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后，我很少和香农或玛丽说话，她们也很少和我说话，除了提醒我做分内的家务，而我从未做过。公寓在我看来挺好的。冰箱里有腐烂的桃子，水槽里有脏盘子，那又怎样？一进门有一股异味扑面而来，那又怎样？在我看来，只要臭味可以忍受，房子就算干净，我还把这种哲学延伸到我个人身上。除了每周洗一两次澡，我从不用香皂，有时连洗澡时也不用。早上我从卫生间出来，径直越过走廊的洗手池，而香农和玛丽总是————在那里洗手。看到她们挑起眉毛的震惊表情，我想起了城里外婆。我暗想，

        公寓里的气氛很紧张。香农看着我，好像我是一条患了狂犬病的狗，而我并未采取什么行动让她放宽心。

        我的银行存款日渐减少。我一直担心通不过课程考试，但开学一个月，在付了学费和房租、买了食物和书后，我开始考虑即使通过考试以后也不会回来上学了。原因显而易见：我上不起。我上网查了申请奖学金的要求。学费全免需要近乎完美的GPA。

        学期虽然只过了一个月，但我也知道获得奖学金简直是天方夜谭。美国历史课变得越来越容易，但只不过是我不再挂科而已。我的音乐理论成绩还不错，英语课却很吃力。老师说我有写作的才能，但我的语言出奇地拘谨和生硬。我没有告诉她，我仅仅凭借阅读《圣经》、《摩门经》以及约瑟夫·史密斯和杨百翰的演讲学会了阅读和写作。

        然而，真正的麻烦来自西方文明课。对我来说，这门课一度是胡言乱语，可能是因为在一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以为欧洲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块大陆，所以教授的话在我听来几乎讲不通。“大屠杀”问题事件之后，我就不再问问题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最喜欢这门课，因为凡妮莎。每次上课我们都坐在一起。我喜欢她，因为她似乎和我属于同一摩门教派：她穿高领宽松的衣服，她还告诉我她从不喝可乐，星期天也从不做作业。她是大学里我遇到的唯一一个看上去不是异教徒的人。

        二月，教授宣布，他不再进行一次性的期中考试，而是每月一考，第一次考试将于接下来的一周进行。我不知道如何准备。这门课没有教科书，只有画册和几张古典音乐CD。我一边听音乐，一边翻看画册。我费力地记忆画家和作曲者，但我没有记住名字的拼写。大学入学考试是我参加过的唯一一次考试，全部是多项选择题，所以我以为所有考试都是多项选择题。

        考试那天上午，教授让每个人都拿出蓝皮书。还没等我弄明白蓝皮书是什么，大家都从包里拿出一本。动作一气呵成，不约而同，像经过彩排一样。我看上去像是舞台上唯一错过彩排的舞者。我问凡妮莎有没有备用的，她说有。我打开蓝皮书，以为里面都是选择题，却发现一片空白。

        百叶窗关上了；投影仪闪烁着，放映出一幅画。我们有六十秒的时间写出这幅作品的标题和艺术家全名。我的大脑只发出一阵沉闷的嗡嗡声。一连几个问题都是如此：我完全一动不动地坐着，根本不知从何作答。

        屏幕上出现一幅卡拉瓦乔的作品——《朱迪思砍下霍洛芬斯的头颅》。我盯着那幅画，上面一个年轻的女孩平静地将一把刺穿男人脖子的剑抽出，就像从奶酪里抽出绳子一样。我和爸爸一起砍过鸡头，我抓着脏兮兮的鸡腿，而爸爸举起斧子，重重一下砍掉鸡头。接着我将鸡抓得更紧，用尽所有力气，而鸡抽搐着死去，羽毛散落一地，血溅到我的牛仔裤上。想起那些鸡，我暗自揣摩卡拉瓦乔画中场景的合理性：砍掉别人脑袋时，人的脸上怎么会有表情——那种无比平静，事不关己的表情。

        我知道这幅画是卡拉瓦乔的作品，但我只记住了他的姓，甚至连姓我也不会拼写。我确定标题是《朱迪思砍下某人的头颅》，但即便是刀架在我的脖子后面，我也拼写不出“霍洛芬斯”这个名字。

