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还将继续。无论活着还是死去，生活总是要继续。
那年雪下得很早。到11月7日，地上已经积了6英寸厚的雪，约翰跋涉到邮筒那儿取信时，要穿一双绿色的旧橡胶靴并系紧鞋带，再把他的旧风雪衣穿上。两个星期前，戴维·比尔森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些他1月份上课时会用到的课本，约翰已经开始备课了。他是非常渴望回去教书的。戴维在克利夫斯的霍兰德大街上为他找了一所公寓，霍兰德大街24号。约翰把它写在一张纸片上，夹在钱包里，因为他总也记不住这些地址和数字。
这一日天空阴翳低沉，气温不到零下6摄氏度。约翰走上车道时，第一片雪花飘落了下来。只有他一个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就伸出舌头去接雪花。他走路几乎不再一瘸一拐的了，感觉很好。头痛也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犯了。
邮件有一份广告、一本《新闻周刊》和一个小的马尼拉纸信封，信封上没有回信地址，写着“约翰·史密斯收”。回家路上，约翰把其他信件塞到裤子后兜里，打开那个信封。里面是一页印刷纸，看到顶上写着《内部视点》时，他停下脚步。
这是上星期《内部视点》中的第3页。头条故事是一位记者的爆料，关于一档犯罪节目电视剧中长相英俊的配角；这位配角在中学时两次被开除（12年前），并因持有可卡因而遭到逮捕（6年前）。对美国家庭主妇而言，这可是热点新闻。另外还有一份全谷物日常饮食单、一张可爱婴儿的照片，还有一个9岁姑娘在天主教朝圣地卢尔德奇迹般治愈脑瘫的报道（大标题兴高采烈地鼓吹道：医生们蒙了）。在报纸底部，一则报道被圈了起来。标题是：《缅因州的“特异功能者”承认恶作剧》。报道没有署名。
这是我们一贯的原则：《内部视点》不仅报道被所谓“全国性报刊”忽略的特异功能者，而且还揭露那些江湖骗子，他们长期以来阻碍了真正的超自然现象被人们所接受。
最近，其中一位江湖骗子向《内部视点》承认了他的恶作剧。这个所谓的特异功能者就是缅因州博纳尔镇的约翰·史密斯，他向我们的消息来源承认：“所有一切都是骗局，是为了支付我的医疗费。如果我能写一本书，我就能把欠下的都还清，还可以提前一两年退休。”他还笑着说：“现今人们什么都信，我干吗不大赚一笔呢？”
感谢《内部视点》，总是提醒读者，每出现一个真正的特异功能者，就会有那么两个冒牌货。约翰·史密斯发横财的黄粱美梦因此化成泡影了。我们再次重申，凡是有人能证明哪个享誉全国的特异功能者是江湖骗子，我们将奖励他1000美元。
雪越下越大，约翰把文章读了两遍。他的脸上挤出一丝苦笑，心想：这个一直保持着警惕的记者显然是很气愤被一个乡下人从门廊前面扔下来。他把那张破纸又塞回信封，然后把它也塞进裤子后兜里。
“迪斯，”他大声说，“我希望你现在还是遍体鳞伤。”
他父亲可不这么潇洒。赫伯特读完那张剪报后咬牙切齿，“砰”的一声把它砸在厨房桌上：“你应该起诉那个狗娘养的。这全是诽谤，约翰，蓄意诽谤！”
“没错。”约翰说。外面已经黑了。下午的雪还是静悄悄地下，到晚上已经演变成一场初冬的暴风雪了。狂风绕着屋檐尖啸吼叫，车道已被沙丘一样绵延的雪盖在下面无处可寻。“我们谈话时没有第三方在场，该死的迪斯很清楚这一点，只有我们两人。”
“他连署名的胆量都没有，”赫伯特说，“瞧这‘《内部视点》的消息来源’，这来源是什么？让他署名。我就是这意思。”
“噢，不能这么干，”约翰咧嘴笑着说，“这基本就是自讨苦吃，这好比你在裆部贴了一张标语，上面写着：‘来使劲儿踹我啊！’然后走向街上最卑鄙的街头流氓。那样他们就把这变成一场圣战了，连篇累牍地描述了。谢谢了，不要。我个人倒觉得他们是在帮我的忙。我可不想靠占卜来谋生，告诉人们爷爷把他的股票藏哪儿啦，谁会在赛马第4轮中胜出啊，买哪个彩票啦。”约翰从昏迷中醒来后，最让他吃惊的一件事儿就是缅因州和其他十几个州把彩票合法化了。“上个月我就收到16封信，要我告诉他们哪个号能中奖。太愚蠢了。别说我做不到，即便我能做到，这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在缅因州你又不能自己选号，人家给你什么你拿到的就是什么。但他们仍然给我写信。”
“我不明白那些和这篇讨厌的文章有什么关系。”
“如果人们认定我是个骗子，也许他们就不会骚扰我了。”
“哦，”赫伯特说，“嗯，我懂你的意思了。”他点着烟斗：“你一直不喜欢这种特异功能，对吧？”
“是的，”约翰说，“我们俩从不谈这事儿，谁都没谈过，一定程度上这让我很放松。而其他人好像只想谈这事儿。”并不仅仅是人们想谈这事儿，如果仅仅是这样，他也不会如此烦恼。当他在斯洛克姆商店买6罐装的啤酒或一条面包时，那姑娘收钱时极力避免触碰他的手，她眼睛里的害怕和紧张显而易见。他父亲的朋友见到他不和他握手，只是挥挥手。10月里，赫伯特雇了一位当地女高中生每星期一次来做一些清扫拖地的活儿。3个星期后，她不干了，完全没解释为什么，很有可能学校里有人告诉了她她在给谁干活儿。似乎每个人都害怕被触摸、被知晓，害怕和约翰的这种特异功能搭上关系。他们像对麻风病人一样对待他。每当这时，约翰就会想起那天他告诉艾琳她房子着火时盯着他看的那些护士，她们当时就像电话线上站成一排的乌鸦，齐刷刷地瞪着他。想起新闻发布会出人意料的消息后，那个电视记者抽身躲他的样子，他附和约翰所说的一切，却不想被他触碰。怎么说都不正常。
“不谈，我们不谈这个事儿，”赫伯特同意说，“这让我想起了你母亲。她相信出于某种原因你被赋予了……一些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吧。有时我也怀疑她是不是对的。”
约翰耸耸肩：“我只想过正常的生活。想把这所有破事儿都忘掉。如果这个小新闻能帮我一把，那再好不过了。”
“但你还是有特异功能，是吗？”赫伯特问，仔细端详着他儿子。
约翰想起约一星期前的一个夜晚。他们出去吃饭，这在他们捉襟见肘的时候可是一件稀罕事儿。他们去了格雷的“科尔的农场”（Cole''s Farm），应该是这一带最好的一家饭馆，那里总是食客爆满。那晚很冷，饭馆里温暖宜人。约翰拿着父亲和自己的衣服去衣帽间，当他的手翻动那些挂着的衣服寻找空衣架时，一系列清晰完整的图像出现在他脑中。有时候是这样，而有时候他可能摆弄每件衣服20多分钟，但什么都不会发生。这是一位女士的带毛领大衣，她和她丈夫的一位牌友发生了关系，她害怕得要命，但又不知道如何了结这种关系。一个男人的羊皮衬里的牛仔夹克，这个伙计也在担心——是关于他的兄弟，此人一个星期前在建筑工地上受了重伤。一个小男孩儿的风雪大衣，他住在达勒姆的奶奶今天刚给了他一个史努比的晶体管收音机，但他父亲不让他把收音机带进饭馆，他非常生气。还有一件平纹黑大衣，这大衣吓得他全身冰凉、食欲全无。穿这个大衣的男人快要疯了。这个男人到目前为止表面上看着很正常，连他妻子都没起疑心，但他对世界的看法正变得越来越阴郁，充满了偏执的幻想。摸这件衣服就像摸一堆纠结扭动着的蛇一样。
“是的，我还是有特异功能，”约翰不假思索回答道，“我真希望自己没有。”
“你真这么想吗？”
约翰想起那件平纹黑大衣。他当时只吃了几口饭，就开始左看右看，想从人群中找出那个人，但没找到。
“对，”他说，“我真这么想。”
“那最好忘了吧。”赫伯特说，拍拍他儿子的肩膀。
接下来的一个月，约翰似乎已经忘掉那件事儿了。他开车北上，去中学参加了一次教师年中会议，另外把他自己的个人物品搬到新的公寓，那公寓虽然很小，但很舒适。
他开父亲的车去的，当他出发时，赫伯特问他：“你不紧张吗？开车紧张吗？”
约翰摇摇头，现在再想那次车祸已经不怎么困扰他了。如果注定要出事儿，那也是命。他深信雷电不会两次击中同样的地方——如果他真会死，他也不相信自己会死于车祸。
实际上，那次长途旅行很顺利，会议很像老朋友聚会。所有还在中学教书的老同事都过来看他、祝福他，但他仍不自觉地注意到，真正跟他握手的人却寥寥无几，而且他似乎感觉到一种刻意的矜持，他们眼中的躲避。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强迫自己相信那也许只是一种幻觉，如果不是幻觉，嗯，那也挺搞笑的。如果他们已看过《内部视点》，他们会明白他只是个骗子，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会议结束了，除了回博纳尔等待圣诞节的来临和结束之外无所事事。装有个人物品的包裹已经不再寄来了，仿佛是开关被突然拔掉一样，约翰和他父亲说：这就是新闻媒体的威力。很快一连串愤怒的信件、卡片铺天盖地涌来，是那些觉得自己似乎被愚弄了的人（大都是匿名的）写来的。
“你该下地狱受烈火之焚！因为你卑鄙无耻，欺骗美利坚共和国！”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条是这样写的。这句话写在一张华美达酒店（Ramada Inn）皱皱巴巴的信纸上，邮戳地址是宾夕法尼亚的约克镇。“你就是个江湖骗子，一个腐臭的废物。谢天谢地那份报纸戳穿了你！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圣经》上说一个低等的罪人将被投进火海！被烧成灰！你那诈骗所得也将一并永远化成灰烬！你就是那个为了可怜的几块钱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的骗子！我和你说的到此为止，我希望你小心你的狗头，最好别让我在你家门口碰见你。落款：一个朋友（是上帝的朋友而不是你的朋友）！”
在那份《内部视点》发行后的二十来天里，20多封信件闻讯而来。几个有商业头脑的人甚至表露出和约翰合伙做生意的兴趣。其中一封信吹嘘道：“我之前是一个魔术师助理，我能把老妓女的丁字裤给她变出来。如果你玩儿的是心灵感应这类的花活儿，你会需要我的。”
接下来，如同之前大量的盒子和包裹消失一样，信件也逐渐销声匿迹了。11月下旬的一天，当他再次查看邮筒时，发现已经连续3天空空如也了。约翰返回房间时想到安迪·沃霍尔曾预言过，在美国一个人从出名到过气也就是15分钟的时间。很显然，他的这15分钟已经来过，也就此结束了；然而，没有人能体会到他此刻有多开心。
但事实证明，这件事儿并没有结束。
“史密斯？”电话中传过来的声音问道，“约翰·史密斯？”
“是的。”这并不是他熟悉的声音，他怀疑是拨错号了。大约3个月前，他的父亲就不再把他的电话号码列在电话簿上了，有人打这个号码还真是挺奇怪。现在是12月17日，他们的圣诞树立在客厅里，底部牢牢地楔入那个老树架，那还是赫伯特在约翰小时候做的。窗外飘起了雪。
“我叫班纳曼。乔治·班纳曼警长，罗克堡镇的。”他清了清嗓子，“有人给我……咳，我想你会说有人给我推荐了你吧。”
“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个电话号码？”
班纳曼又清了清嗓子：“嗯，我可以从电信部门查到，我想，这属于警局公务。但老实说我是从你的一个朋友那里问到的，一个叫魏扎克的医生给的我。”
“萨姆·魏扎克给了你我的号码？”
“是的。”
