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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大宋之变(1063~1086)24、新法得失

24、新法得失

        在熙宁七年(1074)的奏状中,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新法进行了措辞尖锐的激烈批评,他说:

        这六项“朝之阙政”,第一是青苗法,第二是免役法,第三是市易法,第四是西北用兵,第五是保甲法,第六是农田水利法。西北用兵带来的财政压力,是真真切切存在的。那么,司马光对于其他各项新法的批评,究竟是对真实情况负责任的反映,还是带着有色眼镜的着意歪曲?

        应当说,基本符合事实,但却未必能够事事切中肯綮。比如,司马光对青苗法的评价是两败俱伤,既造成了民间的贫困,“使民复负债日重”,又没给朝廷带来什么好处,“而县官实无所得”,“县官”指中央政府。这句话,前半是对的,后半则未免“想当然尔”。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政府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单以熙宁六年为例,青苗利息就达到了二百九十二万贯,为数是颇为可观的。这对青苗法法令上所标榜的,‘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讽刺”。市易法也让严肃的现代研究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虽然立法时表现出摧抑兼并的外貌,但是,政策规定只是它阳宣的一面,财政考虑才是其阴伏的本质。”

        关于免役法,司马光认为它免去了富裕地主的劳役,向贫下农民敛钱,来养活所谓“浮浪之人”,也就是城市平民。这个评价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对城市平民的高度不信任,但却没有击中役法实施中的核心问题。宋代役法实施中最核心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适用性”:一是地区适用性,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情况,应当因地制宜;二是役种适用性,有的役种适合轮差,有的役种适合雇役,应当因役制宜。王安石实行免役法,用的是一刀切,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衙前”役造成富裕平民破产的问题;但也造成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贫下农民有力而无钱,也要被迫出钱免役。后来司马光推翻免役,复用差役,仍然是一刀切,问题丛生。这是后话,且容后文再叙。

        

淤田辩护强为辞



        司马光的批评是否准确,对于宋朝国家来说,可能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王安石对待新法与批评意见的态度。而他为淤田法辩护的方式,简直可以说是强词夺理。

        淤田法是农田水利法的一种,具体做法是把河道挖开一个口子,让河水把淤泥冲出来,以达改良土壤、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的。这等于是人造的尼罗河泛滥,不能说不聪明。然而,人去模仿大自然的行为,却多半难以周全。反对派抱怨说“淤田如饼薄”。神宗于是派人去取了一方土,有一尺多厚,像块面饼。取样的人报告说“还有比这更厚的”。反对派的抱怨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而神宗的对策则是赤裸裸的选择性抽样,都不合乎理性。接下来的讨论就变成了小孩儿吵嘴,一方说“还是有薄的地方”,另一方说“反正不是都像饼一样薄”,完全不讲道理了。最后,还是王安石发声,结束了这种无谓的争论。王安石说:“薄的地方如果水能到,那就让他们明年再淤好了,又有什么妨碍?”

        关于淤田法,类似的争论还有,淤田军人的逃亡问题,告状的人大约是为了耸动皇帝的耳目,说原本应该有五百人的一个指挥(军队单位名称)最后只回来了五名下级军官。而王安石直接拿来花名册追根究底,发现淤田士兵逃走、死亡比例最多的也只达到了三厘,也就是百分之三。

        在士兵逃亡和淤田厚度这两个问题上,王安石的态度可圈可点,比其他人都高明。但是,在接下来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上,我们却看见了他的真实意图。

        淤田靠的是人造洪水,洪水所淹之地,并不都是不毛之地、无主荒田,还有老百姓的田庐冢墓。因此,衡量淤田是否成功,既要算经济效益账,看淤田的投入产出比;也要算社会效益账,看它对当地老百姓的田地、房屋、坟墓等财产是否构成侵害。真州知州响应朝廷号召,要开凿新河,大兴水利。真州下属的六合知县朱定国(1011~1089)认为,此举“将会大量破坏民田屋舍,耗费人力物力,而最终所能带来的好处却不会太多”。朱定国一个小小的知县,因为算了经济账又算了社会效益账,决心抗命到底,情愿调离,最后干脆提前退休。那么,王安石的账是怎么算的呢?

        宦官程昉(?~1076)在河北淤田,提举河北路常平等事韩宗师(?~1098)弹劾他“堤坏水溢,广害民稼”“欺瞒朝廷”等罪状。“欺瞒朝廷”的主要情节,指的是:程昉向朝廷上奏说“百姓乞淤田”,而韩宗师的调查却表明“百姓元不曾乞淤田”。程昉的自辩材料承认,他派去实地勘察的官员拿到了“诸县乞淤田状,但不曾户户取状”。换句话说,程昉的确没有拿到老百姓的“乞淤田状”。因此,他向朝廷声称“百姓乞淤田”,的确犯有欺瞒皇帝、误导朝廷的错误。

        韩宗师状告程昉的报告抵达御前,听到“但不曾户户取状”这句话后,神宗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他抬头望向王安石说:“也就是说,没有民户的同意状?”

        程昉未获民户同意便行淤田,欺瞒朝廷,又“广害民稼”,损害了朝廷的形象和新法的声誉。作为新法的设计者和最高领导人,王安石是否会为自己的失察感到惭愧呢?

        王安石丝毫没有回避神宗那带有强烈责备意味的注视,他理直气壮地答道:

        淤田得到朝廷派出官吏和各县官员的请求状,这就够了,哪里用得着挨家挨户取得同意?程昉上奏说百姓请求淤田,既然没有状子,也就难以分辨虚实。但是,他为朝廷出力,淤田数量达到了四千顷。就算他上奏声称“民户请求淤田”这句话不实,也没有可以怪罪的道理啊!陛下对那些邪恶奸佞的小人尚且能够包容涵纳,为什么碰到这些为国出力的人,却不惦记他们的功劳,反而抓着一句半句的错话,就要治罪?!