        还剩三十秒。也许我只要在纸上写点儿东西——管他什么东西——就可以得分。所以我按照读音写上了“Carevajio”，但看上去不对劲。我记得有一个字母是双写，所以我把它划掉，写上“Carrevagio”。还是不对。我又试了几种不同的拼法，但一次比一次差。只剩二十秒了。

        在我旁边，凡妮莎还在不停地答题。当然了，她属于这里。她字迹整齐，我能清楚地看见她所写的内容：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在名字旁边，同样漂亮的字迹写着：《朱迪思砍下霍洛芬斯的头颅》。还剩十秒。我抄下了答案，不过出于一种选择性的诚信，我没有写卡拉瓦乔的全名，因为那样就是作弊了。投影仪一闪，展示下一张幻灯片。

        考试期间，我又偷瞥了几次凡妮莎的答题纸，但是没戏。我不能抄她的论文，可我又缺乏基本的知识和文体技巧，不知道如何撰写自己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是把想到的一切都写下来了。我不记得考题是否要求我们评价《朱迪思砍下霍洛芬斯的头颅》，但如果是的话，我肯定会写下如下印象：女孩脸上的淡定与我杀鸡的经历不符。如果语言准确，这很可能是一个绝妙的答案——女人的平静与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形成强烈反差。但我怀疑我的答案能否给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砍鸡脑袋时，你不应该微笑，因为嘴里可能会溅上鲜血和羽毛。”

        考试结束了。百叶窗打开了。我走到室外，站在冬日的严寒中，凝望着瓦萨奇山脉的峰顶。我想留下。群山依旧陌生而险恶，但我想留下来。

        我等了一个星期的考试结果，在此期间我两次梦见肖恩，梦见我发现他躺在柏油路上生命垂危，梦见我把他翻过身，看见他的脸被鲜血染红。我悬浮在对过去和未来的双重恐惧中，我将这个梦写进了日记。接下来我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小时候不被允许接受良好的教育。我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么写，就好像两者之间的关联显而易见。

        几天后考试结果出来了。我没有通过。

        有一年冬天，那时候我还年幼，卢克在牧场上发现了一只大角猫头鹰。它几乎冻僵了，昏迷不醒。它通体烟灰色，在儿时的我眼中，体型和我一般大。卢克将它带回屋里，我们惊叹于它柔软的羽毛和无情的利爪。我记得父亲抱着它软绵绵的身体，我抚摸着它那光滑如水的条纹羽毛。我知道，如果它是清醒的，我永远无法如此靠近它。触摸自然的生灵，是对它天性的违背。

        它的羽毛被鲜血浸透了。一根刺扎穿了它的翅膀。“我不是兽医，”母亲说，“我只给治病。”但她帮它拔掉了刺，清洗了伤口。爸爸说翅膀需要几个星期才能恢复，而猫头鹰在此之前会醒过来。如果它发现自己被困或被捕食者包围，为了获得自由，它会将自己拍打至死。他说，那是一种野性，可在野外那样的伤口是致命的。

        我们将猫头鹰放在后门旁边的油毡上，等它醒来时，我们让母亲离厨房远点。母亲说就算地狱冰封了，她也绝不会把厨房让给一只猫头鹰，然后便大步走进厨房开始做早餐，弄得锅碗瓢盆叮当作响。猫头鹰可怜地扑腾着，惊慌地用爪子抓门，拍打自己的脑袋。我们哭了，母亲退了出去。两小时后，爸爸用胶合板将一半厨房围了起来。猫头鹰在那里休养了几周。我们诱捕老鼠来喂养它，但有时它不肯吃，我们也没有将死老鼠扔掉。死亡的气味强烈而恶臭，像一拳打在肠子上，令人作呕。

        猫头鹰变得焦躁不安。它开始拒绝进食，于是我们打开后门，将它放生了。它还没有完全痊愈，但爸爸说，它和大山在一起比和我们在一起更好。它不属于这里，也不能教它属于这里。

