫秫面贴的馍馍。他们多数是早上来，晚上走，每天要步行几十里的路程，只有镇上的或者特别富有的孩子才住校，到了晚上，这部分住校的学生往往就到单身老师的宿舍里聚会。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成了叔叔的妻子。
一个偏僻小镇的女学生，爱上一个摘帽“右派”、一个来自城市的老师，就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诗篇可做。其中含有一个朴素的自然人与一个文化的社会人的情爱关系；又有一个自由民与一个流放犯的情爱关系，就像旧俄时代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故事；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家庭与一个漂泊的外乡人的情爱关系。这三重关系搅和在一起，可写出深刻的人性与广阔的社会背景，既有特定的现实性又有永恒的人类性。这样的故事，叔叔已经写过了，而且不止一篇。这些篇章感动人心，脍炙人口，流传极广，使叔叔极负盛名，引起许多爱好文学或者不怎么爱好文学的青年的崇拜。
关于叔叔的婚姻，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题目，于是便也是流言最多的一个题目了。有人说那女学生痴情到了万般无奈，深夜敲门，而叔叔由于“右派”的阴影，只得压抑人性，将其拒绝，内心却痛苦得不行。那女学生坚定不移，不顾家人的阻挠，心诚石开，终于做成了这桩好事。有人说事情恰好倒过来，是那老师天天要学生去屋里补课，大冷的天，学生握不住笔，他就替学生暖手。另有一个版本是说老师要教学生二胡，帮助学生纠正指法。最客观的一种说法是：那女孩并不是叔叔的学生，而是学生的姐姐。学生跟老师学二胡，学出了感情，便为姐姐作伐，成全一段姻缘。那学生姐弟二人跟寡母生活，日子过得很艰难，能有一个挣工资的男人进门，显出了那学生的谋略与远见。在那镇上，那年头，大约是一九六三年吧，“右派”是怎么回事清楚的人不多，更何况是摘了帽的，就跟没事人一样。结了婚后，老师成了皇上，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这种传说貌似客观，却含有一股隐隐的恶意。它是企图抹杀叔叔这一经历中的所有色彩，使之平淡无光，与叔叔小说里的描写拉开了距离。后来，当叔叔离婚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曾有机会亲耳聆听叔叔本人的叙述。
外面传说叔叔离婚的最直接原因，是第三者插足，可是等到他离婚之后并没有结婚，这种诋毁便不击自败，烟消云散了。由于叔叔小说中对一位青年“右派”的爱情过于出色的描写，所有的人都认为这非他本人经历莫属。将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作者合二为一，是当今读者最热衷的事情。于是所有的人都认定了那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一定要叔叔担任男主角，并且不许卸装闭幕。叔叔或者继续演出这段乱世情史，满足观众的需要；或者就将以前的成功的戏剧一并粉碎，破坏观众的欣赏。叔叔先是选择前一种做法，因不堪重负，败下阵来，最后做了一个逃兵，招来人们的怨恨。一种受了欺骗的情绪在群众中可怕地蔓延，似乎货物出门便百事不管，挣了名声就卸了责任，有一种过河拆桥的不仁不义的味道。然而，失望的情绪转眼被好奇心理取代。离婚是最富吸引力的新闻。叔叔的知名度再一次增长，一夜之间，谱写了明星轶事。这时候，叔叔又参加了一个笔会。那时候，笔会是非常多的，开完了这个开那个，笔会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大家见面，免不了要问起此事，尤其是一批女性，她们心里暗暗地期望能够进入叔叔新的浪漫剧中，即使是担任一个配角。这些女性的年龄层次从四十五岁到十八岁不等，囊括了整整两代人。叔叔说他的婚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带有时代的烙印，作为审美也许有欣赏的价值，现实中却有无数的困难。他说在他无家可归的日子里，妻子收留了他，以她的情爱哺育了他孱弱的身心。如今他健壮了，便要离家远行，这确有一股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味道，可是使生命力衰竭则是更大的不道德和不人道。我们就问他妻子对离婚的态度，我们习惯以叔叔小说中女主角的名字称呼叔叔的妻子。叔叔回答：她只说，人在危难时，就当拉一把，人有了高远的去处，则当松开手。他妻子的回答使我们叹服不已，人人脸上都有愧色。我们相信叔叔是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才跨出这一步的，我们也相信叔叔的婚姻至少在那时候是美好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永恒的，都是阶段性的，尤其是爱情。所以，我想，事情确是如叔叔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了。但是，离婚的理由却不是那样简单，这理由甚至超出了叔叔自己的理解。它之所以被我知道是因为一个心理的契机。这是一个心理的原因，在整个故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而现在仅仅是开头。
在叔叔结婚的第二个春天，便有了一个儿子。这一段日子是叔叔平静美满的时光，其实却是灾难来临前令人陶醉的假象。叔叔在屋前种了喇叭花，屋后种了一小片油菜，油菜花开的季节，就飞来此地罕见的淡白的粉蝶。在这段日子里还发生过一个小小的事件，最后所以没有酿成大祸，全归于妻子对叔叔绝对的信赖和博大的胸怀，可是这却为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这个事件的材料，来源于一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叔叔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以及揭发材料，还有叔叔档案袋中一小份思想认识，是被那位“漏网右派”捅出来的。他到处讲“右派”的坏话，分明是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但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却能接触第一手资料，所以有时候我也用得着他。这是叔叔绝口不提的事件，也从没在小说中写过。或许这仅仅是一个污蔑和谣言，属于“文化大革命”中许许多多莫须有事件之一。可是它对我的故事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它的话，我的故事便失去了发展的动机。因此，我必须使用这个也许是无中生有的材料，它是一件委琐的小事，于叔叔伟大壮烈的苦难有腐蚀的作用。可它却使痛苦与灾难变得真实和具体，而不仅仅是一种风格化的装饰。它像一枚钉子那样，将痛苦敲进人的身体，使之刻骨铭心。
我想，那是在一个夏天的夜晚，蛐蛐儿在墙角里歌唱。叔叔对妻子说：我要去学校一趟。然后就走了。他去学校是因为他的一件什么东西忘在了办公室里，这件东西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他就不必要晚上去拿，而可以等到明天早上。不过，他并没有和妻子说这些，他只说：我要去学校一趟。然后就走了。学校离家不远，隔了一条常年干涸的小河，再走过一条小路，路两边的人家，院子里种了向日葵。这正是向日葵结籽的季节。这是暑假的第一周或者是第二周，校园里静悄悄的，蛐蛐儿的歌唱更加洪大和响亮。当叔叔穿过白杨树影里的操场的时候，那气氛一定是非常静谧的。这气氛里有一种力量打动了叔叔的心，使他走进办公室之后没有立即去找他特地来取的东西，而是从墙上拿下一把二胡，开始拉一首忧伤的曲子。住在学校附近的人都听到了这琴声，他们说：听，先生又在拉琴了。先生拉了一段就不再拉了。这时月亮也升起了，将小河里的流水照得一片一片晶亮。忽然间，这静谧被打破了，空气里起了一团骚动，人人都有些不安，觉着在这镇上的某一处，正发生着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人们从屋里走到门外，望着月光如洗的地面，等待着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走过他们的门口。有性急的人已经离开家门，四下里跑了几步。这个小镇在它长久的静谧中培养了一种超然的警觉，它能辨别出每一丝不寻常的气息。这时候，从学校的方向，传来一声尖锐的狗吠。人们顿时紧张起来，血液涌上了头，不出所料，果然出事了。小镇上的居民对非常事件的预感从来不会有错。有人低低地呼唤一声，然后一齐朝狗吠的方向奔跑过去，杂沓的脚步声好像镇上突然聚集起一支军队。男人们在奔跑，女人抱着孩子站在门口，目送他们远行。这样的小镇是不可侵略的，这里万众一心，草木皆兵。脚步声朝着学校的方向跑过去，学校的门开了，月光如镜的操场上霎时间站满了人。在重重包围的中心，站了叔叔。叔叔的衣领已被撕碎，脸颊上留有巴掌的印痕。他的胳膊一左一右被两个男人揪住，那两个男人还在朝他脸上吐唾沫。叔叔的脸色苍白，眼神慌乱，他的膝头打着战，他想说话却说不出声。那一大一小两个男人押着他朝前走，人群让出一条道路，组成两道人墙，注视着他们通过。叔叔神志有些糊涂，他不知道这是要往哪里去。由于被那么多人注视而感到窘迫，他便微微红了脸，露出一丝羞怯的笑容，于是招来人们愤怒的辱骂：瞧这婊孙，还有脸笑，×他八辈子的祖宗啊！不知是哪个孩子带的头，孩子们开始朝他扔石块。石块如雨点一般朝他飞来，他不由得埋下了头。可是一阵屈辱袭来，他又奋力昂起了头，就有石块击中了他的额角，流下了鲜血。鲜血使他的脸看上去既可怕又可怜，人群沉默了一刻。人们认得押他的两个男人是他一个学生的父亲和哥哥，那学生是这小镇上一枝花的人物，照规矩已是待嫁的年纪，之所以还来上学全因为娇宠任性，要找个有趣的玩处。这时，女学生已经不知去向，这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则一清二白，小镇居民的想象力是非凡的。老师被押到校门口，徒然地在原地转了一个圈，因为学生的父兄这时也有些糊涂，不知应当何去何从。就在他们困惑的时候，人群中突然钻出一个人，扑上前去，伸手便在那父亲脸上掴了两掌，骂道：你个婊孙养的老不死的！
出场的是老师的妻子。老师的妻子掴完学生的父亲的嘴巴，又一头撞在学生的哥哥的胸上。两人不由得松了手，她便将老师拉到身边，以极迅速的动作扯下老师的一片衣襟，裹住老师头上的伤口，转眼间，老师便成了一名“挂花”的英雄。老师的妻子双脚一跺地，连珠炮般地说道：你还当你养了个贞女，你原是养了个婊子，勾引男人是她的一手绝活，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她又很刻毒地说：你若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打听打听？这里的男人可都知道你闺女。她是送上门的货，她是烂了帮的鞋，她是骚狐子投的胎，她是窑子里下的种！老师妻子的咒骂可说是惊世骇俗，震天撼地。她不怕如此糟蹋一个没过门的闺女丧了阴德，世上最恶毒、最肮脏的字眼从她嘴里源源而出，滔滔不绝。她的声音又脆又亮，每一句都有石板钉钉的效果。这样的咒骂进行了三天三夜，她堵到那学生门上去骂，在赶集的日子里站在人最多的街口去骂。她以她语言的强悍击败了对方，扭转了局势，拯救了叔叔，可是却也种下了祸根。
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知道真相的人有这么一些：老师，学生，老师的妻子，学生的父亲和哥哥。可是出于各自的原因，谁都不说，都隐瞒了实情。而到了日后，这事情再一次爆发，则是由另一些人，出于另一种用心而一手挑起的了。人们虽然有无数种猜测，可是老师妻子的恶言恶语压制了他们的口舌，他们只敢在私下窃窃而语，绝不敢进行传播。老师妻子的恶语似乎能置人于死地，谁也不敢以身相试。人们想，这是一户外来的人家，无根无攀，于是也不怕得罪祖宗，也不怕来世里上刀山下火海，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这一场风暴在那时是抑制下去了，那个夜晚留在人们记忆中，神秘而不可测。老师和学生两个家庭共同地守护着这一个秘密，谁也不泄露一点。后来所揭露出的所谓的真相，其实都是当事人被逼不过做的假供，以及旁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杜撰。
然而不管怎么说，叔叔那一晚是大大地丢了丑，在很长的日子里，他抬不起头。他行动举止有一点委琐，言语总是嗫嚅着，不清楚也不果断。从此，他再不拉二胡了，在放学以后的时间里，再也不去学校。他下了班就直接回了家，抱着孩子。人们走过他家，有时候就看见他抱了孩子坐在门口的板凳上。他还变得有些怕老婆，唯唯诺诺的，被老婆使唤着，还被老婆的母亲使唤着。他每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剩地全交到这母女二人的手中，他甚至戒了烟，也不常喝酒。他身上总是穿着那几件旧的衣裳，很少添鞋袜。他还变得有些邋遢。有时候，他的妻子会当了别人的面数落他，说他马虎，凡事都不在意，不换衣服，其实新衣服就在柜子里，却不爱换，只爱看书。在那些日子里，看书成了叔叔唯一的嗜好。他的妻弟，也就是他过去的学生，在县里读高中，每个周末回来，都从图书馆给他借来书。读书的时候，叔叔的心境是平静和愉快的。当他在灯下静静读书的时候，他妻子的心境也是平静和愉快的，一针针咝咝啦啦地纳着鞋底，看着他魁伟的背影猫似的伏在桌上，感到彻心的安慰。她想她降住了一条龙，喜气洋洋的。她温柔地想：我要待你好，我要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地待你好！这样的夜晚总是很缠绵，直到东方欲晓。这样的日子平静地过去了一年光景，与以后的灾难的日子相比，这称得上是幸福的生活了。
关于叔叔和妻子的关系，我已进入了主观臆想的歧路。这几乎和所有人的想象都不一样，和叔叔自己从小说及平时言谈中透露出的信息也很不一样。没有人能提供我可靠的材料，夫妻间的私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且谁也不会做真实的表达。这一段材料的空缺只有靠我的想象去填补。我填补的方法大致是这样：在两个基本属实的已知的情节之间，设计一个最合理因而也是最简捷的过渡，好比在两点之间最近的连接是一条直线。困难在于要准确判断已知情节本质的内涵和走向，这是设计简捷合理过渡的重要前提和根据。但是，偏差是难免的，尤其当我使用的材料都是那么模棱两可，歧义丛生。那天晚上的事故一定有着深不可测或者显而易见的原委，要从一个小镇上简单又微妙的人事关系中去揣度个中原委并非不可能，可是事情已过去这么长久，人们的印象与认识又都充满谬误，外查内调的时代也已过去，我坐在我的书桌前讲故事，有一些来龙去脉便只得省略了。而我已经完成了开头的段落，讲到了这里，回头的道路是没有的，我只有沿了我的想象继往开来，将故事进行到底。
就这样，叔叔有一度成了妻子的大宝宝。在这个家庭中，除了上班挣工资这一桩事，没有别的需要负责。他的一切，除了思想而外，全由妻子负责管理。他每日下午回到家，就抱了大宝——大宝是他们儿子的名字——坐在门口。喇叭花开了一度又一度，他和大宝两个坐在黄昏的喇叭花下，两人都不说话，静悄悄的。他没什么要和儿子说的，儿子视他也如陌路人一般。等屋里两个女人弄好晚饭，天色便也黑了。晚饭以后，妻子就将窗前的书桌整理一下，对叔叔说：看书吧！叔叔就坐到书桌前看书了。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在几百上千个这样的日子里，会有那么一天，当叔叔的妻子对他说：看书吧！叔叔突然地勃然大怒。他抬起胳膊将桌子上的书扫到地上，又一脚将桌前的椅子踢翻，咬牙切齿道：看书，看书，看你妈的书！看他横眉瞪眼的样子，似乎面前的书桌不是书桌，而是牢笼了。开始，叔叔的妻子惊呆了，吓坏了，因为她没有想到叔叔还会有这么大的火气，且又发作得很突兀，便不知说什么好。可是她仅仅只怔了一会儿工夫，就镇定下来。她不由得怒从中来，她将大宝朝床上一推，站到叔叔跟前，说：“你有什么话尽管直接说，用不着这样指着桑树骂槐树；这个家有什么亏待你的地方，你如不满意尽可以走；烧给你吃，做给你穿，我兄弟借书给你看，我妈这么大岁数给你带孩子，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你摆什么款儿？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好了，现在就走！”叔叔没有说话，像一头累苦了的牛似的呼哧呼哧喘着，两只手捏成了拳，关节捏得发白。叔叔是个敏感的人，他从这话里一定听出了两重意思：一重是他是这个家庭的受惠者，这个家庭收容了他；二是如他要离开这个家，他所能带走的仅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家里没有一点属他所有的东西。这一刻里，叔叔所受的震动是极大的，因他已经沉溺在这小家庭中很久，将鹰和乌鸦的童话埋在了心底，日常生活的温暖剥蚀了他的理想，使他越来越深地蜷缩进这避风的港湾。而在这一刻里，他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他发现他原来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寄居在人家的屋檐下。他就站在那里无声地哭泣起来。像他这样一个身材魁伟的男人，一旦哭泣起来，可使人肝肠寸断，心如刀绞。他的流泪好比是流血一般，如不是真的心痛，是绝不会哭的。叔叔的妻子被他的眼泪弄得心痛万分，由于心痛又更加气恼，她说：你哭算什么本事，我也会哭的！说罢真的泪如泉涌。孩子缩在墙角却不哭也不闹，静静地烦闷地看着这个场面。他脸上时常有这种烦闷的表情。叔叔哭了一会儿，就弯腰把扫在地上的书本拾起来，一本一本地摞在桌上。然后，他就坐下来看书了。叔叔的妻子便也不再多话，退回到床沿坐下，做她的针线活。她做着做着，就抬起脸望一望叔叔的背影，心里想道：他在想什么呢？她第一次关心叔叔心里想的东西，微微有点不安。在那时候，她就已经敏感地感到叔叔的思想对她的生活的威胁。这一晚上其余的时间里，叔叔都沉默着，很晚很晚还不上床。她没有催促他睡觉，他也没在惯常的规定时间里睡觉。他的灯在这沉寂的小镇上亮了很久，在天亮之前格外黑暗的时间里，人们以为这是一颗启明星。这是在很多很多正常的日子里一个稍稍特殊的日子，可是这绝不妨碍叔叔和妻子这一段生活总体上算过得幸福，就如叔叔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一个青年“右派”的婚姻一样。
