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微式微不得归

        治平二年（1065）三月，司马光终于再次踏上了涑水故园的土地。此番重来，距离上次还乡，中间隔了整整十五年！

        上一次探家，是在皇祐二年（1050）。那一年，司马光三十二岁，初入“馆职”，刚刚进入大宋王朝的高级人才储备库，身体充满活力，内心充满希望。在赠给同乡后辈的诗里，他写道：“况今有道世，谷禄正可干。勖哉二三子，及时张羽翰。力学致显位，拖玉簪华冠。”司马光认为他所处的是一个有道之世，是值得大干一场的时代，他是乐观的，向上的。那个假期很长，时间宽裕，司马光优哉游哉，从春天一直住到夏天，甚至有时间亲自督造了一座新宅。在新居宽敞的书斋里，他读经阅史，神交古人，养精蓄锐，憧憬着新的出发。

        如今，十五年过去，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青松弊庐在，白首故人稀。外饰服章改，流光颜貌非。”院子里亲手栽下的松树已经亭亭如盖，当年宽敞明亮的书房却透着老旧寒碜。身上的官服更加高级，镜中的容颜却日渐衰老。故友凋零，黑发斑白，牙齿脱落，身体不再结实，生命的活力就像是岸边的沙，被岁月的流水悄悄带走—除了远处巫咸山的轮廓，一切都不复从前。

        变化最大的，是司马光的心境。

        此番还乡，司马光请的是“事假”，事由是“焚黄”。由于司马光的地位，皇帝给他父母追赠了更高级别的荣誉头衔，发放了告身，焚黄就是把用黄纸抄好的告身副本，到坟前去烧送给先人。焚黄假期很短，只有十几天，所以，此番还乡，他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一路奔波，备极辛苦。

        在司马池墓前，司马光亲手擦拭着父亲的墓碣，泣不成声—他已经有十年没能为父亲扫墓了。嘉祐元年（1056），司马光做并州通判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因公出差到夏县附近。涑水故园近在咫尺，可是按照制度规定，因公出差者不得私自还乡。所以，司马光并未还家，也没有通知涑水父老，只抽空拜祭了父母的坟墓。如今将近十年过去，他这才又得着机会再次为父亲斟一杯水酒，坐下来跟母亲说说心里话；下一次再来，又会是什么时候呢？自己也已经四十七岁了，还有下一次吗？这样的念头，想起来真是让人感伤。

        此番重回，司马光的心情只能用“沉重”来形容。“十六载重归，顺途歌式微”，在司马光的心中回荡着的，是“式微”的歌。

        “式微”，语出《诗经·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说的是臣子为国事奔忙，不得与妻子团聚。“式微”歌中隐藏的，是一个归隐田园的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说：“田园将芜，胡不归！”儒家讲究“学而优则仕”，以修身、齐家为立身根本，以治国、平天下为至高理想，归根结底，是要出来服务社会的。然而，又有哪一个读书人的心底不藏着归隐田园的梦？哪怕是春风得意之时，听到渔歌互答，也不免有“式微”之叹。十五年前返乡，到硖石山中拜会隐士魏闲，看到老大哥那么悠闲自在的山居生活，司马光也羡慕过，赞叹过，脑海里闪过“式微”的歌。只是，这一次，司马光歌“式微”的心情显然不同。他歌“式微”，更多的不是要归去，而是叹凋敝。

        首都开封以外的大宋王朝，状况远比他想象的更为严重。中央官出京，不管公差还是私事，地方上迎来送往是免不了的。司马光是皇帝侍从、谏官，又是中生代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俨然未来宰辅，想要结交他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各种游山玩水、宴会雅集的邀请纷至沓来，对此，司马光一概谢绝，毫无商量。可是，不接受招待不等于自命清高、闭门自锁，相反，司马光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密集走访、密切接触沿途官民，因为他深知，开封不等于大宋王朝，各种文书报告里的地方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地方，只有亲身探访才能深入了解地方政情、民情，了解宋朝的实情。这一路探访下来，司马光“式微”歌的调子越发沉重而严峻了。

        让司马光歌“式微”、叹凋敝的是三件事。

        

财力屈竭国堪忧

        第一桩让司马光感到不安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

        真实情况的了解是从面对面的交流开始的。本州的光荣—司马谏官赏光屈临官舍共进晚餐，让陕州知州感到既荣幸又局促。按照司马光的要求，知州大人为司马谏官准备的是一荤三素，最简单的面饭，酒还是有的，是当地官府酒务里自酿的酒，味道虽然不坏，可是籍籍无名，哪里比得上开封府的瑶泉佳酿、羊羔美酒！闻道司马谏官为人朴素，可是拿这样的席面来招待尊客，知州大人还是心中不安。

