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固执地认为：让历史复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这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也是作家的责任。

        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这要求也许苛刻，但我认为这是写好历史小说的关键。时下一些流行的历史小说，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历史的真实，这是作家没有认真研究历史的后果。

        所谓历史的真实，简单地说，有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第三个真实是形而上的，最难做到。前两个形似，第三个是神似。形神兼备，才可算是历史小说的上乘之作。

        我曾对张居正及嘉隆万三朝的历史做了数年的研究。自认为占据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了。可是当我花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写出第一卷时，才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既不是史学著作，作为小说又显得干巴。这才意识到，历史的真实并不等同于文学的真实。从历史到文学，有一个艰难的转化过程。小说中的张居正，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历史中的张居正。它既要忠实于历史，更要忠实于文学。他既是历史中的人物，又是文学中的典型。这一点至为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文学的价值便荡然无存。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舍弃了这三十万字的第一稿，于1999年春节之后，又从头开始。现在读者看到的的第一卷《木兰歌》，便是与第一稿了无关涉的第二稿。这本书属不太成熟的作品，但至少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追求。

        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还有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忧患意识。我曾在一篇《登郁孤台》短文中评价辛弃疾“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其实，古代士子，穷者如杜甫，达者如张居正，有谁不是这样？一个不具备忧患意识的作家，又怎能与笔下的历史人物作穿越时空的心灵沟通？不过，在当下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作家们似乎已丧失了为民族思考的责任。文学的视野日渐转向个人的隐私，或者媚俗的快餐。文学的阳刚之气、厚重之感正在丧失，代之而起的是轻佻与浮滑。一个民族的文学心志一旦走向颓废，则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终结。我在前面已讲过，历史小说作家更具有文学的自觉。这自觉，便缘于他的忧患意识。他不会无缘无故地选取一段历史、一个人物，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形成了他的历史观。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创新，或满足于编造精巧的故事，这实际上是在浪费自己的聪明才智。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前者永远是主要的。这一点，对历史小说的创作尤其重要。

        以上拉拉杂杂，写下的是我创作的动机，以及对历史小说的思考。我不是清流，无意对张居正做道德上的评判。在严肃的历史面前，个人的爱憎，往往会导致低级的错误。四卷本的已经问世，创作这部书，我前后花去了十年时间。真正的十年磨一剑，但是，这究竟是不是一把好剑，则需要广大的读者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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