还应当设想一下叔叔和孩子大宝的关系，这于故事的发展和结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孩子出生时，叔叔正在教室里上课，人们来叫他。他告了假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对自己说，假如在路上遇到一个女孩，那就是生女儿；假如遇到的是个男孩，则生儿子。他不知为什么心里暗暗企盼遇到个女孩。在这条短短的回家路途中，他的美梦已经做开了头，他想他的女儿应当有一双什么样的眼睛，一张什么样的嘴，应当扎什么样的小辫，应当穿什么样的鞋袜。后来，当西方各种各样的心理学传到中国，中国也开始建设自己的有东方特色的心理学科的时候，人们分析说，这类现象其实是一种隐秘情结的下意识反映。他所设想的女儿的形象其实正是他梦中的爱人形象。所以，后来，当他得知落地的婴儿是个男孩的时候，他不由得生出一种失恋的心情，深深地失望了。从此，他对这个男性婴儿总有一种生分甚至敌意的感觉，好像一个外人侵入了他家，并且将他的家人驱赶了出去。这样，他和儿子的那种长久的疏远的感情便在此得到了解释。这时候，正当他走在路上等待一个女孩出现，来到跟前的却是一只肮脏的老羊，长长短短的毛上沾了一些野草的草籽，散发出腥臭气味，把他的好梦打断了。孩子是在日落的时分降生的。后来，叔叔曾经回想并考察那孩子降生的时刻，不知是凶是吉：火红的硕大的日头冉冉而下，一个男孩呱呱落地了。这情景有一种壮丽的令人心颤的含义，在后来的回想中，叔叔曾经饱含了热泪，可在当时，他只是想：是男孩还是女孩？人们欢天喜地地向他报告一个男孩的诞生的喜讯，他却在悼念他失去的那个女孩。那女孩在他回家的途中已孕育成熟，却夭折了。他甚至有些悲哀。望着那啼哭不止的男孩，他想：这婴儿和他有什么关系呢？由于他从开始就没有认同这个孩子，所以后来就一直视他为路人。当这孩子长到会说话的时候，他听这孩子的口音是与他妻子、岳母及妻弟一样的本地人口音，与他的口音绝不相同，他便更生出了排斥的心情。他本来给这孩子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可是妻子和妻子的母亲却另外起了小名，“大宝、大宝”地叫个不休，原来的名字倒忘了。他想：大宝是谁家的孩子？他不知道大宝是谁。
大宝最绚烂的时刻，随了他的降生而逝去，后面全是暗淡的路程，这大约就是他降生的那一幅日落景象的启示。这是叔叔后来多次回想与思考的果实，那是在他已经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的日子里，他和大宝及大宝的母亲分开生活了。当他自以为已经安全，不必担心大宝对他的侵入，他与大宝的关系再不需负起亲情和责任的重担，在他们父子解约的日子里，他才以一个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兴趣和心情，去想大宝的诞生和道路。可是大宝却将发起第二次侵略，这第二次侵略将严重损害叔叔的人生。
如不是后来的变故，也许叔叔还会有一个女孩，这女孩也许会缓解他与大宝紧张的关系。可是因为后来的事情，这女孩始终没有来临。后来的事情便是人人皆知的“文化大革命”。“革命”使沉睡很多年的小镇苏醒过来。小镇上的每一天，都像是过节一般，免费观看喜剧和悲剧。剧中凡是倒霉的角色，大家就都推举与他们关系疏离的外乡人来担任。在这些戏剧中，最吸引人们的自然是那些带有猥亵意味的隐私性质的情节。叔叔是个极好的人选，在运动开始不久，他便被推上了舞台。在批判摘帽“右派”的幌子下，人们对两年前那件奇异的往事进行了追究。叔叔被隔离在学校茶炉旁边堆煤的小屋里，接受审查和批判，不许家人探望。学校和镇上的造反派一起组成调查组，重新审理这个案件。他们寻找当时住在学校附近的人们谈话，寻找叔叔的家人谈话，一定要他们回想两年前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在人们的回想里显得越来越不寻常。他们还不远万里，跑去找那个事发一年后嫁到新疆建设兵团的女学生外调。无奈那女学生拒不见面，经再三请求见了面后又拒不回答问题。无奈她丈夫是兵团里正掌权的干部，就不便逼得过紧。女学生已做了母亲，身上又怀了一个，脸上布满了褐色的孕斑，憔悴不堪，见了家乡来的人便流泪不止，使他们不免也鼻酸起来。两年前的事故就像一个谜，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悻悻然又怅怅然地回到小镇，在各方面收罗来的零星材料的基础上，开动了想象力，竟完成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们说：这其实是一件阴谋，策划者是叔叔和他的妻子。他们陷害那女学生是为达到将她赶出家乡的目的。因为叔叔原先就与这学生有一段瓜葛，凡是在校的老师、同学其实早就有所察觉。这段瓜葛持续到他结婚以后，还若即若离，藕断丝连。叔叔的妻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一个晚上，叔叔说他要去学校一趟，她其实是知道他别有用心，却只装作不知道，也不多问。等他走后有半晌工夫，她来到那学生家中，说找学生借个东西，明日一早就要用。学生的母亲说，让她兄弟去找她回家。叔叔的妻子就说：要找到她，累她上我家来一趟，我家有吃奶孩子，不等在这里了。说罢转身走了。女学生的兄弟原以为妹妹是在要好的姊妹家玩耍，可找了几家却都说没有见着，这一来就有些疑惑，因在平时他妹妹确有一些不好的传闻，家里人也关上门揍过她几回。这样，他就回到家中，把情形一说，她父亲便和他再一次出门找了。当他们几乎找遍了镇上的大沟小坎，终于找到学校里来的时候，就发现了最最不忍卒睹的一幕。不料叔叔的妻子先声夺人，使得形势大变。以此来看，叔叔是个大恶不赦的摧残女学生的流氓“右派”，而叔叔的妻子则是一个包庇者和帮凶，必须共同批判。那次批判会是小镇盛大的节日，学校的操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有一些人是从邻近的乡镇赶来。人们在操场上等待了很长时间，开幕不断推迟，到了一点推两点，到了两点推三点，人们耐心而焦躁地等待着，这一刻终于来到了。那是叔叔和妻子在分别半年之后第一次见面。他们分别时是盛暑，现在已是严冬。他们两人从左右两侧被推上学校昔日的领操台。他们被人按低了脑袋，互相只看得见膝盖以下的部分，叔叔没穿袜子只穿了单鞋的双脚，长满了冻疮，又红又肿。当他们有时被揪了头发抬起脑袋回答问题时，却又避开去看对方。他们感到羞愧难当，他们不曾想到做人还会有这一课，他们想：做人有什么意思呢！有一刻，会场非常安静，能听见鸟在天空清脆的啁啾。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当丑闻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的时候。冬天的阳光有些苍白，寒气渐渐袭人。高音喇叭在人们空旷的头顶上回荡，人们耐心地聆听着，长久地踮起脚尖或伸长脖子望那对男女。他俩成了人海中的两只漂浮的虫蚁，被捉在这一座土台上示众。这一幕场景来源于叔叔的传闻。有了解叔叔过去的人，眼见叔叔成了明星之后，出于感慨或是羡嫉，就将这一幕景象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在叔叔背后唧唧哝哝，窃窃私语。在传播的过程中难免走样，会有一些加油加酱，会增添一些有助于流传的刺激性成分，就像文艺作品的商品化倾向。而由于这一场面的丑陋、残酷与痛心，从未有人胆敢去问叔叔，当面向他核实。人们所认识的叔叔魁伟而尊严，拥有崇高的痛苦，无法与这委琐羞辱的伤害联系起来，在他跟前，有一丝联想都是不应该的。而我固执地选用了这一个以讹传讹的流言，为的是这提供给叔叔后来的离婚一个最有说服力且最深刻的理由，这理由就是，他要将这小镇从他历史上一笔勾销，而妻子是这历史的一个旁证，他必须消灭这旁证。这小镇将他一生的尊严都亵渎了。有了这小镇，他再也无法像人那样做人了。这一段做狗、做猫、做虫蚁的历史，将他整个人的历史都破坏殆尽，为他的一生敲了丧钟，他绝不允许它的存在。
所以，在那一刻里，当高压电流从空中湍湍而过，当鸟的啁啾清脆婉转，叔叔便丧失了神志。他茫然地只来得及想一下：这是在做什么哪！便成了一根没有意志没有思想的木头。他站在那里，听着人海低沉的呼啸，肩背上挨着老拳，他甚至还微笑了一下。紧接着，他觉得腿弯处遭到突兀而有力的一击，他扑通一声，趴在了地上。这时候，他却被唤醒了，听见有人声嘶力竭地喊他的名字，是他妻子在叫。他这才发现自己的额头在往下滴血，殷红的血在灰色的沙土上很快地积起了一摊。妻子以惊人的力量挣脱了两个男人长大的臂膀，爬到了他跟前。叔叔抬起眼睛看着妻子，他的眼睛这时候分外明亮，他又微笑了一下。他想：我们这会儿聚首啦！在孤苦的囚禁中，叔叔无数遍地憧憬过和妻子聚首的情景，他想起妻子对他的般般好处，想到过去的时光是多么美妙。然而，在这一刻里，他只想着赶紧和妻子分开。他觉着，这样的夫妻相会太令人难堪，无法忍受。他拧过脸不去看她，脸上却挂着那个无名的微笑。他很感激那两条大汉，他们一左一右立即从他眼前拉开了妻子，他这才轻松下来。妻子的哭骂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这女人是比叔叔更能引起人残酷虐待的欲望的，她立即挨了揍。她是那样暴跳如雷，骂不绝口，拼力挣扎，人群中掀起波涛般的骚动，唏嘘一片。一幕戏剧到了最最激动人心的高潮处，太阳也就下山了。
妻子对叔叔的忠诚，在这一事件中，证明是不容怀疑的。本来造反派是要争取她的同盟，可她毫不考虑便大骂出口。将她押上历史舞台，实是出于不得已，造反派们这样想。她将叔叔视作自己的生命。在对叔叔的爱的面前，她的自尊心，她的羞耻感，全都迟钝了，只有这爱是灵敏的、活泼的、力量无穷的。这是她与叔叔不相同的地方，叔叔视光荣如自己的生命。
这场悲天撼地的戏剧结束在日暮时分，半个月以后，叔叔便被放回了家。在那最最激动人心的演出之后，所有的场景都变得平淡无奇。叔叔这一个角色算是告一段落。而整个小镇在那惊世骇俗的场面之后，也平静下来，过了一段无风无浪的日子。
经历了这些之后，叔叔和妻子的关系会获得什么变化呢？人们认为叔叔和妻子的感情增进了，他们成了一对真正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所以，当叔叔日后要求离婚的时候，招来了白眼。叔叔成了背信弃义的典范，所有的人都在骂他忘本。故事如果这样发展，难免落入俗套，成了一个道德训诫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想应当留给别人去讲，我要讲的故事是关于叔叔的痛苦方面，或者快乐方面的经验。因我以为人性最崇高的境界是欢乐的境界，快乐是比欢乐低一个级别。快乐还含有人感官方面的愉悦，但已经相当接近欢乐的最高境界了。欢乐是人的灵魂所能获得的最高愉悦，灵魂在最终获得愉悦的路途中，要经历些什么呢？历代的哲人相继歌颂欢乐，于是作为欢乐对立面的痛苦便也成为世世代代永远不衰的主题。痛苦由于是与欢乐对峙，因而也是一个崇高的境界。我却不知道像我们这些错过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末代子孙，是否有资格和可能接触痛苦与欢乐这样崇高的题材。人类的文明已创造出上万种互相践踏和自我践踏的刑罚；在伟大的历史记载中，个人的命运只是短暂的瞬间，草芥不如。我们的痛苦是那么卑微，那么毫无价值，简直称不上是痛苦，我们的快乐则只是苟且偷欢，过眼烟云，简直也算不上是快乐。我们是委琐而卑贱的人们，我们自相残杀，将白刃与红刃见于鸡毛蒜皮的琐屑摩擦之中，我们有无脸面写痛苦和快乐的故事？所以，也许我关于叔叔的故事，从根本立意上就是不存在的。我苦心经营一个不存在的故事，是为了什么？故事其实全都起源于那一天的一个突然的认识，一个人造成了我心如刀绞的经历，我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从此，我常常在想“快乐”这一个力所难及的事情。然后，我就向叔叔借来一个故事。从现实出发，我只选用“快乐”这一个稍稍低级的题目，使我不致彻底失败。这是我第二次在叙述故事的起源，以后还将有第三次的叙述。
从我叙述的初衷出发，在经历了那一场患难后，叔叔觉得这婚姻和爱情不堪忍受。他觉得婚姻非但没有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分担他身受的屈辱和不幸，反而加剧了这屈辱和不幸，并且使这屈辱具有了形式的外壳，永久地保存下来，没有遗忘的可能了。可是这只是叔叔灵魂上的看法，他的肉身上，却有许多有求于婚姻的地方，比如安全感，比如温饱，比如性欲。而且，为了使自己忽略灵魂的抵触，叔叔有意无意地夸大、强调、扩张他肉身的需要，使这需要成为第一位的，与生存联系起来。这是一个灵魂的休息的时期，叔叔变成了一个肉欲主义者，他变得贪得无厌。他学会了喝劣质的白酒，用报纸边缘卷粗劣的烟丝吸，到了夜里就力大无穷，花样百出，使得妻子彻夜无法安眠。他甚至学会了本地男人特有的传统本领，就是打老婆。开始，他是在自己屋子里打，关了门，不许老婆哭叫出声。后来，愈演愈烈，他开始打到院子里来了。再后来，就打上了街。当人们看见叔叔手里握着一根拨火棍，满街撵着嗷嗷哭的女人，就好像撵着一头不肯回窝的母猪。这时候，人们便从心底里认同了叔叔，把叔叔看作是小镇上正式的居民。他们用他们那种亲昵而不无猥亵的语言议论和嘲笑叔叔，原先一个城市文化人在他们心目中那种又敬畏又排斥的地位，如今荡然无存。叔叔还学会了骂仗，这往往用于和他岳母之间。当他岳母刻毒地骂他“右派分子”或者“流氓分子”的时候，他便更为刻毒地骂岳母是“克夫命”和“绝子命”。有时候，他喝了酒，就骂骂咧咧的，说她们母女三代都是他养活着，几乎将他的血榨干了；他说他的婚姻简直就是一个陷阱，或者是一个圈套，他是永无翻身之日了；他还说他女人将他当作囚徒，为了她们的生计而使他失去自由。叔叔渐渐有些胡作非为，飞扬跋扈。他在家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就分外紧张，大人孩子噤若寒蝉。也有他喝了酒反比较清醒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捶打自己的脑袋和胸膛，骂自己不是人，没有本事和社会抗衡，与命运斗争，只能来欺侮女人，他是个窝囊废、孬种；他不再说这家庭榨他的血汗，反骂自己害了这家庭，使她们蒙受了羞耻和苦难。女人忍不住去劝他，他倒又变了脸，狰狞可怖，使得凶悍的女人见他都怕了三分。这是他在家里的表现，到了学校则又变了一个人似的。他随和，谦虚，很好说话；如有人当面说了令他难堪的话，他也装作听不见或听不懂；他还很会附和别人的意见，人们无论说什么，他总是“对，对，对”的。在后来的每一次运动的浪潮中，比如“清理阶级队伍”，比如“一打三反”，比如“揪出‘五一六’”，他的问题总要被旧话重提，再来一番批斗，可是这已远远不能刺激小镇的居民了，甚至对叔叔也没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了。他走过糟蹋他的大字报前时心里很平静，还有心情去欣赏上面的漫画。叔叔已变得麻木不仁，并且得过且过。
叔叔曾在小说中写过一个青年“右派”的自杀，他写他自杀的方法是利用煤气，最后煤气从门缝和窗缝弥漫出来，唤来了人们。这透露出一个信息，暗示我这是一次想象的自杀事件。因为在内地小镇生活了许多年的叔叔，对煤气一无经验。即便是在他曾经生活过若干年的那座中型城市，使用煤气也是近十年之内的事情。煤气自杀是一种都市化、工业化的自杀方式，带有蒸汽机时代的特征。我估计这是叔叔从旧俄时期的小说，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得来的自杀经验，还有就是那些后来公布于众的发生于中国大城市的悲惨事件，有一个著名的诗人死于煤气，还有一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死于煤气，这大约也给叔叔以启发。在叔叔那样的小镇上，人们用于自杀的方式往往是跳井或者喝“一○五九”之类的农药，像恬然长逝于有毒的烟雾之中这样优美的叫后人痛心的死法是绝少的。从中我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叔叔确想过自杀这一回事；二是叔叔向往的自杀是一个美丽的自杀。接下来的问题是，叔叔是当时想过自杀，还是后来？假如是当时想过的，又是什么原因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我想，在那灾难的日子里，想到死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我们不应当排斥叔叔是想过自杀这一桩事的。但是从叔叔所描写的自杀形式上看，则又感觉到叔叔与自杀这一件事的距离。叔叔是站在一个审美的立场上来写这一个自杀事件，这又不是当事人的态度了。叔叔将那个青年“右派”的自杀写得那样潇洒，使他能够从中得到两种享受：一是殒命者自我表现的满足；一是旁观者欣赏的满足。这是真正面临自杀的人难以顾及到的效果。所以，我们现在至少可以断定，如小说中那个自杀事件，并不来自于叔叔的经验。那么，叔叔自己的关于自杀的经验是什么呢？没有关于叔叔自杀的传闻。因此，至少是叔叔没有明显的自杀行为。叔叔本人没有提供给我们这方面的任何材料。于是我想，叔叔在当时并没有强烈的自杀念头。这判断还根据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叔叔当时的处境还没有到达绝境。叔叔没有将自己那颗敏感、娇嫩、高傲、易受伤害的灵魂逼到绝路上，他让它中途就开溜了，而人的肉体可说是百折不挠。抛开灵魂不说，叔叔肉体的待遇还可说是比较好的，至少温饱无忧，至少性欲得到满足，再进一步，叔叔苦闷的心情也最终在打老婆、骂岳母的活动中得到了有效的发泄。这说明叔叔具有比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叔叔有极自觉的生命意识，他在灵魂上将自己放逐了。他没有灵魂的羁绊，保存了肉身，以待日后东山再起，魂兮归来。叔叔在潜意识里，其实一直不相信灾难会是永恒；叔叔在潜意识里一直等待着苦尽甘来。祸福轮回、否极泰来的辩证思想根植于叔叔的世界观中。这就是支撑叔叔活下来的最重要条件。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叔叔确曾发生过未遂的自杀事件，却被他深深地缄默掉了，因为这事件没有美感，因为这事件腐蚀了崇高的情感。叔叔的审美从本质上说，是古典浪漫主义的。