约翰在电话机下的角落里坐下来，彻底懵了。现在这个叫班纳曼的人对他来说可不是开玩笑。他曾在前不久的一本周末增刊上无意中见过这个名字，这个人是卡斯特县的警长，那个县在博纳尔西面的湖区。罗克堡镇是县政府所在地，距离挪威市30英里，距布里奇顿20英里。
“警察公事？”他问道。
“嗯，我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一起喝杯咖啡……”
“跟萨姆有关？”
“不，与魏扎克医生没关系，”班纳曼说，“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提到了你。大概是……哦，一个月前，最少是。实话说我原以为他疯了，但我们目前真的是没办法了。”
“什么事儿？班纳曼——警长先生，你说什么我不大明白。”
“如果咱们能一起喝个咖啡聊聊，那就再好不过了。”班纳曼说，“今晚怎么样？布里奇顿主街上有个叫‘乔咖啡’（Jon''s）的地方，在我们两人住处的中间。”
“不，对不起，”约翰说，“我必须知道你要干吗，而且为什么萨姆没给我打电话。”
班纳曼叹了口气。“我猜你是那种从不看报的人。”他说。
事实上他是看报的。自从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他疯狂地看报，为了找回他失忆后错过的一切。而他最近看到过班纳曼的名字，是因为班纳曼正炙手可热，他是警局一把手。
约翰把听筒从耳边拿下来看了看，恍然大悟。他看着它，就像看着一条蛇一样，而他刚刚意识到这条蛇是有毒的。
“史密斯先生？”声音听起来嘎嘎作响，“喂？史密斯先生？”
“我在听。”约翰把电话放回耳边说。他心里生出对萨姆·魏扎克莫名的怒意，这个人一面嘱咐自己这个夏天要低调做人，然后一面又转身向这个本地警长嚼舌头，背着自己搞鬼。
“是关于那个勒死案件，对吗？”
班纳曼犹豫良久，然后说道：“我们可以谈一谈吗，史密斯先生？”
“不行，肯定不行。”刚才莫名的怒意已经瞬间燃烧成暴怒，还有其他的情绪。他害怕起来。
“史密斯先生，这件事儿很重要。今天……”
“不！我不想被人打扰。另外，你难道没看过那个该死的《内部视点》吗？我是个冒牌货！”
“魏扎克医生说……”
“他没权利说任何话！”约翰全身发抖地怒吼道，“再见！”他狠狠地把听筒摔到机子上，连忙走出电话角，好像这样做电话就不会再响一样。太阳穴开始痛起来，沉闷而又钻心地痛。“也许我应该去加利福尼亚拜会一下他的母亲。”他想。告诉她当年失散的小杂种是谁，告诉她保持联系。以牙还牙。
他转而在电话桌抽屉里的通讯录上搜索起来，找到萨姆在班戈市的办公电话，拨了过去。电话另一端只响了一声他就马上挂断，再次感到害怕起来。为什么萨姆要这样对自己？该死的，为什么？
他望着眼前的圣诞树。
还是原来的旧装饰。他们年复一年地把它们从阁楼里拖下来，把它们从纸巾包里拆出来，再一次次地把它们装饰到树上去，就像两个晚上前那样。圣诞装饰物还真是搞笑。伴随着一个人的长大，年复一年，它们几乎没有几样能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世界上没有太多的连续性，没有什么物体可以在你儿时和成年两个阶段一直陪在你身边。你儿时的衣物会被打包捐赠给救世军；你的唐老鸭手表上的主发条已经裂开；你的红莱德（Red Ryder）牛仔靴已经磨破；你第一次夏令营手工课上做的钱夹已被洛德·巴克斯顿（Lord Buxton）钱夹取而代之；你变卖了红色手推车和自行车，为了换取更多的成人玩具——一辆汽车、一副网球拍，或者是那些新出的曲棍球电视游戏。你能留存下来的东西少得可怜。或者几本书，或者一枚幸运币，又或者一套被保存和改进过的集邮册。
再加上你爸妈房间那些圣诞树装饰品。
不变的破损的天使年复一年挂在那里，不变的花哨而闪亮的星星依旧立在树顶上；那些曾经是一整批成套的玻璃球幸免于难，留存下来一小堆（我们永远都无法忘记那些光荣牺牲的玻璃球，他回想着——这颗是被一个小男孩的手玩儿破的，这颗是爸爸往树上挂的时候不幸滑落，掉在地上摔碎了的，这颗红色的上面涂了圣诞星图案的玻璃球，在那年我们从阁楼取下来直接就莫名其妙地碎了，我当时还哭鼻子了）；圣诞树独自伫立在那儿。但有时候，约翰茫然地揉揉太阳穴想，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些童年痕迹的话，生活似乎会更美好、更幸运。你以前喜欢的书籍，永远不可能再调动起你的兴趣。那枚幸运币也并没让你少受苦，生活该给你的鞭策、轻蔑与磨难一点儿都没被消除。你望着这些装饰品时，你会记起就在这里，曾有一位母亲，指挥着圣诞树的修剪和装饰工程，随时高兴地喊着“再高一点点”或“再放低一点点”或“宝贝儿，左边你弄得太花哨了”，让你烦得不行。你望着这些装饰，想到今年只有你们父子俩前前后后装饰这棵树，因为你的母亲先是疯了，然后不在了。可那些脆弱的圣诞装饰物还在，还悬挂着，还会装饰另一棵从后面小树林里拖回来的圣诞树。不是说圣诞节前后是一年中人们选择自杀的高峰时期吗？上帝做证，这确实不足为奇。
上帝赐予了你什么样的天赋啊，约翰！
没错，毫无悬念，上帝才是真正的老大。他下令让我撞穿一辆出租车的挡风玻璃，让我摔断腿，让我在昏迷中度过5年之久，还让3个人死亡。我爱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律师，那个律师在削尖了脑袋往华盛顿挤，以便他能一起操控那庞大的体系，他们还有了孩子，而那孩子本应该是我的。我每次站起来待不了几个小时，就痛到好像有人拿着长长的尖刺从我的腿部直穿到我的下体一样。上帝真是爱开玩笑。他如此慷慨地构建出一个可笑的喜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那一串串圣诞树上的玻璃球都比你活得长久。洁净无瑕的世界，一切尽由最高尚的上帝所赐。那么越南战争期间，他也一定是支持我们的了，因为有史以来他就是一直如此操纵事物的。
帮一把这个火烧眉毛的地方警察，就能让他明年获得连任吗？
不要逃避，约翰。不要像以利亚那样藏在山洞里。
他搓揉着太阳穴。外面起风了，希望爸爸下班路上小心驾驶。
约翰起身拽了一件厚长袖衫披上，出来去了棚子里，望着眼前呼出的白气。棚子里左边是一大堆他今年秋天才劈下的木柴，所有的木柴都切成炉子的长度，整齐码好。挨着木柴的是一箱子引火柴，引火柴旁边是一摞旧报纸。他蹲下身子开始一张张翻阅。他的手很快就麻木了，但他没停，最后找到了他要找的那张报纸，3个星期前的一个星期日的报纸。
他拿着报纸进屋甩到厨房餐桌上，开始在上面搜寻。在标题栏里他找到了那篇文章，便坐下来读。
文章中有几幅插图，其中一幅插图里，一位年迈的妇人正在锁门，另一张照片上，一辆警车正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街上巡逻，另外两张是生意冷清、门可罗雀的几间商铺。标题这样写着：《罗克堡镇杀人案嫌犯仍在搜寻中》……
文章讲述道，5年前，一个在当地餐馆工作的名叫阿尔玛·弗莱切特的年轻女子在下班途中遭到强暴后被勒死。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卡斯特县警局一起对这一罪案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结果一无所获。一年后，另一名年纪稍大些的妇女又被奸杀，尸体在罗克堡镇卡宾街该女子居住的3楼狭小公寓里被发现。一个月之后，凶手再次作案；这一次，受害者是一名年轻漂亮的高中女生。
接下来的调查更为严密细致，连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机构都出动了，结果依然一无所获。接下来的11月份，卡尔·M.凯尔索警长，从美国内战时就一直是该县的治安长官，遭到弹劾下台，由另一个叫乔治·班纳曼的人接任，此人竞选时曾夸下海口说要抓住这个“罗克堡镇扼杀者”。
两年过去了，嫌犯依然逍遥法外，但这期间也没有发生过凶杀案。然后，今年1月份，两个小男孩儿发现了一具17岁女孩儿的尸体。女孩儿名叫卡萝尔·邓巴戈，之前曾作为失踪人口被报道过，是她父母报的案。她在罗克堡镇中学也是出了名的惹祸精：她有一大堆长期迟到和逃学的不良记录；在商店行窃两次被逮了现行；一次离家出走到波士顿。班纳曼警长和其他警官都推测她可能是赶巧搭了凶手的车。两个男孩儿在斯垂默河附近发现的她，尸体当时裸露着埋在隆冬开始融化的积雪里。州法医称她已经死亡约两个月。
再就到了11月2日，又一起凶杀案发生了。受害者在罗克堡镇文法学校教书，人缘很好，名叫埃塔·林戈尔德。她是当地卫理公会教堂的终身会员教徒，拥有初级教育管理专业硕士的学历，在当地慈善机构表现杰出，热爱作家罗伯特·勃朗宁的著作。她的尸体被凶手塞进一条暗渠里，暗渠上面是一条还没铺沥青的二级公路。整个新英格兰北部到处都在谈论这起凶杀案。有人把这个案子和“波士顿扼杀者”阿尔伯特·德萨尔沃犯下的连环奸杀案相比较，但比较只是比较，于事无补。在相邻的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威廉·洛布在其《工会领袖》上发表了社评文章，题为《兄弟州不作为的警察》。
这份周末增刊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星期了，泛着货棚与木箱混杂的刺鼻气味，文中引用了当地两位精神病医生的话（他们的名字没有印出来，他们只乐于这种纯理论性工作）。其中一位医生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性变态，在达到性高潮时使用暴力的一种冲动。不赖，约翰这样想着，脸上的表情纠结了一下。他在高潮来临时把她们勒死。约翰的头这段时间越来越痛了。
另一位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的5名受害者都是在深秋或初冬季节遇害。躁狂抑郁型人格和任何一种固定的人格模式都不同，对这类人来说，他们的情绪起伏与季节变化紧密相关。从4月中旬一直到大约8月底，他可能持续处于一个情绪“低”点，然后开始升高，谋杀案就发生在“峰值”前后。
在躁狂发作时或情绪“高”点，嫌疑人更容易变得性欲强烈、活跃、大胆而又乐观。“他好像认为警察无法将他抓获。”那位未署名的精神病医生在文章末尾这样说。到目前为止，嫌疑人的想法是正确的，警察的确没抓住他。
约翰放下报纸，看了一眼表，他父亲马上会回来了，除非雪把他截在路上。他把那份旧报纸放进烧柴的炉子里，戳进炉膛。
关我屁事儿。该死的魏扎克。
不要像以利亚那样藏在山洞里。
他没有逃避，不是那样的。只是一切来得让人措手不及，让他过得这么倒霉。失去了生命中的一大部分，这样才配得上倒霉蛋的称呼，不是吗？
能别这么自伤自怜吗？
“他妈的！”他咕哝道。从玻璃窗向外望去，除了越下越大的雪，风在雪地上吹下的痕迹，再没有别的。他心里企盼父亲注意安全，但又希望父亲能马上出现，好让他不要再这么无意义地钻牛角尖反省下去。他走向电话机，站在那里，犹豫不决。
不管是不是自伤自怜吧，他已经失去他生命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了。可以说他的青年时期失去了，他也用尽了一切努力来找回过去。难道他就不配拥有一点儿最起码的清静吗？难道他就无权拥有刚才那一刻想要的那种平常的生活吗？
