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水泵站试水成功，垂直相程达到了三百一十七米。根据这个新情况，牛背林木组立即调整了他们的种植计划，在原先苦于浇水困难的坡地上又辟出了六十多亩苗圃，主要种植漆树、杜仲、桂花几种树苗。

        林木组的摊摊越来越大了，经营上迫切需要加以开拓。组里指派了云先碧，去和邻近县里青山林苗产销公司取得联系，试探一下能不能加入联营。这个公司前身也是一个自采自育的家庭苗圃，很快扩大到了几十户，又很快到了上千户，由单纯培育林苗发展成为一个产销合作的群众性经济联合体。如果能加入进来，牛背林木组的小船便由一汪池水划进了流动的活水，这是看准了的。

        有着全权代表资格的这一项出使任务，派云先碧去显然不合适，却硬是要她去。要这位“大军娘子”去，便等于是烦劳大军余同志辛苦一趟；而由余同志出面，便等于事情成功了一大半。余部长也很乐意云先碧有机会出去锻炼锻炼。他常常对社员们说，要到外面跑跑，不能总念着“手握锄头把，犯法也不大”的经。法是犯不得的，外面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什么交涉也不会办，那怎么行。云先碧总在推辞着，他在一旁说：

        “组里要你去，就是你去了。我正好有事到分区去，可以和你一路走。”

        云先碧笑了，“要得！我就去试试，我谈不下来换别个去就是。”

        他们两个人去赶客车，正遇上韩瞎子搭早班农贸车从县里回来，拉住他们，兴高采烈地讲起他在县文化馆学唱了哪些新书段了。待韩瞎子走后，云先碧告诉余清泉说：

        “我先怕你骂我讲迷信，没有对你讲，我找他问过了卦的，他给我们算了一个‘天作之合’哩！”女人并未提及她第一次找韩“先生”问卦如何不顺利，欢乐地说下去：“我又问他，我们两个哪个活得久些，哪个先死？他说，十八层天十八层地，样样事情都在铺排着，不到一定时候，不好说破的。哪个信他的鬼话！要死就是我先死，好啵？你不忙死，你不能死！”

        余清泉大笑起来，心里又暗暗惊奇着。同样是在临近婚期的一天，大妹也曾讲起过她找韩瞎子问卦的事，韩瞎子同样的是那一套言语，大妹也同样对他说：

        “要死就是我先死，好啵？你不忙死，你不能死！”

        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过这样的许诺，一定要兑现呢？涂大妹先于丈夫匆匆告别了人世。那年她刚刚跨入四十岁，作为一名“女全劳”，还正在当年。

        大妹除去有限的几次到部队探亲，一年到头都在“苦”工分的——尽管每个工分还平均不到一分钱。每天一大早，不等生产队长扯起嗓子吼，她已经带着家什站在场坝上听候分派了。妇女当中有谁偷巧耍滑不出工，大家便会敲打她说：“何不和人家大妹比一比嘛！”大妹作为一位部队后勤部长的家属，搬一张躺椅坐在柴垛旁边晒太阳，又能把她如何？大妹时常有病，很少舍得花时间跑公社卫生院。直到去世前几天，还强撑着参加了在全省全县统一号令下实现坡土改梯田的日夜大会战。在牛背女社员里，她是身体最强壮的一个。终于还是证明，一个女人体质的柔韧坚实毕竟是有限度的。

        牛背的每一丘田，和在荒坡石缝间挖出的七零八碎极不规则的小块土地里，无不渗透了大妹的汗水。那光溜溜的石板小路上，那铲得过于狭窄的田埂上，那长满荆棵茅草的望牛山上，也无处不留有大妹五趾张开来的一行行足印。她是在牛背着陆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最终也还是从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小小的山村离岸而去了。

        这次余清泉也收到了加急电报，成为终生遗憾的是，待他赶来牛背，为时已晚。事情竟是如此无法通融，如果能够推迟半个小时，依照欧美人习俗讲是适逢“瓷婚”的这对夫妇，原是可以再见到最后一面的。

        一个女社员正常亡故，不曾遗留下什么有待研究解决的麻缠事情，更不存在以后人们常常谈论起的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的问题。作为死者的亲属，余清泉自然无可抱怨。倒是部队许多同志抱怨他，既然够了条件，为什么不给老婆办随军？早办了，何至于弄到这一步。一些人揣测说，余部长自有他的苦衷。爱人符合随军条件而不随军的事迹早已多次刊登在军区报纸上，写了社论，号召全军区部队向他学习。如又办了随军，以前当登报当典型岂不等于是他设下的一个骗局吗？

