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
红河发源于云南省崇山峻岭间,在中国境内叫作元江。红河从老街地方进入越南,流经越南北方腹地,向东南入海。九四一部队在老街附近渡舟桥,跨过了红河。几天以前,兄弟部队过河开辟了战场,现在他们可以驱车向前开进了。
越南北部边境,和我们的滇南河口一线,都属于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自然环境没有多大差别的。河口地区是我国橡胶产地之一,三叶树环绕山丘,一行行,一层层,郁郁葱葱。胶林深处,可以望见国营农场的楼房,红瓦白墙。米轨小火车沿着溪流隆隆驰过,留下一缕烟云。这遥远的边疆,向战士们展示了它的富饶美丽。一过红河,就是另一番风光了。六姐妹挤在电话车窗口留意观察着,她们明显地感到,已经置身于异国的土地。
虽是旧历正月,到中午颇有点盛夏的味道。电话车闷得要命,几个人吐了,愉快的笑声停止了。不一会儿,浓雾漫卷过来,热风里带着雨丝,灰蒙蒙的。十多米以外,听见汽车响,却看不见。班长严莉查了地图,说此地是黄连山山脉。山脊又高又陡,有的地方突然形成断裂,下边是乱石嶙峋的深渊。公路两旁覆盖了灌木竹林,茅草刺藤相互盘绕,密不透风。女电话兵们不免有些犯愁了,要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执行架线任务,从哪里下手呢?
傍晚,部队接到命令,原地宿营待命。一路上没有下车的机会,现在停下来了,战士们都就地在解手,并不避讳。弄得总机班女兵一直不敢抬起头来,她们小声骂道:
“这些家伙,没脸没皮的!”
她们随即就明白,男兵挨骂挨得冤枉。这里公路的内侧是悬崖,外侧是深谷,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得,窄窄的一条路,到处是人,谁也躲不开谁。女电话兵们团团打转,只好去问连长,要上厕所怎么办。连长笑一下,就把脸背转过去,不再看她们,这就是给她们的一种切实的答复了。严莉叫两三个人在电话车旁遮挡着,大家轮流上了厕所。谁也没有意料到,到前线来遇上的第一个难题竟是这事儿。
有线电通信连保持着行军序列,原地宿营了。女兵班夹在男同志当中,在公路上占据了几米路段。雨淅淅沥沥下着,她们盖着防雨布,鞋也不脱,枕着背囊和衣睡下。谁能睡得着呢?不知道哪个部队还在往前开。她们感觉到,那急促的脚步,总像是踩着了自己的头发。
通信科参谋来传达首长命令,要求迅速架设各部队线路。连里决定开启电话车总机,指挥机关内部线路由总机班负责架通。
总机班女战士们,忘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在听候班长严莉下达任务:
“陶坷、吴小娟、杨艳,跟我去架线,肖群秀、路曼守机。注意机线装设,搞好固定。今晚的口令是‘山茶’,回令是‘海棠’,执行吧!”
严莉、陶坷各负责架一条线,五分钟以内都架通了。杨艳和吴小娟两个负责首长的一条线,遇到了麻烦。她们正往前走,闻到一股臭味,是从来没有闻到过的一种特别的气味。天快亮了,可以模模糊糊看见,小路上横的竖的倒着三具越军尸体。肚子膨胀起老大,周围是一摊黑血。不要说见到死人,平时看见一只死老鼠她们也怕,肉唧唧的,让人头发根儿发奓。她们试探着,从旁边绕过去。在刺藤草棵里钻进钻出,帽子挂掉了,脸也划破了,无论如何也钻不过去。想到自己架的是首长专用线,登时觉得一身都在冒汗,再耽搁不得了。只好横了心,还是从原路过去。吴小娟望着几具尸体问杨艳:
“你怕不怕?”
杨艳说:“要是三个活的,我倒不怕。”
吴小娟说:“要真是死的,总还好办,我怕他们是装死。等我们到了跟前,一下坐起来了。”
“他们流了那么多血,就是活着也剩不下多少力气了。不等他坐起来,拿手榴弹在脑袋上敲他几下。”
“好!我们分个工。看着不对,我上去按住他们,你用手榴弹猛砸,不要让他们抱住了腿。”
她们彼此壮胆,从三具尸体上跨步过去了。至于三个越军是不是有过要坐起来的意思,她们不清楚。她们沉着地迈过了最后一具尸体,撒腿就跑,没有再回头去看。
突然是哪里一声喝:“口令!”
两个女电话兵冷不防的,一紧张,早把口令忘得一干二净。对方不见回答,哗的一下冲锋枪上了膛。
吴小娟连忙说:“别打,别打,是我们。”
“什么你们我们,口令!”
“干吗那么凶,你听不出我们是总机班的!”杨艳厉害起来了。
隐蔽在树丛里的哨兵压低声音笑了。哨兵一指,原来已经来到了首长的掩蔽部门口。
她们撩开门上的雨布钻进去。掩蔽部里点了几支蜡烛,还是昏昏暗暗的。几位首长正跪在地铺上,查看拼起来的作战地图。小娟和杨艳把单机摆在一个压缩饼干的箱子上,手脚麻利地接好了线,一摇,通了。
一号首长见两个女电话兵淋得全身透湿,脸上划得一道道渗出血来,忙递给她们一条毛巾说:“快擦擦脸,瞧划成什么样子了。”又嘱咐说:“等破的地方结了痂,千万不能用手去抠它,让它自己掉。抠掉了痂,落下一道道的,可就不好想办法了。”
两个女电话兵不好意思地擦了脸。
这是吴小娟和杨艳到前方来第一次完成架线任务,而且是为九四一最高指挥员架的线,她们对自己感到相当满意。两个人已经说定,将来参加文科高考,就把这次出境作战第一次执行任务作为自选的写作题目。这个题目可不是随便谁都写得了的咧!
吴小娟虚岁十九,是从学校应征入伍的。有些同学劝她说,“当兵热”过去了,现在正是“大学热”,何必再到部队上绕一个大弯子呢!吴小娟终于没有能克制住想穿穿国防绿女裙的那股“狂”劲儿。她中学功课很好,爸爸妈妈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师,有得天独厚的补习条件,所以她有把握在复员后的当年考入大学。
杨艳的情况不同,她在学校是全班最能死用功的一个,考试名次却往往成反比。爸爸对她的学业抓得很紧,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没头没脑地打。隔壁邻居都看不下去,批评他身为公安干部,抓住小偷流氓尚且讲教育,这么大的女孩子了,动不动就打,未免太不像话。做父亲的争辩说,是个小子倒可以随他去,女娃儿不严一点不行,等她耍上了男朋友,打也来不及了。杨艳倒是并不悲观,和吴小娟一起补习,她相信准能上去。她们抓紧了一切属于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还买了麦乳精,补充营养。她们希望到时候能够一举攻克复旦新闻系。
两个女电话兵军帽在树丛里挂丢了,还是向首长行了举手礼,欢欢喜喜退出了掩蔽部。出门不远,听见一号首长在电话上说:
“喂!你是有线连连长吗?怎么搞的,指挥所离你们没有几步路,整整二十六分钟才把线架来。以后这样不行,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小娟和杨艳失神地往回走去。她们心里又是委屈,又是丧气,感到负疚难过,悄悄流泪了。她们开始体会到,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女兵也如此,别想着会对你有一点什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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