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我的傻孩子。
也许没有吧。但是天下肯定有一种非正常的生活。在“科尔的农场”，触摸到人们的衣服就能瞬间掌握他们的小恐惧、小秘密和小欢喜，那就很不正常。它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诅咒。
假设一下他真的去见这个警长呢？他也没有把握一定能给他说出什么来。可如果他真的能说出点儿什么来呢？假如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帮警长把那个凶手绳之以法呢？那就像那次医院的新闻发布会一样再来一次。那可就比3个马戏团同时表演还要场面火爆了，热闹程度升级到N次方。
尽管头还在痛，但一首小曲儿开始迅速蔓延吟唱开来，比金属乐器的“叮当”声更为细小，但很真切。是一首他幼年时期的主日学歌：哪怕是颗小星星……我也要让它闪闪放光……哪怕是颗小星星……我也要让它闪闪放光……让它闪闪放光，闪闪放光，闪闪放光，让它闪闪放光……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魏扎克办公室的电话。够小心的了，已经过5点了。魏扎克应该已经回家了，这些神经科的大医生也不会把家庭电话留下来的。电话响了6或7声，约翰正准备挂上电话时，电话那头响了，是萨姆本人：“喂？你好！”
“是萨姆？”
“约翰·史密斯？”萨姆声音里的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不过欢欣里是不是也涌动着一股不安？
“对，是我。”
“这场雪怎样啊？”魏扎克问道，热情得或许有点儿言不由衷，“你那儿下雪了吧？”
“下着呢。”
“这边大约一小时前开始下的。他们说……约翰？是那个警长吗？是因为他所以你才这么冷冰冰的对吧？”
“嗯，他给我打电话了，”约翰回应道，“我很奇怪发生了什么。你为啥把我的电话告诉他。你干吗不先打电话告诉我一下，说你……你为啥不事先问问我能不能给他电话啊。”
魏扎克叹了口气道：“约翰，也许我可以骗你一下，但是那样一点儿也不好。我没事先问你是因为我怕你会拒绝。而我没有在事后告诉你是因为那个警长他嘲笑我。当有人嘲笑我给出的建议时，我估计，八成这个建议是不会被采纳的。”
约翰一手握着听筒，另一只手揉搓着一侧隐隐作痛的太阳穴，闭上了眼睛：“可是为啥啊，萨姆？你知道我的痛处。是你告诉我低头做人，淡忘这一切。你自己这样告诉我的。”
“那只是我说的其中一句而已，”萨姆说，“我告诉过自己，约翰就这么被人淡忘吧。我也告诉自己，5个女人被害啊，5个呢！”他的声音迟缓、踌躇、局促。这让约翰感觉更糟糕，他甚至后悔打这个电话。
“她们中有两个是才十几岁的小姑娘；一个年轻妈妈；一个教师，热爱诗人勃朗宁，家里还有小孩儿。这些都挺老土，是吧？老土得让我觉得别人永远不会拿这些去做素材拍电影或电视剧。但这就是事实。我最难过的是那个教师，像一包垃圾一样被塞进暗渠里……”
“你根本没有权利让我跟着你一起这么内疚地幻想。”约翰声音沙哑地责问。
“嗯，也许没有吧。”
“不是也许！”
“约翰，你没事儿吧？你听起来……”
“我好得很！”约翰咆哮道。
“你听起来可不好啊。”
“我头痛死了，很奇怪吗？我恳求基督让你别管这事儿。我那时跟你说了你妈妈的情况，你没有给她打电话，因为你说……”
“我说有些东西丢弃了比找到要好很多。但那也不是永远都对，约翰。这个家伙，我们还不知道是谁，他是心理变态。他也可能自杀了。我敢说他收手的那两年，警察也认为他是自杀了。但是这种躁郁症有时有很长的潜伏期，叫‘常态停滞期’，过后又开始回到情绪动荡期。他有可能在上个月杀了那个女教师之后自杀。可如果他没自杀，会有什么事儿发生？他可能会去杀下一个，或2个，或4个……”
“别说了！”
萨姆继续说道：“班纳曼警长为什么找你？他怎么改变想法了？”
“不清楚，可能是选民们缠着他不放吧。”
“很抱歉我给他打电话了，约翰，很抱歉这让你这么恼火。但是最抱歉的是事先没有给你打电话。我错了。你当然有权利选择平静地生活。”
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并没有让他舒心，反倒是让他觉得内疚和难受了。
“好了，没事儿了，萨姆。”约翰说。
“我不会再跟任何人说什么了。我想这也算是亡羊补牢吧，只能这么说了。是我轻率了。作为一名医生，我不该这样。”
“好了。”约翰又说。他觉得不知所措，萨姆说话又渐渐让他感觉有些尴尬，让他更加不知所措了。
“我尽快去见见你？”
“下个月我会北上去克利夫斯任教，到时候我顺路过去找你。”
“好。再说一次，真心向你致歉，约翰。”
别再说了！
互相道别后约翰挂了电话，他真后悔自己打这个电话。也许他并不想萨姆这么爽快承认自己有错。也许他真正想让萨姆说的是：是，我就是给他打电话了。我想让你停止自怨自艾，赶紧做点儿正事儿！
他踱步经过窗户，透过玻璃向风中的黑暗望过去。像一包垃圾一样被塞进暗渠里。
唉！他的头怎么痛得这么厉害。
半小时后，赫伯特回来了，瞅了一眼约翰惨白的脸问道：“头痛？”
“嗯。”
“严重吗？”
“不是很厉害。”
“我们得看看新闻，”赫伯特说，“很高兴我及时回来了。从全国广播公司来的一堆人今天下午到了罗克堡镇，现场直播。那个你觉得很漂亮的女记者就在案发现场，就是卡西·麦金。”
约翰转过身看他，他眨了眨眼睛。那一刻好像约翰的脸上全是眼睛，瞪着他，眼里含着痛楚。
“罗克堡镇？又一起凶杀案？”
“是的，今天早上警方发现一名小女孩儿被害死在镇上公共绿地里。简直是听过的最惨无人道的事儿。我猜她是为做作业而去图书馆时恰好经过那个区域。她去了图书馆，可再没有回来……约翰，你脸色很差，孩子。”
“她多大了？”
“才9岁，干这种事儿的人应该被吊起来绞死。我就是这样想的。”赫伯特说。
“9岁，”约翰边说边跌坐下去，“天哪。”
“约翰，你真的没事儿？你的脸煞白。”
“没事儿。看看新闻吧。”
很快，首席法官约翰出现在他们眼前，宣讲一堆他在夜间讲演的政治抱负（弗雷德·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并没有燃起多大的火苗）、政府法令（据福特总统说，美国各城市必须学习树立共同预算意识）、国际事件（法国全国范围爆发罢工）、道琼斯指数（正在上扬），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个脑瘫男孩儿养着一头4项指标都健康的奶牛。
“可能他们把那段掐掉了。”赫伯特说。
但是一段广告过后，首席法官说：“在缅因州西部，今晚全镇的人都充满了恐惧和愤怒。这就是罗克堡镇，在最近的5年里发生了5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5名年龄跨度从14岁到71岁的妇女被强奸后勒死。今天，罗克堡镇发生了第6起凶杀案，受害者是一名年仅9岁的女童。卡西·麦金在现场给大家做相关报道。”
屏幕上卡西·麦金出现了，像是一个被仔细地叠加在真实场景中的虚构人物，站在镇办公大楼对面。昨日下午的初雪已经肆虐成今夜的暴风雪，正飘洒在她的肩膀上和金发上。
“今天下午，激动的情绪悄然弥漫在这座新英格兰工业小镇上，”她开始播报，“罗克堡镇的大批百姓因一个来历不明的凶手已经惊惧良久。这个凶手被当地媒体称为‘罗克堡扼杀者’，有时也被称为‘11月扼杀者’。随着玛丽·凯特·亨佐森的尸体在镇公共绿地被发现，这种长久的紧张现已经变成一种惊骇，人们认为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惊恐一点儿也不过分。这里不远就是露天乐台，‘11月扼杀者’杀害的第一个人，名叫阿尔玛·弗莱切特的女服务员的尸体，也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长焦镜头投射向那片公共绿化区，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那里一片阴冷和死寂。画面切换成玛丽·凯特·亨佐森的学生照，尽管戴着结实的牙套，但笑容依然率真地绽放出来，一头浅金色的头发，穿着湛蓝色的连衣裙。这很有可能是她最好的连衣裙，约翰心里惋惜道。她妈妈让她穿上最好的连衣裙去拍学生照。
记者还在继续报道，开始概述之前的5起案件，约翰拿起电话，先拨通了查号服务台，然后打到罗克堡镇办公室。他慢慢地拨着号，脑袋里隆隆作响。
赫伯特从客厅出来，诧异地看着他说：“孩子，你给谁打电话？”
约翰摇摇头，没说话，电话另一端传来接通的声音，然后电话被接起来了：“罗克堡镇警察局。”
“我找班纳曼警长。”
“可以告诉我您的姓名吗？”
“约翰·史密斯，我在博纳尔镇。”
“请稍等。”
约翰转头瞟向电视画面，看到了当天下午的班纳曼。他裹在肩部缀着县警察局长徽标的厚防风大衣里，回答记者们的盘问时有些不自在，又有点儿固执。他宽阔的肩膀上顶着一颗大大的歪脑袋，覆盖着一头深色鬈发，那副无框眼镜和他整个人出奇地不相称，因为眼镜戴在一个大块头的男人身上好像永远都不搭调。
“我们正在跟进一系列的线索。”电视上的班纳曼说。
“喂？是史密斯先生吗？”班纳曼接起电话问。
古怪的双重感。班纳曼现在同时身处两地，或者是同一时间处于两个不同频道，如果你想这样理解的话。约翰瞬间感觉到一种抑制不住的眩晕。他的感觉就是那样，上帝保佑，他就好像踩在一个廉价的嘉年华游乐设施上，摩天轮或旋转椅一类的。
“史密斯先生，你还在听吗？”
“是的，我在呢。”他咽了口唾沫答道，“我改变主意了。”
“太好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高兴了。”
“我还是有可能帮不上你什么忙，你明白吧？”
“我知道。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班纳曼清了清嗓子，“如果他们知道我向特异功能者求助，他们会把我赶出这个镇的。”
约翰不动声色地笑了笑，说：“而且，还是个冒牌的特异功能者。”
“你知道布里奇顿的‘乔咖啡’吗？”
“知道。”
“8点钟我们在那儿碰面，可以吗？”
“行，应该可以。”
“谢谢你，史密斯先生。”
“没什么的。”
他挂了电话。赫伯特注视着他。在他身后，晚间新闻的工作人员表正在屏幕上滚动。
“他之前就给你打过电话，是不是？”
“是的，打过。萨姆·魏扎克告诉他我也许能帮到他。”
“你觉得你能吗？”
“不确定，但是我的头不怎么痛了。”约翰说。
他赶到布里奇顿的“乔咖啡”时，晚了一刻钟；它好像是布里奇顿主街上唯一仍在营业的地方。铲雪机在铲着雪，路对面已经堆起了几处雪堆。302干线和117干线的交界处，闪光灯在尖啸的风中来回闪烁着，一辆巡逻警车停在“乔咖啡”的门前，车门上金箔叶图案里写着“卡斯特县警长”几个字。他把车停在警车后面，走进咖啡厅。
班纳曼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和一碗辣椒。电视真是误导人，他并不是个大块头，而是个巨大块头。约翰走过去介绍自己。