        真正对这位老同志有了解的人，决不会以为他是在个人荣誉上绕圈子。事实上，当了先进典型所带给他更多的并不是荣誉。更有甚者，“文化大革命”一来，他竟作为“黑修养”的活标本被揪出来了。说他不让家属随军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天晓得他占到了哪些便宜，更不必说是“大”便宜。

        假如余清泉只是为了换取荣誉，他怕很难下得了这样决心的。也许人们会说，这有什么，不就是给不给老婆办随军吗？小事一段，上不了革命回忆录的。认真想想，抱定这样的决心并不比迎着枪林弹雨冲上去来得容易。在战场上，班长牺牲了，是谁用口里瘀了鲜血的变得异样的声音呼喊一声：“为班长报仇啊！”连最胆小的士兵也不及犹豫，红着眼睛挺起刺刀上去了。而余清泉却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经受着感情上的肉搏的考验。在个人范围以内，能做的他都做了，能拿出的他都拿出了，还要他怎么样呢？

        一次开讲用会，人家一定要他谈谈他是如何“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坚持把家属留在农村当社员的。这位老军人苦笑着说：

        “说实在的，我何尝没有打算过把老婆接来随军，就算上不了户口，解决口粮也不成为问题。可是我不能不想想，只说她在的那个大队，男女老幼就是近两千人张着嘴要吃饭，又有谁接他们离开农村？谁解决得了他们的口粮？在中国，手握锄把的人是一个多数，是一个绝对多数，是一个不声不响的绝对多数。如果调转过来，不是由他们交公粮供养着我们军队，要由军队供给全国农村每人每月三十多斤定量吃着，那该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那时候的所谓讲用会，听众坐得端端正正，还有人不停地在记笔记，实际上谁也没有当作一回事，脑子里不定在琢磨着什么呢。余清泉部长的“讲用”与众不同，他的话虽未免过于粗浅，过于简单，无头无尾，并且竟没有引用任何一句必须加以引用的有关语录。听众却一下被吸引了，被打动了，被震撼了，以至因此有所了悟。那些年部队同志都在担心着，“深挖洞，广积粮”的大标语写在山岩上，坐飞机一笔一画都看得清，一旦有战争，部队哗的一下拉上去了，粮食供应上得去吗？后勤干部就更为忧虑，到时候给养送不上去，指挥部少不得把电话机一摔，吼着骂着要拿你军法从事。听了余清泉“讲用”，大家谈论起来，醒悟到这种忧心，其实也还只是局限于军人的职业角度。后勤保障直接关系着能不能打赢一场未来战争，当然令人担忧。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更加使我们忧心如焚，更值得我们深思一下的呢？打了小半辈子仗，这个战役那个战役记得清楚，一次一次的祝捷大会记得清楚，而那一次一次战役的胜利原本为的是什么？心目中倒往往容易模糊了。

        就严格的意义而论，余清泉也许没有资格夸耀自己创立过可以引为自豪的多么显赫的战功。但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高也是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点他始终没有模糊。对于战争胜利后的那种梦幻一般热切的向往，在他始终没有淡漠，没有冷却。

        余清泉不能忘记，多少个山风呼啸的冬夜，人们围坐在涂家火塘边，听他依照自己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幸福美好的社会图景，来描述着若干年后牛背将会如何如何。到头来如何？你不过悄悄把自己的婆娘从这个苦寒的山村领走了事。他可以想见，如果他到牛背为大妹办理搬迁，全村人都会沿着那条光溜溜的石板小路为他们俩夫妇送行。伴随着照例一些道别的话语，一定会感觉得到人们举止神情中显露出被掩饰着的陌生、冷淡、轻视，以至是嘲讽。余清泉可以承受任何沉重打击，但他承受不起牛背父老乡亲们的一道道冷冷的目光。他深知那些手握锄把的人们，有着怎样不露声色而又是怎样直憨决绝的性情。他们将会同他道别：“余同志慢走呵！”“余同志走好呵！”而决不肯再像从前那样依依惜别地对他说：“余同志！常来看看我们哟！”“余同志不要忘了我们哟！”这就够让余清泉寒心的了。所以他虽有过为大妹申请随军的打算，终于还是打消了这种念头。余清泉从不曾为自己这个义无反顾的决定感到失算，感到懊悔，感到抱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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