        我想找个人倾诉考试不及格的事，但不知为何，我不敢给泰勒打电话。可能是因为羞耻感，也可能是因为泰勒要当爸爸了。他在普渡大学结识了妻子斯蒂芬妮，两人很快就结婚了。她对我们家一无所知。在我看来，他似乎更喜欢他的新生活——比起原来的家庭，他更喜欢新的家庭。

        我给家里打电话，是爸爸接的。母亲正在接生孩子，现在她的偏头痛好了，接生的活儿也越来越多。

        “母亲什么时候回家？”我说。

        “不知道，”爸爸说，“不妨问问上帝，因为上帝才是决定一切的人。”他笑了笑，然后问：“在学校还好吧？”

        自从因为录像机的事爸爸朝我大吼大叫后，我和他就再没说过话。我能感觉到他试图支持我，但我不能向他承认自己的失败。我想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想象自己对他说：这里的生活。

        “不太好，”我说，“我没想到会这么难。”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我想象父亲严肃的表情变得僵硬。我等待着想象中他正酝酿的一击，但只有一个平静的声音说：“会没事的，宝贝。”

        “不会的，”我说，“我拿不到奖学金。我甚至连考试都过不了。”我的声音颤抖起来。

        “没有奖学金就没有奖学金，”他说，“钱的方面也许我能帮上忙。我们会解决的。开心点儿，好吗？”

        “好。”我说。

        “需要的话你就回家吧。”

        我挂了电话，不太确定刚才听到了什么。我知道这不会持续下去，下一次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切都会不一样，此刻的柔情将被遗忘，我们之间会再次上演无休止的斗争。但今晚他想帮我，这就够了。

        三月，西方文明课又进行了一次考试。这一次我做了记忆卡片。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记忆奇怪的拼写，其中很多是法语（我现在知道法国是欧洲的一部分），比如雅克-路易·大卫和弗朗索瓦·布歇。虽然我不会发音，但我能将它们拼写出来。

        我的课堂笔记乱七八糟毫无意义，于是我问凡妮莎能否借她的笔记看看。她满腹狐疑地看着我，有那么一刻我想她是否已经注意到了我在考试中抄她的答案。她说笔记不能借我，但我们可以一起复习。于是下课后我随她来到她的宿舍。我们盘腿坐在地板上，打开笔记摆在面前。

        我试着辨认我的笔记，但句子不完整，杂乱无章。“别担心你的笔记，”凡妮莎说，“它们没有教材重要。”

        “什么教材？”我说。

        “教科书啊。”凡妮莎说。她笑了，好像我在开玩笑。我很紧张，因为我没有开玩笑。

        “我没有教材啊。”我说。

        “你当然有！”她举起那本厚厚的图册，我一直用它来记忆作品和艺术家的名字。

        “哦，那个啊，”我说，“我看了看。”

        “你看了看？你没有读过吗？”

        我盯着她。我不明白。这是一门关于音乐和美术的课程，我们有音乐CD听，还有一本美术画册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读美术书，就像不会去读CD。

        “我以为我们只需看看那些图画就行。”我的话听上去很愚蠢。

        “这么说教学大纲指定阅读第五十页到第八十五页，你不觉得得点儿什么吗？”

        “我看了那些画。”我又答道。这些话第二次听上去更糟糕了。

        凡妮莎开始翻阅这本书，突然间它看上去像一本教科书了。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她说，“你必须读课本。”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快，略带嘲讽，仿佛在经过其他所有事——经过“大屠杀”的玩笑和偷看她的试卷——之后，这个错误未免太过分，让她不再想和我有什么瓜葛。她说我该走了，她得学习下一科目了。我拿起笔记本便离开了。

        “读课本”被证明是极佳的建议。下一次考试我得了B，到了期末，我一直得A。这真是一个奇迹，我只能这样解释。每天晚上我都学习到凌晨两三点，相信这是为赢得上帝的支持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的历史课成绩优异，英语比原来好多了，音乐理论学得最好。虽然不太可能获得全额奖学金，但也许我可以拿到一半。

        最后一堂西方文明课上，教授宣布说第一次考试中有太多同学不及格，他决定不将那次考试的成绩计入总分。。我的不及格分数就这样作废了。我真想和凡妮莎击掌庆祝，然后我才想起，她早就不和我坐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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