那么就让我们尊重事实，就是说，叔叔没有自杀，他想：只要活下去，总归有希望；他想：总有一天，我会来拯救灵魂；他还想：他妈的好死不如赖活着。鹰和乌鸦的童话他压根儿忘了，或许，鹰和乌鸦的童话压根儿不是发生在他初当“右派”的年代，而是在远远的以后，我们同样没有根据说鹰和乌鸦的童话是发生在以前。所有会摧毁叔叔活下去的信念和勇气的童话，叔叔都下意识地回避；所有会唤醒叔叔骄傲和脆弱的灵魂的故事，叔叔全都装作听不见。生的意志是很顽强的。他使自己麻木，迟钝，粗糙，像动物一样，对生存持极低的要求。所有敏感，骄傲，灵魂不肯妥协和圆通的人都自杀了。那个岁月里，自杀的人成千上万。我就是在那个成千上万个人自杀的日子里，离开我所生长的城市，来到和叔叔的麦地接壤的那个邻近的省份里插队的。我身后的城市的街道，沾染着自杀者的斑斑血迹。我有个亲戚住在十层的高楼上，他们的顶楼成了自杀者的悲恸之地。有许多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为避免怀疑，就不乘坐电梯，徒步走上十层的高楼，气喘未定便纵身跳下。下面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城市里最著名的百货公司就在这里。那么多人死在闹市的中心。我想，如不是自杀的决心已定，他们是无法跨出这最后一步的。在他们跳下的那个位置上，可以居高临下地看见这个城市浩如烟海的屋顶，人们在屋顶下做着各种活动，洗衣、做饭、浇花、放鸽子——当鸽子的哨音在云层里缭绕时，这些自杀者会想什么呢？他们是怎样克服自己的动摇的？他们曾动摇了吗？他们将自己逼上了绝路，一点后路都不留给自己了吗？在许多人自杀的日子里，叔叔活了下来。
就这样，叔叔活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有关“流氓”的问题平反了；有关“右派”的问题改正了。叔叔开始写作一些散文和小说，起先是在地区的报刊上登载，后来登在了省里的文艺刊物上，再后来，发表在北京的刊物上了。这是一篇影响极大的小说，关于一个青年“右派”。一些刊物转载了这篇小说，另一些刊物评论了这篇小说。叔叔为这篇小说所写的创作谈，远远超过了这篇小说的字数。叔叔继这篇小说之后，又写作了许多小说。许多刊物的编辑，来到这偏僻的小镇上，来向叔叔约稿。这小镇上从来没有来过县级以上的干部。这小镇的邮政事业也因此繁荣起来，来自北京的信件源源不断飞来。叔叔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上外面开会去了。第一次开会是在一九八○年的年底，冬天的时候，叔叔去北京开会。他背了一个简单的挎包，乘长途车到县里搭火车，乘火车到省城去和省代表队集合。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会议，是文坛的一次盛大的集会。这是叔叔第一次走到外面的世界去。他在这个小镇过了那么长久的幽禁一般的生活，他将第一次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叔叔成了这次集会的明星一样的人物。许多同行、编辑和记者在休会的时间里慕名来到他的房间，和他聊天，一聊就聊到了天明。后来，休会的时间显得不够用了，他们就在开会的时间留在房间里聊。来客中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是最为他吸引的。她们大都天真无邪，涉世很浅。他所描述的生活与经历，于她们像是天方夜谭。她们的头脑又都很好，领悟力极强，凡事一点即通，言语也都极其机智新颖，可起到激发叔叔灵感的作用。五天的会期转眼间便过去，叔叔随了省代表队回到省城，再回到县城，然后一个人走着回家。途中有一些凄凉的心情是很难免的。但对于潜心创作小说，这却是极适宜的心情。从此以后，叔叔的生活就变成了相得益彰的两部分：一是在小镇上的工作和写作，这是寂寞与安静的一部分；二是出门开会，开会总是热闹和喧哗的，聚集起许多光荣与显赫，这既能补充思想、开阔眼界，也使得小镇上的生活有了补偿和安慰。同时，也正是因为那些寂寞的劳动，才换来了喧哗热闹来作回报。叔叔很快在这两种生活中找到了平衡的节奏，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段时间，叔叔写得又多又好，几乎每一篇都能打响，引起社会的反响。叔叔的痛苦的经验，他虚度的青春，他无谓消耗掉的热情，现在全成了小说的题材。由于写小说这一门工作，他的人生竟一点没有浪费，每一点每一滴都有用处。小说究竟是什么啊？叔叔有时候想。有了它多么好啊！它为叔叔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叔叔可以重新创造他的人生；在这个世界里，时间和空间都可听凭人的意志重塑，一切经验都可以修正，可将美丽的、崇高的保存下来，而将丑陋的、卑琐的统统消灭，可使毁灭了的得到新生。这个世界安慰着叔叔，它使叔叔获得一种可能，那就是做一个新的人。叔叔厌弃他的旧人，他的旧人像一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的旧人还像乌云笼罩，使他见不到阳光。他要重写他的历史。小说使得叔叔的妄想成为可能的了，这大概也就是叔叔让那个青年“右派”自杀的真相。
众所周知，小说中那个青年“右派”在煤气呈淡绿色的烟雾中丧生之后，有一段关于灵魂的著名描写：“灵魂扶摇直上，像鸟儿似的，望着大地，想：人世间多么龌龊啊！想罢之后，便唱着歌儿飞走了。这歌儿是青年‘右派’一生中从未唱过也未听过的快乐的歌儿。”我想，叔叔在此将自己处决了。所以，叔叔的新生是从一个青年“右派”的死亡开始的。
我是和叔叔在同一历史时期内成长起来的另一代写小说的人。我和叔叔的区别在于：当叔叔遭到生活变故的时候，他的信仰、理想、世界观都已完成，而我们则是在完成信仰、理想、世界观之前就遭到了翻天覆地的突变。所以，叔叔是有信仰，有理想，有世界观的，而我们没有。因为叔叔有这一切，所以当这一切粉碎的同时，必定会再产生一系列新的品种，就像物质不灭的定律，就像去年的花草凋谢了，腐朽了，却做了来年花草繁荣的养料。而我们，本来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为叔叔有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垫底，当他面临一种新的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他便也面临着接受还是拒绝这两种选择。他要为这选择找到理论与实际的依据，他还必须在他感情和理智的具有分歧的倾向下进行这选择，选择的对与否将在很长的时间里伤他的脑筋，动摇他的固有观念。这种选择往往是包含着抛弃这一桩苦事。他还难免会有患得患失的心理，唯恐选择的这一样东西其实并不对他合适，而旧有的已经失不再来了。是保守还是进取，将成为他苦苦思索的题目。而我们呢？接受什么只是听凭感觉，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准备负什么责任，选择和放弃于我们都是即兴的表现。我们在一个文化荒芜的时代里长成，然后就来到一个八面来风的日子。二十世纪包括十九世纪末期的一百来年的思想，最最精粹的果实以及残羹剩饭，在同一个时刻里向我们奔涌而来。我们选择的高低往往听凭于我们的天赋和运气。可是，在表面上，我们却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气象，并且似乎总是走在时代最新潮流的前列。这使得叔叔那一类人会产生一种落伍的危机感，他们往往是以导师般的姿态来掩饰这种感觉，就像我们，总是用现代派的旗帜来掩盖我们底蕴的空虚。我们这两代人在当面互相夸赞之后，是互相的藐视，这妨碍了我们的交流和互助。他们在肯定我们的成绩时，有时候会说我们遇到了好时候，言外之意是他们没有及时地遇到好时候，而我们的成绩只是倚仗了好时候罢了。我们占了年龄上的便宜，有时候对他们态度宽大，说一些崇拜他们经验的好话，弦外之音则是除了经验而外他们并不比我们多出什么。我们心里其实是不承认他们精神领袖的地位，在我们看来，精神应是共和制的，没有什么领袖不领袖。他们的作品在我们看来，总是思想太多，似乎小说只是个盛器。他们总是被思想所累，样样无聊的事物都要被赋上思想，然后才有所作为。我们认为天地间一切既然发生了，就必有发生的理由与后果，所以，每一桩事都有意义，不必苦心经营地将它们归类。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有含义是我们一种极端的看法，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极端看法，则是一切都无意义，意义在于视者自己，一切存在只是我们个人意识的载体或寄存处而已。这是两种好逸恶劳，不肯动脑筋，不愿劳动的对世界的看法。而叔叔他们则在这两者之间。他们首先承认事物客观的意义，再求于人的主观发现。他们自找麻烦，选择这种耗时又耗力的观念，还使得下一代对他们议论纷起，认为他们强加于人。他们背负着思想的苦役。我们主观地认为，他们的受苦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错误的思想方式，活得不够洒脱。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人所受到的制约是多么不可违抗，若说是人选择了思想方式，不如说是思想方式选择了人。我们以为什么都可随心所欲，做游戏也可不遵守规则。小说这世界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假象，我们以为现实也如小说一样，可以任意指点江山；我们以为现实和小说一样，也是一种高智力的游戏。小说给予我们和叔叔的迷惑是一样的，它骗取了我们的信任，以为自己生活在自己编造的故事里。这一个虚拟的世界蒙骗了我们两代人，还将蒙骗更多代的人们。
叔叔在“文革”以后的故事就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我虽然是采用了顺叙的手法，其实质却是倒叙。我是在了解了故事结局之后，才开始选择故事的材料，组织故事，设计叔叔的心理动机。所以，我现在就可以断定叔叔“文革”后的故事的性质。在当时，我们一无了解，我们将它看作是另一桩故事。“文革”结束的时候，叔叔正好四十岁。四十岁的男人正在当年，成熟却依然青春勃发。叔叔留了络腮胡子，眼角和额头有刀刻似的皱纹，这使得二十多、三十多的男性在他面前成了儿童。后来，络腮胡子风行不衰，不知道这除了重映三十年代美国西部片的影响外，是否还有叔叔的一部分功劳。叔叔说话有低沉的喉音，语调有几分温柔，会用俄语唱俄罗斯民歌，具有西伯利亚茫茫草原的风味，虽然谁也没有去过西伯利亚。叔叔的形象和声音有一种受难的气质，这是他的真正魅力所在，所有的白面小生在此魅力之光的照耀下都显得轻佻、浅薄，好像一块一口一个的甜点心。叔叔的身材高大伟岸，如一个体力劳动者的身体，可却有思想累累的头脑。叔叔后来从小镇调到了省里做职业作家，在他的家属没有调进省城时，他自己住一间小屋。许多女人从很远的地方乘了火车或者轮船来到这小屋，叔叔只得在门上贴了谢客和探访规定的条子，就是这样，也阻挡不了源源而来的人流。
现在的事情，越来越接近于叔叔的隐私了。可是因为这于叔叔的故事非常重要，难以回避。要把这一个故事说得清楚、完整、合乎逻辑，成了我这一阶段生活的唯一目标。我想没有一个别的故事，可以像叔叔的故事这样表达我目前的心情了，我在许多故事里选择了很久，叔叔的故事胜过了一切。
我想，和叔叔有亲密关系的女人有两个。一个是某刊物的编辑，比叔叔小一岁，人们有时候叫她大姐。她除了编辑小说之外，还写一些散文，文字相当优美。她消瘦，苍白，稍有一点病态，使她看上去楚楚动人。她生活在一个离婚率很高的城市里，不久前，也离了婚，过着单身女人的生活。她和叔叔的来往形式主要是书信，每年有两度或三度，叔叔去看望她。他下了火车，先在她家附近找一个招待所住下，然后打电话给她，两人说好一个地方，就在那里见面。每一回见面，都可给他们双方留下很长久的回忆，所以，除了书信而外，他们的交往还在回忆中进行。叔叔和大姐的关系，有一种冰清玉洁的味道，他们从一开始起，互相就建立了默契，决不亵渎他们之间美好的关系。他们甚至从没有过性的接触，但是在情感与思想上却相互介入得极其深刻。他们还从不互相点穿他们之间的关系，说话也从不涉及对方的家庭和婚姻，这是他们的禁区，稍一涉及便会有世俗与不洁的气息。有一回，叔叔喝了些酒，就有些多话，他对在座的我们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对女人有爱和喜欢两种，对爱的女人是不会有性的要求的；但对喜欢的女人，则有此要求。而后，他又补充一句道：女人是不配爱的。我想，大姐是世上极少数的他爱的女人。叔叔喜欢的女人则非常多，其中与叔叔保持了不寻常的亲密关系的是那个叫作小米的姑娘。她是作协机关的打字员，当作协开会的时候，就做些会务方面的工作。她仅十九岁，是那种活泼可爱、甜蜜娇憨类型的女孩。她使叔叔想起了多年前诞生于他的想象且又夭折的女儿，就好像在向叔叔还愿似的，出现在叔叔的生活里。只要叔叔给她办公室打个电话，当天晚上她便来到叔叔的小屋里。这样的时候或是叔叔情绪好，或是情绪不好，或是东西写得不顺利，或是写得顺利却又写累了。叔叔要她来，往往是为了做那样的事。做过之后，叔叔却心疼得唏嘘不已，将她抱在怀里，哄她，唱歌给她听，讲故事给她听，唱着说着，思绪就飞远了，好像是在唱给说给很远处的另一个人听。在另一种时候，叔叔就会赶小米走，无论小米是多么兴致勃勃。这或也是叔叔情绪好，或情绪不好，或东西写得不顺利，或写顺利却又写累了。但无论叔叔是怎样无情无义，当下一次叔叔要小米再来的时候，小米还会再来，并不摆一点架子。大姐从不向叔叔问及小米，虽然她无法不知道小米，叔叔和小米的事搞得很是沸沸扬扬。而小米时常问叔叔，为什么定期要到那个城市去？是不是那里有一个女人？小米发誓她绝不吃醋，要叔叔把这个女人说出来。叔叔微笑不语，然后就像狼一样将小米抓进怀里，不让她再多话。叔叔从来不给大姐买什么，却时常给小米买。小米常常在街上看见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是她喜欢的，就跑到叔叔这里来，说那里有一件衣服怎么怎么，有一双鞋又怎么怎么。叔叔问了价钱，把钱给了她，她便立即转身去买。买来后穿给叔叔看，叔叔有时说好，有时说不好。下次小米来报告衣服和鞋的情况，他依然给钱。大姐在叔叔心目中是很圣洁的，他对她摆脱不了一种仰视的心情，大姐对他的情感被他视作珍宝一般，使他的人格增添了价值。见不到大姐时他非常想她，一旦在她跟前，他却又十分紧张，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他一举一动就都小心翼翼的，唯恐有哪一点闪失而让大姐失望，他不舍得使大姐对他的情感遭到损失。离开大姐时，他忍不住会松一口气。假如这一回同大姐的相处比较圆满，他表现得也比较出色，那么他就会心情愉快地度过这一段和大姐分离的日子；否则，他便垂头丧气，好像打输了仗的败兵一般。他在小米面前，则能够尽情地享受他的成就感。小米对他的依赖，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物质上，都令他心醉。小米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服从，使他认识到自己一个男人的价值。在小米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能力、魅力以及生命力；而在大姐身上体现的则是他的思想和智慧的力量。这也是使叔叔与她们保持了亲密关系的根本原因。如没有她们两个人的存在，叔叔的价值就没有了载体似的，无法实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以后的叔叔是大姐和小米共同创造的。大姐和小米共同创造的这一个叔叔要比小镇上那个叔叔成功多了。叔叔的离婚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的。
