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钧”行法谁之意？

        元丰是神宗的第二个年号，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驾崩，按照传统，哲宗继续使用元丰年号直至年底，“即位逾年，改元布政”，次年正月初一，改元元祐。“元”是“元丰”的“元”，“祐”是“嘉祐”的“祐”，“嘉祐”是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元祐’所表达的政治诉求，是说元丰之法有所不便，因此要恢复嘉祐之法加以补救；可是也不能全都变回去，总体而言，还是要新旧二法并用，只要对老百姓有利。”当时民间笑噱，管这叫“对钧行法”，“对钧”的意思是五五开。有人开玩笑说：“岂止是法令要五五开呢，年号也要对半分。”多年以后，时任司门郎中的吕陶（1028～1104）回顾改元往事，这样写道：“虽说是玩笑话，也颇有深意，由此可见当时改元意。”

        “当时改元意”，究竟是谁之意？“对钧行法”，肯定不是司马光之意。对于司马光和所有反对神宗—王安石政策、渴望深刻改变的人来说，眼前的大宋政治已经陷入僵局。太皇太后被困在帘子后面，司马光被困在体制中间，蔡确把持朝政，对司马光虚与委蛇，对太皇太后阳奉阴违。人人都知道，如今这朝廷是一个长着两个脑袋的怪物，这两个脑袋，一个要往西，维护神宗—王安石新法；一个要往东，“以母改子”，恢复仁宗旧制。

        高层的首鼠两端导致了恶劣后果：神宗朝曾经开足马力勇往直前（且不论方向是否正确）的官僚机构失去了方向，集体陷入犹疑观望，“文书命令的滞留成了经常现象，上上下下苟且偷安，得过且过”。那些经司马光、吕公著建议所形成的政令，艰难地释出有限的善意，却又遭到中下层官员的抵制，基本上推行不动。尚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尤其是重灾区，六部尚书、侍郎都做起了“甩手掌柜”，对于下面的郎中、员外郎，不管是能力不行的，还是工作态度敷衍的，一概不闻不问，任其自然，就让整个机构一天一天这么下去。那么，是谁在掌管尚书省呢？两个宰相，蔡确、韩缜分任左右仆射！表面上友善和气的蔡确、韩缜实际上所采取的，是完全不合作的态度。要想打破僵局，就必须请蔡确、韩缜离开。而蔡确分明是拒绝主动请辞的，那么，接下来该怎么？似乎只能由太皇太后下旨请他离开了，可是，这一步究竟该如何走，才能保全朝廷体面，不继续破坏残存的和气？眼前的情势远远超出了司马光的信仰、知识和阅历，他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了，只得暂时搁置不想。

        对于蔡确、章惇这些神宗朝留下来的旧宰执来说，眼前又何尝不是僵局？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他们当然明白，王安石的新法、神宗朝的旧政不是没有问题的。自从新皇登基以来，他们已经摆出了改变的姿态，配合太皇太后处分了一些民愤极大的官员，关停了一些民怨极大的项目工程，也准备对新法做进一步调整。然而，太皇太后显然并不满足于此。王珪一死，太皇太后就急慌慌地把司马光请回来做了宰相。司马光是谁？那是王安石反对派的精神领袖！王安石变法之初，遭遇强烈反对，神宗皇帝为了缓和矛盾，曾经想要提拔司马光做枢密副使。王安石说：“司马光能力有限，但他是反对派所爱戴的人。把这样一个人提拔到宰执的高位，分明是在为反对派立赤帜！”神宗不听，执意下达任命，却遭到了司马光的拒绝。如今，王安石言犹在耳，有太皇太后做后盾，这一面“赤帜”终究还是立起来了！

        放任司马光掌权，必然会带来对神宗时代的全面反动。司马光不早就说了吗？“况今军国之事，太皇太后权同处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惮而不为哉！”他要撺掇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那就没有什么不能做，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要改变先帝的政策，必然要疏远、驱逐先帝提拔起来的人，蔡确、韩缜、章惇，这都是跑不了的。

