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大厅巨幅的木刻中堂，刻的即是范仲淹那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做人的品质。范仲淹写此文章正是出于他的儒家襟抱。有趣的是，范仲淹一生从未到过洞庭湖，竟然把洞庭湖写得如此逼真。我经常对朋友们说：自然即道，人为为伪。这与古人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同一个道理。范公的文章，虽然没有脱“文以载道”的窠臼，但的确不是生硬的说教。在这篇文章中，他的情感官能、思维和意欲与苍茫浑阔的洞庭湖融为了一体。正所谓丈夫气魄、云水胸怀。

        接前面的话说，范公从未到过洞庭湖却把它写得活灵活现。这是一种奇特的美学现象，所谓“神游”是也。古人云：秀才不出屋，能知天下事。这是博览群书的结果。同样，秀才不出屋，能游天下景。我就经常独坐书房，做这种免费的精神旅游。这样的旅游，实际上是把他已获得的各种相关的体验作用于欣赏的对象。范公没有游过洞庭湖，但他肯定游过其他一些大湖。他笔下的湖景是一种类推。当然，这种类推的功夫，显示出天才与庸才的差别。

        时代发展的潮流、速度、梯度，决定了每一个人在历史给定时间的位置。历史给予范仲淹的位置，是一位悲剧意识颇浓的贬官。范仲淹是倡导改革的，在素有保守传统的封建国，改革者当贬官也就理所当然了。所以，当同为贬官的滕子京请他写一篇《岳阳楼记》时，他欣然应命，留下一篇千古佳文。

        前面说到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就是“忧患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位卑未敢忘忧国”等，这些随手牵来的词句，都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忧”字，为国忧、为民忧，成为一个高强度的引力中心，吸附着代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这一点来说，与其说岳阳楼是一处自然景观。它给予游人的不是轻松和繁华，而是凝重和质朴。

        很长的时间里，我也一直摆脱不了“忧”字的困惑，直到现在，它仍是我一触即痛的心理情结。虽然，我用了整整四年的工夫，把自己的儒家人格改变成释家人格。每年挤出时间来进行佛教旅游，只要一有空就焚香诵经，把搁在心中的一个“忧”字换成一个“寂”字。但是，一来到岳阳楼这样特定的地方，仍免不了当一回忧国忧民的泫然之士。

        说来，这还是有一种对历史的参与感。幸而我及时提醒自己，再不要充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一类的角色。刚露苗头的忧愤情绪，也就很快地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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