叔叔的离婚事件，在当时几乎成为一件桃色新闻。原先人们私底下议论着的叔叔和大姐、小米的关系，忽然之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的人都在街头巷尾讨论这事，并且猜测叔叔离了婚后是和大姐结婚，还是和小米结婚。叔叔原以为他和她们，尤其是和大姐的关系保护得很好，没料想原来人人皆知。当他辗转听见人们对他和大姐的议论时，几乎心痛如绞。他觉得他和她苦心保护的一件珍品，被粗暴地打碎了。他好像看见黑暗里大姐的一双幽怨的眼睛，注视着他，然后泯灭了。小米则抱有和叔叔结婚的期望，她问叔叔：你离婚是为了我吗？叔叔想说什么，却又觉得对她说什么她也未必懂，就苦笑着说：这不是一回事，小米；这是两回事，小米。他把小米搂在怀里，轻轻摇着，像摇一个心爱的婴儿。这时候，叔叔感到了孤独，他想：有谁能说清呢？他为了什么离婚？为了想通他为什么离婚这个问题，他不得不将他过去四十年的生活重又拾起想了一遍。这一个夜晚，他久久不能入眠，往事如同隔世。一幕一幕在他眼前演出的，好像是别人的故事。那个人是我吗？叔叔不断地问自己。其中有一些令人心悸的篇章，叔叔想回过头去不看，可是不成。这种回顾往事的活动，一夜间就耗尽了叔叔的心血，平添了白发。从此他再不做这样的回想，他要把往事全部埋葬，妻子便做了陪葬品。所以，他更加只有离婚这条路可走了。而他苦就苦在，他不能将这些对人说，即使是大姐，也不行。这不是他对大姐的理解力有所怀疑，而是因为他不能让大姐和过去四十年里的那个叔叔认识，他不能让任何人和那个叔叔认识，和那个叔叔认识的任何人他都要消灭，杀人灭口似的，连他自己也要消灭。消灭自己是多么困难。他在一个人的深夜里，吞噬着四十来年的自己，一点一点地，这是一个秘密的工作，谁也帮不了他。
妻子说，其实她早想到有这一天的，因她早看出他是虎落平川。可她就是要降伏他这头虎呢，要是只猫又有什么意思？说到这里，她骄傲地笑了一下。这一笑不由得使叔叔对妻子刮目相看，觉得十多年的相处都不如这一瞬间了解这个女人。妻子继续说：所以，我不拦你。然后她就说了叔叔后来告诉我们的那句话：人落难时，当拉人一把；人往好处走时，则当松开手。但是，她有个条件——叔叔便抢在前边说，他早准备给她和大宝一笔钱，虽然，这话听起来他有些卑鄙了，但这也是事到如今他为他们母子唯一可做的事了。妻子听了一笑，说她要提的倒恰恰不是钱的事情，钱的事情可以放在以后再说，但她要提的也是他可以做到的事，只要他愿意。叔叔问，那是什么事呢？妻子说，当年因为他的事，可以说是天翻地覆。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才又接着说：可不是天翻地覆？这些年总算安静下来，却再要离婚。人家早就等着看热闹，看不着急得眼红呢！这一下可不又要天翻地覆了？所以他要把他们母子调到省上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那时，她立即和他离，如他不相信，现在就可以立下字据，签字画押。这样做也是为了大宝的前程，从此可做省城的居民，不必窝在这龟孙地方了。叔叔听了这话不由怔住了，妻子说得有理有节，不容他反驳，可这正是触及到了叔叔的难言之隐。他调到省城已有三年，其间调动家属的机会虽说不多，却也并非绝无仅有，他总是一拖再拖。这三年内，他甚至没让妻子儿子上过省城一次。这时候，他慢慢地镇定下来，想象着和旧日妻子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情景，发现这要求是万万不可答应的，宁可不离婚。他态度很坚决地说：这怕是难了，因为离婚的事现已众所周知，上级自然不会再给家属户口，这样的户口每年都有一定的名额，只会少不会多。妻子轻轻一笑，说：就说现在不离了呢？你那支笔，能把死的写成活的，活的又写成死的，改一改口，谁能不信？叔叔不说话了。临走的时候，妻子又说道：这是为你儿子，离婚离得了女人，离得了儿子吗？这句话在当时，叔叔义愤填膺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听懂，只当是一句要挟的话。几年以后，他才又重新想起了女人的这句话，感慨万千。这时，叔叔拿了自己的东西，气恨恨地走了。这一次关于离婚的谈判没有成功。之后有三个月的僵持时间。在这三个月的僵持时间里，叔叔想过起诉的方法，可他一想到出庭的场面，就立即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只有耐心地等待。可他没有心思写作，整天和小米在一起，事到如今，他也不顾及外界的舆论了。到了往年应去看望大姐的日子，他却犹豫了许久，决定不去，可临了还是买了张退票登上了火车。随了火车逐渐接近大姐的城市，他的决心逐渐动摇。下了车后，他又在大姐家附近，他常住的那家招待所门前徘徊了许久。最后他没有订房间，决定当晚就回去，借了服务台的电话把大姐约在了一家个体户餐馆里。他们吃了一顿晚饭，然后就分了手。两人都没提及叔叔正在进行的离婚，只说了些无聊的闲话。当她对他说“保重”这两个字的时候，叔叔明白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们之间的纯洁关系被舆论扼杀了。这些舆论使得他们神圣的情感变得无聊而低级，抹杀了其特殊的性质，如同这时文坛上愈演愈烈的所有男欢女爱的奇闻轶事一样。大姐是最容不得庸俗的，他和大姐的关系也是最最容不得庸俗的。僵持了三个月后，他又回家一次。这一回，妻子退了一步，说她的户口可以留在镇上，反正她这一辈子早被人说够了，再说也没什么可说了，可是他必须得将孩子的户口办到省上去，儿子可以只在名义上算成跟他生活，实际上一分生活费也不要他出，但是，他必须带儿子上省城。最后，她又说：你撇得掉女人，撇得掉儿子吗？这句话也是在后来使叔叔感慨万千的。
在叔叔的离婚事件僵持的时间里，叔叔几乎没有写什么文字。由于这段时间持续得较长，所以人们注意到了叔叔这段沉寂的时期。人们怀了兴奋的心情，等待着叔叔新的作品，心想这大约是一篇和婚姻有关的东西。但在停笔一年半之后，叔叔写的第一部作品是出访西欧某国的游记。游记写得有些乏味，其间没有奇遇，也没有新鲜的发现，只是泛泛地描写了一些旅游和参观项目，以及一些欢迎或欢送的仪式，还有一些当地的人物。叔叔向来深刻的思想在这里一无用武之地，文字也显得贫乏无力。其实游记这一类东西，就是将平日的所思所想，装进所见所闻，再以其时其地的心情打一个包装。而这与叔叔整个生涯毫不相关的景物，只在匆匆一瞥之间，能激发起叔叔多少心情呢？离婚这一桩事，耗去了叔叔的时间和情感，而出国访问，除了刺激一下叔叔的好奇心和虚荣心外，并没有向他提供多少经验，甚至还抵不上一次国内的深入的旅行。从叔叔的游记里，我感觉到这次远行并没有构成叔叔的人生经历，叔叔的所见所闻，都有些像拉洋片似的，在眼前历历走过，并没有激荡起叔叔多少感情。我想，这是因为：第一，叔叔不懂外语，无法和人直接交谈，通过翻译只能得到些外交辞令和导游手册语言；第二，叔叔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国家里的一个封闭的小镇，对西欧某国在思想和情感上都一无准备，产生不了共鸣；第三，叔叔是作为一个代表团的成员出访，行动无法根据自己的选择。这样，叔叔写这游记似乎仅仅是为了告诉人们，他最近去了一趟西欧某国，还有就是告诉人们，他写了这些游记。然而，这时期叔叔的重要经历——离婚，却没有留下记载。我的这些关于离婚的叙述，是根据事情的结局反推而至的。
叔叔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和他的代表团团员在一起，就只和小米在一起。小米劝他：让儿子来省城就来省城吧！叔叔就说：你不懂，小米；怎么和你说呢？小米。后来，叔叔和妻子达成的协议是：将儿子户口调到省城，但他仍然在原地读完最后一年高中，然后高考。有本事，他考进省城大学，如考不上大学，在找到工作之前，依然留在家里跟母亲生活。叔叔说，他无法照顾孩子。就这样，叔叔终于离婚了。叔叔离婚后没有和小米结婚，也没有和任何别人结婚，这才使得叔叔的离婚事件带有了心理学的神秘色彩。
叔叔最后一次从那个小镇回来，期待了长久的事情一旦解决了，他反而有些怅然。一件负了很久的重荷突然卸了下来，难免有一种丢失了什么的错觉。但叔叔总的心情是轻松的。他花了时间，将新分给他的三室一厅的房子装修了，在书房的墙上挂了他从各地带来的纪念品，比如甘南的牛角、内蒙古的马刀、陕北的布老虎、贵州的蜡染壁毯，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民俗博物馆。这时节，比叔叔年轻的一代作家正兴起“寻根”的热潮，试图从民间的艺术里找到中国文学的表现形式，这大约是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以及美国的南方文学带给我们的影响和启发。我们步行或者骑车来到最偏僻的农村，收集农民的谚语、民歌、传说，听年逾古稀的老人讲村庄的历史。我们追寻中国文化最原初的面貌；追寻几千年来为中国士大夫排斥了的文化自然状态；追寻几千年来为政治和权力使用而狭隘萎缩的中国文化的原始生命力。这追寻是出于新文学运动迅疾发展所带来的能源危机：思想、故事和语言在很短的时期内全被用尽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进行新的开发。这种严肃的文学运动很快被世俗化，使得民俗成为一种时尚。叔叔在这方面往往能做到先发制人。由于他的社会经验永远比我们丰富，有时候他参加我们的讨论，往往能占据中心的地位。他善听又善辩，总是使人折服，可是结束后，我们却发现，这讨论已被叔叔引导到另一个方向，距离初衷很远。因为本质上，叔叔与这场运动是隔膜的。中国几十年的政治生活充满在他个人的遭际和命运里，使叔叔对世界的看法总是持一种现实的政治态度。国家与政权概括了整个世界，是人类活动的大背景，人们的行为模式是社会生活的代表。文化的意识总使他感到抽象，艺术在他看来，也具有实际的政治的功用。“寻根运动”只在某一点上与他合拍，那就是他可为政治在文化中找到更深一层的解释。任何事情，叔叔都要求得到解释，解释不清的事情叔叔绝不承认，他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不可知的观点总被他排斥。叔叔把“寻根”作为对世界的一种新的解释方法，而我们则以“寻根”来追索世界的原来面目。这就是叔叔这代人，这就是叔叔。在我们成熟起来的日子里，叔叔与我们拉开了距离，产生了差异，叔叔的危机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产生这危机感的背景基本由三件事情组成：一是叔叔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出访西欧某国，这使叔叔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上升一级；二是叔叔终于完成离婚这件大事，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从而可以一无羁绊地开始新生活；三是文坛上兴起“寻根运动”，这运动发端于比叔叔年轻一辈的人们。俗话说月满则亏，叔叔觉得自己如今就是在这个当口了。叔叔的危机感表现在当讨论“寻根”这个问题时，叔叔太过急于掌握主动，太急于发言，参与意识过强。在这段时期里，叔叔的写作又搁浅了，他在他极似民俗博物馆的书房里坐着，每天早起都想：我要写东西了，却始终写不出什么东西。他对世界的看法使他有些惭愧，好像落伍了似的。可是要改变这看法，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因为叔叔不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的人，何况，于任何人，树立对世界的看法都是一项基本建设，有些人一生都没有进行建设。比如我们，或者说，世界是世界存在的样子；或者说，世界是我们看见的样子，我们在这两面幌子下逃避劳动，狡猾地不肯说出一句具体的判断，为日后的撤退和转移留下了退路。叔叔却没有退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迹象表明了叔叔的危机感，那就是，叔叔来抢我们的女孩了！
这时候叙述叔叔的故事，有过去所没有的方便之处。因为叔叔已成为了众人瞩目的明星，他的生活一半趋于公开化，几乎难以保存隐私，几乎一举一动都可在日报或晚报上找到踪迹。材料不再像前阶段那样匮乏，需借助不负责任的流言。但困难则在于这个众目睽睽之下的叔叔是不是真实，真实的程度如何。所以我们必须分析那些现成的材料，作各种推测与猜度。
现在，叔叔来抢我们的女孩了。我们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婚姻以外，还有着关系亲密的女孩。我们和这些女孩保持着情歌里所唱的哥哥和妹妹的关系，亲热的行为也是不可少的。但我们绝不使这种关系危及到我们的婚姻家庭。这种没有受到琐碎生活侵蚀的纯洁的关系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安慰我们因为社会职责而疲劳不堪的身心。在性的问题上，我们绝对强调自觉自愿，在彼此都有热切渴望的前提下才可进行，如有一方抱了吃亏思想，就难以达到这种快乐销魂的境界。我们总是好离好散，尽可能不弄得凄凄婉婉，黯然神伤。我们认识到一切过程都不可能成为永恒，就像生命那样。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却也注入了真情，绝不允许卑鄙的玩弄的倾向。这样的关系往往发生和建立在出版社组织的笔会上，因此这些关系往往跨越省市和地区。笔会是人生中难得一度的偷闲机会，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搁置脑后，并从各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暂时地成立了一个小社会，重新组合人际关系。笔会的生活是一种戏剧化、文学化的生活，它有模糊人虚实感觉的作用。它使虚拟的世界现实化，又使现实的世界虚拟化，它是我们在那些年里生活的象征。那些年里，笔会是特别的频繁。由于小说事业和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出版社们就频频举办笔会，以报偿小说家们的劳动。我们一旦写累了，便从信兜里翻出一张请柬，同家人说：我去开笔会了。笔会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歌舞升平。在那么一段时间里，我们竟完全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饥饿和霸权。而我想，叔叔应当是没有忘记的，他应当有提醒我们的责任。可是在这段日子里，人们实在高兴得太过，人们的欲望太多地得到了满足，被刺激了生长，于是就有些欲望无边。叔叔非但没有尽到兄长的提醒的职责，还来抢我们的女孩。
在我们中间有一个青年，他很爱一个女孩。这女孩长得不怎么样，但是气质迷人。这个青年爱她已爱入骨髓，却迟迟不敢举步，这非常违反他平时的穷追猛打的龙虎精神，对这女孩的爱情将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当他渐渐接近目标，胜利在望的时候，那女孩却投入了叔叔的怀抱。人们都知道叔叔还有小米，两人一个不娶一个不嫁地过了若干年，小米和叔叔的关系已经刻骨铭心。叔叔对这女孩采用了快速战的打法。有一次，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叔叔忽然从后面紧紧抱住了女孩的肩膀，将下巴抵在女孩的发上。后来，女孩回到青年身边时，说：叔叔突如其来的行为，使她以为叔叔爱她爱得很深，很强烈，不可遏制，这使她感动，并使她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要知道，女孩要别人爱她是要个没够的。青年说：我是多么爱你啊！女孩很伤感地看了他一眼，说：她以为被一个成年男人所爱，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她被独特性所吸引。有一次，叔叔家电梯停电，胆小如鼠的她竟走上十二层黑暗的楼梯去看叔叔，可是叔叔没在家。后来，女孩知道了叔叔有许多女孩，进攻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总是乘其不备，从后面紧紧抱住女孩的肩膀，这女孩的经验就变得一般化了。她夸大了这从背后猝然拥抱的动作的含义，叔叔是没有责任的。这期间，叔叔已成为征服女孩的能手。他在女孩方面的故事越传越盛，战绩辉煌。在他面前，我们不禁充满了失败感。他以一个成年男人的经验和魅力击败了我们。他好像是一个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崇高的苦难是他的宝贵的财富，供他做出不同凡响的小说，还供他俘虏女孩。个个女孩都爱慕受过苦难的男人，就像喜欢在传奇中扮演女主角。但时间渐进，这种掠夺的故事演出多了，却使我们感觉到，叔叔这样做的兴趣似乎并不在女孩们身上，倒是在我们这些青年身上，他似乎是在同我们作一种较量，这较量是什么呢？
有一天，我发现了这较量是什么了。这是一个偶然的发现。那是在一个夏季，我们应邀去一个靠海的城市开笔会，我们每天下海游泳。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笔会开头的游泳的日子里我没有发现，却发现于笔会最后的一个下海的黄昏里。大约是黄昏的光线的作用，或是黄昏的气氛的影响，在我们下海的那时刻里，叔叔走在我的前边。在大海面前，我们变成了孩子，一齐向海水的深处走去。沙滩温柔地摩擦我们的脚心，海水一层一层覆盖了我们的脚背，有人忽然唱起了弄潮的歌，一呼百应。这一刻确有些激动人心，我们不由整齐了脚步，奋力跋涉在涌动的海水里，朝深处走去。就在这时候，我发现叔叔老了。我看见叔叔手臂上松弛的肌肉，看见叔叔臃肿的腹部，看见叔叔颈后开始堆叠起一些肥肉，叔叔的皮肤渐渐失去了光泽。在这一刻里，我为叔叔感到悲哀了。我忽然之间想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叔叔在同我们较量什么。
叔叔终于获得了新生，可是他却发现时间不多了，他心里起了恐慌，觉得时间已不足以使他从头开始他的人生，时间已不足以容他再塑造一个自己，他只得加快步伐，一日等于二十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我们中的青年击败的经验，如有一次，就将激起他一百次的反攻。我还想，叔叔在性上有没有失败的经历？我回忆着所有的关于叔叔的传说，我猜想叔叔一定有过至少是一次失败的经验。因为有了这一次失败，他必须用一百次胜利去挽回，他必须加倍表现他攻无不克的旺盛战斗力。我还从概率的概念推测出叔叔至少有过一次的失败的经验，因为百战百胜的情形是非常难得的。我想象这次失败的经验是发生在他和大姐或者小米之间，因为只有在与他有亲密关系的女人间发生这种事，才有可能为他严守秘密。