        这“以母改子”是何等的不通！《大戴礼记》云：“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儿子对母亲固然有孝道的义务，可是，自从周公孔子以来，有哪一本经书里说过，母亲有资格改变儿子的做法呢？退一步说，纵然太皇太后可以凭借权势“以母改子”，那么，如此一来，又将置小皇帝对神宗的孝道于何地呢？须知，这小皇帝才是赵宋王朝的正宗主人啊！待得小皇帝成年追思孝道之时，看你司马光如何应对？！每想到这一层，章惇便忍不住要冷笑，笑司马光的颟顸不通。这样一个不通的人，能有多大作为呢？早晚是要跌跟头的。章惇打定主意要拭目以待，作壁上观。

        蔡确的心情就没有这么潇洒了，神宗祔庙之后，他仍然拒绝请辞，太皇太后和司马光也无可奈何，但是，蔡确也知道，这样的情形显然不能延续，接下来必然有一场恶斗。司马光在“朝廷体面”之前的踌躇与无奈，是蔡确不能想象的；蔡确所能想象的，是司马光正在磨刀霍霍，指使他的“爪牙”—台谏官对自己进行恶毒攻击。进入正月以来，这帮人似乎就没有一日是安静的，蔡确所接获的通进司密报显示：

        正月九日，侍御史刘挚、监察御史王岩叟上疏；十二日，左正言朱光庭上疏；十五日，监察御史王岩叟上疏；二十一日，侍御史刘挚上疏……

        自从十月份复置谏官、允许御史言事以来，台谏官制度已经得到了恢复。但是，台谏官并未获得面见太皇太后言事的权力。能够获得太皇太后定期接见的，仍然只有三省宰相和枢密院长官。台谏官的意见以书面的形式，从通进司奏报给太皇太后。台谏官的上疏是密封的，在抵达太皇太后之前，任何人不得开拆，所以通进司只有上奏记录，至于奏疏的具体内容如何，倘若太皇太后不说，便谁也无从知晓。而所有这些台谏章疏，都被太皇太后留在了宫里—这叫做“留中”，是皇帝处理臣僚奏状的一种传统做法。留中不发，奏状就不会对朝政产生直接影响。但是，进奏的人员和频密程度是可以探知的，弹劾的大致方向也是可以揣度的。而揣度极易引发极端想象，在想象中，蔡确看到了黑云压城，暴雨将至，感到了呼吸困难，他喃喃自语，“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僵局必须打破。

        

台谏章疏写决裂

        蔡确没有误判，刘挚等人攻击的对象正是自己和章惇。

        台谏官对蔡确所指斥的罪名，第一是不肯求退，第二是不敬。退意不坚，贪恋权位，只能说明道德水平低下，纵然不合前例，也不算是有罪。然而，当“不肯求退”和“拒不宿卫先帝灵驾”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便令人不能不重视了。神宗的灵驾从开封的皇宫送往洛阳巩县的皇陵安葬，作为山陵使，蔡确理应全程陪护。按照制度，出发前一天晚上，就应当入宫陪宿。可是蔡确竟然缺席了这关键的一晚！他到了吗？到了，是拖到深夜才到的，而此时宫门早已下钥。夜开宫门是大忌，更何况是在先帝晏驾、悲伤忙乱的关键时刻，守门官坚持原则，拒开宫门。蔡确大怒，在门口闹了一场，生了一回气，就回家睡觉去了，第二天凌晨才赶到先帝灵前。关键性的夜晚不能陪宿先帝，已然有错在先，事后又没有向太皇太后报告。想先帝在时，蔡确是何等的温驯，如今先帝一旦晏驾，竟然礼数阙如至此。是可忍孰不可忍！侍御史刘挚愤然上奏：“做臣子的本分如何，蔡确岂有不知？这分明就是认为皇帝陛下年幼，可以不恭；认为太皇太后陛下是女子，出不了宫门，可以无礼；又觉得天下的公论反正早就废了，可以欺罔。所以泰然自若，一心贪恋权位！……大臣如此，朝廷的体面尊严何在，又怎么可能镇服百姓、让四夷尊重呢？！”这话很对，也很恶毒，为了扳倒蔡确，刘挚不惜上纲上线，诛心立论，把可能是无心的疏失放大到极限。

