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舜卿，字子美，四川中江县人，曾祖苏协随孟蜀降宋后，授光禄寺丞，知开封府兵曹事，举家便迁到了开封。祖父苏易简，父苏耆，皆进士出身的官员。也都是名噪一时的文人，都有文集刊世。开封乃宋朝的首都。苏耆当过开封县令，这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苏舜卿生长在这样一个官宦世家中，不知饥馁冻饿为何物。且从小浸淫典籍、浏览书乡，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

        苏舜卿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宋朝的上升期。除契丹的入侵使北边屡有战事外，国内基本稳定。但朝廷内革新与守旧两派的斗争，却须臾没有停息。苏舜卿二十二岁因父荫入仕，当了一个太庙斋郎的小官。当年，因玉清宫毁于大火，皇上想修复，苏舜卿便向当朝的仁宗皇帝献上了一篇《火疏》，反对修复。内中有这样一段：

        楼观万叠，数刻而尽，诚非慢于御备，乃上天之深戒也。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躬罪己，下哀痛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之民。在辅弼，无裨国体者去之；居左右，窃弄权威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虚怀收刍荛之言，庶几灾变以答天意。

        二十二岁，从今人的角度看，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可是偏偏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教训起皇帝来。这种“好为帝者师”的举动，一方面说明苏舜卿的幼稚无知，一味地恃才傲物，只想出风头，而不知人情的凶险；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士风还算健康，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还比较宽松。不然，这样高标准的“毒草”是绝对不可能出笼的。即便出笼，其下场之悲惨也是可以预料的。苏舜卿没有因为这篇《火疏》受到任何打击，五年后，他反而顺利地考中进士。说明仁宗当时的政治还算清明。

        兹后，苏舜卿还给皇帝上过《乞纳谏书》和《诣匦疏》。文笔更加疏狂，批评的口气也更加严厉。特别是后一疏，甚至指名道姓斥责皇上跟前的一些近臣，尸位素餐，虚庸邪谄。皇上一天到晚和艺人混在一起，歌舞享乐，心志荒唐，政事不亲。这样的批评，不要说用在皇帝与辅臣身上，就是一般的人，恐怕也很难接受。

        写《诣匦疏》时，苏舜卿已经三十一岁了。居丧期刚满回到开封。如果说九年前写《火疏》，是因为年轻而不谙世事。那么现在则说明他的性格的偏执，也可以说是可爱。疾恶如仇，勇于任事。这种性格有助于艺术的发展，但对于官场，却是一个不和谐音。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穿了，这练达即是滑头。说起来虽不好听，但却实用得很。在中国，混到高官位子上的，有几个不是老滑头？

        然而有趣的是，这篇毒草抛出后三个月，苏舜卿还照例补了一个长垣知县。十年间上三疏，抨击时政，火药味很浓，但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这可能给他造成一种错觉，即“造反可以升官”，正义可以战胜邪恶。因此助长了他的狂放性格的发展，以致酿成最终的悲剧。

        苏舜卿二十三岁结婚，娶郑氏为妻。五年后郑氏病故，旋即父丧，去官守孝，两年丁忧期满再度入仕。宰相杜衍欣赏他的才华，知道他丧妻，便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一来，苏舜卿成了宰相的快婿，更是身价百倍。杜衍与范仲淹是政友，都是朝中的革新派。范仲淹于庆历三年即1043年入阁主政，任枢密副使，枢密使即杜衍。革新派人物相继掌握朝中大权。第二年，由范仲淹推荐，三十七岁的苏舜卿升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由此，苏舜卿进入“高官”的行列，其时他正当盛年，本可以凭借这一崭新的舞台，施展他的政治抱负。谁知由于自己的行为不检，被一直寻机反扑的守旧派抓住把柄，而导致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灾祸。

        当时京师的俗例，各衙门春秋赛神，本衙门官员要聚在一起吃喝一顿。这酒饭钱由到会的官员们凑份子。也有的把本衙门的一些破烂清理卖掉，换一些碎钱买一顿吃喝。苏舜卿初当上京官，自然不肯放弃与同僚们相聚一乐的机会。他也让人把本司的一些拆封的废纸卖掉。钱不足，参加宴会的人又各出一些钱来助席。先是请来一班优伶歌舞助饮。喝到高兴时，苏舜卿便命令撤去优伶，让本司的吏员也走开，只留下一帮朋友。这时，苏舜卿召来两军女妓，狎邪宴乐。是夜尽欢而散。

        邀饮与狎游，这在宋朝的官场中，本是常事。怎奈苏舜卿是政治漩涡中人。他岳父是当朝宰相，范仲淹和富弼为其副手，三人共理朝政，都是革新派。一些利益受到侵害的守旧派官员，一直在伺机反扑。苏舜卿本是京城名人，所邀饮者的十几个朋友，皆一时名士。因此反对派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于是由御史王拱辰、刘元瑜上本皇上，弹奏其事。仁宗皇帝肯定记得这个上《诣匦疏》的苏舜卿，也肯定没有好感。于是下令把苏舜卿抓起来，枷掠严讯，过了两个月的牢狱生活。结案，判苏舜卿监主自盗，减死一等科断，除官为民。

        监主自盗，指的是苏舜卿把公家卖废纸的钱用来招待同僚喝酒。这么一点点事，差点掉了脑袋，可见处罚之严。今天，各单位卖旧报纸打牙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儿，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侵吞公家财物。可是，宋代的苏舜卿，做官做到了正部级，却因为这么一丁点小事儿被革职为民，这恐怕不能简单地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来解释。一方面，它说明政治斗争的险恶，抓住一点过错，把政治对手搞掉。既落得一个惩治腐败的好名声，又达到了剪除异己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也说明宋朝吏治之严。如果法律上无章可循，卖废纸也绝不会定下一个“监主自盗”的罪名。至于这法律实施的普遍程度，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庆历四年（1044年）的秋天，宋朝首都开封发生的最大事件，莫过于苏舜卿一案了。这一顿酒，不仅使他的命运产生逆转，从此离开宦海，一蹶不振。更使得改革集团受到重挫，蓄势待发的改革力量顷刻间几乎崩溃。史载“同会者十余皆连坐斥退，名士一时俱空”。这些名士，都是改革派的重要人物。到了第二年正月，改革派的三个领军人物俱被贬出京城，杜衍知兖州，范仲淹知汾州，富弼知郓州。此事的始作俑者王拱辰与刘元瑜相庆说“诸辈为我一网打尽矣！”

        历史，留下了一段不可修复的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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