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承隋制，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钞。尚书省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因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前曾任尚书令，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

        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后来，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官员都是宰相，他们均加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头衔，再后来逐渐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如此，增加了宰相人数，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防止出现西汉初年相权太重、君权反而被架空的前车之鉴，且可以集思广益，听取更多意见。

        国家动乱依赖于良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这是封建帝王治理国家最经典的理论。“宰相，国之名器”，是辅佐皇帝、总领百官处理国家大事的最重要职位，作为大唐的中枢，对政局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太宗时，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唐高宗以后，侍中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他官员官职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便也是宰相。四品官员以下，只要加平章事名号，也列入宰相之列，共同参议国政，只是权柄要轻一些。这套制度终唐之世不改。

        宰相职能既如此重要，因而国家政治好坏、经济发展快慢，往往取决于宰相是否得人。唐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唐玄宗则选用姚崇、宋璟，这四人并称四大贤相，对成就举世闻名的“贞观之治”及“开元盛世”功不可没。因为“安史之乱”是唐代最重大的事件，此处重点谈唐玄宗一朝的宰相。

        唐玄宗任用姚崇和宋璟后，天下大治。姚崇和宋璟代表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一切都是为了皇权的巩固，没有任何劳民伤财的行动。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言：“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

        这二人无愧于名相的称号，不但才华出众，而且政绩斐然——“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

        至姚崇和宋璟罢相，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时，天下已经大治，大唐都城长安生机勃勃，商贾云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各色人等，神采飞扬。需要克制的时代结束了。因为时代已经是一个传奇而辉煌的时代，海内晏然，天下太平。天下人为生在盛唐而自豪，唐玄宗也为此而骄傲。

        之后的张嘉贞、张说、韩休、张九龄等宰相均不再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但诸人也很好地行使了守成的职责。只是皇帝已不再是当年的皇帝，“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这句话很好地应验在唐玄宗身上。唐玄宗已经没有当年的孜孜求治之心，骄侈享乐占据了他全部的思想，这个变化明显地应验在大唐宰相的人选上。

        张九龄入相时，唐朝正处在全盛时期，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为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就在张九龄要放手有更大作为之时，李林甫正积极谋求宰相之位。

        李林甫，小字哥奴，唐宗室子弟，唐朝初年长平肃王叔良的曾孙。论起辈分，他比唐玄宗还要高出一辈，不过因为血缘关系疏远，到了李林甫这里，已经没有世袭的爵位。宗室血统丝毫没有给他带来辉煌，李林甫能够步入仕途，还要感谢他的舅舅姜皎。

        姜皎在唐玄宗为藩王时即诚心结交，唐玄宗登基后，姜皎被授秘书监，恩宠无比。后宫宫殿之前种有一棵珍贵的果树，唐玄宗经常在其叶繁花盛之时前去玩赏。有一天，姜皎叹息道：“真乃嘉树也。”唐玄宗听后，立即笑容满面地说道：“卿既爱此树，那就植入府中玩赏去吧！”将这棵无比珍贵的果树赏给了姜皎。

        姜皎先后接受唐玄宗的赏赐有马匹、珍玩，不可胜数。李林甫因为舅舅所喜爱，一直养在姜府，他从小就看到了权势的魅力，对权力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当时宰相源乾曜执政，与姜皎联姻。李林甫趁机巴结源乾曜的儿子源絮，通过源絮走后门，代求司门郎中一职。源乾曜却不大看得起李林甫，认为：“郎中之职需才德俱佳者为之，哥奴一无赖尔，岂能担当此任？”

        李林甫谋官一事大受挫折，不仅是因为源乾曜为人清廉正直，还与当时的体制和历史背景大有关系。当时政治清明，李隆基十分注意整顿吏治，裁减了许多冗官，改变了滥封爵位的恶习，对官员的任用看重才识。开元二年（714年）还规定，选择京官中有才识的，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在地方任职的都督、刺史如有政绩，则调到京城任京官。改变了历朝历代重京官，轻外任的恶习。唐玄宗还在殿廷之上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考试，对其中不合格的四十五人当堂罢免，并把主持选官的两个官员予以贬职。在这样的风气下，李林甫遭受挫折就并非偶然了。