班纳曼起身握住约翰伸过来的手。望着眼前约翰这张惨白而又紧绷的脸，以及约翰在海军呢子短大衣中晃荡的瘦小身板，班纳曼的第一感觉是：这家伙一看就有病，他可能活不了太久。只有约翰的眼睛看上去有一丝活人的气息，那是一双直率、目光锐利的蓝眼睛，与班纳曼敏锐、纯粹好奇的眼睛坚定地对视。当他们的手握在一起时，班纳曼有一种奇特的惊诧感。那种感觉据他后来描述，是一种什么东西流走的感觉，有点儿像被裸露的电线击中一样，随后就消失了。
“很高兴你能来，来杯咖啡？”班纳曼说。
“好。”
“来碗辣椒如何？他们这儿有很棒的魔鬼辣椒。我长了溃疡，原本不准备吃，但我还是吃了。”他看到约翰脸上惊奇的表情笑了，“我知道，好像不应该，像我这样的大块头居然会长溃疡，是吧？”
“人人都会长溃疡吧。”
“嗯，说得很对。”班纳曼说，“你是怎么突然改变主意的？”
“新闻，那个小女孩儿。你确定是同一个人干的？”
“是同一个人。相同的作案手法，同样的精液样本。”
他注视着约翰的脸，直到女服务员走过来。“来杯咖啡？”她问道。
“茶吧。”约翰说。
“再给他来一碗辣椒，小姐。”班纳曼补了一句。等服务员离开后，他继续道：“那位医生，他说有时你碰到一些东西，你就能知道它从哪儿来，谁曾经拿过它什么的。”
约翰笑笑，说：“嗯，我刚握了你的手，就知道你养了一条爱尔兰塞特犬，它叫鲁斯提。我还知道它年纪大了，眼睛看不见了，你觉得它要死了，但是你不知道如何给你的女儿解释这件事儿。”
班纳曼手里的勺子“扑通”一声掉到了辣椒碗里，他目瞪口呆地盯着约翰，惊呼道：“我的天哪！碰了我的手就知道了这些？就在刚才？”
约翰点了点头。
班纳曼摇着脑袋低声说：“百闻不如一见……这样不会让你烦吗？”
约翰看着班纳曼，有些意外。之前从没有人这样问过他。“是的。是啊，我很烦。”
“啊，你也知道。真是见鬼。”
“是啊，警长先生。”
“乔治，就直接叫我乔治。”
“好吧，我叫约翰，就叫我约翰。乔治，你的大部分事情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生在哪儿、长在哪儿，也不知道你去的哪所警校，不知道你的朋友是谁，不知道你住在哪儿。我只知道你有个小女儿，她的名字可能叫凯茜，但也不一定对。我也不知道你上星期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儿的啤酒或是什么类型的电视节目。”
“我女儿名叫卡特里娜，她也9岁，和玛丽·凯特是同班同学。”班纳曼温情地说。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的这种特异功能有时候相当有限。因为有‘死亡区域’。”
“‘死亡区域’？”
“就像是部分信号中断，”约翰解释说，“街道地址这些信号我从来触及不到。数字也很难，只是偶尔会出现。”服务员端过来约翰要的茶和辣椒。他尝了一下辣椒，然后冲班纳曼点点头：“你推荐的不错，真不错。尤其是在这样的夜晚吃这个。”
“接着吃，”班纳曼说，“哥们儿，我超爱美味的辣椒。每次吃辣椒，我的溃疡都痛得让我骂街。我就在心里骂：你去死吧，溃疡！干杯！”
有那么一会儿两人都没说话。约翰品尝着那碗辣椒，班纳曼满怀好奇地望着约翰。他想，史密斯居然能知道他养了狗名字叫鲁斯提，他居然还知道狗上了年纪，快要瞎了。那么再进一步：如果他事先知道卡特里娜的名字，却又故意说“她的名字可能叫凯茜，但也不一定对”这样的话，显得不确定，就恰恰增加了真实性。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解释不了约翰握住他手那一刻那种怪异的电击感。如果这是场骗局的话，那它可是个很高明的骗局。
窗外，狂风粗暴地发出低沉的啸声，像要把这座小楼从地基上连根拔起。漫天飞雪急打着街对面的庞迪切利保龄球馆。
“你听听，”班纳曼说，“应该一晚上都是这样。可别跟我说冬天会越来越暖和。”
“你有什么东西吗？一些你正苦苦寻找的那个家伙的东西？”约翰问道。
“也许算有吧，”班纳曼说完又摇了摇他的大脑袋，“但那太微小了。”
“跟我说说。”
班纳曼开始给他细细讲述。文法学校和图书馆在镇公共绿地两边相对而立。这种设计是标准化设计流程，是为了方便学生在做作业或写报告需要书的时候可以及时到图书馆查找。老师们给学生的通行证会在他们返回学校前被图书管理员接收。绿地中心附近的地面略微有些下降，形成低洼区。在低洼区的左侧是镇露天乐台。低洼区放了24把长椅，是为了秋季有乐队表演或者有球赛时方便人们坐下休息。
“我们认为他就是坐在那儿等着看哪个孩子路过的。这样一来，从绿地的两侧看去，他都不会被发现。小路正好是在这个低洼区的北边，离那些椅子很近。”
班纳曼缓缓地摇了摇头。
“最糟糕的是那个名叫弗莱切特的女人，就在露天乐台那儿被杀害。明年3月份的市镇选民大会上我要面对一场大风暴，如果3月份我还在这个位子上的话。嗯，我可以给他们看我写给镇长的备忘录，要求开学期间在案发区设立成年安全员。我焦虑的不是这个凶手，以上帝的名义，真的不是。我做梦都没想到他居然会两次在同一地点作案。”
“镇长不愿用安全员？”
“钱不够，”班纳曼说，“当然，他可以把责任分散到市镇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身上，委员们再把责任归咎到我头上，那时候玛丽·凯特·亨佐森的坟头上都长草了，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或者说也许是哽在那里了。凝视着他低垂的脑袋，约翰开始有点儿同情他了。
“也许这些都无法改变，”班纳曼声音更冰冷地继续说道，“我们雇用的校园安全员绝大多数都是女的，而且我们正追捕的这个狗杂种似乎不论老幼都下得去手。”
“你认为他在这其中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等待过，对吗？”
班纳曼认定如此。他们在最后一把椅子附近发现十几个新丢下的烟头，在露天乐台那儿发现了另外4个，外带一个空烟盒。万宝路（Marlboros），很不幸，这个国家第二或第三畅销的香烟品牌。他们对烟盒外面那层玻璃纸进行了指纹提取，但一无所获。
“什么也没有？这有点儿意思。”约翰问。
“怎么这样说？”
“你看，你会想到凶手戴着手套，即便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指纹这件事儿——因为天太冷了。但你也应该想到卖给他香烟的人……”
班纳曼会心一笑：“你还真是长了个干这行的脑袋。”他说：“不过你不抽烟吧。”
“是的，”约翰说，“我之前在大学里抽一点点，但是我出了车祸后就戒掉了。”
“人一般会把烟放在胸前口袋里。掏出烟，抽出来一支，再把烟盒放回去。如果你每次拿烟时都戴着手套且没有留下新指纹的话，那你其实就等于是在不停地摩擦那层玻璃包装纸，明白吗？你还漏掉了另外一件事儿，约翰。需要我告诉你吗？”
约翰思索了一下说：“也许香烟的盒子是一个硬纸盒，而那些纸盒是用机器包装的。”
“对，你分析得挺好。”班纳曼说。
“盒上的税章呢？”
“缅因州。”班纳曼答道。
“那么，如果凶手和这个吸烟者是同一人……”约翰若有所思地说。
班纳曼耸了耸肩：“对，他们不是同一人倒是有技术上的可能性，但是我绞尽脑汁也无法想象谁愿意在大冬天一个寒冷、阴沉的早晨，坐在这个公共绿地的长椅上久久不肯离去，直到抽下十几个烟头。我想不出来。”
约翰呷了一口茶，说：“路过的孩子们就没有一个看见点儿什么？”
“什么都没有，我今早和每一个有图书馆通行证的孩子都谈过了。”班纳曼说。
“这比那个指纹的事儿诡异得多。对你触动很大吧？”
“让我害怕。你来看，这家伙就坐在那儿，而他正等待的是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儿，她独自一人。当孩子们一起走过来时，他可以听出来是一群还是一个。每次不是一个孩子过来的时候他就躲藏到露天乐台后……”
“那脚印呢。”约翰说。
“今天早晨看不到。今天早上没有积雪，地面都冻硬了。所以那个应该把他自己的睾丸割下来当晚餐吃掉的疯狂的畜生就在那儿，他就在那儿，躲藏在露天音乐台的后面。大约上午的8点50分，彼得·哈灵顿和梅丽莎·洛金斯走了过来。那时候学校正在开会，已经开了约20分钟。等他俩走过后，他回到椅子那儿。在9点15分他再次躲到露天乐台后面，这次是两个小女孩儿，苏珊·弗拉哈蒂和卡特里娜·班纳曼。”
约翰“砰”的一声把他的茶杯拍在桌上。班纳曼摘下眼镜用力擦起来。
“你今天早上就经过这儿？天哪！”
班纳曼重新戴上眼镜。他的脸阴沉灰暗，满含愤怒。同时他也在害怕，约翰能看出来。这种恐惧并不是害怕选民们刁难他，也不是害怕《工会领袖》再出一刊评论文章说缅因州西部的警察都是废物，这种恐惧是因为，如果他女儿今天早晨碰巧单独去了图书馆——
“我女儿，”班纳曼轻声应道，“我猜她经过时距离那个……那只禽兽就在40码之内。你知道这让我有什么感觉吗？”
“我能想得到。”约翰说。
“不，我觉得你不懂。那种感觉让我觉得我几乎是一脚踩进空电梯井里。好比晚餐我刚吃了蘑菇，然后就有人死于毒蘑菇一样。它让我觉得无比肮脏，无比下流！我想这也许是我为什么打电话给你的最好解释吧。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他绳之以法，一切代价！”
屋外，一个庞大的橘色铲雪机像恐怖片里的什么鬼东西一样从雪里隐约探出头。它停了下来，两名男子从车上下来。他们过了马路径直走进“乔咖啡”，在柜台边坐下。约翰把茶喝完了，他已经不想再吃那个辣椒了。
“那个家伙回到了椅子那里，”班纳曼接着说，“但是没过多久，大约9点25分，他听到那个叫哈灵顿的男孩儿和叫洛金斯的女孩儿从图书馆返回来，因此他再次躲到露天乐台后面。一定是在9点25分左右，因为图书管理员在9点18分给他们办理的签退。9点45分，3名五年级的男生在他们去图书馆的路上经过了露天乐台。他们其中一个好像看见了‘某个家伙’正站在露天乐台的另一边。所有的描述就是这样，‘某个家伙’。我们应该公布出去，你觉得呢？要小心‘某个家伙’。”
班纳曼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
“9点55分，我女儿和她的好朋友苏珊在返回学校的路上经过了那里。然后，大约10点05分，玛丽·凯特·亨佐森走了过来……独自一人。卡特里娜和苏珊在她正下学校台阶时碰到了她，还和她打了招呼，那时她们正上台阶。”
“我的上帝。”约翰嘀咕道。他抱着头，双手插入头发中。
“最后，上午10点30分。那3个五年级男生返回来。他们其中一人看到露天乐台上有一些东西。是玛丽·凯特，她的内衣和底裤被褪下，她的双腿沾满了血，她的脸……她的脸……”
“放松点儿。”约翰说着，手搭在班纳曼的胳膊上。
“唉！我放松不下来，”班纳曼说道，他满含歉疚地讲着，“从警18年，我从未见过如此残忍的作案手段。他强暴了那个小女孩儿，这已经足以……足以，你懂的，让她死了……法医说他的作案方式……把她的一些地方都撕裂了，那……是的，那差不多，嗯……就能弄死她了……但是他还是继续扼住她的喉咙。才9岁就被掐死扔在那儿……内裤被揪下来扔在露天乐台上。”
突然，班纳曼哭起来。他眼镜后的双眼含满泪水，泪珠顺着脸颊滚落而下，形成两条溪流。柜台旁，那两个布里奇顿来的公路养护员正在谈论橄榄球超级杯赛。班纳曼再次摘下眼镜，用手帕抹去眼泪。他的肩膀在颤抖、抽搐。约翰茫然地搅动着碗里的辣椒，等待着。
过了一小会儿，班德曼收起手帕。他双眼通红，约翰觉得他摘掉眼镜以后，脸显得光秃秃的。