        见过了毫无架子、一言一行透着真诚的司马谏官本人，三五杯入肚，寒暄的套话说过，知州的状态松弛下来。说到本州财政，他的脸色顿时从恭敬客气转成了焦虑愁苦：“仓库都是空的，没钱，也没有粮食。官员工资怎么发？军人的粮饷怎么发？只能临时现凑。一个月一个月地凑。军粮是不敢拖欠的，凑足了先发军人的，再发官员的。实在凑不出，就只好欠着……”

        对于国家的财政状况，司马光早有担忧。三年以前，他上疏仁宗皇帝，就说：“我担心国家未来最大的灾患，不是别的，而是财力屈竭。”可是，地方的实际状况竟然如此糟糕，却是他始料不及的。那么，陕州的情况究竟是个别，还是一般？一路看来，州州如此！

        钱都到哪儿去了呢？被中央拿去了。中央的钱又都到哪儿去了呢？养兵，养官，还有赏赐。大宋朝什么多？官多，兵多。真宗皇帝的时候，在册官员总数是9,785，现在是多少？ 24,000多，五十多年净增14,215人。太祖的时候全国总兵力20万，现在是116.2万，八十年净增96.2万人。官多不办事，兵多要吃饭。再加上1038～1044年间，宋和西夏开了一战，耗费巨大，契丹又趁机勒索，到仁宗晚年，国家财政已经是不堪重负。而英宗上台之后，在仁宗的丧事上大肆铺张，更是把家底儿都折了进去。

        仁宗的陵墓规格，完全是比照着真宗的定陵来做的，而定陵的豪华程度远超太祖的昌陵和太宗的熙陵。可是，修定陵那时候宋朝什么家底儿？“帑藏充积，财力有余”。如今又是什么家底儿？“国用空乏，财赋不给，近者赏军，已见横敛，富室嗟怨，流闻京师”。很多官员上疏反对，礼院编修苏洵（1009～1066）给韩琦写信，甚至引用了“华元不臣”的典故来责备宰相。春秋时候，宋国大臣华元厚葬其君，君子以为“不臣”。韩琦的脸都气白了，但是却固执地坚持厚葬仁宗。

        为了修筑仁宗的陵墓，一共动用了46,780名军人，调动钱、粮50万贯、石。虽然英宗下诏说：“山陵所用钱物，并从官给，毋以扰民。”可实际情况却是，“诏虽下，然调役未尝捐也”。三司使蔡襄亲自充当定陵工程的财物主管，按照他的预算，整个工程需要耗费钱、粮50万。可是，国库里明明是不够的。怎么办？有人给出聪明主意，挪用陕西缘边的入中盐—那是军需物资，这样的歪脑筋竟然也有人敢动！陕西的财政主管—转运副使薛向极力反对挪用，但他同时保证献出同样数额的钱和粮。薛向的钱粮哪里来？当然还是陕西的战备物资！ 蔡襄要求，定陵的石材、木料都要用最好的。在蔡襄的调度下，运抵工地的物料，超出实际需要量的几倍。而这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千难万险运抵巩县的物料，后来很多都没有用上，又得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把它们运走。“累岁备边，一日费之”，为了埋葬一个死去皇帝的尸体，整个国家多年积累的战备物资，一时间消耗殆尽！

        高层办理仁宗丧事的挥霍态度，让司马光感到忧心忡忡。事实上，仁宗刚刚去世，定陵工程还没有动工，高层大手大脚的作风就已经开始暴露。按照传统，新皇帝上台之后，会以分享先帝“遗爱”的名义赏赐高官近臣。遗爱赏赐的内容应当以先帝遗物为主，重要的不是财物，而是感情。可是，仁宗的遗爱赏赐显然偏离了这一主旨，“所赐群臣之物，比旧例过多几倍”。司马光一个谏官，所得赏赐绝非最高，可是所得黄金、珍珠加起来也值一千贯。司马光是个穷官儿，一生清贫，这些钱足够他置个宅子、买上一个小花园的了。然而，这些钱却让司马光感到恐惧：遗爱赏赐，首都是直接从宫里、库里拿，外地却是只有政策没有拨款的，有的地方，仓库里根本没钱，没钱也要赏，怎么办？向有钱人借！拿不出怎么办？你有钱财，我有权力！官府借钱，谁敢不借，谁敢拖延？！司马光担心，遗爱厚赐，再加上后续的定陵工程，以及向契丹报丧的礼仪往来费用，最终会导致财政状况极度恶化。到那个时候，国库里没钱，必然要从重搜刮老百姓。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够苦的了，拿什么来应付？万一再遭遇水旱灾害，那就只有铤而走险，去当强盗了！