        监察御史王岩叟对章惇的指控同样散发着恶毒的气息，并且直指太皇太后的内心—他成功地把章惇塑造成了太皇太后个人的敌人。王岩叟报告说：

        “还是要给些礼数的！”这用词，这语气，是何等的傲慢，简直无礼之极，哪里还有一点臣子对君上的尊重呢？！这样的指控其实不难核实，然而又何须核实呢？太皇太后丝毫不怀疑章惇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她亲眼见识过章惇是如何抢白司马光的，那高亢尖利的声气、轻蔑的微笑、咄咄逼人的态度，直往帘子上扑，让太皇太后觉得脊背发凉。

        在撩拨愤怒、激发仇恨这一点上，台谏官大获全胜。在“文字”中，大臣之间、朝堂之上的矛盾性质早已上升到“忠贤”与“奸邪”对立的高度。九月底，王岩叟就已经吹响号角，大声疾呼“不摒除群邪，太平终是难致！”“治乱安危，在忠邪去留之间尔！”由于太皇太后的“留中”处理，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台谏章疏并未公之于众。即便如此，通进司流出的上奏记录却足以搅动人心，仇恨的暗流伴随着猜疑蔓延滋长。海面上风平浪静，在大海的深处，一场火山爆发正在酝酿。

        “倒蔡驱章”逐渐已经成为台谏官自觉的追求目标，元祐元年（1086）初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去年冬天以来，天下大旱，滴水不下，旱情如此，太皇太后和皇帝都已经亲自出来祈雨了，身为首相，蔡确竟然不肯主动辞职，以答天谴，“只此一事，自合窜黜”！这句话听起来理直气壮，杀气十足；然而老实说，理论基础并不牢靠。宰相固然有“燮理阴阳”的责任，但是，自从汉文帝宣称“天下治乱，在朕一人”以来，占主流的观点是君臣风险共担而以君为第一责任人，宰相可以因灾异请求避位，皇帝却是多半要慰留的。为了促使太皇太后尽快下决心罢免蔡确、章惇，台谏官已经顾不得这许多了。刘挚、王岩叟辈相信，君子为追求正义之目标，使用不义之手段，仍不害其为君子。殊不知，手段之不义必将损害目标之正义。在未来的日子里，台谏官将越走越远，他们高举着正义的旗帜，罗织罪名，煽动仇恨，最终挖掉了宋朝政治的宽容根基，而当大厦崩塌之时，他们自己也将深陷其中。

        台谏官自身的不安丝毫不逊于蔡确—攻击者更担心遭遇攻击，这是自然之理。在“文字”之中，台谏官已经宣誓与蔡确、章惇“势不两立”，他们把自己的忠诚连同仕途前程，乃至身家性命，一起奉献、托付给了太皇太后，而太皇太后却迟迟不肯表态，也不曾接见他们。太皇太后究竟作何打算？万一这中间有任何变故，他们必将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在想象中，斗争已经趋于白热化。作为“君子”，他们并不畏惧牺牲，却唯恐这牺牲流于无谓。于是，他们纷纷在奏札的正文之外“贴黄”附言，请求太皇太后公开“我的章疏”，召集百官大会，“以决是非”。“倘若大会认为我说错了，那我甘愿接受开除流放的责罚；倘若众人认为我说得对，那么就请罢免蔡确、章惇！”“只要章疏公开，即使受到责罚，我也心甘情愿，免得被人阴谋算计了！”要么蔡确、章惇下台，要么我们离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慷慨悲歌，壮心许国—这就是他们心目中此刻的自己，而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靠文字和想象造成的。

        

苏辙的谎言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做法，正是司马光所不齿的；然而，他却没有出面约束台谏官。他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请老朋友傅尧俞带话给刘挚，请他耐心等待蔡确主动辞职，刘挚并未听从，而事件后来的发展则证明司马光判断失误。除此之外，司马光就再也没有对台谏官进行任何耳提面命，而是放任他们各行其是。王安石、神宗和蔡确都把司马光当作反对派的旗帜，反对新法的人也把司马光视为领袖。然而，这却是一个毫无组织意愿和领导力的领袖—他追随者众多，却没有一个听从号令、统一行动的队伍。那些把司马光和他的追随者视为一“党”的人，实在不了解司马光。

        不错，苏轼在跟司马光争论役法的气头上，的确喊出过：“难道说您如今做了宰相，就不许我说话了吗？”这段文字，我在《司马光和他的时代》中曾经也引用。那时，我的判断和之前几乎所有人一样，丝毫没有怀疑它的真实性，并且认为这一幕表明司马光已经走到了宽容的对立面，“‘许人说话’的风气一去不返”。今天看来，这段记载的真实内涵是非常值得推敲的。兹事虽小，却关系到“司马相公”的政治形象与宋朝政治的走向，所以，请允许我花一点笔墨，细述端详。