        李林甫受此打击，但并没有停止他的钻营，而是暗中蛰伏，静待时日。几年之后，他被提拔为国子司业，官品从四品下，为国学中的行政事务官。开元十四年（726年），在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提携之下，官至刑部侍郎，有了生杀大权。接着升迁至吏部侍郎。吏部侍郎官品为正四品上，专门掌管官吏的任免，很有实权。

        史载李林甫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但却“阴中伤之，不露辞色”。时人认为他精通权术，已经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一般人为之心惊，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尤其是他在外表上装得对人极为友善，暗中却加以中伤竟然一点也不露声色，世人谓其“口有蜜，腹有剑”，此即“口蜜腹剑”成语的来历。

        李林甫钻进吏部后，唐玄宗兄长宁王李宪曾私下求见李林甫，拿出十个人的名单，要他优先考虑选补这些人入官。李林甫不问优劣，一口答应下来，只对宁王提出一条要求：“愿绌一人以示公平。”

        发榜之日，李林甫特意选出一人，张榜宣布：此人作风不正，托王讲情，留待下次冬选。

        这样一来，李林甫不但赢得了“公正”的美誉，而且趁势巴结了宁王李宪，可谓是一箭双雕。

        当时武惠妃（武则天侄孙女）宠倾后宫，企图立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杨贵妃杨玉环前夫）为太子。李林甫探知内情，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露：“愿护寿王为万岁计。”两位野心勃勃者走到了一起，李林甫也很好地把握了历史的契机。之后，武惠妃常在李隆基面前赞扬李林甫，李隆基由此对李林甫印象很深，为他以后当上宰相打下了基础。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宰相裴光庭死。李林甫立即通过侍中裴光庭夫人出面，谋求相位。裴夫人为武三思之女，武三思曾经对宦官高力士有恩。野史记载说裴夫人与李林甫有染，裴夫人在高力士面前为李林甫苦苦哀求。高力士当时权倾朝野，对旧主人不好一口拒绝。不过，高力士为人谨慎，选相又是大事，他不敢轻易向唐玄宗提起，只是暗中等待机会。

        不久，唐玄宗决定任用韩休为相。高力士立即把消息告诉了裴夫人。李林甫知道后，马上向唐玄宗上奏，推荐韩休为相。韩休当上宰相后，听说是李林甫举荐他，异常感激，于是向唐玄宗推荐：“吏部侍郎李林甫为宗室之后，才德兼备，且有宰相之才！”

        武惠妃经常在唐玄宗那里吹耳边风，唐玄宗对李林甫印象很好，现在又有新宰相推荐，于是任命李林甫为黄门侍郎，随后便升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再进兵部尚书。

        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李林甫空手套白狼，竟然真的入阁拜相了。梦想实现得如此轻易，这让李林甫又瞄上了宰相中位置最高的首辅之位。

        当时执政宰相正是张九龄和裴耀卿。张九龄知道唐玄宗准备任命李林甫为相时，直谏劝阻说：“陛下今日若以李林甫为相，他日恐怕国无宁日了！”

        此时唐玄宗在位已久，沉迷于武惠妃的温柔乡，不免怠于政事。然而，每当商议政事时，张九龄和裴耀卿两位宰相事无巨细，都要与唐玄宗据理力争，这让唐玄宗相当不快，不过也不好表露什么，但对待张九龄和裴耀卿的建议就不那么听得进去了，依旧坚持任命了李林甫。天子对待肱股重臣微妙的情绪变化被李林甫捕捉到了，他一面巧伺上意，一面开始寻找机会排挤张、裴二相。

        每次上朝时，张九龄，裴耀卿两位宰相对李林甫稍稍谦让，李林甫则居于中间，眉宇之间露出得意之色。时人看到这种场面，惊呼“一雕挟两兔”，认为他们二人终究要遭李林甫的陷害。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治军很有政绩，唐玄宗知晓后，欲以牛仙客为尚书，还准备给其封户。张九龄听说此事之后，与李林甫商议道：“封赏乃国之大事，只能给予名臣大功者。牛仙客，只是一个边将，不过工作做得好些，就能马上封赏吗？愿与李相公在朝廷争之！”李林甫一口答应下来。