“很抱歉，兄弟，”他说道，“这一天太难熬了。”
“没事儿的。”约翰说。
“我知道我会哭，但是我以为我能憋到回家后见到我妻子的那一刻。”
“唉，那样的话就憋太久了。”
“你真有同情心。”班纳曼推了推眼镜，“不，你能做的远不止于此。你拥有某种东西。如果我知道那是什么的话，我会被诅咒的，不过它的确很神奇。”
“你们还有别的可做的吗？”
“没什么了。我承受着最大的压力，但是州警察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同样还有那些检察署特别调查员，还有我们宝贵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镇法医可以进行精子测定，但在这个阶段里，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最让我困扰的是在受害者的指甲缝里没有头发和皮肤组织，她们当时一定反抗过，但是我们连1厘米皮肤组织都没有拿到。这个浑蛋一定是被魔鬼附体了，他居然没掉下一颗纽扣、一张购物单，或者留下一点儿什么痕迹。州检察总长出于好意，给我们请了位奥古斯塔市的精神病学家，他告诉我们所有这种类型的人早晚会露出马脚。算是一丝安慰吧。但是如果晚了呢……意思是从现在起再死12个人以后？”
“烟盒是在罗克堡镇？”
“是的。”
约翰站了起来：“那好，我们开车去一趟。”
“开我的车？”
屋外的风涌动呼啸，约翰笑着说：“在这样一个夜晚，和一名警察在一起是值得的。”
暴风雪正肆虐得十分酣畅，乘着班纳曼的巡逻警车，他们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罗克堡镇。他们走进镇政府办公大楼的前厅，跺掉靴子上的积雪，时间已经是10点20分。
大厅里聚集了6名记者，大部分正坐在一张长椅上，议论着先前看到的晚间新闻，长椅上方有一幅油画，画上的人看上去面目阴森可怖，估计是这个镇子的开创者吧。他们很快起身上前把班纳曼和约翰围起来。
“班纳曼警长，这起案件有了突破，这是真的吗？”
“现在我无可奉告。”班纳曼冷冷地回答。
“有人说您已从牛津羁押了一名男子，警长先生，这是真的吗？”
“不是。如果你们各位能放过我们……”
然而他们的目光立刻转向了约翰，约翰认出里面至少有两张面孔是在那次医院的新闻发布会时他见过的，他顿时感到一阵衰颓。
“啊！”其中一个惊呼道，“这是约翰·史密斯吧？”
此时的约翰真想像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大佬一样，堂而皇之地闭口不答。
“是的，是我。”他答道。
“那个有特异功能的伙计？”另一个问。
“让开，让我们过去！”班纳曼提高了嗓门喊道，“你们这些人难道没别的事儿可干了吗……”
“据《内部视点》说，你是骗人的，是真的吗？”一个身着厚大衣的年轻男子问。
约翰说：“我只能告诉你，那是《内部视点》他们自己臆想出来的观点，唉，真的……”
“你是在否认《内部视点》所说的，对吗？”
“唉，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他们穿过结了霜的玻璃门进入警长办公室，那些记者竞相冲向犬类管理员办公室墙上那两部电话。
“这下可是粪坑里扔石头——惹下大麻烦了，”班纳曼不悦道，“我对天发誓我从没想到这么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们还守在这里，我应该带你从后门进来的。”
“哦，你还不知道？我们都喜欢出名。我们所有的特异功能者都是为了出名！”约翰讽刺地说。
“我不信，最起码你不是。好吧，已经这样了，没办法了。”班纳曼解释。
但是在约翰的脑海里，新闻的头条画面已清晰可见：就像炖肉锅里的一小撮香料一样，“咕嘟嘟”地快速上下翻滚。罗克堡警长授权当地特异功能者协助侦破连环扼杀案。预言者将调查“11月扼杀者”。史密斯反驳说，“承认自己骗人”的新闻纯属捏造。
外面办公室有两名副警长值守，一个在打着瞌睡，另一个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郁闷地审查着一摞报告。
“他是被老婆撵出来了，还是怎么了？”班纳曼朝着那个昏昏欲睡的警察抬了抬下巴，不满地问道。
“他刚从奥古斯塔市回来。”那个副手说。他还很年轻，眼睑下带着一对疲倦的黑眼圈，满怀好奇地上下打量了约翰一遍。
“约翰·史密斯，这是弗兰克·多德。那边的‘睡美人’叫罗斯科·费舍尔。”
约翰点头问好。
“罗斯科说州检察署想要案件始末。”多德告诉班纳曼说。他的眼神带着气愤、轻蔑，还有一种说不来的可怜：“一件圣诞礼物，嗯？”
班纳曼一只手握住多德的后颈，轻轻晃了下说：“你太过焦虑了，弗兰克。你在这个案子上面也耗费太多心思了。”
“我一直在想，这些卷宗里一定有什么线索……”他耸了耸肩膀，然后手指轻弹了一下那摞卷宗，“什么线索。”
“回家去好好休息一下吧，弗兰克。把‘睡美人’也带走。只要那些摄影师中有一个人把他的照片拍下来，他们就会在报纸上把它传播开来，还要配上标题——《罗克堡镇紧张的调查正在持续进行》，然后我们就全得出去扫大街了。”
班纳曼把约翰带进他的办公室。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资料。窗台上有个3人合影相框，班纳曼，他妻子，还有他女儿卡特里娜。他的勋章干净整齐地挂在墙上，旁边又是一个相框，里面是罗克堡镇的任命书首页，宣布他当选了。
“咖啡？”班纳曼一边问，一边打开一个文件柜。
“谢谢，还是茶吧。”
“舒格曼太太把她的茶看得很紧，”班纳曼说，“她每天都要把茶带回家，很抱歉。我该给你来点儿提神的，但那样我们必须再从刚才那个包围圈冲出去一次。老天保佑，但愿他们已经回家了。”
“那好吧。”
班纳曼拿来一个搭扣信封。“就是这个。”他说，迟疑了一下后，递了过来。
约翰接过它并没有立即打开：“你知道，凡事没有万无一失。我不能给你保证。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班纳曼疲倦地耸了耸肩，又重复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约翰解开搭扣晃了一下，一个空的万宝路香烟盒掉落到手掌心。红白相间的烟盒。他把烟盒握在手里，眼睛望着对面的墙。灰色的墙。工业化的灰色墙。红白相间的烟盒。工业化的灰色烟盒。他把烟盒放到另一只手里，然后双手环握着托起。他等待着什么来到，任何感觉都行。但什么也没有。他继续握着，心存一丝期望，但他忘了一个道理：当感觉真的要来临时，连门板都挡不住。
最后，他把烟盒还给班纳曼，说道：“抱歉。”
“没想出来？”
“是的。”
伴随着草草的敲门声响起，罗斯科·费舍尔把脑袋探进来。他面带一丝羞愧，说：“我和弗兰克要回家了，我猜你逮到我打瞌睡了。”
“只要不是让我逮到你在巡逻时打瞌睡就行。代我问迪妮好。”班纳曼说。
“好。”费舍尔看了约翰一眼，关上了门。
“嗯，”班纳曼说，“试一试还是值得的。我送你回去吧。”
“我想去一趟那块公地。”约翰突然说。
“不行，不合适。雪积了有1英尺厚。”
“你能找到吧？”
“当然了。但那又能怎样呢？”
“我也不确定，不过还是一起去一趟吧。”
“那些记者会跟踪我们的，约翰。就像上帝创造过小鱼一样肯定。”
“你刚不是说有个什么后门吗？”
“是的，不过那是个消防门。走那儿也可以，但要走那里，警报就会响。”
约翰呼出一口气：“那就让他们跟着好了。”
班纳曼若有所思地看了约翰一阵儿，点点头道：“好吧。”
他们一走出办公室，那些记者就立刻蜂拥过来，将他俩包围住。让约翰想到达勒姆一个破败的养狗场里，一个又怪又老的女人在那里养柯利牧羊犬的情景。当你拿着鱼竿从那里走过时，那些狗全都会冲向你，狂吠，嗥叫，通常会把你吓得魂儿都没了。它们会咬你，但并不是真的咬。
“你知道是谁干的了吗，约翰？”
“有什么线索吗？”
“出现灵感了吗，史密斯先生？”
“警长大人，招特异功能者来帮忙破案是你的主意吗？”
“州警察局和检察署知道这一情况吗，班纳曼警长？”
“你觉得你能破获这一悬案吗，约翰？”
“警长大人，你委派这个人代表警局了吗？”
班纳曼缓慢地、稳稳地穿过记者们，拉上大衣拉链：“无可奉告，无可奉告。”约翰则什么也没说。
当约翰和班纳曼从布满积雪的台阶下去时，记者们还簇拥在前厅。直到两人绕过警车蹚雪穿过街道时，其中一名记者才意识到他们是要去绿化带。其中几名记者跑回去拿他们的大衣。而那些在班纳曼和约翰从办公室现身起就穿戴整齐的记者，则踉跄着从镇办公大楼的台阶冲下来紧随其后，像一群孩子一样呼喊着。
手电筒在雪夜里起伏摆动。寒风呼啸，吹起来的雪像漫天飞舞的碎纸片一样任性地从他们身边飞过。
“你什么鬼东西都看不见，”班纳曼说，“你……哎呀！”一名穿着厚重大衣、戴着苏格兰便帽的记者一下子跌撞过来，差点儿被绊倒。
“对不起，警长先生，路太滑，忘穿雨靴了。”那人不好意思地说。
暗夜里，前方出现一条黄色尼龙绳。一起映入眼帘的还有一条乱摆的警戒标语，上面写着“警方调查”。
“你还忘带你的脑子了吧，”班纳曼说，“现在，你们退后，你们所有人，都向后退！”
“公地可是公共财产，警长大人！”其中一名记者喊道。
“没错，但现在是警方执行公务。要么你们都给我待到这条线后面，要么今晚就去我的牢房里待着！”
借着他手电筒的光线，他给那些记者划定了警戒区域，然后撩起警戒线，让约翰从下面钻过去。他们顺着斜坡朝积雪覆盖的长椅方向走去。在他们身后，记者们在警戒线后聚成一堆，把他们为数不多的光聚起来投射过去。这样，约翰和乔治·班纳曼就行走在那么一束昏暗的聚光灯下。
“瞎走吧。”班纳曼说。
“嗯，看不到什么。有什么吗？”约翰说。
“没有，现在没有。我告诉过弗兰克他可以随时放下警戒线，幸好他没时间去放下。你要去露天乐台看看吗？”
“先不去。给我指一下发现烟头的地方。”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点儿，班纳曼停下来：“就这儿。”他用手电照向一把长椅，那看上去差不多就是一个微微隆起的小雪包。
约翰摘下手套放入大衣口袋，跪下来拂去长椅上的积雪。班纳曼又一次被眼前这张苍白而又憔悴的脸打动了。长椅前的他双膝跪地，好像一个在忏悔的教徒，一个绝望的祈祷者。
约翰的双手开始发冷，渐渐失去知觉。融化的雪水顺着他的手指流淌而下，他开始触摸那把风吹日晒、表皮龟裂的长椅。他仿佛是使用了放大的魔力，已将它洞穿。它曾是那么油绿，但现如今大部分漆皮已经褪色、剥落。两只生了锈的钢制螺栓固定着座位和靠背。
他双手抓住长椅，一种怪异的感受瞬间袭来，强烈程度是他以前从未有过，今生也仅此一次的。他低头盯着那条长椅，眉头紧蹙，双手紧紧钳住它。那是……
（一把夏天的长椅……）
多少次，多少个不同的人曾在这样或那样的时刻歇坐在这里，听着从《天佑美国》到《星条旗永不落》（“好好对待有蹼的朋友……因为鸭子也是别人的妈妈……”），再到《罗克堡镇美洲狮战歌》？青翠的夏之叶，缭绕的秋之雾，记忆中柔和黄昏下的玉米皮和扛着耙子的男人们。隆隆响起的军鼓，声音圆润的金色喇叭和长号，整齐的学校乐队制服……
（因为鸭子……也是……别人的妈妈……）
晴朗的夏日人们坐在这儿，听歌，鼓掌，设计并印刷好的节目单张贴在罗克堡镇中学绘画艺术教室，然后在这里演出。