        在为苏轼一生盖棺论定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苏辙这样写道：

        司马光能够笑，说明至少现场气氛已经得到缓解。然而，紧接着，苏辙又继续写道：

        苏轼知道司马光不会听从自己的意见，说了也白说，因此请求离开首都去外地做官，可是司马光没有批准。司马光生气的时候，已经萌生了把苏轼赶出中央去的念头，只是因为病故，没来得及付诸实施。

        行文至此，苏辙成功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副刚愎而虚伪的司马光形象。苏轼提起往事，他也笑了，笑归笑，心里头却已经厌烦了苏轼，要赶他走。然而，我们仔细推想，则可以发现，苏辙的说法不通之处甚多。司马光心里想什么，并没有说出来，苏辙是怎么知道的呢？还有，既然如此，当苏轼主动请求外放的时候，司马光为什么不放行呢？关于这一点，苏辙倒是有所暗示，他笔锋一转，说到了台谏官：

        当时的台谏官大多是司马光的人，这帮人只想着迎合司马光来谋求升迁，讨厌苏轼正直，都争着挑苏轼的毛病，可是又抓不到把柄，只好旧事重提，拿“熙宁年间谤讪朝政的案子”来恶心苏轼，这让苏轼感到十分不安。

        言外之意，司马光不放苏轼去外地，是因为他想要继续打击、挫伤苏轼，那些台谏官就是司马光的爪牙。只可惜，“台谏官”这个情节不仅靠不住，而且简直就没有良心。苏辙说“当时的台谏官大多是司马光的人”，他似乎忘了，他本人也是受司马光推荐，在那一时期担任过“台谏官”的；那么，苏辙也是“司马光的人”吗？苏辙又说那些台谏官拿“熙宁年间谤讪朝政的案子”来恶心苏轼，哪有什么“熙宁年间谤讪朝政的案子”呢？苏轼被污蔑“谤讪朝政”的，分明是元丰年间的“乌台诗案”！而司马光分明是受到“乌台诗案”牵连的人！

        所以，真实情况应当是这样的：苏轼与司马光的确就役法问题发生过争执，但是，司马光并未因此对苏轼抱持敌意，“他笑了，不再生气”，此事到此为止。之后，苏轼继续在中央工作，独立思考，持续发声，表达自己的观点，直到司马光死后三年。

        那么，苏辙为什么要故意编排这样一个故事，把司马光与苏轼的关系描绘得如此不堪呢？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篇墓志铭的写作时间，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便恍然大悟了。“崇宁”者何意？“崇尚熙宁”，而“熙宁”正是神宗的第一个年号，是王安石变法开始的时间—徽宗要崇尚熙宁，高举神宗—王安石的旗帜了！波折反复不断的北宋后期政治，又到了一个转折关头，反对司马光再度成为“政治正确”。作为一个在政治旋涡中摸爬滚打了四十年的老牌政治家，苏辙当然要尽可能地强调苏轼与司马光的分歧，标榜司马光对苏轼的排斥！

        

“司马相业”的宽容悖论

        终其一生，司马光始终坚信，掌权者对不同意见要采取开放宽容的态度，“尊众兼听”，“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

        司马光最欣赏的政治家是春秋时期的子产。子产主持郑国国政，改革力度极大，反对派聚集在乡校里指手画脚，手下人建议拆毁乡校。子产说：“乡校是我们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拆毁乡校呢？……‘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我只听说过尽忠职守、善意为政可以减少抱怨，从未听说过诉诸暴力可以制止批评。”诉诸暴力制止批评，短期效应可见，长期效应可怕。人们的怨气就像是洪水，一直堵着它，不让它释放，早晚会出现大规模溃堤，而大规模的溃堤所造成的伤亡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司马光多次提醒掌权者要警惕刚愎自用，因为那会导致官僚集团的集体堕落和政治腐败，破坏朝廷国家的安定。他精准地描述了刚愎自用的掌权者把朝廷国家引向死路的过程：掌权者一意孤行，讨厌批评，破格提拔应声虫、跟屁虫，羞辱打击异议分子、反对派。那么，能够“立取美官”、升进到官场上层的，就会是一些“躁于富贵者”。而这些人的得志，将大大提升整体环境对于无耻行径的容忍程度，从而彻底败坏官僚队伍的作风。这样一来，台谏官员不再批评政治缺失、弹劾奸臣弄权、报告下民疾苦，中央派出的调查组只会依仗权势压迫州县官员以满足“上面的”意图，州县官员奉承上官还奉承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讲求本地治理的得失利弊？最终，皇帝得到了“粲然可观”的报告，对实际情况却一无所知。当权者变成了聋子、瞎子，在肤浅虚伪的吹嘘中飘飘然笃信天下太平，在自我麻醉中走向灭亡。