        次日上朝，张九龄据理力争。李林甫却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二十多年的承平天下，天子已经听不进任何逆耳的话语，张九龄的固执激怒了唐玄宗，大怒之下，罢朝而去。而李林甫却趁机上奏说：“仙客有宰相之才，尚书之职乃大材小用，有什么不可以的？九龄乃一文吏，过于囿于古义，有失大体；再者，天下者，陛下的天下，陛下用一官吏，有何不可？”

        唐玄宗见有大臣支持自己，大喜过望，于是加封牛仙客为陇西县公，且夸赞李林甫为相而不专权。自此，唐玄宗便有意与张九龄疏远了。

        李林甫曾引荐萧旻为户部侍郎。萧旻不学无术，有一次在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同行庆吊”时，当众错读一字。严挺之深感遗憾，就对张九龄发了几句牢骚。张九龄凡事认真，便以不学无术弹劾萧旻，贬为歧州刺史。李林甫由此怨恨严挺之，刚好有件事主动撞上门来。严挺之曾经休妻，前妻后来改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因贪赃下狱。前妻无奈之下，只好求严挺之相救。大概出于补偿的心理，严挺之立即全力设法营救王元琰。李林甫使人奏告唐玄宗，说严挺之私袒王元琰，应该连坐。张九龄为严挺之辩解，认为其中不应会有私情存在。唐玄宗却道：“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皇帝这样说了，张九龄不便再求情，只好请裴耀卿代救严挺之。李林甫却趁机上言：“耀卿、九龄都是朋党。”唐玄宗早已经有疏薄张九龄之意，乐得有个借口，于是借此案将张、裴两人罢相，贬严挺之为洛州刺史。

        罢朝之后，李林甫目送远去的二位老相，得意万分，阴阳怪气地问：“左右丞相何在？”

        一旁的诸位大臣听见，无不心寒，且胆战心惊。李林甫旋即升为中书令，终于成为群臣之首。

        张九龄作为开元盛世最后一位名相，深为时人所敬仰。他为人儒雅，风度翩翩。唐玄宗爱其风度，即使在逐走张九龄后依然怀念不已，每遇宰相荐士，总要问道：“风度能比得上九龄吗？”

        张九龄有诗《望月怀远》，情韵隽永：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张九龄因病在韶州曲江逝世。他生前曾预断安禄山“必反”，后来果然应验。唐玄宗追思张九龄的卓见，悔恨不已。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成为朝廷无可争辩的主宰。宰相，成为大唐盛世隐蔽的危机。至此，表面的歌舞升平，已经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

        为什么唐玄宗接受姚崇提出的“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实行了频繁轮换宰相的制度，到了李林甫这里，却因人而废呢？李林甫是后世公认的庸相和奸相，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能霸居相位十九年？

        李林甫做了十九年宰相，最大的特点就是专权。他曾召集谏官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顺从还顺从不过来，用不着多说话。你们不见仪仗中的马，吃的是三品的马料，但是不能叫，一叫就给牵一边去，悔之何及！”

        天宝六年，唐玄宗下诏广求天下之士，有通一艺以上者都可到京师应试。李林甫令郡县严加拣试，报上来的人又让吏部严加复试，结果没有一人及第。李林甫竟然还向唐玄宗祝贺说：“野无遗贤。”意思是天下能干的人都已经在朝中为官了。

        唐朝设三省六部，做宰相的通常是五六人到十几人不等，李林甫却排斥他人，独自专权十九年之久。

        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逃到四川避难。当时唐肃宗已经称帝，奉唐玄宗为太上皇。唐肃宗每任命宰相等重要大臣，总要派人向唐玄宗汇报。唐玄宗闲来无事时，便和身边郎官裴士淹品谈唐肃宗任命的新大臣，逐渐延及以前旧臣。唐玄宗评论历任宰相，从姚崇、宋璟以下几十人，都很允当。当时在许多人的眼中，都认为唐玄宗已经老糊涂了。裴士淹大概也是这种看法，想不到唐玄宗还能目光如炬，所以又是惊讶，又是佩服。