但是今天早晨，一个杀手曾经坐在这里。约翰能感觉到他在这里存在过。
下着雪的铅灰色天空和那些黑压压的树枝交互映衬，就像是神秘的符咒一样。他（我）坐在这里，吸着烟，等待着，感觉妙不可言，就好像他（我）双手举起就能触及天之穹顶，双脚落下就可以轻松着陆。嘴里哼着歌。那是一首滚石乐队的歌，说不出歌名，但很真切的是，一切是……是什么呢？
有了。一切都好，一切都是灰蒙蒙的，等着雪落下，我……
“光滑，”约翰嘟囔着，“我很光滑，我如此光滑。”
班纳曼向前倾了一下身体，在寒风的呼啸里他一个字也听不清：“什么？”
“光滑。”约翰重复道。他抬起头望着班纳曼，班纳曼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约翰的眼神冰冷，莫名其妙地让人觉得不像是人类应该有的眼神。他深色的头发围绕着惨白的脸狂乱飘舞，头顶上，凛冽的寒风尖叫着直穿黑暗的夜空。他的双手仿佛和那椅子焊在了一起。
“我太他妈的光滑了。”他一字一句地说，唇角现出胜利者一样得意的笑，眼睛直勾勾地瞪着班纳曼。班纳曼相信了。没有谁能表演成这样或者假装成这样。而这其中最瘆人的是……他由此想到一个人。那微笑……那嗓音……约翰·史密斯已然消失不见，他俨然被另一个人附体了。潜伏在他如常的躯壳之下的、几乎触手可及的，是另外一张面孔。那个凶手的面孔。
那是一张他熟识的面孔。
“你们永远都逮不到我，因为我太光滑了。”一丝笑意从他脸上闪过，那么自信，带着些许轻蔑和嘲讽，“我每次都穿着它，因此即使她们抓挠……撕咬……她们也一点儿都咬不到我……因为我非常光滑！”他提高嗓门，发出得意的、疯狂的、压过呼啸寒风的尖号，班纳曼又禁不住后退一步，他浑身肌肉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睾丸发紧，要缩回到肚子里。
停下来吧，马上停下来，拜托。他心里在呼喊。
约翰的头俯在长椅上。融化的雪水从他裸露的指缝间滴落下来。
（雪。沉默的雪，神秘的雪——）
（她用一个晾衣夹子夹住它让我体会那感觉。那种你得病了的感觉。一种肮脏变态的疾病，他们都是些下流贱货，必须阻止他们，是的，阻止，阻止他们，阻止，停，停，停，我的天哪，“停”字标志牌！）
他又回到小时候了，穿过沉默的、神秘的雪去上学。一个男人在流动的白色中显现，一个可怕的男人，黑色的，龇着牙笑嘻嘻的，眼睛亮得像25美分一样的男人，他手上戴着手套，紧握一个红色“停”字标志牌……他！……他！……他！
（天哪不要……别让他抓我……妈妈……别让他抓我……）
约翰尖叫着从椅子上滚落下来，他的双手猛然抱住脸。班纳曼在他身边缩成一团，惊惧万分。警戒线后面，记者们躁动地嚷嚷着。
“约翰！醒醒！哎，约翰……”
“光滑。”约翰喃喃地说。他抬头望向班纳曼，眼里充满受伤和惊惧。在他心里，他看到的仍然是那个黑色的影子，眼睛像银币一样闪耀，从雪里阴森森地出现。他的裆部阵阵作痛，那隐隐是杀手的母亲强行给他夹上的那个晾衣夹子带来的疼痛。他不是那个杀手，哦不，不是一只禽兽，不是那个脓包或浑蛋或任何班纳曼形容的那样，他只是一个受了惊吓的小男孩儿，一只晾衣夹子还夹在他的……他的……
“拉我一把。”他低声说道。
班纳曼扶他站起来。
“去露天乐台那儿。”约翰说。
“不用了，咱们该回去了，约翰。”
约翰摸黑从他身边挤过去，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露天乐台，也就是前方一座环形的庞大阴影走去。暗夜中，它显得巨大、阴森，一块死亡之地。班纳曼跑过去追上他。
“约翰，他是谁？你知道是谁……？”
“你们没有在死者们指甲缝里发现任何组织碎屑，是因为他作案时一直穿着雨衣。”约翰气喘吁吁地说，“一件连帽雨衣。一件滑溜溜的塑料雨衣。你去看看卷宗。你重新看一下案件卷宗就明白了。每次案发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她们抓扯过他，毫无疑问。她们和他搏斗过。她们确实反抗了。但是她们的手指一直是打滑的，从雨衣上滑下去了。”
“谁，约翰？是谁？”
“我不知道。不过马上就能找出来。”
在离露台还有6个台阶的最低处，他绊了一跤，手脚笨拙地抓摸，如果不是班纳曼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他就失去平衡栽倒了。他们爬到舞台上。那儿的雪很薄，勉强洒了一层，锥形房顶挡住了风雪。班纳曼把手电照到地上，约翰双膝跪地，垂下双手，缓缓摸爬。他的手已经是亮红色了。班纳曼觉得那双手现在看上去就像两块生肉。
约翰突然停下来，像狗发现目标一样，向前绷直了身体。“这儿，他就在这儿干的。”他低声道。
各种意象、质感和感觉潮水般涌来。身为警察的兴奋感受，与有可能被发现的感受交织在一起。女孩儿扭动着，想要张嘴尖叫。他用戴了手套的手捂住她的嘴。肮脏的兴奋感。永远也抓不到我，我是隐形人，你觉得这样说够不够下流，妈妈？
约翰开始呻吟，疯了似的前后摆动着脑袋。
衣服被撕裂的声音。一股暖流。有东西流了出来。是血？是精液？还是尿？
他整个人战栗起来。他的头发披在脸上。他的脸。他的笑，他整张坦露的脸镶嵌在雨衣帽的圆边里。罪恶的高潮一刻来了，他的（我的）双手紧掐她的脖子，掐着……勒着……勒着。
画面渐渐消退，双臂也渐渐没了力气。他向前滑倒，整个身体扑在舞台上，抽泣起来。班纳曼的手刚碰了下他的肩膀，他就尖叫一声，想要爬开，脸上布满惊惧。然后，渐渐地，放松了下来。他把头靠在齐腰高的乐台栏杆上，闭上了双眼。阵阵战栗像一群小惠比特犬一样窜过他的身体。他的衣裤沾满了积雪，像裹了糖霜一样。
“我知道是谁了。”他说。
15分钟后，约翰再一次坐在班纳曼的办公室，脱下短裤，紧紧地挨在一个便携式电暖气旁。他的样子还是又冷又悲伤，不过已经不发抖了。
“你真的不喝杯咖啡？”
约翰摇摇头：“我受不了那玩意儿。”
“约翰……”班纳曼坐下来，“你真的了解到了一些东西？”
“我知道是谁杀了她们。你最终也一定会抓到他的。你原来离他太近了。你甚至都见过他穿着雨衣的样子，那种通身亮皮的雨衣。因为他今天早上还和那些孩子迎面而过。他带着一个上面写着‘停’字的指挥棒，早上和孩子们迎面而过。”
班纳曼看着他，如遭雷击：“你是说弗兰克？弗兰克·多德？你疯了吧！”
“弗兰克·多德杀了她们，所有人都是弗兰克·多德杀的。”约翰说。
班纳曼不知道此时该嘲笑约翰，还是飞起脚来狠狠给他一下。最后他说：“这简直是我他妈听过的最扯的瞎话。弗兰克·多德是个好警察，也是个好人。他过了明年11月就要竞选市警察局长，我还要祝福他呢。”现在，他的言语里开始流露出厌烦的轻蔑，还夹杂着戏谑：“弗兰克今年25岁，那意味着他得在19岁的年纪就开始干这种疯狂下作的事情。他一直和他妈妈在家安静地过日子。他的妈妈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甲亢和二型糖尿病。你不该这么说。弗兰克·多德不会是凶手。我以性命担保。”
约翰说：“凶手有两年没有作案，弗兰克·多德那两年在哪里？在镇上吗？”
班纳曼朝他转过来，此时他已收起刚才那厌烦戏谑之情，脸色冷酷，既冷酷又愠怒：“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你刚来时说得对，你什么都不是，就是个冒牌货。好啊，你现在如愿占领新闻头条了，但那不意味着我必须要听你诽谤一个好警察，一个我……”
“一个你觉得就如同你自己儿子一样的人。”约翰平静地说。
班纳曼抿紧嘴唇，他们刚才外出时他脸上红通通的颜色现已经消退，样子像是被人揍了一样。随后，这种样子也很快消失，他转而变得面无表情。
“从这儿滚出去！”他说，“找一个你的记者朋友让他们把你捎回家，你可以在回去的路上开你的新闻发布会。但是我对天发誓，我对至尊至圣的上帝发誓，如果你敢提到弗兰克的名字，我一定会找到你、掰折你。明白吗？”
“对，我那些媒体的哥们儿！”约翰突然对他大吼道，“没错！你看见我回答他们所有问题了吗？给他们的照片摆造型了吗？保证他们拍到我好看的样子？让他们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写对？”
班纳曼有些惊慌失措，不过很快恢复冷酷的口气：“把你的嗓门放低点儿！”
“不，如果我那么做我会被诅咒的！”约翰边说边把嗓门提到最高，“我想你忘了是谁叫谁来的吧！我来告诉你：是你，给我打的电话！你当时是多么期盼我过来帮你！”
“那也不等于你就是……”
约翰走近班纳曼，食指比画出手枪的手势指着他。他比班纳曼矮好几英寸，体重也顶多80磅，但班纳曼还是后退了一步，就像刚才在绿化带那儿一样。约翰的脸颊涨红，嘴唇微微向后裂开，露出牙齿。
“对，说得对，你叫我来并不是来胡闹的，”他说，“但是你不希望凶手就是多德，是吧？他可以是其他任何人，不管我们接着怎样去调查，但这个人决不能是善良的弗兰克·多德。因为弗兰克很优秀，弗兰克还照顾他的妈妈，弗兰克还爱戴他善良的警长大人——乔治·班纳曼。哦，弗兰克是十字架下流血的耶稣，除了他在强暴并掐死老太太和小女孩儿的时候，而受害者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女儿，班纳曼，你难道不明白有可能是你的亲生女……”
班纳曼一拳打向他。在最后的一刻，他收回了力道，但那也足够有力，把他打了一个踉跄。他被椅子腿绊住，跌倒在地。班纳曼的警校戒指擦破了他的脸，血顺着他的脸颊淌了下来。
“你自找的。”班纳曼说，但是他的语气里已经没有了刚才的那份坚定。他生平第一次打了一个瘸子——或者说这就是他对一个瘸子做的第二件事儿。
约翰感觉头轻飘飘的，脑袋里嗡嗡作响。他的声音仿佛不是自己的，是一个电台播音员或者B级片影星的声音：“你应该双膝跪地，感谢上天他真的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因为如果有，你还得忽略它们，就像你对多德的做法一样。那你将成为一名包庇犯，自己为玛丽·凯特·亨佐森的被杀负责任吧。”
“纯粹胡说八道。”班纳曼一字一顿地说，“就算是我亲弟弟干了这种事儿，我也会亲手逮捕他。从地上起来。抱歉我打了你。”
他把约翰从地上扶起来看着他脸上的伤口。
“我去拿急救包给你的伤口擦点儿碘酒。”
“算了，”约翰说，声音里已经没有了怒气，“一下子接受不了，是吧？”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不会是弗兰克。你不是个爱在报纸上露脸的人，很好。我刚才错了。头脑发热那么一会儿。但是你的那些感应、你的精神世界或者不管什么吧，这次一定是给你发了假情报。”
“那就去验证。”约翰说，他迎着班纳曼的眼神，“去查清楚。让事实告诉我是我弄错了。”他咽了下口水：“把案发时间和日期跟弗兰克的工作日程表核对一遍。能做到吗？”
“那后面柜子里的考勤卡可以回查到十四五年前。查还是能查到的。”班纳曼不情愿地说。
“那就去查。”
“先生……”他顿了一下，“约翰，如果你了解弗兰克，你会笑你自己的。我说真的。不光是我，你可以问任何人……”
“如果是我弄错了，我会欣然接受。”
“疯了。”班纳曼低声说道，但他还是走向保存旧考勤卡的存储柜，打开了柜门。
两小时过去了。现在已接近半夜1点。约翰给他爸爸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晚上就在罗克堡镇找个地方住下：暴风雪一直在狂暴肆虐，没有消减的迹象，开车回去几乎不可能。