我想，叔叔最后一次去看大姐，并不是像我们原先以为的那样，当天晚上就走上了归途。其实叔叔是在大姐那里度过了一夜，这是他在大姐那里度过的第一夜和最后一夜。后来，叔叔回想这一夜，才明白，其实那是他生命的十字路口，几乎是决定命运的前夜。假如事情不是这样发生，而是那样发生的话，叔叔的生活也许就是另一番情景了。那天，他们在街口个体户小饭馆吃晚饭。开始，他们只是说一些平常的话。叔叔本来确实想好不对大姐提一个字关于离婚的事情，大姐也是这么准备的。可是，事情却不像他们想的那样简单，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像他们所设计的那样宁静致远。叔叔和大姐面对面坐着，围着一个火锅，火光映着大姐苍白的脸庞。小馆里没有别人，因为那是一个下雪的夜晚，人们都在自己家吃火锅，只有他们来到这小馆里吃火锅。叔叔忽然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这种揪心的疼痛发源于“文革”中的日子。他觉得他有些不行了，那些日子里他的烦恼和委屈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他想他那么压抑地孤独地过了这么些日子，现在还不能说吗？他如不说出来他就过不去这个夜晚了。可是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事情是那么复杂，那么混乱，那么琐碎又卑微，他忽然鼻子一酸，落下泪来。只这一落泪，大姐便什么都明白了似的。她一言不发，只见眼泪一颗一颗落在了面前的葡萄酒杯里。这样，他的眼泪就更汹涌了。叔叔知道，大姐是最能理解自己的人，因此，大姐便也成了他最看重的人。正因为大姐是他最看重的，他便也最不能在大姐面前和盘托出，他必得在他看重的大姐面前伪装。他晓得大姐是最纯洁的，他就不能将自己肮脏的那部分显露出来；他晓得大姐是最高尚的，他就不能将自己卑微的那部分显露出来；他晓得大姐是最骄傲的，他就不能将自己屈辱的那部分显露出来。他不得不在大姐面前左藏右躲，努力使自己美好一些，可以接近大姐，爱大姐，并被大姐爱。这样，他本想和大姐近的，结果反倒远了，结果，最能理解他的大姐反成了与他最最陌生的人。他心里其实苦得要命，却又说不出来。大姐心里想的是：叔叔把她当作了女神，岂不知她是活生生一个女人，她的一个又一个苦苦思念的长夜，叔叔是否知道呢？叔叔在她这里享受精神的亲爱，又在小米那里——大姐经常想小米这个人——在小米那里享受肌肤之亲，却不知对于女人，尤其是对于大姐那样的女人，这两者必须是一体的。而由于叔叔对她情感的圣洁，竟使叔叔这个最爱她的人，成了最不能爱她的人了。他们的这一个晚上，就好像都知道彼此心里在想什么似的，等火锅里的水干了，吱吱响着的时刻，两人一同站起。大姐在前面走，叔叔跟在后面，两人一径来到了大姐的家里。大姐家的墙是洁白的，大姐家的床单是洁白的，大姐家里瓶中插的花是洁白的；叔叔觉得自己很龌龊，他站在洁白如雪洞的屋中，不知做什么好。后来，他们经过洗澡更衣等等手续，终于躺在了床上。叔叔的心像擂鼓似的，浑身颤抖。他变得非常笨拙和鲁莽，撕破了大姐洁白的内衣。他激动得厉害，并且充满了犯罪般的不安。可是，到了那关键的一刻，他却忽然心静如水。他徒然地做出冲动的样子，却一事无成。他听见大姐在他身底嘤嘤的哭泣声，简直无地自容。他一身冷汗接着一身热汗，很快就虚脱了。可是心里却还无比歉疚地想到：我把大姐的床单弄脏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叔叔走出了大姐的家，蹑着手脚走下伸手不见五指的楼梯，叔叔的骄傲和自尊荡然无存。他自卑得痛心，他想他连个男人都做不成啦！假如这天晚上，叔叔获得成功，他也许会娶大姐做妻子的。大姐是唯一能做叔叔妻子的人。可是这是个失败的夜晚，决定了叔叔和大姐各奔东西的命运。
从此，叔叔便到处尝试他做男人的功能，他获得了一次证明不够，获得了十次证明不够，一百次证明还不够，要多少次证明才可推翻和大姐的那一夜晚的经验呢？他一定要克服他这可怕的自卑，这自卑是他历史的遗迹，他负了这沉重的遗迹，如何走向新生呢？从这一点上，他妒忌相对来说历史遗迹要少一些的我们。而我们中间有些人又轻佻又狂妄，这无疑更加刺激了叔叔，他就来抢夺我们的女孩了。
然而，也许和大姐的最后的会面并没有发生这样不同凡响的事情，仅仅是如我们原先所叙述的那样，各自分手。事情是发生在叔叔和小米之间。在叔叔漫长的离婚过程中，小米是他唯一的寄托和安慰，他们几乎夜夜一起，通宵达旦。小米在和叔叔的接触中，从女孩成长为女人，她身体结实，精力旺盛，反应灵敏，魅力无穷，令叔叔神魂颠倒，不能自已。有时候，叔叔看着小米，会叹一口气，忧愁地说：小米，你越来越年轻，我却越来越老，怎么办呢？话是这般说，叔叔心里是不认为自己老的。叔叔力大无穷，敏捷过人，和小米旗鼓相当，不相上下。但终于有一夜，叔叔败下阵来了。小米说：没什么，那是因为次数太多的缘故。可是，这并不能安慰叔叔。小米说：没什么，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这也不能安慰叔叔。叔叔从此再不说自己越来越老这样的话了。有一段时间，他还出现了虐待小米的倾向。他恨小米，觉得是小米造成了他的失败。他想：他们以后不再是平手了，而是有了胜负的记录。他好像是有意要小米受伤似的，去和别的女孩要好，并且专找那些十分年轻的。叔叔很少有碰壁的时候，年轻的女孩都富有历险精神，并且以活得洒脱为理想。她们充分认识到生命很短促，青春更短促，应当过得轻松自由。和叔叔来上那么一段，可以增添青春的色彩。这是一个推翻一切准则的短暂的自由时代，我们没有法度，没有宗教，只有前辈们痛苦的经验警戒着我们，使我们格外地向往快乐。就这样，我们的女孩就和叔叔结成了快乐的伙伴。叔叔和我们的女孩在一起，有时候会有幻觉，他想：他其实是和她们一样的男孩，有着同样的快乐的理由。他们到舞厅去跳舞，到卡拉OK去唱歌，他们做着青春的游戏。逐渐地，叔叔离不开我们的女孩了，他需要这些年轻快活的灵魂的陪伴，就像禾苗需要雨露。其中不乏一些快活的技巧还不到家的女孩，她们渐渐地就动了真情。她们不明智地要从叔叔这里得到允诺，要做她们的前辈——叔叔的贤良的妻子。这给叔叔出了难题。他见不得她们伤心难过，心疼得厉害。因她们统统使他想起他那夭折在想象中的女儿，世上没有一个父亲忍心伤害自己的女儿。可她们的要求实在是他力所难及，婚姻这桩事太过庄严神圣，是一道人生的难题，和他们玩耍的快乐气氛很不相符。其中有一个女孩，亲家不成便成仇家，她眼里流泪、心里流血地书写了几十份控诉信，寄往叔叔的单位以及他经常发表作品的杂志社、出版社，信中说：叔叔把她快乐的机会全部毁灭了。和叔叔好过的女孩都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心情，将来很难再有幸福的婚姻。和叔叔短促的接触，使叔叔的魅力得以集中表现而光辉灿烂，如同月亮将星光遮暗。叔叔又魁伟又细腻，又粗犷又温柔，又深沉又幽默。于是叔叔便造就了许多独身的女人，怀了一个梦想的男人度着寂寞的时光。
经历了一个低潮，叔叔的创作再一次进入活跃时期，我们从一些过早撰写的名人年表和作家辞典中可以看到这个记载。叔叔写作的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多姿多彩的文化背景。几乎一百年的西方文化在十年内涌进我们的中国，通过饥不择食的选择和粗通文理的翻译。那些新型的名词和概念折磨着我们的翻译家们，他们绞尽脑汁，挖空心思造出新的汉语词汇。翻译这个行当成了英语盛行的当今世界一个普及性的事业。初通外语的人们捧着一大堆字典，做着打通两种文化的工程，结果谬误重重。批判现实主义还未成为人人面对的现实就已被冲击到历史的角落，被各种各样新型的“主义”替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叔叔的小说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叔叔的小说不再是过去的故事，而是现在的故事。他以黑色幽默的态度及时空交错的手法描写一个纷繁的大千世界，人人在渺小的舞台上演出各自的悲喜剧，人人都非常的严肃和认真，总起来看却可笑无比。叔叔对世界有了一种新的宏观看法，他似乎不再被他个人的遭际所缠绕，而是脱出身来，如一名国际人或宇宙人那样审视世界，一切都是那么无谓和无聊，有一种世纪末的绝望情绪。读者们拍手欢迎叔叔的重新出场，他的沉寂太长久，已使人们等得不耐烦。而叔叔再次来到已成了一个新人，使人们无比惊喜。这时候，叔叔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才华，他挥洒自如，如天马行空。众生百态，全由他描写得淋漓尽致且游刃有余。他随心所欲，却点石成金。一旦开了头，叔叔便一发不可收拾，作品源源而出，涉及各种领域。叔叔好像一个世界霸主，将未开发的地区全抢先占为他的领土。
叔叔的世界观经历了一次转变和完成。这一次的转变和完成和以往有些两样，似乎是受命于叔叔的小说。当叔叔在他的书桌前坐下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没形成，随了他小说的逐步推进，他对世界的看法才逐步明晰和完整。在最后的时刻，叔叔非常欣喜地发现，他对世界的看法原来是这样崭新而高超。他想：这便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思想历程；世界观的形成不仅来自于个人生活的经验，还来自审美的进步和选择。艺术的审美活动已成为生活的方式啦！叔叔欣喜万分地想道。他不仅仅是一个由生活经验塑造的艺术家，还是由艺术创造构成生活经验的人。叔叔觉得他终于做成了一个新人，一个艺术家。过去的苦难全是为了这个艺术的目的在做准备，犹如一种素养的训练。从此，现实的生活不再是真实的，而是在为小说创造素材，艺术才是全部的真实的生活。叔叔沉浸在他的小说世界里，观望着现实世界，好像上帝俯视苍生。
这样，叔叔就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两个世界的转换。就是说：原先小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叔叔可以在小说的世界里满足他心情上的某种需要；如今现实则变成虚拟的世界，为小说的现实提供依据和准备。从此，叔叔庇身于小说中的生活就变得非常安全，他不会再遇到什么实际的侵害，所有实际的侵害会被他当作养料一般，丰富他的小说世界。由于这安全的地位，他便对现实的世界生出超然物外的心情。什么样不合理的事情，都被他窥察到了合理的因素；什么样痛苦的事情都被他觑破了没有价值之处；残酷的事情被他视作历史前进的动力；美丽的事物则被他预言了凋零的命运以推断其腐朽的本质。样样事物都被他看到了反面，再由此推出发展的逻辑。叔叔变得越来越冷峻，不动声色，任何事物都被他看得很彻底，已经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叔叔在精神上终于脱俗，他不再担心平凡的生活对他会有所侵害，所以他在行为上反比往常更具世俗化的倾向，也不再讳言他身上所隐藏的平常人的素质。他有时候会和我们一起谈女人的事情，口气中不无猥亵。他还相当露骨地表示他对金钱的兴趣，告诉我们他心底里的一些卑鄙的念头。有人说叔叔又坦诚又勇敢，有人则说叔叔是地地道道的无耻。无论是坦诚还是无耻，都是需要本钱的，叔叔已有足够的脱俗的本钱而去做一些俗事了。
大姐已成为叔叔的过去。大姐去美国了。她初恋的情人已是一个发迹的商人，几经坎坷后，又与她重叙旧情。人们说大姐是为了女儿的前途而出国的。大姐出国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叔叔黯然神伤了一个晚上。我猜想，这是叔叔与大姐分手后传来的关于大姐的第一个消息，也是最后一个消息了。从此，大姐就将在叔叔生活中销声匿迹，叔叔难免会有些感慨。这时候，唯一可能理解叔叔的人也走了，人们理解叔叔的可能几乎没有了，理解叔叔从此只可能等待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什么时候才能来临呢？就这样，叔叔生命中刻骨铭心的事物全被埋葬了，所有的知情者都退场了。小米也成为叔叔的过去，小米结婚了，在她结婚前，已有一段和叔叔疏离的时期。她不能忍受叔叔和那么多女孩有那样的关系。虽然她也知道大姐，可是她觉得她和大姐是可以共存的。大姐占有叔叔的那部分恰是她小米无法占有也自知无能力占有的，而她占有的那部分则是大姐无法占有或者不屑占有的。大姐不会侵略她，她也不会侵略大姐。小米心里暗暗对大姐怀了尊敬。可是其他那些女孩就与大姐不同了。当小米斥责叔叔的时候，叔叔说：那是不同的，小米；那是两样的，小米。他不怕小米听不懂，很深刻地说：他和小米相处的是他最独特、最个人的部分，是一个谁也进入不了的部分，而与其他人，则是使用他最一般化、最社会化、最普遍化的部分。他的话，小米不能说完全不懂或不相信，可是她受不了叔叔和别的女孩做爱情景的想象，这种想象折磨着她。当小米终于一去不回的时候，叔叔感到了孤独。有一天，他被人发现在一个小馆里喝酒。那是个陌生的小馆，不是叔叔时常光顾的那些，又离叔叔的住处很远。叔叔为什么一个人到这里来？唯一的解释就是叔叔不愿意被人发现。人们还注意到，在这次独斟独饮之后，叔叔又有较长一个时期没有和女孩们往来。他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有时和我们，有时是他自己，度过夜晚的时光。我们猜想所有的女孩全像是小米的附属一样，一旦没了小米，她们便也无所依存了。小米对于叔叔已是唯一一桩习惯的事情。人总是需要和一些习惯的事情在一起，这可使人有安全和稳定的心情。现在，小米这一桩最后的习惯退出了叔叔的生活，叔叔的生活里再没有一桩习惯的东西了。叔叔有时候早上睁开眼睛，他需要想一想才明白，自己是睡在自己的家里。
小米离开之后的消沉的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叔叔有意寻找一个能够替代小米的女孩。可是叔叔很快发现，寻找小米那样女孩的时期已经不复存在。他总是非常容易对一个女孩熟悉，继而厌倦，然后就去找下一个，再重复一次从熟悉到厌倦的过程。这种周期眼见得越来越短，于是，寻找小米那样的女孩便也越来越不可能了。叔叔回想当初与小米要好时的情景：那时候，自己尚有婚姻在身；名声也远不如现在，同小米的一切都须掩掩藏藏，心理的压力颇大。此外，自己一个乡巴佬，刚进省城，周游的范围较现在狭隘得多，选择的机会很少，倒反碰上了小米，两人立即如火如荼，并维持了这样长久。叔叔现在是一个自由身，选择的范围开拓得极大，与人交往便有些蜻蜓点水似的，难以深入，深入了会浪费时间，耽误了选择似的。叔叔有意纠正自己这种心态，回到与小米要好时的情景，可惜时光不能倒流。
大姐和小米的回忆是叔叔历史中那个古典浪漫主义时代的遗迹。与她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有时在回想中温暖与激动着叔叔的心。而她们各自的离去，以及离去前后的情景，使叔叔还保留有心痛的感觉。如今的叔叔已不再会激动与痛苦，悲恸只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这是叔叔成为一个彻底的纯粹的作家的标志。他在小说中体验和创造人生，他现实的人生舞台已不再上演悲喜剧了。这是一个短暂的自由的日子，给予人们许多随心所欲的妄想。待这日子过去，叔叔才可能明白，他做一名彻底的纯粹的作家原来是一个妄想，是一场漫长的白日梦。到了那时，他会想：我原来是想从现实中逃跑啊！这段日子里，企图从现实中逃跑的人其实很多，很多人不以为这是逃跑，而以为这是进攻。这一场胜利大逃亡确实有一种进攻的假象，迷惑了许多像我这样的人。摆弄文字的成功感使我们以为，做什么都可能成功，小说中的自由被我们扩张到整个人生。我们将这世界看成了由文字摆成的一盘棋，可由我们愉快地游戏。我们甚至将爱情和政治这两件严肃的人命攸关的大事来做游戏。由于人生成了一场游戏，我们便又感到虚空，不明白为什么而人生。但不明白只是有时候倏忽而过的思想。由于我们正当年轻，很有希望，生活中还有许多有待争取的具体目标，比如房子，比如职业的调整，比如经济的改善，比如和父母的代沟问题，非要争个谁是谁非，比如某一个女孩终于打入了我们修炼不深的情感。所以我们只是在虚无主义的深渊的边缘危险地行走，虚无主义以它的神秘莫测吸引着我们的美感。而头脑其实非常现实的我们，谁也不愿以身尝试。我们是彻底根除了浪漫主义的一代，实用主义是我们致命的救药，我们不会沉入的。我们中的极个别人才会在火车来临的时候躺在铁轨上，用生命去写最后一行诗，据说这还包含了一些债务的原因。也正是由于我们的安全有了保证，我们才发动或者投入这一场游戏事业。我们以人生宏观上是游戏、微观上是严酷斗争来解释我们行为上的矛盾之处，并且言行结合得很好。因为我们压根儿没有建设过信仰，在我们成长的时期就遇到了残酷的生存问题，实则是我们行动的目标，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指导。我们是初步具备游戏素质的一代或者半代。这游戏对于叔叔则是危险的，因为叔叔是将游戏当作了他的信仰。叔叔是无法没有信仰的，没有信仰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当他失去了一桩信仰时必须寻找另一桩信仰；当他接受一种行为原则时必须将它放在信仰的宝座上，然后再经历争夺宝座的战争。游戏态度本不足以成为信仰，它是人们逃脱责任的盾牌。叔叔这一个半路出家的、已过了最佳学习时期的游戏家，他便真正面临了虚无主义的黑暗深渊。叔叔游戏起来不是像我们这样有所保留，只将没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与己无关的利益作为代价。叔叔做不到这样内外有别，轻重有别。叔叔做游戏的态度太认真，也太积极了，这便是我们的看法。我们当时就预感到叔叔为他的游戏牺牲了太多的东西。游戏本来是和牺牲这类崇高的概念没有关系的，它只和快活有关系。