        后来，裴士淹试探问唐玄宗对李林甫的看法。唐玄宗愤愤地说：“此人嫉贤妒能，举世无比。”

        裴士淹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地愣了半天，才问道：“陛下既然知道，又为什么要任用他？”

        唐玄宗沉默不应，表情极为复杂。

        中国有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是宰相的才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胸襟和气度。李林甫这样嫉贤妒能的人，何以为相十九年，恩宠不衰呢？固然，李林甫工于权术，以善于“口蜜腹剑”著称于世，为了求官保位不择手段。然而，归根到底的原因，却是在唐玄宗本人。可以说，李林甫在天宝年间的专权，正是唐玄宗所需要的——

        天宝初年，唐玄宗年事已高，对国家和朝廷中的政事逐渐厌倦，一心想追求享乐，曾经对高力士说：“我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我想高居无为，政事一概委托给林甫，你看如何？”

        唐玄宗和高力士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对高力士说的这些话应该是出自真心实意的。当高力士以防止大权旁落为由劝阻后，唐玄宗还发了怒。之后，高力士在政事上不敢再轻易表态。由此可见，唐玄宗的“君王从此不早朝”是对李林甫姑息养奸的直接原因。重要的历史人物，既不能不受当时实际情况的制约，但又能起到加速或延缓历史过程的作用，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唐玄宗不理政事二十余年，对朝廷中的大事却依然是十分清楚的。他倦于政事，但并不糊涂，只不过是实在不愿意施大力整顿，以免耗费了他沉迷于声色的时间。宰相李林甫独断专权，为天下人所厌恶，唐玄宗心中相当清楚。但他仍然坚持任用李林甫，表明李林甫有相当的利用价值。李林甫专权时，确实起到了代理皇帝、总领百官、震慑朝廷的客观作用。

        与裴士淹谈论时，唐玄宗始终没有提令李林甫身败名裂的反叛一事，可见他很清楚，李林甫仅仅是一个权臣，并非叛臣。李林甫在位期间，迎合上意，杜绝言路，妒贤嫉能，排斥异己，深为文人士大夫所痛恨。不过，李林甫身居相位，凡事勤谨，处理公务，增修纲纪，各有法度，朝中一般的政事，李林甫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尤其是安禄山个人非常畏惧李林甫，这种关系对维持朝廷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到杨国忠诬陷李林甫谋反，天下人都认为李林甫冤枉。而这些事，唐玄宗再清楚不过。他深知要客观全面评价李林甫，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所以才沉默不应裴士淹的话。

        李林甫诚然是庸相。庸相如同贤相一样，也是应时而生，自有他的价值。只不过，对帝王来说是价值，对百姓和国家来说则是灾难。李林甫专政所带来的恶果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消逝，十九年来，朝廷上下已习惯于他的强硬控制。他死了，大唐再没有一个能控制全部朝廷的大臣。而玄宗皇帝，这个曾经的英主，依旧不想管事。在当时的情势下，由于李林甫大力的排挤，朝中确实没有堪任宰相的人。唐玄宗已经懒惰了很久了，不想再费心劳力去为大唐选一位能干的宰相，权衡之下，他便选择了一条最省事的道路——任命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为宰相。这一令皇帝省心省力的决定，无疑将大唐带进了更痛苦的深渊。

        关于杨国忠，他连庸相都称不上。杨国忠尽管善于宫廷政治的权术，以及因为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而对唐玄宗个人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才干却根本不能与李林甫相比。杨国忠曾经说过：“我本微寒，以女宠得进，非有功绩。在我有生之年，既然已不可能得到好名声，就只有穷奢极欲，及时行乐！”这话和西汉时主父偃的“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如出一辙。