“那边进展如何？能告诉我吗？”赫伯特问道。
“最好还是别在电话里说了，爸。”
“好吧，约翰。不要太累。”
“嗯，不会的。”
但事实上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感觉比记忆中之前和艾琳做理疗的时候都疲惫很多。那是一个很好的女人，他漫无目的地想着。一个又随和又友善的女人。至少在我告诉她她家房子正在着火之前是这样。从那以后她就变得疏远而又别扭。她向他道了谢，确实，但是，从那之后她和他有过接触吗？真正意义上的肢体接触？约翰觉得没有。那么等眼前这件事儿过去后，估计班纳曼也会如此。太糟糕了。跟艾琳一样，班纳曼也是个好人。但是人们对于那些摸一下就能知道他们一切的人往往望而却步，万分紧张。
“这证明不了什么。”班纳曼开口说话了。他紧张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愠怒，小男孩儿般倔强。但他也很疲惫。
约翰在一张警用车旧广告背面列出一张粗略的图表，两人在低头看着。班纳曼的办公桌上杂乱堆放着七八盒旧考勤卡，“班纳曼”拉篮的上半部分放着的，就是弗兰克·多德的考勤卡，可以追溯到1971年，他加入班纳曼的部门那年。图表如下：
阿尔玛·弗莱切特（女服务员）
1970年11月12日，下午3:00
保利娜·图塞克
1971年11月17日，上午10:00谢丽尔·穆迪（高中生）
1971年12月16日，下午2:00卡萝尔·邓巴戈（高中生）
974年11月？日埃塔·林戈尔德（教师）
1975年10月29（ ?）日玛丽·凯特·亨佐森
1975年12月17日，上午10:10
12
大约20分钟过后，电话响了，班纳曼很利索地接了起来。对话很简短，他在聆听着。约翰看见他的脸色变难看了。他挂了电话，一言不发地注视了约翰良久。
“1972年11月12日，一名女大学生。他们在高速路边外的田野里发现了她。安·西蒙斯，这是她的名字。她被强奸后勒死，23岁。没有提取到精液样本。这仍然不是证据，约翰。”他说。
约翰说：“我不这样认为。在你自己的意识里，你是需要更多的证据的，但是假如你把现有的这些去摆到他面前，我想他也会崩溃的。”
“如果他没有呢？”
约翰记得露天乐台的那幕场景。那一幕就像一只疯狂的、致命的回旋镖一样急速回转，向他飞来。那撕裂的感觉，那种欢愉的痛楚，那种让人想起晾衣夹子带来的疼痛的痛楚，那种能再次证明一切的痛楚。
“叫他脱了裤子。”约翰说。
班纳曼看着他。
记者们还在外面大厅。实际上，即便他们不认为这个案子有突破——或者至少是一点儿古怪的新进展，他们也不会走了，因为出城的道路已经无法通行了。
班纳曼和约翰从贮藏室窗户跳出去。
“你决定了吗，要这么做？”约翰问道，暴风雪像要把他的话打散似的。他的腿感到阵阵疼痛。
“没，”班纳曼简单地说，“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了解一下实际情况。也许他应该见到你，约翰。走吧。多德家离这儿两个街区。”
他们动身了，遮头盖脚，一双倒影投射在强劲的风雪中。班纳曼把他的警用手枪藏在大衣下面，腰上别了手铐。在厚厚的雪中跋涉着过了一个街区的时候，约翰瘸得更厉害了，但他忍痛没有作声。
班纳曼注意到了，他们在罗克堡镇西方汽车厂门口停下来。
“小伙子，你怎么了？”
“没事儿。”约翰说。他的头也在痛。
“肯定有事儿。你的样子就像拖着两条断腿在走路。”
“我从昏迷中醒过来后，医生给我的腿动了手术。肌肉已经萎缩了，在布朗医生着手处理的时候，已经开始软化了，关节都烂了。他们竭尽全力用合成关节做了连接。”
“就像无敌金刚一样，嗯？”
约翰想起家里那一摞摞摆放整齐的医院账单，就躺在餐厅柜子最上面一层的抽屉里。
“是的，和那差不多。用腿时间太长的话，腿就僵了。就这样。”
“你想不想回去？”
当然了。回去就不用再考虑这可怕的事情了。真希望我从没来过。与我就没关系了。这个家伙把我比作双头牛。
“不用，我没事儿。”他说。
他们离开门口，狂风抓扯着他们，企图拖拽他们沿着空荡的大街翻滚一遍。迎着寒冷的狂风，呛着残酷的雪，两人艰难挣扎在摇曳的钠气街灯下。他们拐进一条小巷，走过5栋房子后，班纳曼在一幢整洁的新英格兰盐盒式小楼前停下来。和街上其他房子一样，这栋房子也已黑了灯，大门紧闭。
“这里就是。”班纳曼说，他的声音出奇地苍白。两人越过被狂风拍打到门廊边的雪堆，一步步爬上台阶。
汉丽埃塔·多德太太是个胖女人，庞大的骨架驮着她那堆死沉的赘肉。约翰从没见过如此病态的女人，她的皮肤是黄灰色，双手就像长了湿疹的爬虫一样，眼睛窄成一道裂缝，一种异样的光从浮肿的眼窝里泄出，让他不自在地想起了他的母亲有时候看东西的神情，当薇拉·史密斯陷入某种宗教狂热期的样子。
她在班纳曼持续敲了将近5分钟门后才开了门。约翰拖着阵阵作痛的双腿站在班纳曼身边，心想这个晚上会无边无际，会这么一直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直到这暴风雪攒足了劲儿，形成雪崩奔涌而下，将他们全部埋葬。
“大半夜的你要干什么，乔治·班纳曼？”她满腹狐疑地问。和很多胖女人一样，她的嗓音像那种高亢而又嗡嗡作响的芦笛，听起来有点儿像一只苍蝇或是一只蜜蜂被捉进了瓶子里。
“有事儿要和弗兰克谈一谈，汉丽埃塔。”
“那就明早吧。”汉丽埃塔·多德边说边把门拍向他们的脸。
班纳曼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挡住拍过来的门：“抱歉，汉丽埃塔。必须现在谈。”
“哦，我不会去叫醒他！”她嚷道，身子挡在门口纹丝不动，“他睡得就像死过去一样！有时候我夜里心悸得难受，摇铃叫他，他会过来吗？没有，像死猪一样。哪天他一觉醒来可能会发现我没有给他端来那该死的、滴着水的荷包蛋，而是已经心脏病发作死在床上了！因为你使唤他太狠了！”
她龇着牙笑了，带着一种尖酸的得意；见不得人的秘密暴露出来，粗鲁随意。
“白班，夜班，中班，在半夜三更追那些醉汉，那些人里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屁股底下压着一把0.32英寸口径的手枪，还要去那些低级的酒吧和夜总会，噢，他们都是些粗野的男同性恋，不过你很在乎他们。我都能猜到那些地方上演着什么，那些低贱的婊子很乐意为了25美分一杯的啤酒，就把她们那治不好的脏病传给像我家弗兰克一样的好男孩儿！”
她的嗓音，芦笛般的声音，猛轰着，“嗡嗡”聒噪着。约翰的头在抽搐，阵阵悸痛，回应着她的声音。赶紧闭嘴吧。他知道是幻觉，就是这坏透了的一夜带来的疲倦和压力在作祟，只是它愈演愈烈了，仿佛眼前站着的是他母亲，她随时都可能从班纳曼那儿转而对准他，开始吹嘘上帝赐予他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超人天赋。
“多德太太……汉丽埃塔……”班纳曼耐心开口说。
随后她的确转向了约翰，并用她那自作聪明的小猪眼盯住他。
“他是谁？”
“特派代表。”班纳曼迅速回答，“汉丽埃塔，我来负责叫醒弗兰克。”
“噢，负责！”她带着她怪异的嗡嗡作响的讥讽叫唤道，约翰意识到她其实是害怕了。那种恐惧一波一波，像令人厌恶的波浪一样从她那儿灌过来，这就是让约翰头痛至极的原因。班纳曼难道没感觉吗？“你的责——任！你承受得起吗？天哪，没错！嗯，我就是不会半夜三更叫醒我儿子，班纳曼，所以现在你和你的特派代表可以上别处叫卖你那该死的任务去了！”
她企图再次把门甩上，但是这次班纳曼猛地把门彻底推开。在那可怕的张力下他怒火迸发：“打开！汉丽埃塔，我不是和你开玩笑，现在！”
“你不能这样！”她号叫着，“这不是你的警察局！我要告你！拿出你的搜查证让我看！”
“没有，就是这样，但是我要跟弗兰克说话！”班纳曼一把推开她说道。
约翰下意识地径直跟了进去。汉丽埃塔伸手去抓他，约翰擒住她的手腕——一阵剧烈的疼痛在他脑袋里猛烈炸开，让之前那种沉闷的悸痛相形见绌。这个女人也感觉到了。他们四目交汇的那一秒仿佛永生难忘，一种可怕的、彻头彻尾的洞悉。在那一刻，他们仿佛焊在了一起，熔成了一体。随后她向后一退，双手紧捂住她那吃人巨妖般的胸脯。
“我的心脏……我的心脏……”她手忙脚乱地摸索睡袍口袋，掏出一瓶药片。她的脸色变成了生面团的颜色。扭开瓶盖后，小药片洒了一地，她从地板上摸了一粒抓在手里，塞到舌头下面。约翰站在一边默默地、冷酷地瞪着这个女人，感觉脑袋就像一只鼓胀的气囊，里面憋满了滚烫的热血。
“你已经知道了？”他低声问道。
她肥厚的、布满皱纹的嘴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发不出半点儿声音，就像躺在沙滩上等死的鱼的嘴一样。
“你一直都知道的吧？”
“你这个魔鬼！”她朝他咆哮道，“你这个怪物……魔鬼……哦，我的心脏……哦，我要死了……看在我要死的份儿上……快叫医生……乔治·班纳曼你不要去叫醒我的孩子！”
约翰松开她，无意识地在自己大衣上来回擦了几下手，仿佛在擦拭手上的脏污，然后一瘸一拐地跟着班纳曼上了楼梯。屋外的冷风像一个被抛弃了的孩子一样绕着屋檐伤心地抽泣。上到半截他回头望了一眼。汉丽埃塔四仰八叉地瘫坐在一把藤椅里，像一座摊开的肉山，两只手分别扶着她巨大的乳房，在苟延残喘。他的脑袋仍然感觉充血膨胀，他胡乱地想：很快它就会“砰”地爆开，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感谢上帝。
狭窄的走廊地板上铺着条破旧的长条地毯。壁纸上布满斑驳的水渍。班纳曼“哐哐”地捶一扇紧闭的门。这里的温度至少比别处再低10摄氏度。
“弗兰克？弗兰克！是乔治·班纳曼！快起来，弗兰克！”
里面没有任何反应。班纳曼拧着门把手使劲儿把门推开。他的手已经握住了枪托，但并没有把枪抽出来。事情可能出了大问题，但弗兰克的房间空无一人。
他俩在门口稍加停顿，向里面望去。那是一个孩子的卧室。屋里的壁纸，同样水渍斑斑，上面画的是跳舞的小丑们和摇摆的木马。屋内有一把童椅，上面坐着一个破烂的安迪玩偶，瞪着双发亮的大白眼回头望着他们。一个角落里放着个玩具箱子，另一个角落里是一张很窄的枫木床，被子掀开，其中一条床柱上很不相称地挂着弗兰克·多德插在枪套里的枪。
“天哪！”班纳曼轻声说，“这是什么？”
“救命，”多德太太的声音飘了过来，“救救我……”
“她都知道，”约翰说，“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从那个叫弗莱切特的女人被杀时她就知道。他跟她说了，她一直包庇着他。”
班纳曼慢慢退出这个屋子，打开了另外一间房的门。他的眼神茫然、痛苦。那是一间客房，空无一人。他打开衣柜，底板上躺着一个盘子，里面盛放着码得整整齐齐的老鼠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推开另一间房的门，这间卧室尚未完工，里面冷得能看见班纳曼呼出的哈气。他环顾四周，在楼梯的尽头，还有一个门。班纳曼走过去，约翰紧随其后。那扇门紧锁着。
“弗兰克？你在里面吗？”他把门把手转得“咔咔”响，“把门打开，弗兰克！”
没人答应。班纳曼飞起一脚，踢在门把手稍靠下的地方。门板发出一声沉闷的爆裂声，那种回音在约翰的脑海里回荡，就像是一个铁盘子摔在砖地上一样。