这样，叔叔早晨醒来的时候，他就想一想：这是在什么地方？地道的游戏家是从来不想这类问题的。然后，他又想：他今天应当做什么？这是两个时常会来困扰他的问题，使他陷入茫然，但时间不会太久，游戏的精神很快就来拯救他，替他解围。他就想：管他在什么地方；管他做什么事情！已经没有一件责任来规定叔叔的作息时间了，他的懈怠和紧张都不会影响什么人了。叔叔只在小说中才可建设一种生死攸关的人际关系，这类人际关系于叔叔只是文学的概念了。这时候，叔叔的小说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重要或不重要的出版社出版。时常有国外的学术界、艺术界、出版社来邀请叔叔去作访问和演说。出国对于叔叔已是平常的事情。他穿着夹克衫和旅游鞋，背着背囊，从一个国家的机场飞到另一个国家的机场。他虽语言不通，可由于旅行的经验也行动自如。这样的时候，叔叔便成了一个国际人，他开始站在国际的立场上分析中国的问题，他甚至站在宇宙的立场上分析国际的问题。所有的这些国内国外的问题全在他的俯视底下，这给他的小说带来了人类的背景。这背景产生于他的旅行中的见识，而与人生经验无关。旅行构成不了叔叔的人生经验。在异国他只是一个观光客，一无生存的任务，便只有在人家生活的边缘走过。他在大学的教室，书店的厅堂和人家的客厅里讲着中国的问题，回答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们各类问题，好像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由于他对所去访问的国度没有生活的经验，于是也产生不了问题，当人们说：您也可以向我们提问时，他便傻了眼，支支吾吾的。出国的日子倒更像是在国内，充满了关于中国的内容。他对国外的了解来自于走马观花和道听途说，组成他思想的国际背景显得材料不足，叔叔便靠阅读和召集留学生对话来做补充。这些世界旅行其实是消耗了叔叔获得人生经验的时间，叔叔作为一个观光客的旅行其实造成了他人生里的空白。这些越来越频繁的空白分割了叔叔的人生，使他的人生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它们使叔叔人生中有一部分时间做了旁观者，而叔叔对这段旁观者部分的时间却给予了莫大的重视和期望，将其余部分反倒忽略了。按我们的话，叔叔是以积极认真的态度，过一种虚无的生活。我们尽管对叔叔的出国旅行做此种批判，这却不妨碍我们积极地要求也来一次或几次出国旅行，因为旅行是人生一大乐事，尤其是公费国际旅行。
在这种国际旅行中，叔叔有否发生过情爱的故事，是我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在叔叔所写的观光文章中，有过几位使叔叔怀有亲切心情的女性。她们中有一位是台湾的作家，一位是香港的作家，另两位是从事汉学研究的德国人和英国人。这些女性全是能够操纵汉语的，从而也可使我们想象，如不是语言的问题，叔叔是可以获得更多的情爱的机会与可能的。语言的问题使叔叔情爱的范围缩小了。叔叔以他热情的笔调描写这些女性，以及他和这些女性间的友爱关系，怎样的你来我往，情意绵绵。在这些公开的友爱之下，是否还会有一桩刻骨铭心的国际恋爱呢？我们曾问过叔叔。叔叔既没有说有，也没有说没有。他的态度模棱两可。然后他就向我们讲述以上那几位女性的故事，以此说明，他与她们的情谊其实已很深了。然而，这些交往总给人萍水相逢的漂浮之感。我想，假如我一定要讲述一个国际恋爱的故事，这便是故事的基础了。
现在，我要来讲一个想象的故事了，这是关于叔叔和一个外国人的情爱的波折。我将根据我已有的叔叔的材料，尽可能合理地想象这个故事，使其不致离题太远。关于叔叔的叙述到了这里，我非常需要这一个想象的故事，否则，叔叔的故事就不完整了，对于我们讲故事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遗憾和失职。我决定让那个德国女孩来充当这个角色，因为这个故事我用以强调的是民族的隔离感以及民族的孤独感，日耳曼民族将比美洲新大陆的移民更好地担任这个任务。我想象这女孩有一副很纯粹的日耳曼血统的形象：皮肤白净，金发碧眼，神情严肃。她是某大学研究院的学生，正攻读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朱熹或者柳宗元的。她虽专业于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国当代文学也颇有兴趣，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叔叔旅行德国的日子，正逢假期，她就为叔叔做陪同和翻译。她以德国人惯有的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博得了叔叔的好感。在那些座谈会和报告会上，叔叔机智、幽默又锐利的言辞也使得这个女孩十分兴奋，这对她从书本上得来的温良敦厚的中国人印象是一个生动活泼的补充。叔叔的言辞也激发了女孩的灵感，使她甚至重新领会到她本国语言中的机智、幽默及锐利。她非常迅速地将叔叔的语言翻译成她的语言，这时的感觉就好像她也进入了一种美妙的创作状态。叔叔虽然不懂德语，可是那些热烈的反应却正是他所预期的，因此，他猜出女孩的翻译非常出色。这些报告会总是使他兴奋不已，每每结束了还会谈论很久。每一次报告会上，叔叔穿了黑色的西装，女孩则是一袭白裙，端坐在讲台，给人们美好的感受。他们配合默契，各自发挥都很自如充分，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工作之余，他们也会谈论一些个人的事情，叔叔告诉女孩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悲惨的遭际，以及今天的思考与反省。女孩听得非常认真，严肃的神情中没有一丝轻佻的惊诧和浅薄的怜悯，有的只是对一个民族身受的灾难的尊敬和理解。然后，她说，在她的祖国德国，也曾经有过这样残酷的历史，那就是希特勒的时期。虽然那是在她出生之前，可是她的父辈却都是亲身经历。她说她却从未听过父亲们讲述“二次大战”中的遭际，这是他们的痛处，他们用四十年的时间去治疗它却也无法彻底痊愈。女孩的话使叔叔深受触动，他想：德国人的痛感比他们民族的痛感更为强烈，而许多中国人将自己的伤疤视作光荣，这是一种什么民族习性呢？他将这个意思说了出来，女孩则认为是她的民族勇敢不够。两人讨论了很久，你驳斥我，我驳斥你，然后渐渐达到一致。这时候，叔叔和女孩都有一种感动的心情，他们觉得他们接触到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并且在这问题上达到互相的理解。当时，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其实他们对彼此理解的要求都是不高的：他们操纵两种语言的人，能够通话就已惊喜万分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为了对方听懂，是在用孩子一般的简单幼稚的语言通话。他们尽可能将各种复杂的思想简化，简化到可以用儿童语言交流为止。可是，在当时，他们的感动也是真实的。他们无形中将这种理解上升到了很高的境界。他们觉得，他们不仅是个人对个人的对话，而是代表了两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对话。这一次对话，无疑是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当他们离开了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进行旅行演说时，他们已成为好朋友了。他们各自背一个背囊，手里则提了西装的袋子，登上火车。叔叔心里不免会有一种登上国际舞台的心情，他想他的生活已是一种国际化的生活了，在这种生活中，他多么自如啊！他望着他的德国伴侣，尤其觉得骄傲。他觉得这一个德国女孩的友谊和理解就像一架桥梁，沟通了他和世界民族的关系。他已经融入了人类，而不再是一个经过长期隔离而离群索居的孤独的中国人。而叔叔也很明白这样的道理，就是人类性和民族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于是叔叔反比以往更坚持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某些特性，比如：喜欢喝茶，喜欢中国菜，喜欢中国诗词，弘扬老庄的哲学，他随身总带有一些中国民歌的录音带，汽车一上高速公路，他便插入一盘，顿时，中国的歌声响起在异国的土地上。
这一天，由于叔叔要看看托马斯·曼生活过的地方，他们从汉堡到了吕贝卡，又从吕贝卡去了海边小镇特拉沃明德。这是一个阴郁的黄昏，游人们都回家了。风呼啸着，海水显得非常苍凉。他们决定在特拉沃明德过夜，明天一早再驱车赶回汉堡。他们找了一家旅馆，要了两个单人房间。这是一个家庭旅馆，共有三层，底层是客厅，由于天气寒冷，壁炉里生着火，火光映着炉前波斯花样的地毯。他们懒得出去吃饭，就让房东做了些汤，吃了些面包和炸土豆条，然后就坐在炉前地毯上烤火。这里的黄昏特别长久，暮色总是那么明亮。客人们都去那游乐场玩耍了，房东也不在，客厅里只他们两个。窗外听得见风声和海浪的呼啸声，屋内却很温暖。叔叔忽然想到：我这是在哪里啊！他觉得像是一个梦境，又像是一幅图画。他们随便地扯了些闲话，两人都有些疲倦似的，谈话中的停顿很多。火光映着德国女孩细腻的脸颊，使她的表情柔和了许多。她穿了一件粉色的羊毛衫，只着一双白线袜，蜷腿坐在地毯上，背后靠了一个软垫。叔叔看了她一会儿，便想要去吻她。在叔叔产生接吻这个念头之前，他们也有过类似拥抱这样的行动，所以叔叔才会有接吻这样的念头。而其时，叔叔只是想接吻，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想法，接吻仅仅是开端的仪式，大约连叔叔自己也不甚清楚的。再则，叔叔想接吻是出于感情难以抑制的冲动，还是一种行为的有意味的选择，这也是连叔叔自己也不便向自己承认的。但是，叔叔这时候确实有了一个接吻的念头，叔叔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念头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心里怀着悬念，便有些迫不及待了。他本来是坐在女孩的对面，即壁炉的另一侧，这时候，他便将自己的位置挪了过去，到了女孩的身边。他坐定后，先将手围住女孩的肩膀，如同他有时候所做的那样。女孩没有动，只是注视着火光出神。叔叔看着她垂着一颗红珠子耳环的耳垂，好像是在酝酿胸中的激情似的，他还看着她鬈曲的金发，凌乱地贴在脸颊上。然后，叔叔就用围着她肩膀的手抚过她的脸颊，让她和自己脸对着脸。女孩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惶与困惑的表情，但她立即以坚决的态度挣脱了叔叔的手，并且要站起来离去。其实，叔叔本可以拍拍她的肩膀，让她过去。这并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一场逢场作戏而已，其中并无多么重要的、了不得的内容。可是她的拒绝却使叔叔感到了难堪，几乎无地自容。这一刻里，叔叔甚至后悔了，他想，他是多么愚蠢和冒失啊！同时，一种背水一战的心情攫住了他，他想：他反正是丢人了，于是，便一不做二不休地抱住了女孩。叔叔的动作由于紧张而非常笨拙生硬，大大地过了火，这使女孩以为面临了极大的危险，她奋力要推开叔叔，却推不开。女孩恐惧万端，却又无比高傲，她大声嚷了起来。情急中，她嚷的是德语，叔叔一句也听不懂。到了此时，其实还是有退路的，叔叔可以戏谑地、调侃地、像一个长者对幼者似的，在女孩脸上亲一下，然后放开了她，就完了，事情就收场了。可是，叔叔心里却充满了绝望，他觉着他完蛋了。他好像一个亡命徒似的，什么都不顾了。他忽然间，对这女孩充满了刻骨的仇恨。由于这女孩固执地不服从，叔叔竟劈头给了她一巴掌，紧接着，叔叔脸上也挨了狠狠的以牙还牙的一巴掌。女孩用德语说着些什么，他一句不懂。他看见这女孩忽然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陌生的、高傲的、冷漠的外国人，他们之间丝毫不了解。叔叔不禁困惑地想：他们是怎样走到一处来的呢？女孩趁机抽出了身子，跳在一边，瞪着叔叔。叔叔看见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已没有恐惧的神情，却充满了厌恶和鄙夷。叔叔突然破口大骂起来，他不知不觉中骂的全是他曾经生活过的那小镇里的粗话俚语，是那女孩从未学习过的，也是一句不懂。她狐疑地看着叔叔，觉得他也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陌生的、粗鄙的、丑陋的中国人。叔叔使尽最刻毒的咒骂女人的话骂着，骂了个痛快淋漓。那女孩一扭头，跑上了楼梯，将卧室门摔得砰的一声响。叔叔还不饶不休地骂着，他好久没有这样骂人了，骂人的日子已经过去很远，恍如隔世。这时候，叔叔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他觉着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很久的过去，重又变成那个小镇上的倒霉的自暴自弃的叔叔。他骂了好久才住口，站起身走过客厅，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摸了一罐啤酒，再又回到客厅。他走起路来有些摇晃，醉酒了似的，脚底下被什么绊了一下，就跌倒了。他顺势躺在地上，脑后枕着垫子，两条腿伸开着，躺了个“大”字。他一口一口地喝着啤酒，一会儿就喝完了一罐，头便有些昏沉。然后，他非常野蛮地用脚指头揿开了电视，嘈杂的声音顿时充满在安静的房子里，他什么也看不懂，却还哈哈地笑着。他有些装疯似的，心里却很明白，他觉得自己无可救药了，一无希望了，希望不知在什么地方被戳破了，希望原来像个气球一戳就破，希望原来是个纸老虎，不堪一击！这是个无比黑暗的波罗的海的晚上，一个跨国界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情爱故事粉碎了，叔叔的梦幻破灭了。后来，叔叔躺在地毯上呼呼大睡过去，当他醒来时，天已黑了，客厅里没有开灯，电视已关了，角落的沙发上坐了一个白发苍苍却雍容华贵的老太太。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叔叔想：她是在赌场里输了钱吗？然后又睡着了。他乏得很厉害，好像几百年没有睡过觉了似的。再一次醒来，他便嗅到了早餐室里飘来的咖啡香味。他这才起身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里，他的行李和刚到时那样静静地立在房间中央，阳光照进窗户，他看见了海边沙滩上五颜六色的空着的帐篷。海边空无一人，旅游者还在路上呢！他头痛欲裂，想不起昨晚上发生过什么了。
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这个可怕的夜晚是用来启醒叔叔，告诉他：他其实是不幸的！可是这夜晚转瞬即逝了，没有成功。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序曲，或者说是引子。在距此不远的日子里，叔叔终究要明白他命运的真实面目了。叔叔明白他命运的真实面目的日子不远了，即将来临了。我已经将这个过程叙述得太久，有些失去耐心，这日子终于要来临啦！这最终的日子也是由一个孩子带来的，但这是一个中国孩子，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叫大宝。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几乎要把大宝遗忘了。在到此为止的叙述中，大宝总共才出现过寥寥几回：一是他的不被叔叔欢迎的出生；二是在叔叔的离婚事件中，他作为一项补偿条件为叔叔勉强接受。等到他第三次出现时，他已是一名青年了。
大宝没有考上大学，叔叔通过熟人给他找了份临时工的活儿干，说好干长了可以转正式工。铁矿离省城还有一小时的火车路，矿上有集体宿舍。叔叔这么安排是因为既对大宝尽了责任，大宝也不会妨碍他的生活。大宝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听凭父亲和母亲这样安排他的归宿问题，他不说一句反对的意见。他到了铁矿之后，从不和父亲联络。节假的日子，他也不往省城父亲处去，而是回小镇去看母亲。好像是有意避开父亲，他甚至不到省城搭火车，宁可乘长途车到另一个城市搭车。叔叔也好像有意避开大宝似的，过去有些时候还去铁矿走走，因为他是那边一本文艺杂志的顾问，如今却一次也不去了。渐渐地，他们父子就断了音信，他不知道大宝在那里做什么工作，工作得如何，有无转正的希望，内心也并不想知道，知道了又如何？知道一切都好，没什么；倘若不那么好，他又能做什么？因此倒不如不知道的好。他也不常和人提起儿子，当叔叔的离婚事件过去之后，人们多半记不起叔叔还有一个叫作大宝的儿子，以为叔叔是一个无牵无挂的单身汉。做一个无牵无挂的单身汉已成为时尚，我们中间的某些人，为此而不结婚，不成家，甚至也不工作，只写小说。他们不愿意在现实生活里肩负一点责任，责任使他们沉重，并且有失去自由的危险。而小说这一桩事，既可使他们在模拟中享受起伏跌宕的人生，又不必负责任，可避免伤筋动骨。但叔叔这一个无牵无挂的单身汉和他们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叔叔并不是像他们那样没有责任心，恰恰是相反，叔叔有着太重的责任心，他将责任这一桩事看得太重要，他将许多是他的或不是他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以致彻底地被责任压倒、击垮。当他退下责任的舞台时，他感到怅然若失，于是，他便需要在一种模拟活动中承担责任，这模拟活动便是小说。因此，叔叔的无牵无挂之中有着一重失败的经验，而我们中的某些人却并没有。但是，叔叔和我们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区别，互相以为是做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找到了知音。所以，在内心里，叔叔是喜欢人们认为他是个无牵无挂的单身汉的。也因为这样，叔叔就愈加不提儿子大宝，也愈加不想儿子大宝了。大宝在叔叔的生活里又一次销声匿迹，保证了叔叔的自由。叔叔渐渐地，真的把大宝忘了，他似乎真的想不起自己有大宝这一个儿子了。他过着他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写着那些超脱于个人经验之上、俯瞰苍生的小说。有许多女孩以她们纯洁的爱情陪伴着叔叔，使叔叔不致彻底的孤单。他平均每年有一个季度的时间在国外度过，有此喧腾的生活做背景，写作的寂寞便也释解了许多。可是，就在这时候，在叔叔已经形成他崭新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在叔叔于他新型的生活方式中已找到节奏并适应的时候，在叔叔以为万事如意、高枕无忧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