        在唐玄宗一朝中，杨国忠是最该被否定的政治人物。他为官期间，只忙于跟两大政敌斗争，李林甫死后，他便将矛头对准了安禄山，以小人之心，一己之忿，无事生非，扰乱朝政。

        李林甫死后三年整，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诛杨国忠”的名义谋反，史称“安史之乱”。李林甫倘若不死，势必还将继续在相位当下去。以他的手段，安禄山势必不敢谋反。而杨国忠，应该继续忙于与李林甫斗法，没有多大机会去撩拨安禄山造反。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唐朝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局面形成，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强化皇权成为皇帝的第一要务，宦官作为皇帝的家奴，应时被推上政治舞台，宦官监军制度、神策中尉、枢密使制度等相继建立，由此形成了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内诸使司使职系统。这一系列制度，的确使得皇帝通过宦官加强了对中央禁军、地方军队及朝廷官员的控制，至于后来宦官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向外廷渗透，开始对朝政发生重大影响，则是君权与相权矛盾尖锐的结果。

        如前所言，唐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皆为宰相。为方便宰相议事，于门下省设立政事堂。唐高宗永淳二年七月，中书令裴炎奏请将政事堂移于中书省。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印。如此，中书在三省中取得了独尊地位，权力极大。唐玄宗很快就意识到这一问题，遂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并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目的即在于分割中书草诏权，对外则宣称“万枢委积，诏敕文诰悉由中书”“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

        安史之乱后，历任皇帝皆猜忌重臣，翰林学士参与政务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如唐德宗信用翰林学士陆贽，“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陆）贽，故当时目为‘内相’”。到唐顺宗即位，以王叔文、王伾为核心的翰林学士院更是成为大唐决策中心，“事下翰林，（王）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俾执宜承奏于外”，宰相成为虚设。

        再说由宦官担任的枢密使。翰林虽有权侔宰相之势，但其只是顾问侍从身份。中唐以后，中央朝廷重大决策都是通过延英奏对，参与者有宰相、朝官、神策军中尉以及枢密使，翰林学士并无资格。即便从顾问身份而论，宦官担任的枢密使常伴皇帝左右，随时可以就皇帝的垂询发表意见，对重大决策的影响显然要比翰林大得多。

        枢密使置于唐代宗在位期间，是唐代宗为分另一大宦官鱼朝恩之权而设。枢密使的主要职责，一是向宰相传宣皇帝旨意，向皇帝进呈宰臣奏状，充当皇帝与宰相的中介。二是草拟内状文书，因而枢密使要干涉朝政，须得利用制度上的缺环，通过中书主书，其人本身并不与宰相构成平等的关系。然经唐代宗、唐德宗二朝，相权被翰林所分，枢密使不必再依附宰相，兼之有宦官统领的神策军做后盾，开始显出独立的政治地位。

        综上所述，除了外朝宰相、内朝宦官外，尚有第三股势力，这些人多是因一技之长而被皇帝宠信者，时人称之为“近倖”，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集团便属于此类。

        起初，皇帝利用宦官来加强皇权，当宦官自成政治势力，便走向了皇权的对立面，于是，皇帝又想利用近倖集团来对付宦官，这是最省事省力的法子，前面论述过的永贞革新便是此类。

        永贞革新很快失败，是因为外朝重臣与内朝宦官联手与其为敌。南衙宰相虽与北司宦官争权，但历经多年后，已达到一种微妙平衡，若是第三方势力介入，势必引发两方的激烈抵抗。唐文宗即位后，因恐惧宦官势力操纵皇帝生杀大权，又厌恶外朝宰相专权，便步上了唐顺宗的老路，信用郑注、李训等人，试图再次利用近倖集团来剪除宦官，是为“甘露之变”。

        与永贞革新不同的是，甘露之变不仅彻底失败，还打破了长久以来形成的内、外廷平衡的状态。甘露之变后，宦官在唐朝政治中取得了独尊独大的地位，再也难以撼动。唐文宗之后，唐武宗（841—846年在位）、唐宣宗（847—859年在位）、唐懿宗（860—873年在位）、唐僖宗（874—888年在位）、唐昭宗（889—903年在位）五位皇帝，均为宦官所立。可以说，晚唐八十年，皇帝完全由宦官所掌控，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宦官擅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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