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太多的剩残去杀，体会过太多的悲欢离合，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中没有绝对的胜者。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逃脱兴衰更替的命运。但是，一个政权享祚时间的长短，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比之汉、唐、明、清、宋朝的开国皇帝气度要弱小得多。赵匡胤获得政权并没有历尽艰辛，且属于宫廷政变的性质。所以，宋朝的“王气”始终没有养起来。此处所说的“王气”，不是指皇上号令天下的权力，而是指点江山的能力。自秦自汉自唐，不要说燕云十六州，就是东北和内蒙，都一直是中国的版图。可是唐末动荡期间，契丹人抢占这一大片国土另建一个辽国。宋立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兄弟二人都没有能力从契丹人手中收复失地，反而每年向辽朝纳贡。此后，赵宋的皇帝们与契丹人时而开仗，时而议和，一直处于被动。在开拓疆域与处理民族问题上，赵宋皇帝乏善可陈。终宋一朝，唯有文学可以垂范后世，出了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出现这等现象，与赵匡胤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有关。这一点，赵匡胤比之唐太宗李世民，可就差得多了。唐太宗不仅器重文人，更整饬武备。文武并举，绝不会一手硬一手软。所以，历史上才产生了盛唐气象，这至今仍令中华民族骄傲的大国典范。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个开国皇帝的气度胸襟，便决定了他所开创的王朝的精神走向，如汉高祖刘邦，他吟过“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样雄奇的诗句，他呼唤猛士开疆拓土。这种精神让后代皇帝所承继，到汉武帝而趋鼎盛。

        赵宋皇帝重文没有错，抑武就大谬。诗词歌赋可以陶冶性情、颐养心灵，但对付契丹人和女真人这样的剽悍民族，一篇千古传颂的诗章还不如一根绊马索有用。即便是文学，如果是大气磅礴的、积极健康的、提升国人斗志的，仍是培植国力的重要手段。遗憾的是，北宋的文学，发展到徽宗、钦宗时期，已是生气消失，豪情不再了。北宋的最后一位大诗人，是李清照。她的词作典雅，婉约。作为个体，李清照是优秀的、杰出的，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则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就变成了靡靡之音，噙着泪水吟咏“雁过也，最伤心”。无限感伤地倾诉“人比黄花瘦”，这种充满悲情的诗句之所以在当时受到热捧，乃是真实地反映了徽、钦二帝统治下的国民已丧失了雄健的气魄。南渡之后，曾有智者痛定思痛，描述昔日汴京的臣民“黄髻小儿，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上有所倡，下有所随。当踢球的高俅与卖笑的李师师都成为皇上的座上宾，骤登显贵之堂。升斗小民除了艳羡，更会仿效。于是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歌善舞，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从来都不想干戈之事，都以为战争绝不会发生。待到金兵攻破汴京，可悲的国民们才惊醒，但为时已晚。

        相比于徽、钦二帝与宋高宗赵构，大金国前期的皇帝们行事的风格就要明朗得多，也健康得多。君臣之间，臣民之间，几乎没有尊卑等级，贵贱之分。据史料记载，吴乞买虽然贵为“九五之尊”，但仍然与百姓保持水乳交融的关系。他所住的“皇宫”，也没有重门深禁，百姓家里杀了一只鸡，就会跑到“皇宫”里喊他一道去分享，没有特殊情况，他都会欣然而往。君臣之间议事，可以争、可以吵，哪怕面红耳赤，也不会伤和气。争吵完了，意见统一了，君臣们便开始“同歌合舞，略无猜忌”。女真人的歌舞是什么呢？是踩刀梯、耍火球之类，充满了矫健，洋溢着剽悍。相比于汴京靡靡之音，杭州的浅斟低唱，两者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再说击败辽、宋之后，大金国库里的钱多了起来，吴乞买花钱大方了一些。大臣们对他产生了意见，说他违背了太祖完颜阿骨打立下的“非军需不启库存”的祖训，应接受处罚。吴乞买只得按规矩被大臣们拉出议事大殿，趴在地上“廷杖二十”。吴乞买心悦诚服，并没有因此报复任何人，而赵宋皇帝虽然无能，却从来一言九鼎，君臣之间有绝对的界限。相比之下，女真人早期建立的政权，倒是有点像“人民公社”的性质。所以，我认为，女真人打败汉人，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一种健康的、硬朗的、平民式的帝王文化，打败了另一种腐朽的、堕落的、贵族式的帝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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