大宝得了肝炎，被矿山解除了临时工合同。他并没有告诉父亲，自己扛了铺盖回了母亲那里。叔叔是从大宝母亲的来信中得知这事的，他接信后就寄了一笔钱去，说给大宝养病，然后就再没有信来，叔叔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再没别的事了。他一点没有去想，大宝的病好了之后的事情，或者是大宝的病好不了之后的事情。大约是半年之后，大宝突然地出现在他的门前了。当叔叔看到这一个瘦弱的，脸色干枯、神情委顿的青年站在他门前时，竟没有很快认出他来。他想：这是哪里来的文学青年呢？文学青年是叔叔这些年里所接触的唯一类型的青年。这类青年总是以学生和读者以及崇拜者的面目出现在叔叔的生活里，使叔叔以为所有的青年都很爱戴他。他看见一个青年站在门前，刚想问他从哪里来，那青年却递上来一封信。他认出了他前妻的弟弟的字迹，也就是他昔日的学生的字迹，凡是叔叔前妻的信，都是由他代笔的。他这才认出了大宝，脑子里却恍恍的，好像做梦似的。但是，有一个感觉则从这时便平地而起，伴随着以后的日子，这是一种不吉祥的感觉，一种灾祸的预感，这预感告诉他：他的好日子已经过到头了。他接过了信，嘴里却反复地说：“进来，进来，进来。”大宝经他反复邀请，才迟疑地举步。然后他又说：“坐，坐，坐。”大宝也是经反复邀请，才将半个屁股搁在椅子上，然后慢慢地转动头看父亲的房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父亲的家，父亲的家看上去有点古怪，有一半东西是他看不懂的，那都是父亲从国外带来的日用品或者摆设。比如像大棒槌似的日本木头娃娃；比如没有写钟点的挂钟。父亲床上用的被褥不知怎么是粉红的，枕头、床单都缀有半尺长的花边，看上去花团锦簇，好像新嫁娘的床。大宝对着那床看了很久。后来大宝对他父亲的仇恨，其实都是从这一刻里由这张床引起的。这一年，大宝已经二十一岁了，在矿上做工时，耳朵里常听进一些关于男女间情事的粗话。所以，这时候，他心里想：父亲在这样的床上做什么呢？这时候，叔叔已经读完了信，他反复将这信读了两遍，才明白信里的意思，这意思是：大宝的病已好了一大半，让他回到父亲处再养养，同时，也帮大宝再找个省力的工作，因得过这场病后，做工是做不动了。叔叔将信搁在桌上，他感到头很痛，这是比他平时起床时间提早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他用两个大拇指按摩着太阳穴，按摩了很长时间。等他放下胳膊时，看见了大宝迅速逃开的眼睛。这使他产生一丝不快的心情，他觉得大宝在窥视他。他还看出了大宝有一种委琐的神情。他就像大宝刚出生的时候那样，又一次想到：这孩子与我有什么关系呢？然后，他对大宝说：你休息一会儿，我先洗个澡，我们去吃早饭。大宝听见洗澡间里响起了水声，这水声不知怎么会使他产生一些猥亵的联想，他想：为什么要早上洗澡呢？
关于叔叔和大宝见面的情节，是由我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想象而成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的余地，足够很多人编很多故事。我的故事马上就要接近最重要，也是最高潮的段落，所有的准备都按我预先的布置做好了。这故事看起来不像是叔叔的故事，倒像是我策划的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就是叔叔的命运的真实面目。叔叔走出了很远，最终却还是堕入了他命运的真相的陷阱。为了逃避厄运的阴影，叔叔做了那么多的努力。所有的人，包括叔叔自己，都以为叔叔是个幸运的人。命运为了模糊叔叔的视觉听觉，造成误会，不惜给予了叔叔那么多年的幸运。这样做又好像是蓄意要在叔叔最不防备、最最大意、最最歌舞升平的时候，给予致命的一击。那么多的幸运，不过是苟且偷欢，不过是一段插曲。可这一段插曲是多么激动人心，令人鼓舞，使人陶醉。最近的哲学要我们相信瞬间的意义，告诉我们历史由瞬间组成，每一个瞬间都是真实的，我们只需尽情享受这片刻的快乐和含义。可是叔叔这一代人已将瞬间与瞬间连成因果的锁链，拆链子的工作是应由另一代人来完成的。叔叔已无法面对独立的瞬间，叔叔的不幸的瞬间有着巨大的覆盖力，它将所有快乐的瞬间覆盖。因为不幸的瞬间是命运，是宿命，是逻辑；而幸运的瞬间是沙上的城堡，是海市蜃楼，是逻辑里美丽的歧义。叔叔终于说：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发现不是的这一天我们马上就要接近了，但我们还需耐心，其间还有一些来源于想象和推理的细节。这是我们编故事的人最容易激动又最容易性急的时候了。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的，这一日情景陡地回到眼前，我重又经历了心如刀绞的日子。这痛楚使我体验到了叔叔的痛楚，叔叔的故事从我的故事上历历地走过，使我的个人情感的无聊的故事有了意义，这就是我们讲故事的人通常所要做的。
现在，我故事使用材料的选择范围越来越窄，许多种可能和机会都排除了。故事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它自己已具备了发展的动力，不允许任何犹豫不定和模棱两可，它只有一种选择了，无论对与错，它已别无选择。
现在，大宝和叔叔坐在了一家新开的餐馆里喝广式早茶了。叔叔总是对大宝说“请”啊“请”的，使得大宝拘束不安，每样点心，只略动动筷子便停下了。叔叔想到他的肝病还没有全好，也就不硬劝了。吃到快结束的时候，叔叔问大宝对今后有什么打算，大宝低了一会儿头，才说：就按母亲信上说的办。叔叔又问，大宝自己的意思是想做个什么工作呢？大宝先不说，后来经不起叔叔再三问，才说：要能到父亲单位里谋个坐机关的事就好了。这回他虽然没提母亲的名义，叔叔却听出这明显是他母亲教导的口吻，就说：本机关是不好说了，这样的单位，连大学毕业生都难进来啊！不料大宝却紧接着说：大学毕业算得上什么？像父亲这样的身份，一旦开口人家万难回绝的。大宝的话使叔叔很吃惊，他没想到表面木讷委顿的儿子有这样敏捷的应对，说话又很世故。更使他意外的是，儿子虽说多年不照面，看来对他却还是相当注意的，叔叔心里像梗了一件东西，很不舒服。停了一会儿，他才回答说：正是这样，自己就不能轻易开口而使别人为难了。这一回，大宝没再说什么，可是叔叔却从他脸上看出一丝不相信什么的表情。然后他就叫小姐过来结账，说：走吧。走出餐厅，他把钥匙交给儿子，说他要去单位开会，请大宝自己回家去休息吧！父子二人在街上分了手，各自朝各自的地方走去。这天上午，叔叔到单位的时候，人们刚刚来上班。见他来，纷纷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因为他平时是不来机关的，甚至有的领工资的日子，他也不来，而是在下一个领工资的日子里，一起领走。他的信件在传达室里专门放一个格子，直到放满，便用尼龙纸绳捆扎一下，请人骑车送到他家。所以，这时候叔叔突然到了机关，人们就很新鲜。叔叔坐在那里和大家聊了一会儿天，就说要走，他没有告诉别人关于他儿子的事情。他到传达室将自己的信件领走，然后就到了街上。他先在街上很自信地走了一会儿，接着就犹豫起来，他想不出他应当去什么地方。有一时，他恼怒地想道：儿子把他从自己家里赶出来了，他倒变得无家可归了。然后，他就往我们的一个朋友家中来了。应当说，这朋友见叔叔突然上门是很奇怪的。因为平时都是我们上叔叔家去，如要上我们这些人家里来，一定是事先邀请的。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是：有什么事吗？叔叔被他问得有些难堪，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微笑着说：没事就不能来吗？我们那位朋友这时刚从被窝里爬出来，邋邋遢遢的很狼狈。房间里没开窗，一股烟味和脚汗味，十分难闻。叔叔只得坐在满地烟蒂当中的一张破椅子上，等待他到洗手间梳洗。他一个人坐在这乱糟糟的房间里，心里感到非常委屈，他想：一觉醒来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等那朋友从洗手间出来，叔叔就说：咱们上谁谁家去吧。这也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朋友。于是，叔叔就坐在那孩子的自行车后架上，去另一个朋友家。就这样，一共召集起有男男女女的五个人，时间已到中午了，叔叔就提议去吃火锅。我们这一行人是打家劫舍惯了的，听有人要请客，一个个都很踊跃。到了餐厅，叔叔对大家说：你们点菜，我去一下厕所。其实叔叔并没有去厕所，而是悄悄去打了个电话，告诉大宝他的会半天开不完，下午还要接着开，中午不回家吃饭；他呢，可以到楼下街口铺子里吃，也可以自己做着吃，冰箱里有鸡蛋、面包什么的。电话里只听大宝嗯了一声，就挂了。这顿午饭，我们直吃到下午三点，我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是艺术的形式的问题，我们的谈论一直横跨了从文艺复兴至今天的五六个世纪。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叔叔的表情有什么特异之处。他和平时一样地吃，一样地喝，一样地发表具有总结意义的观点，当我们欲罢不能的时候，也如往常那样，提出见好就收，大家便起身散席。就在出餐厅的路上，叔叔却又提议去谁家喝咖啡。过后，我们回想这天，才发现叔叔确是没有地方可去的样子，和平日里谁想留他谁也留不住的情况判若两人。这天，我们就到了我们中间某一个住房比较宽敞的朋友家中，冲了咖啡，还去买了烧鸡大肠什么的，一聊聊到了晚上十一点。这是非常痛快的一天，过后，谁也记不得事情是怎么发起的，我们只有经过慢慢的回忆，调查，才想起事情的起源。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叔叔倚在沙发上睡着了，打起了响亮的鼾。主人给他盖了一条毛毯，依然大声聊我们的，却并没有把叔叔吵醒。他这一觉直睡到了六点，天已黑了，因为这是一个昼短的冬日。叔叔躺在人家的破沙发上，睁开眼睛，看着窗外深蓝色的天空，有一会儿心里非常静谧。房间里烟雾腾腾，暖意融融，争吵声此起彼伏。叔叔静静地看着我们，觉得这一个时刻又和平又安宁。
夜里十一点钟，叔叔终于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流浪的一天过去了，他终于要回家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大宝，他想起大宝在他的家里等他呢！这一晚，他们怎么睡呢？难道他们父子就睡在一张床上？不行！叔叔断然否定了这个方案，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和大宝睡一张床的。当然，他和谁也是无论如何不能睡一张床的，他在心里又补充了一句。这时候，他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来安排大宝了。一旦想起必须要为大宝在省城找工作，他便觉得一阵心烦，他决定还是去和铁矿商量，给大宝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他回到家里时，大宝还没有睡，给他开了门，然后便闪在了一边。他说：大宝，你睡客厅的沙发上吧。大宝没吭气，他就抱给大宝枕头被子。他又说：大宝，你去洗洗吧。大宝就说：你先洗。他没再推让，洗过之后径直上了床，进卧室门时，他考虑了一下，是否要锁门。他想他如不锁门会睡不好，可是又觉得要锁了门，就太见生分了，所以他就没锁。他躺进被窝之后，才发现自己这一天过得又疲乏又紧张，浑身骨头酸痛。他还觉得这夜晚的时间非常宝贵，他可以不与大宝相对，他可以一人独处了。他生怕很快就会天亮，感到夜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想到这里，他又是一阵紧张和烦恼。他听见大宝进了洗澡间，有放水的声音。大宝在洗澡间里待了很久才出来。第二天早晨，叔叔上厕所时，闻到厕所里有劣等香烟的气味。这一晚上，他们父子在一个屋顶下，相安无事地度过了。
第二天早上，叔叔把他昨天考虑的结果告诉了大宝，意思是还让他回铁矿上去，当然，这回要找一个轻快的事做。不料大宝很坚决地说：他不去矿上。叔叔不由一怔，停了一会儿，又说：铁矿是个大企业，国家级的，将来转正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可大宝还是说：他不去矿上。叔叔有点恼怒，就问为什么不去。大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叔叔不觉又好笑起来，说：这算是个什么理由！可是大宝很坚决。叔叔这才无比惊愕地发现，大宝是有自己的意志的，尽管这意志很荒唐，带了一股乡里人短见识的冥顽不化。这使叔叔明白无论怎么多说都是无效的。他有些气急败坏，一甩手就走出了家门，在街上闲逛着。其实，叔叔本来并不是一定要大宝回铁矿的，这也不是他想叫大宝回就能回得了的，这只是许多种尝试中的第一种尝试，叔叔本不必过于坚持。可是一经大宝这样固执地回绝，叔叔忽然就觉得大宝是非去铁矿不可了；叔叔觉得假如大宝不去铁矿，就再没有第二条出路了；大宝没有出路，他便只能在街上游荡，他也就没有出路了。一时间，铁矿成了叔叔和大宝两代人的出路，大宝不去铁矿，他们两代人的生活就都给毁了。他气恨恨地在街上走着，同时还思量着，要去哪里。他想着想着，就走到我们中间的另一个朋友家里。后来我们曾经设想，假如这天我们那朋友没有出门，而是在家，留住叔叔，再像前一天那样度过很快乐的一天，直到晚上，也许叔叔的火气平息了，思想也转变了，事情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偏偏我们这位朋友一大早就出门了。他从来是傍晚才起来，才开始一天的生活的。可是这一天他偏偏一大早就出门了，为了一件极无聊的事，去买一件t恤衫。他不知怎么想起来要去买一件t恤衫，其实，这远远不是穿t恤衫的季节。叔叔碰了锁，只得又回到街上。碰锁使他非常沮丧，他想：他的生活全叫大宝搅乱了；他想：由于大宝的到来，他只能过这样狼狈的生活，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忽然就转过身，往回走去。他一进门就对大宝说：他还是要去矿上。大宝还是说不去。叔叔再没料到大宝是那样难打发，他心里充斥了一种失败感，并且击败他的对手是他根本没放在眼里的一个对手，这使他又平添了一层怒气。他对大宝说：他是不求人的，为了他大宝已经破了例，他大宝不应当再有过分的要求；他本来也并没有欠下他什么，是他自己没考上大学才招来这一连串的麻烦；他对他的责任尽到此也尽得足够了，他不应当再妨碍他了；而他现在已经很妨碍他了，他没法在家里写作了；单位里分他这套房子，不仅为了他的生活，也为了他的工作；可是，他现在无法工作了。叔叔忽然变得非常琐碎，非常啰唆，娘儿们似的。他喋喋不休地说着这些，一直说了很长时间。然后，大宝就站起身走了出去。这一天，是大宝在街上度过的。可是这并没有换来叔叔的平静，他反而更气恼了。他正吵得得劲时，对手却忽然跑了，这使他一肚子火气没了地方发泄。他手插在裤兜里，在三间房里走来走去，好像一头困兽，他想：大宝你走了，还能不来了吗？他想：大宝你有种一去不来了倒也好了！他还想：大宝你要不来了，我算服你了！这天他在家里没有写一个字，情绪非常糟糕。到了下午，他所喜爱的一个女孩来看他，可是，他的心情是那么糟糕，什么事也没干成。那女孩走了以后，叔叔想，他还能干成什么事呢？他这时发现大宝已经将他生活的基础颠覆了，他想：大宝一个青年如何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呢？他想：大宝的事情一定要尽快解决，这是刻不容缓的。于是，他便等待大宝回来，好与他再进行一轮争执。可是大宝却迟迟不归。叔叔的等待便越来越焦躁了。他想：大宝你以缺席不到庭来与我抗争啊！夜里十二点以后，大宝才回来，叔叔已经睡了。大宝看见叔叔留给他的字条，上面写着：大宝你必须去铁矿，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否则你就回你母亲那里去！大宝将字条团了，然后就也睡了。这一晚，他们父子在一个屋顶下，又相安无事地度过了。
第三天，叔叔和大宝都没吃早饭，他们直到中午才起床，叔叔正在心里紧张地筹划怎样再一次对大宝开口，不料大宝却先对他说话了，他向叔叔要几块零花钱。他的要求使叔叔明显感觉到挑战的意味，他冷冷地说：要钱做什么？买烟？当时大宝没再说话，叔叔也没有掏出一分钱给他。两人各在一间屋里，一直到天黑，两人在厨房里又碰到了。大宝还是说，要几块零花钱。叔叔发现大宝的执拗，叔叔的执拗也上来了，他说没有。两人草草弄了些饭吃，又各自到了一间屋里，此后就再没说话。第三天也过去了。