        “因公家之祸，为私室之利”，这样的事，司马光断不肯为。他上疏请求朝廷允许侍从之臣自愿捐款，“以助山陵之费”。如此一来，先帝得展其遗爱，近臣得效其忠心。这个法子是司马光反复斟酌，想了又想才提出来的，他以为两全其美了。可是，皇帝、宰相却并不领情。司马光又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台谏官专程跑到有关部门去捐款，结果当然是遭到拒绝。于是，司马光干脆把珍珠留在谏院充作办公经费，把黄金送给了岳父张存，以示“义不藏于家”。

        洁身自好，不义之财分文不取，维护私德的高尚，司马光能够做到，但他却无法说服当政者改变政策，缓解财政危机。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所以要特别标榜孝道，这一点，他能够理解，但无法接受。孝道的关键是真诚，钱堆不出孝道来。皇帝要做孝子，只须正心诚意，侍奉太后、爱护百姓，看顾好先帝和列祖列宗留下来的江山社稷，就都有了。如此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又岂是孝顺之道？！

        这番道理，司马光曾经向宰相、向皇帝反复陈说，可是，英宗半病半装，韩琦一意孤行，高层根本不予理会。一个小小的谏官又有何能为？每念及此，司马光忧心如焚。现在看来，地方的状况如此恶劣，竟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再这样下去，只怕真的要天怒人怨、伤及根本了。这样想来，司马光如何能不悚然心惊？！

        

增兵扰民民可悯

        第二件让司马光感到不安的，是强制征发“义勇”对老百姓正常生产和生活的干扰。

        去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在陕西强制征发“义勇”。“义勇”简单地说就是民兵。宋朝实行的是职业兵制度，军人与普通老百姓完全分离。军人（禁军和厢军）在脸上刺字，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终身服役，由国家财政养活。跟军人相比，义勇仍然保留农民身份，只在手背上刺字，不脱离农业生产，无须国家财政拨款，每年十月集中训练一个月，其余时间仍然在家中务农。宋朝打仗靠的是职业兵，原则上老百姓对国家并无服兵役的责任。“义勇”是特殊地区的特殊做法，之前只存在于河北、河东两个与契丹、西夏接壤的前线路。宋朝与契丹、西夏接壤的是三路，河北、河东之外，还有陕西，而陕西此前并无“义勇”。韩琦提出在陕西征发“义勇”的理由就是：“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都是宋朝抵御西北强敌的边防前线，事当一体。”那么，既然事当一体，为何迟至今日方有此议？

        原因很简单，西北边境又不安生了。仁宗中期，原本臣服于宋朝的党项人在宋朝西北崛起，谋求独立，宋夏战争爆发，从1038年到1045年，经过长期战争之后，双方签订和议，西夏向宋称臣，宋给西夏岁赐（经济上的好处）。此后，西北边境基本无战事，直到英宗即位。仁宗晚年的不甘心，与英宗即位之后的突然发病、迁延不愈，使得宋朝高层政治出现了诸多不稳定因素。情报传入西夏，国主李谅祚以为有机可乘，扩张野心死灰复燃，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公开招纳宋朝的叛逆，攻打堡寨，掠夺宋朝边民，杀害归附宋朝的少数民族，不断制造边境摩擦。西夏方面的挑衅导致了宋朝中央对于西北局势的高度紧张。韩琦的主张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的。

        司马光得知消息，立即上疏表示强烈反对，理由如下：第一，陕西路虽然没有“义勇”，但是，1038～1044年宋夏战争期间，陕西曾经三丁选一征召“乡弓手”（民兵），后来这些乡弓手又直接刺面、转成了士兵。而当时河北、河东两地形势相对缓和，所以，当地的乡弓手只刺手背，充作“义勇”。也就是说，陕西人为国防所做的牺牲，比河北人、河东人更大、更惨烈。第二，宋夏战争期间，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曾经临时强征民兵几十万，可是哪里有一个是能打仗的呢？实践已经证明，民兵唯一的作用就是虚张声势。第三，按本朝制度，兵民分离，朝廷已经征收了农民的粮食布帛来赡养军人，现在又要强征他们本人来当兵，那么，一户农民就要承担两户的责任了。如此一来，农民的财力怎么能不打折扣？农业生产如何能不受干扰？ 强征“义勇”，有百害而无一利。第四，司马光担心，朝廷早晚会背信弃义，就像当年对待“乡弓手”一样，把这些“义勇”刺面为兵。

        司马光连上六道札子，反对强征陕西“义勇”，而首相韩琦态度强硬，丝毫不肯动摇。最后，司马光直接跑到中书，求见韩琦，当面理论。

        一开始，韩琦还试图解释：“兵贵先声，现在李谅祚骄狂桀骜，他听说陕西突然增加了二十万军队，肯定会受到震慑。”

        司马光毫不领情：“等敌人知道了实情，先声夺人这招就不好用了。即使我们今天增兵二十万，可这些兵根本就不可用，十天之后，西夏人就明白了，您以为他们还会害怕吗？”

