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人比明末的人要脸。孙瑞珍说得也大抵不差,他长期在京城为官,官是做得很大,但对照曾国藩在京城当侍郎时的境况,他所能捞到的油水实在没别人想象得那么足,与崇祯的丈人更是不能相比。可孙瑞珍越是哭穷,众人越是不依,对立双方从口角甚至发展到举拳相向。孙瑞珍被迫脱口而出:“我真不骗你们,若是有半句虚言,便是乌龟王八蛋!”
周奎的女儿周皇后倒是深明大义,但她长居皇宫,一者对父亲的实际经济状况已然生疏,二者即便知道,也并不能拿老头子怎样。左右为难之中,她只好瞒着崇祯,把自己的五千两积蓄交给周奎,让他拿去捐款。
?99lib?在历代皇朝中,清代皇帝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勤政而言,这一群体堪为第一。从开国到末代,只要还能让他处理政事的,无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除了节假日或患病等特殊情况,几乎没有哪一天会辍朝,其敬业程度,可以把明代的“怠政皇帝”“糊涂皇帝”“白痴皇帝”“木匠皇帝”甩几条街。
天京事变之前,咸丰正陷入凄风苦雨之中而不能自拔。所谓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刚刚依靠僧格林沁消除太平军北伐的威胁,江南江北大营就被人家攻破了,加上湖北、江西也毫无进展,眼看着整个南方战场千疮百孔,进入了新一轮的混战。
孙尚书也是堂堂进士出身,儒学之臣,乌龟王八蛋这样的话都能说出来,是真被逼到无路可走了。
古代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农业国家,在厘金出现之前,几乎没有商业税,就是有也很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赋税,人丁税消失后,就单靠一个田赋。
朝廷每年收到的田赋总是那么多,所以国库收入也是固定的,大约为四千万两。如果丰年或者太平无事,做皇帝的再节俭精明一点,钱是够用的,有时还能略有盈余,所谓的“康乾盛世”便是如此,但最高时,户部存银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到康熙和雍正时期,这一做法达到了顶峰。赋税是田赋和人丁税的合称,康熙过六十岁生日时,公布了一项前无古人的旨意,规定今后人丁税按康熙五十年,也就是1711年的总量算,当年有多少人就按多少人收税,对今后再出生的人,永不加征。比如,一户农民家有三口人,后来变成了五口人、七口人乃至更多,但也只按三口人征税。
雍正比他父亲更为激进。执政初期即推行“摊丁入亩”,也就是把人丁税总额全部摊入田赋中一并征收,实际上完全取消了人丁税。在田赋方面,同样宣布“永不加增”,现在税率多少,将来还是多少。
咸丰遇到了和他曾念叨的那位崇祯皇帝一样的难题。据说李自成即将兵入北京时,明朝户部存银也只剩四十万两,仅比咸丰这里多十万两,根本难以应付战争需要。
轮到户部尚书孙瑞珍时,大家分摊他捐银三万两,孙尚书脸色都变了,说我跟你们说老实话,我的全部家产合起来,不过七万两。三万两,差不多是家产的一半了,如果都捐出去,一家老小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退一万步说,即便可以增加田赋,在造反者已经不绝于途的情况下,亦无异于饮鸩止渴——老百姓本来就生活艰难,你再“重征”,若是短时期内没法把各路造反的人马镇压下去,火就可能越燃越旺。明末就是这样,崇祯也实际上是被他自己的“重征”给压死了。
崇祯被逼得没法,只好动员皇亲国戚和大臣们捐款,但明末的那些货色正如中描写的西门庆,很多皆为不知理想正义为何物,只知疯狂捞钱玩女人的庸碌贪腐之辈,国破如此,犹目光短浅到不肯拔出一毛以救天下。
就是体恤民生方面,清代也数一数二。清代开国以来,赋税本来就不高,遇到灾年必须减免,甚至每逢节庆大典,皇帝还要把拖欠的赋税一笔勾销,算是取悦于老天爷和老百姓。
历史一直在不断重复。当北伐军接近北京时,咸丰同样拿不出这笔军费。王公大臣们赶快开会集议,按照家产分配捐额,以为皇帝分忧。
旷日持久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元气。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开始,大清国就已面临空前的财政危机,国库用到了空,当年户部的存银不足三十万两,不要说向前线输送粮饷,就连京旗的俸饷都发不出来了。
北京城陷后,李自成可不像崇祯这么客气,他采取刑讯逼供的办法,从百官手里一下子搜罗到了多达几千万两的银子,着实捡了一个大漏子。
让王公大臣们献爱心毕竟是被逼出来的主意,并非长久之计。明末的时候,崇祯除了动员官员集资外,就是不断地增加赋税,以补充军费所需。百姓不堪其苦,遂按照谐音,把崇祯叫作“重征”。崇祯的措施,咸丰什么都可以跟着学,唯独这一点他却学不得,因为不加赋税,乃是清代的祖制。
崇祯一轮劝下来,只募到二十万两,都不够打一场仗的。
幸好还有个僧格林沁,没有让大臣们的募捐打了水漂。孙瑞珍老脸丧尽,见财政这项工作又如此棘手,于是很快就告老还乡,回家歇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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