我们是在事情发生以后再去设想大宝的心情的。如同后来大宝自己说的那样：他原本是不愿意来父亲处的，他和父亲毫不亲近，父亲又是个“大名人”——这是大宝的原话；可是母亲却一定要大宝去省城，并且，为了怕大宝退回来，她采取了断大宝后路的办法——她不给大宝一块钱，只让大宝去向父亲要。她深知大宝是个懦弱的孩子，不这样的话也许他第二天就跑了回来。大宝便是在背水一战的处境下来到父亲这里的。在他举手敲父亲家门之前，他已在火车站停留了三个小时。火车是半夜到的，他想半夜里去敲父亲的门是很不合适的，于是他就坐着等待早晨的到来。等待天亮的时候，他心里茫茫然的，对此行的前景一无所料。他想不出父亲会怎么对待自己，他也想不出人怎么还会有个父亲，如果没有父亲的话，母亲就不会把他赶出来了。他想他所以被母亲这样赶出来就是因为有个父亲的缘故。而他又惯于服从母亲。他知道这世上唯有母亲一个人疼他。父亲呢？有和没有是一样的。所以他不能反对母亲，也所以，他没看见父亲的时候对父亲已有了成见。天亮之后，他慢慢地走在街上，拖延着要去见父亲的时间。他想这城市那么大，大得大而无当，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所以要到这大得骇人的城市来，全是为了找他的父亲。他一时上觉得自己孤苦得要命，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非要去找他父亲不行了。和父亲见面的一刻使他又难堪又紧张。这一天吃过早茶后，父亲让他自己回家，其实他已经忘了家是在哪里，而且地址又留在家里，没在身上。由于紧张，他甚至忘记了来时的道路。可是他没有向父亲开口，他只是凭着模糊的记忆瞎走。父亲住的那片单元房子，是有几十幢楼，面目划一地站成几排。他走错了许多回，用钥匙去开人家的门，冒着被人当作小偷抓走的危险。后来，他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家，走进房间，人几乎虚脱。他一个人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天，没有吃没有喝。虽然父亲中午来过一个电话，让他出去吃或者在家自己做。出去吃他没有钱，在家吃他不会弄煤气，也不知锅碗瓢勺的位置，父亲的东西他都不敢随便碰。而且他也并不觉得饿，他只想吸烟。烟卷是大宝唯一的伙伴。他也记不起究竟是什么时候结交的这位伙伴，有了它，大宝就有了安慰，有了指靠，做什么心里都有了底似的。在家时，母亲不让吸，他就偷偷吸。后来到了矿上，没人管束了，而且矿上没一个人不吸烟的，他也就放开了吸，瘾就大了。再回到家里，瞒也瞒不住。反正母亲面前他就不吸，等到了母亲背后他再吸。而母亲见了他手指上蜡黄的烟油印，也知道他戒不了，便睁眼闭眼由他去了。渐渐地，他没饭可以，没烟却不行了。这一天他就是凭了吸烟度过的。夜里，他在父亲的沙发上几乎一宿没睡，他想这才只一天，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父亲究竟打算怎么安置他，怎么打发他？他又想到自己的病，心想年纪轻轻的有了这病，要养过来还好，养不过来呢？照这样在父亲家，熬也要熬死了，还养什么病呢？他越想越绝望，躺在窄窄的沙发上，翻身都不敢，怕把父亲的沙发压陷了，就这样到了天明。这已是两个夜晚没有好好睡了。第二天一早，父亲就说让他回铁矿的话，回铁矿违背了大宝做人的原则。他虽然二十年来卑微得像根路边的野草，可也是有原则的，这原则也是轻易不可违背的。当父亲出去一趟再又回来，再一次要他去铁矿时，他内心可说是有一些悲愤交加了。他想他母亲非要他来找这他不情愿来找的父亲；他父亲非要他去他不情愿去的铁矿，他简直没有路可走了。后来，他到了街上，在街上胡乱走了一遭，最后又来到了火车站。他非常想回母亲那里，却没有钱，他烟也断顿了。脑子昏昏沉沉的不好使，且又饥肠辘辘。他心里开始恨父亲了，他想他父亲一人住了三间屋，睡那样新嫁娘睡的床，用的使的都是那样高级，连名都叫不上来。他想他父亲过得这么好，他却只能坐在火车站里，大宝不禁流泪了。就这样，大宝在火车站里度过了他挨饿的第二天。到了第三天，大宝有些支持不住了，他的身心都已临了崩溃的边缘。他迫切需要烟卷，以保持镇定。生性怯懦的大宝便向父亲开口要钱了。在他心里，隐隐地还有一个更加怯懦的念头，那就是假如父亲给了他钱，他也许就妥协，同意回铁矿去。他在心里暗暗地用烟卷和原则做了交易。可是父亲一口拒绝了这桩买卖，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留下，大宝真正绝望了。这是大宝在父亲家里度过的第三天。
第四天上午，刚吃过早饭，就听见有人敲门。大宝本不打算去开门的，因为他晓得来人不会是找他，可是叔叔刚进了厕所，门又敲了一阵，大宝只得去开门了。却见门口站了一个女孩，很苗条的身材，脸白白的，眼黑黑的。大宝低下了头，不敢看她。她好奇地看看大宝，自己进来了，从大宝身边过去时，肩膀轻轻地擦了一下大宝胸脯的地方。那女孩自己就跑进了叔叔的卧室，对了大镜子左顾右盼地照着。大宝坐在对面的客厅里，从半开的门缝里觑着她。过了一会儿，叔叔从厕所出来了，进了卧室，把门关上了，大宝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叔叔的房门整整一上午都关着，里面偶尔传出说话声和笑声。大宝坐在房门外面的客厅里，坐了整整一个上午。我想：这一个叔叔所喜爱的女孩在这一个时候到来，对以后发生的事情是应当负一定的责任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大宝，使大宝的情绪狂躁起来。已经长大的、在矿里听了许多男女间的下流故事的大宝，对卧室里的情景一定产生了许多猜测。从这些猜测出发，大宝还会产生出许多疑问。他想：父亲却和一个与自己一般大小的女孩关上房门做那样的事！他想：那女孩是谁家的女孩呢？他接着还会想：他大宝至今还没沾过女孩的边呢！他们父子两代人的生活真是有天壤之别啊！到了中午时，父亲的房门终于开了，那女孩走出来了，走过客厅时，瞥了大宝一眼。大宝看出这眼神里有一层轻蔑他的意思，使他自惭形秽。此后一整个下午，他都是在这自惭形秽的情绪里度过的。父亲的一切都使他自惭形秽，他觉得自己像个叫花子似的，在这里坐了一天又一天，坐了一夜又一夜，依然没有钱买烟。大宝的情绪开始变得骚动不安起来，而叔叔却一无觉察。
叔叔决定采取冷战的办法使大宝屈服。他想如若他让了一次步，就会有第二次让步，他会步步妥协，而大宝则步步进逼。他已逐渐镇定下来，并且有了耐心，决定打一场持久战。他决定在这房子里如从前那样生活，有没有大宝都一个样。他照常读书，写作，接待女孩，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最后赢得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每当他从自己房间出来，看见客厅里坐着大宝，就觉得这大宝不是大宝，而是他过去的女人用来要挟他的一个武器，一个象征物。他过去的女人，竟企图用他过去的生活遗迹来要挟他，他必不能让她得逞。所以他就更做得潇洒，进进出出，有时还吹着口哨。他一点没有发现，危险正在悄悄地逼近他，他已经危机四伏了，而他一点察觉也没有，兀自走来走去的。
叔叔有意冷落大宝的战术已被大宝体察到了。他激动不安地想：他为什么不来与我说话？他什么时候再来与我说话呢？他等待父亲来与他说话，等待使他骚乱不已，他手脚冰凉，微微哆嗦着。他好像一头落入陷阱的小兽，没有人来救他。有一两次叔叔进屋没有把门关严，他从门缝里看见叔叔倚在那张粉红色、荷叶边垂地的新嫁娘的床上，悠然自得地看一本书。狂躁的情绪逐渐地高涨起来，他觉得这父亲不再是父亲，而是他大宝的克星。他大宝的克星在奚落他呢！他大宝二十多年的一生就是受奚落的一生，至今还没有得到一点补偿。危险来临了。大宝对这危险是有预感的，可惜他的头脑还不能够破译这危险的预感。他手脚打着战，脸上却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如果大宝的母亲在场，她便会发现这父子俩全都有在绝望的时刻露出微笑的特征。这不知来自于一种什么意义的遗传，在这样的时刻，他们父子竟有着惊人相似的面容。
这时候，没有人意识到危险的来临。他们甚至还在一起吃了一顿午饭和一顿晚饭。然后，天就黑了。叔叔打开了电视机，他们父子一人坐了一个角落地看电视。电视的节目演了一个又一个，大宝忽而又焦急地想：他什么时候与我说工作的事情呢？他觉得他挨不到明天了，因为今天与明天之间，还隔了一个迢迢的黑夜，他挨不过去了。可他又不能自己先说，大宝觉得自己是抢不了父亲先的，他只有等待。当电视最后的节目演完，屏幕上出现了“再见”的字样，叔叔懒洋洋地站起身，关了电视，往自己房间去了。大宝绝望地想到：他再不会与自己说工作的事情了，他想他的等待再不会有结果，而最后一个机会也过去了。最后刺激大宝对父亲的仇恨的，是父亲在洗脸间里的刷牙声。牙刷在丰富的泡沫中清脆地响着，响的时间非常之久。大宝站起身，走到厨房，拧亮电灯，四下里看着，许久他也没有明白他是在找什么。后来，当他的眼睛无意地落在了他要找的那东西的上面，他才明白。他将他要找的东西握在手里，掖在衣服底下，回到了他日夜栖身的客厅沙发上，然后关了灯。
大宝躺在黑暗中，等待叔叔睡着。他以为他已经等待了很长的时间，他以为黑夜已经在他的等待中过去了大半，黎明的时刻即将来临，他以为这正是人人进入梦乡的万籁俱寂的时刻了，他悄悄地站了起来，手里紧握着那东西，那东西已被他的身体暖成温热的了。他的心里忽然变得轻松了，甚至有几分愉快，长久的等待终于要实现了似的。他轻轻地走过走廊，来到了叔叔的卧室门口。他停了停，然后脱了鞋，这样可以使脚步轻得像猫一样。他推开了门，却被门内的光亮炫了眼睛。他没想到这时屋里还大亮着灯，他父亲正站在床边，整理着枕头，准备上床。当他回过头，略有些惊愕地张了嘴，看着大宝时，他口腔里牙膏的清凉的气息，散发在了空气里。大宝朝着叔叔举起了手里的东西，那是一把刀，不锈钢的刀面在电灯下闪着洁白的光芒。叔叔怒吼道：流氓！随着这一声怒吼，大宝的头脑似乎一下子清醒了，他刹那间明白了，他从小到大所吃的一切苦头，其实全都源于这个男人。他所以这样不幸福，他所以这样压抑、这样走投无路，全都源于这个男人。这个男人现在好了，可他却还在受苦，他多么苦闷啊！他的没有工作、没有前途、没有买烟的钱，他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全都源于这个男人。他把刀向这个男人挥去，这个男人避开了，并用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腕。
叔叔握到了大宝的手腕，心里升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孩子竟要杀他了。叔叔看见了这个孩子因仇恨而血红血红的眼睛，他想：很多孩子爱戴他，以见他一面为荣幸，这个孩子却要杀他。叔叔看见了这孩子的瘦脸，抽搐扯斜了他的眼睛，两个巨大的鼻孔一张一翕着，嘴里吐出难嗅的腐臭的气息，他无比痛心地想到：这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多么丑陋啊！而这丑陋却是他熟悉的，刻骨铭心地熟悉的，他好像看见了这丑陋的面孔后面的自己的影子，看见了这张丑陋的面孔就好像看见了叔叔自己。叔叔不忍卒睹地移开了目光，为了把全身的力量都聚集在手腕上，而咬紧了牙关。
大宝为了挣脱手腕而扭曲了身体，他的手腕在父亲的大手里蛇一般地扭动，那把切西瓜的大刀便甩过来甩过去，闪烁着光芒。他们僵持了很久，双方都消耗了体力和耐心。疲惫的感觉似乎更加激怒了大宝，他狂暴地挣扎着，叔叔一个不防备，竟被他挣开了手去，随后他便不顾一切地朝叔叔横劈一下，竖劈一下，有一下劈到了叔叔的手臂，流血了，血滴在地毯上，转眼变成酱油般的褐色斑点。滴血的时刻忽然使叔叔想起大宝出生的场面：一轮火红的落日冉冉而下，血色溶溶，男孩呱呱落地。血液冲上叔叔的头脑，叔叔怒火冲天。他有些奋不顾身，大抡着手臂朝大宝揍去，大宝头上脸上挨了重重的几下，鼻子流血了。叔叔凛然的气势压倒了大宝，大宝的狂暴由于发泄渐渐平息，他软了下来，刀掉在地上，然后他就咧着嘴哭了，鼻血流进了嘴里。叔叔像个英雄一般，撕下一只睡衣的袖子，包扎好手臂上的伤口，大宝的哭声使他厌恶又怜悯。伤了一条手臂的叔叔极有骑士风范，可是他刹那间想起：他打败的是他的儿子。于是便颓唐了下来。将儿子打败的父亲还会有什么希望可言？叔叔问着自己。这难道就是他的儿子吗？他问自己。大宝蜷缩在地上，鼻涕、鼻血，还有眼泪，污浊了面前的地毯。叔叔忽然看见了昔日的自己，昔日的自己历历地从眼前走过，他想：他人生中所有的卑贱、下流、委琐、屈辱，全集中于这个大宝身上了。这个大宝现在盯上了他，他逃不过去了，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一夜，叔叔猝然老了许多，添了许多白发。他在往事中度过了这一夜，往事不堪回首，回忆使他心力交瘁。叔叔不止一遍地想：他再也不会快乐了。他曾经有过狗一般的生涯，他还能如人那样骄傲地生活吗？他想这一段猪狗和虫蚁般的生涯是无法销毁了，这生涯变成了个活物，正缩在他的屋角，这就是大宝。黎明的时刻到来得无比缓慢，叔叔想他自己是不是过于认真，应当有些游戏精神，可是，谁来陪我做游戏呢？
这一个夜晚，我们都在各自家中睡觉，睡眠很香甜，睡梦中斗转星移。我们各人都遇到了各人的问题，有的是编故事方面的，有的是情爱方面的，我们都受了些挫折。在白天里，我们受挫折；黑夜里，我们睡觉。我们甚至模糊挫折和顺利的界限，使之容易承受。我们将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换过来换过去，为了使黑夜在睡眠中安然度过。我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经验的教训，而只是懒惰。可是叔叔度不过这黑夜了，叔叔无论怎样跋涉都度不过这黑夜了。叔叔是这世界上最后一名认真的知识分子，救救孩子的任务落在叔叔的肩上。
叔叔一夜间变得白发苍苍，他想：他再不能快乐了；他想：快乐，是几代人，几十代人的事情，他是没有希望了。被践踏过的灵魂是无法快乐的，更何况，他的被践踏的命运延续到了孩子身上。那一个父与子厮杀的场面永远地停留在了叔叔的眼前，悲惨绝伦。孩子不让你快乐，你就能快乐了吗？叔叔对自己说：孩子不答应让你快乐，你就没有权利快乐！叔叔对自己说：孩子在哭泣呢！叔叔几十年的历史在孩子的哭泣声中历历地走过，他恨孩子！可是孩子活得比他更长久。
我们是在这个夜晚过去很久以后，才隐约地知道。对此叔叔缄口无言，可是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渐渐地，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设想这个场面，你一言我一语的，将它设想成哈姆雷特风格的雄伟的图画，我们说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悲剧。我们已经习惯了以审美态度来对待世界和人，世界和人都是为我们的审美而存在，提供我们讲故事的材料。生命于我们只是体验，于是，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什么都难不倒我们。我们干什么都是为了尝尝味道，将人生当作了一席盛餐。我们的人生又颇似一场演习，练习弹的烟雾弥漫天地，我们冲锋陷阵，摇旗呐喊，却绝对安全。这种模拟战争使我们大大享受了牺牲和光荣的快感，丰富了我们的体验。然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战斗力，我们的反应的敏锐性，我们的临场判断力，在这种模拟战争中悄悄地削弱。当危险真正来临时，我们一无所知。我们还根据我们的意愿想象这世界，我们的意愿往往是出于一种审美的要求。叔叔的那一个真刀真枪的夜晚久久不为我们理解，与我们隔离得很远。但是，叔叔的关于他发现了命运真相的新的警句在我们中间流传。有一天，在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点事故，这事故改变了我对自己命运的看法，心情与叔叔不谋而合。这事故虽然不大，于我却超出了体验的范围，它构成了我个人经验的一部分，使我觉得我以往的生活的不真实。
为什么这事故能抵制了我一贯的游戏精神，而在心里激起真实的反应？那大约是因为这事故是真正与我个人发生关系的，而以往的事故只是与别人有关。我们是非常自私的一代，只有自我才在我们心中。我们的游戏精神其实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无论是救孩子还是救大人，都不可能使我们激起责任心而认真对待。只有我们自己真正地遇到了事故，哪怕是极小的事故，才可触动我们，而这时候，我们又变得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我们缺少的实践锻炼的承受力已经退化得很厉害。这世界上真正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事故是多么少，别人爱我们，我们却不爱别人；别人恨我们，我们却不恨别人。而我恰巧地，侥幸而不幸地遇上了一件。在这时节，叔叔的故事吸引了我，我觉得我的个人事故为我解释叔叔的故事，提供了心理的根据；还因为叔叔的故事比我的事故意义更深刻，更远大，他使我的事故也有了崇高的历史的象征，这可以使我承受我的事故的时候，产生骄傲的心情，满足我演一出古典悲剧的虚荣心。我们讲故事的人，就是靠这个过活的。我们讲故事的人，总是摆脱不了那个虚拟世界的吸引，虚拟世界总是在向我们招手。我们总是追求深刻，对浅薄深恶痛绝，可是又没有勇气过深刻的生活，深刻的生活于我们太过严肃，太过沉重，我们承受不起。但是我们可以编深刻的故事，我们竞赛似的，比谁的故事更深刻。好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似的，有了深刻的故事以后我们再难满足讲述浅薄的故事。就这样，我选择了叔叔的故事。
叔叔的故事的结尾是：叔叔再不会快乐了。
我讲完了叔叔的故事后，再不会讲快乐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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