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是在民国十八年。当时我从广东回北方，正赶上参加村治学院的创建工作。我在思想上认为：要建设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新中国就是皇帝专制改为立宪国家。从清末，全国就要求清政府立宪，宪政呼声很高。我认为要成立一个宪政国家，须从地方自治入手，真正的“地方”是乡村。我和李济深是朋友，在李济深掌管广东军政大权时，我有机会在广东打算开办乡治讲习所。后来广东局面变了，蒋介石与李济深有矛盾，李被蒋扣留，我就回北方了。当时是民国十八年的夏天，正好赶上河南村治学院的筹建，彭禹廷为院长，梁仲华为副院长。彭、梁要我担任教务长。我在广东用的名词是“乡治”，彭、梁他们用的是“村治”。因为学院是刚筹备，一切章则还没有定，他们要听取我的意见，我就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我的思想和主张都在这篇文章里。院里的章则是我们大家商量，由我执笔写的。还在北平出了《村治月刊》。

        河南村治学院只办了一年。为什么只办一年呢？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一起，学院办不成了，所以刚满一年就结束了。冯玉祥同蒋打仗，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拥蒋，冯部下将领韩复榘脱离冯投向蒋，蒋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梁仲华是河南孟津人，他去济南向韩报告，说河南村治学院办不成了。韩说，好，我现在山东，欢迎河南村治学院的一班朋友们到山东继续办。这时我们商谈把名称改了，不是广东的“乡治”，也不是河南的“村治”，改成“乡村建设”，在邹平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河南创办村治学院，王怡柯（柄程）是主要人物。王非常有才干，河南村治学院没他是办不起来的。王是河南辉县人，北京法政学堂毕业，同彭禹廷、梁仲华是同学，又非常友好，结成了盟兄弟。他在北京毕业后，回到了河南，担任中等学校教员。当时河南教育界各学校经费归省政府支出，省政府常拖欠各学校款项，学校常闹风潮。王怡柯出头倡议，说事情并不难办，我们教育界人士，可与省政府交涉，把教育经费划出来，成立一个河南教育款产处。款产处成立后，公推王怡柯为处长。王有办法，善理财，担任处长后，加以整顿，每月各校经费十足发放，不欠钱，且有节余。于是他就倡议以节余的款项办河南村治学院。王怡柯很有心思，他认为河南乃四战之地，南方革命军往北，奉军往南，陕西岳维峻往东，都要经过这里，老百姓受不了。全省各地地主为保卫自己的财产，也为保卫自己的家乡，组织红枪会。红枪会是一个有迷信色彩的组织，王怡柯写了一篇论文，叫《农村自卫论》，意思是要开明的知识分子来领导这支农村自卫力量。我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后边附有参考书名，其中就有王怡柯写的《农村自卫论》。他就是主张开明知识分子来领导、组织保卫农村的工作，为的是农村自卫力量不致落入迷信组织之手。这是河南村治学院成立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河南村治学院的真正后台是他。

        河南村治学院停办之后，院长彭禹廷回到了镇平。彭先生主张“地方革命”，站在贫雇农立场，得罪了豪绅，所以被害。彭禹廷规定了一些章则，减轻农民负担，加重地主负担，这样，贫雇农当然拥护他了。全县原分成十个区，他慢慢成立了“十区自治办事处”，取代了县政府，减少贫民负担，把这种运动叫做“地方革命”。他死后农民大众都怀念他，还给他立祠堂——关于我说的彭先生在家乡办自治的一些事，都是我听说的。

        乡村建设工作，不只在山东邹平县一个县，还发展到鲁西，在菏泽县成立了一个乡建设研究院分院，县长还是我们推荐给省府的。最后还发展到济宁（管辖十个县），梁仲华担任了济宁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侵，韩复榘撤退到平汉路西边，日军占领山东大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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