        韩琦是领兵打过仗的人，司马光所言，句句是实。他不吱声了。

        司马光怀疑，虽然朝廷有承诺，但是早晚还是会让这些“义勇”充军戍边，离开家乡。当着司马光的面，韩琦拍着胸脯保证：“只要我在宰相府，你就不必担心朝廷不守承诺。”

        “是吗？”司马光直视着韩琦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还是不敢信，不但我不敢信，只怕相公也不能自信吧？”

        这是什么话来！韩琦怒了：“你就这样轻视我吗？”

        司马光摇摇头，继续直视着韩琦的眼睛说：“我绝不敢轻视相公。如果相公能永远在这个位子上，我信。可是万一别人上来，就着相公现成的兵士，派他们运粮、戍边，那是易如反掌啊！”

        没有人能永远做宰相，也没有人能保证朝廷政策永远不变。而仁宗中期以来朝政的一大弊端便是朝令夕改，朝廷信誉扫地。司马光说的都是实情，韩琦沉默了。

        这一场激烈的冲突，并未改变陕西人的命运。事实上，就在司马光提出反对之时，强征“义勇”的命令早已下达，而中央的督办大员也到了陕西。上面的命令，又与边防有关，自然是急于星火。一个月之间，156,870名二十五至五十岁的陕西青壮年被刺上手背，变成了“义勇”民兵。

        司马光的老家陕州，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属于山西，但在当时属于陕西路。此番还乡，司马光的耳朵里灌满了家乡父老的哭诉与抱怨。十五万“义勇”简直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军人的模样，远远望去，旌旗招展，服装整齐。可是，招过程之中又有多少敲诈勒索、心酸血泪！而这些“义勇”和他们的家庭未来如何，又有谁能预料？

        

政风颓坏君有疾

        司马光为陕西乡亲心痛，更为大宋王朝心痛。强征“义勇”，很多地方官在私底下也认为除扰民外别无一用，可是，他们又能怎么办？只要在地方官的位置上，就得勉力完成中央交下来的任务。要不然，遭殃的就是他们自己了。远的不说，看看河北就明晰了。陕西是新征“义勇”，河北则是补招，要填满旧额。谁愿意当兵呢？哪怕是只刺手背的“义勇”民兵。老百姓逃的逃，跑的跑。地方官完不成任务，几乎被全员罢免。大宋朝最不缺的是什么？官员！旧的撤了，新的换上来接着招兵，效果仍然不理想。朝廷以为办事不力，下令河北都转运使赵抃审查治罪，结果怎样？应当处以两年徒刑的就有八百多人！还要再换一拨人上来吗？幸好，赵抃明智，顶住压力向中央求情，这八百多人才得以留用并最终完成了任务。任务是怎样完成的，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在这种时候，是非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绩效，是要上峰满意！大宋朝官僚队伍的良心和操守就这样一点一点在半推半就中流失了。

        官员丧失操守、社会风气衰坏、礼义秩序面临土崩瓦解，便是让司马光感到不安的第三件事。对于司马光来说，这才是宋朝统治的致命伤。如果说大宋王朝会重蹈历史上那些王朝的衰败命运，那只能是因为秩序崩坏。

        司马光认为“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礼是礼义，上下尊卑等级秩序；习就是社会风气，它决定了人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以何为是，以何为非。社会风气与礼义秩序相一致，国家就是和谐的、稳定的；社会风气背离了礼义秩序，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尽管社会风气最终体现在街头巷尾、匹夫匹妇，但是，影响、塑造社会风气的力量却来自上层，来自皇帝，所谓“上行下效”。

        司马光把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礼义政治，一种是强权政治。礼义政治的基础是共同的信仰，对责任、权力边界的遵守。在礼义政治中，上下尊卑，等级分明，各守其本分，所以可以长治久安。强权政治的基础是武力，最典型的强权政治话语就是“天子，兵强马壮者得为之”，强权政治之下的社会风气，“叛君不以为耻，犯上不以为非，唯利是从，不顾名节”，“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攘夺），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你争我夺，成王败寇，“不复论尊卑之序，是非之理”，无复长治久安可言。

        司马光认为，西周是典型的礼义政治，“自魏晋以降，贱守节、薄儒术，唯利是从，不顾名节，下坡路一滑到底至五代，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本朝建立之后的最大成就是恢复了礼义政治，重建了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司马光的认识，与现代学者对宋朝文化的观察是吻合的。宋代文化的一大进步就是试图摆脱强权政治的影响，重建儒家礼义。

        可是，司马光悲哀地发现，本朝政治也开始出现了秩序瓦解、风气败坏的先兆，而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了皇帝的身上。“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可是，皇帝的病又如何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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