        这四句话,一句一个招式,招招凌厉。首先,王安石否定淤田必须取得民户同意,因此,程昉有没有取得民户的“乞淤田状”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其次,他承认程昉没有取得民户的“乞淤田状”,但认为,没有状不等于百姓不同意,“难以分辨虚实”,就这样虚晃一枪,把韩宗师对程昉的欺罔指责模糊过去了。接下来,他彻底抛开了“乞淤田状”之有无这样的细节,正告神宗,程昉淤田四千顷,是对朝廷做出了实实在在贡献的。最后,王安石对神宗提出指责,指责他对为新法做出贡献的人不公平,伤害了实干家的感情。言外之意是,长此以往,还会有谁为陛下尽力?陛下开疆拓土、大展宏图的理想,又靠谁去支持?

        果然,神宗立刻就软了下来,说:“如果淤田确有实利,纵然有小小差失,又怎么能加罪呢?只是不知道淤田的效果究竟如何啊?”神宗最关心的,还是淤田能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一点,王安石再清楚不过了。

        这话问的,让王安石既好气又好笑。然而,皇帝毕竟是皇帝。王安石还是认认真真地答道:“经实地调查检定,程昉在河北清查出好田一万顷,又淤水新造好田四千多顷。如果陛下还要说不知道淤田的效果如何,那我就糊涂了,实在不明白陛下说的是什么!”说完,王安石望向神宗,眼神中除了一如既往的刚毅果决,还有掩饰不住的伤心失望。

        这下,轮到神宗感到尴尬局促了。

        就这样,韩宗师状告程昉淤田“欺瞒朝廷”一节,在神宗略带羞愧的笑容中烟消云散了。至于程昉的淤田,是否“广害民稼”,是否会侵犯老百姓的田庐冢墓,同那一万四千顷好田所带来的收益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用收得的钱、辟得的田来“冲抵”政府的不义,这样赤裸裸的言论,在王安石,不是第一次。熙宁三年(1070),京东转运使王广渊强制推行青苗贷款,王安石就是用广渊在京东的敛财实绩来为他辩护的。

        

“谢表”真伪岂不知



        为了证明程昉对河北农田水利的贡献,王安石告诉神宗,漳河流域的老百姓曾经跑到开封来上谢表,感谢朝廷派程昉到河北来,消除了困扰了老百姓二三十年的水患。

        这件事情,李焘记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里。同时,李焘还附注了另外一件事:郑州原武县的老百姓因为淤田浸坏庐舍坟墓,又妨碍秋天播种,相约去开封告状。淤田使者急忙责令当地县令去把人追回来。追回之后,“将杖之”。老百姓怕打,谎称“我们是要到朝廷去上谢表的”。于是,使者就真的替百姓写了一封《谢淤田表》,派小吏送到开封的登闻鼓院—这是宋朝接待上访的机构。在谢表上署名的有二百多号人,但到了开封的,只有两个小吏。收到谢表,“王安石大喜,神宗也不知道其中的虚妄”。李焘最后加了按语说:“今附注,此当考。”“此”,指的是正文中程昉得到谢表一事。由此可见,对于这件事,李焘是不信的。

        李焘不信,我也不信,王安石就真的信吗?我猜王安石不会真的信。为什么这样说?这一年的五月十九日,王安石就在堂堂宰相府的门口遭到了抗议民众的围堵,东明县的老百姓拖儿带女,来了好几百家,那阵势,饶是王安石,也感到了一丝畏惧。他们来抗议的是免役法实施不当。基层民众对新法的不满,王安石亲见亲闻,不容不知。王安石知道,新法并不完美,它有问题,需要完善。熙宁三年(1070),他的学生陆佃(陆游的祖父,1042~1102)应举入京,来拜见老师,王安石“首问新政”。陆佃回答说:“新法不是不好,只是推行之中不能贯彻初衷,结果反而扰民,比如青苗法就是这样的。”王安石闻言大惊,立刻与吕惠卿商量,派人前往调查。他后来说过:“法固有不及处,须因事修改,乃全无害。”在市易法遭到强烈攻击之后,他又曾对神宗说:“市易法一事,我每天都在认真思考,恐怕不至于像批评者说的那么不堪。只是请陛下不要急着做决定,且容我一一推究,陛下再加覆验,自然能洞见曲直。如果陛下被众人的诋毁诽谤所动摇,仓促作出什么决定,那就会导致反对派上下协力望风承旨欺骗陛下,恐怕会让忠良受到冤枉。”

        王安石希望得到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改善新法,而这种等待改善的耐心,需要宽容的政治氛围。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王安石的身后哪里还有退路?—他没有给旧法以缓慢改进的机会,他的新法显然也很难得到宽容。而神宗太容易动摇了,他聪明绝顶然而感情丰沛,容易冲动。所以,王安石必须经常用“好消息”来宽慰神宗,安他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像《谢淤田表》这样的把戏,王安石明明一眼就能看穿,却必须当真地说,因为,他说了,神宗就会信。神宗信了,新法才能继续。而神宗是必须要信的,因为他的目的在于增收,用不断增加的财政收入去供养他开疆拓土的伟大理想。在王安石退隐之后,神宗推出更多的敛财措施,后人评价说:“所以用意于国家,收利于公上,不为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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