        晚年的司马光仍然主张宽容政治，希望宋朝在政治风气上能重返仁宗时代，恢复多元并存、“异论相搅”的政治局面。然而，坚信宽容政治的“司马相公”却注定无法实现宽容，王安石和神宗为宽容政治开掘了坟穴，而司马光将眼睁睁看着宽容政治被埋葬，他自己也将挥锹铲土。这就是“司马相业”的宽容悖论。

        一方面，出于对宽容政治的信仰，司马光对台谏官采取了不管束的态度，放任他们恣意发声，哪怕是批评自己。司马光以为这样就回到了仁宗朝，回到了自己当谏官的时代。然而，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误判。仁宗朝的总体政治环境是宽松的：士大夫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总体面貌积极向上；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分歧，但没有严重裂痕，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总能求同存异，一致向前。

        而哲宗初政时期的统治集团，却是裂痕深嵌、矛盾重重，士大夫严重工具化，政治家缺乏大局观。对于神宗朝遗留下来的官僚集团而言，司马光的上台已经是一个不祥的信号。当此之时，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他们放大解读，引发恐慌。唯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方能修补裂痕，培壅和气。在反对派的眼里，司马光所提拔的台谏官当然是司马光的爪牙，台谏官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司马光的意图。司马光对台谏官的放任，就等于放弃了对思想宣传战线的管理。而这群台谏官是什么人呢？他们大多四五十岁，就像是大多数处在那个年龄段的中生代政治家一样，他们饱读诗书，对自己和他人都悬以抽象的道德高标，高度自以为是，也略懂一些奇正相生的变通之术。因此在打击敌人时有不择手段的决绝，却唯独没有学会中庸之道，不懂得宽容和妥协的共存之理。在此特定背景之下，放任台谏官就等于放弃了宽容政治，而司马光对此显然缺乏警觉。

        另一方面，在政策层面，信仰宽容政治的司马光必将固执己见—这听起来有些荒唐，然而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悖论。何以致此？第一，司马光理想的政治秩序是尊卑有序、权力与责任并重的。在朝堂之上，持不同意见的宰相大臣各抒己见，“异论相搅”，互相竞争。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皇帝“尊其所闻以致高明”，综合评判，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决策。第二，在这个开放的朝堂之上，司马光的“己见”只是诸多意见中的一种，与其他意见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作为“己见”的持有者，司马光对“己见”坚决维护，誓死捍卫，因为他肯定认为，这种意见是正确的。第三，当司马光成为“司马相公”，司马光的“己见”与其他意见之间，实际上已很难做到平等。地位变了，司马光的“己见”披上了道德的辉光，人们将越来越难以客观地看待它。最后，在司马光所构想的理想政治秩序的顶端，必须有一个具有超越性立场和一流判断力的皇帝（或者是皇帝代理人），只有这样的皇帝，才能做出符合宋朝国家利益的决策。但是，很不幸，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人物。小皇帝哲宗年幼，代行皇权的太皇太后高氏，政治经验缺乏，政治立场也并不超脱。太皇太后对司马光的高度信任和依赖，导致的结果是司马光（借由太皇太后）来做出最终的裁断，那么，在司马光的眼里，哪一种意见最正确？当然是司马光的“己见”。在政策层面，主张宽容政治的司马光最终将倒向誓死捍卫个人立场的司马光，这就是“司马相业”中的“宽容政治悖论”。

        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蔡确、章惇离场，“司马相公”实专朝政之后。那么，蔡确和章惇是怎样离开的？元祐元年初春的政治僵局又是如何打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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