“啊，上帝。”班纳曼喊道，声音无力、哽咽，“弗兰克。”
约翰在他后面朝里看过去，他看到的一幕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弗兰·多德跨坐在马桶上，身上除了套在他肩膀上的那件黑色亮皮雨衣外，什么都没穿；雨衣的黑色帽兜（刽子手的帽兜，约翰迷迷糊糊地想）从马桶水箱上面耷拉下来，像一个怪异的、瘪掉的豆荚壳。他以某种方式割断了自己的喉管，约翰从没想到会是这样。洗脸池边上有一包威尔金森（ilkinson）剃须刀片。一只刀片孤零零地躺在地板上，闪着阴森森的寒光，刀刃边缘凝结着血滴。满地都是从他那被切断的颈静脉和颈动脉里喷射出来的血。血流入拖在地上的雨衣褶皱里，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血泊。浴帘上也溅满了血，和其上印着的一群头顶上打着雨伞正在划水的小鸭子图案混杂在一起。血一直喷溅到天花板上。
在弗兰克·多德的颈部缠着的带子上，用口红写着：我认罪。
约翰的脑袋咝咝作响，瞬间感到极度的疼痛，他实在无法忍受了。剧痛中他向前摸索着扶住门框。
早就知道了，他心里混乱地想，他看见我的那一刻就知道了，就知道一切都完了。然后回家，然后自行了结。
眼前现出层层黑色旋涡，像邪恶的涟漪一样蔓延开来。
上帝赐予了你什么样的天赋啊，约翰！
（我认罪。）
“约翰？”
声音好像从天际飘来。
“约翰，你还好……”
渐渐消逝，一切东西从眼前渐渐消逝。这样最好了。如果他永远就那么昏迷下去不醒来该多好，再好不过。好吧，他终于有这样的机会了。
“约翰——”
外面朔风呼号，好似世间所有险恶的东西都被释放出来，弗兰克·多德来到这里，不知用什么方法从一边耳朵到另一边耳朵把自己的喉咙割开。就像大约20年前时他爸爸曾说过的，地下室的水管子冻裂了，喷油井一般地喷水。喷油井一般，真真切切，直冲天花板。
他相信他当时可能惊叫过，但之后就不能确定了。可能只是在他自己的想象中惊叫了。不过他真的想要大喊，把压在心底的所有恐惧、同情以及痛苦全部呼喊出来。
随后他一头栽进了黑暗，并且心存感激。约翰昏过去了。
以下内容摘自《纽约时报》，1975年12月19日：
缅因州的特异功能者把警察局长带到了杀手副警长的家
（时报专刊）博纳尔镇的约翰·史密斯也许并不是真的特异功能者，然而这句话放在缅因州卡斯特县的乔治·班纳曼局长那里，恐怕难以将其说服。在缅因州西部的罗克堡小镇，当第6起奸杀案发生后，绝望之中的班纳曼警长拨通了史密斯先生的电话，邀请他来罗克堡镇施以援手。史密斯先生深度昏迷了长达4年7个月，今年早些时候他苏醒过来，此后就备受瞩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本名为《内部视点》的通俗周报曾批判过他，说他是冒牌特异功能者，但是在昨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班纳曼警长只会说：“那些纽约记者的想法，我们缅因州这里很难苟同。”
据班纳曼警长描述，在罗克堡镇公共绿化带的第6起命案发生现场，史密斯先生双膝跪地，用手触摸了该处。他还因此轻度冻伤。而凶手的名字是弗兰克·多德，警长的副手，此人已经在罗克堡镇警局登记在册5年之久，和班纳曼本人在该局服役年限一样长。
今年早些时候，史密斯先生还曾引发过争议，他曾灵光闪现预知到他的理疗师家里要发生大火。那一预感后来经证实，是确凿无疑的。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质疑他……
以下内容摘自《纽约周报》第41版，1975年12月24日：
自从彼得·胡尔克斯在这个国家出现后，这也许是继他之后第一位真正的特异功能者——胡尔克斯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特异功能者。他通过触摸询问者的手、银饰或者手包里的其他物件，就可以讲出询问者所有的私人生活。
约翰·史密斯是缅因州中南部博纳尔镇人，小伙子内向而又谦逊。他遭遇车祸后深度昏迷长达4年多，今年早些时候，他恢复了意识（见照片）。据为他治疗的神经学专家塞缪尔·魏扎克医生讲，史密斯达到了“全面而又惊人的恢复”。小镇多年未破的连环谋杀案诡异地真相大白，随后他昏迷了4小时并轻度冻伤，现在他正在逐渐康复……
今天下午收到你的来信，我和我爸都很开心。我现在真的很好，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了，好吗？但我真的非常感谢你的关心。其实就是左手3根手指的指尖上有那么几个小伤口。我短暂失去知觉其实就是晕过去一段时间，魏扎克说这是“情绪过激导致的”。他亲自过来，并坚持开车把我送到波特兰的医院。仅看着他工作就觉得入院费用基本花得值了。他硬让他们给他腾出一间诊室，还让技术人员做了脑电图。他说没有发现新的脑部损伤或是进一步的脑损伤迹象。他还打算给我做全面检查，有的检查听上去简直就是审讯——“异教徒，放弃吧，否则我们就给你再做一次肺部和脑部扫描！”（哈哈，你现在还吸罪恶的可卡因吗，亲爱的？）不管怎么说，我不要他们再给我做那些又抽又戳的检查。我爸因为我不做检查有些生气，还不停说我拒绝检查跟我妈妈当时拒绝吃降压药一样。就算魏扎克通过检查真的发现了什么，他也是无能为力的，让他明白这一点很难。
（就像你的闺密安妮·斯特拉福德老爱说的那句），其实我真希望他们没报道过这事儿。包裹、卡片、信件又都来了。除非我能认出回信地址，否则我一概不打开看，就标一句“请按原址退回”。那些信件有着太多的惨剧，太多的期望、怨恨、信任与不信任，不知怎么的，他们让我想起了我母亲之前的日子。
唉！我不是有意让自己显得好像很忧郁，没有那么糟。但是我真的不想做一个职业巫师，也不想去巡演或者上电视（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些家伙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谁知道他们怎么搞到的，想知道我是否考虑“参加《卡森秀》”。好主意，是吧？喜剧演员唐·里克斯爆粗口骂人，某个初涉影坛的小演员爆乳，还有我，能预知点儿什么。还说我的一切都由通用食品公司提供）。我根本不想做上面那些麻烦事儿。我真正最想做的是回到克利夫斯·米尔斯中学，潜心做一名默默无闻的中学英语老师，把我的特异功能留给足球赛前动员会。
拥护者来说真不是一个好年景。感谢那个横跨圣克利门蒂的人吧。
我爸爸向你问好，让我谢谢你寄来那张丹尼的照片，他很喜欢那孩子。我也一样送上我的祝福。感谢你给我写信，还有你那错付的关切（这种关切不该给我，但是真的很受用）。我挺好，就是盼望早点儿回去工作。
另外：最后一次，宝贝儿，把可卡因戒了吧。
我觉得写给你的这封信，是我16年的学校行政生涯里写得最艰难、最痛苦的一封，不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还因为你是一位好得不得了的教师。没办法再锦上添花了，我也不想再去尝试了。
昨晚学校董事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是在两位董事会成员的要求下召开的，我也不想提具体是谁了，不过你当时还在上班的时候他们就在董事会，所以他们是谁我想你能猜出个大概），他们以5比2的票数表决了撤销与你签订的合同。原因如下：你太有争议了，所以不适宜被聘用为教师。我差点儿都想递交辞职报告了，太可恶了。如果不是想到莫琳和孩子们，我想我肯定辞职了。在教室外面草草议论或者《麦田守望者》这种事儿基本是无果而终的，但你这件事儿比那还要不靠谱，这件事儿更差劲。太让人讨厌了。
这些话我也跟他们说了，但仿佛我跟他们讲的是世界语或是黑话一样。他们唯一能看见的就是你那张被登到《纽约周报》的照片和《纽约时报》以及国家新闻网站上登的罗克堡镇事件。太有争议！5个老头儿沆瀣一气，5个那种不干实事儿的老头儿，只纠结头发的长短，而不关心课本的好坏，只热衷于去找出谁在校园里抽大麻，而不是看如何为“科幻翼”发明一些20世纪的装备。
我给董事会其他成员也写了封抗议信，措辞强烈，而且施加了点儿压力，相信可以让欧文·芬戈尔德和我共同签名抗议。但如果我说他有希望能让那5个老头儿改变主意，那我就不诚实了。
我个人发自内心建议你去找一名律师，约翰。你是正式签过合同的，所以无论你是否踏进克利夫斯·米尔斯中学的教室，我相信你都可以向他们要回你剩余的工资。什么时候想跟我交流，可以随时打电话。
真心地向你表达我的遗憾和歉疚。
约翰手里握着戴维给他的信，呆呆地站在邮筒旁，不敢相信地看着它。那是1975年的最后一天，天空清澈，但冷得要死。他从鼻腔里呼出两道白雾。
“该死，”他低声道，“天哪，真是的。”
人是麻木的，他还无法完全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弯下身子去查看邮差还送来了什么。一如往昔，邮筒塞得满满的。戴维的来信在最外面露出来，真走运。
一张白色的纸条在摆动，提醒他要给邮局打电话去取包裹，那些逃不掉的包裹。我丈夫在1969年抛弃了我，这是一双他穿过的袜子，请告诉我他现在何处，这样我好向那个浑蛋要孩子的抚养费。去年我的孩子呛死了，这是他玩儿过的拨浪鼓，请回信告诉我他和天使们在一起快不快乐。我没有给他接受过洗礼，因为他父亲不同意，现在我的心都碎了。类似的抱怨像念经一样没完没了。
上帝赐予了你什么样的天赋啊，约翰！
解聘原因：你太有争议了，所以不适宜被聘用为教师。
他的心里陡然生出了怨恨，从邮筒里往外扒拉那些信封函件，部分掉到了雪中。难以避免的头痛又开始了，从太阳穴蔓延开来，像两朵慢慢聚拢的乌云，渐渐把他整个人包裹在疼痛中。泪水突然从他双颊滚落，在深深的、顽固的寒冷中，它们几乎顷刻间就结成了一道道闪闪发光的泪霜。
他弯下身子捡拾掉落的信件，其中一封，上面的字迹被婆娑的眼泪晕成双倍、三倍。粗重的铅笔字迹写着：。
先知巫师，那就是我。他的双手剧烈颤抖，捡起来的信又从他手里滑落，包括戴维的来信。那封信就像一片叶子一样飘落下来，掉在众多信件之中。透过无助的泪水，他依然可以看见信头火炬图案下印着的校训：
教书育人，学习知识，了解世界，服务大众。
“服务个屁，你们这些无耻的骗子！”约翰骂道。他跪下去重新捡那些信件，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擦去上面的雪。他的手指开始隐隐作痛。约翰想起了冻伤，想起弗兰克·多德的自杀，他跨坐在马桶上，美国式的金发上沾满血迹，走向了永恒。我认罪。
他擦完信件，听着自己一遍又一遍的嘟囔，仿佛是一台出了故障的录音机：“杀我，你们是在杀我，放过我吧，你们看不见你们正在杀我吗？”
他停下来。一切都于事无补了。生活还将继续。无论活着还是死去，生活总是要继续。
约翰起身返回屋内，盘算着现在他要做什么。也许一些事情会接踵而至。不管怎样，他算是实现他母亲的预言了。如果上帝真的赋予他某种责任，那么他已经完成了。哪怕那是一个自杀式的使命，他也完成了。
他不欠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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