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1077）正月，朔风凛冽，大雪纷飞，苏轼一家冒着寒风大雪行路，将至济南，知齐州的李常，先派急足来迎，苏轼次韵答诗，有“敝裘羸马古河滨，野阔天低糁玉尘。自笑餐毡典属国，来看换酒谪仙人”句。苏轼常尊公择为太白，而自比为北海牧羊的苏武，可能是酒间的玩笑话，成了惯称。

        三个侄子，迟、适、远都在雪中迎候，带领他们回家，虽然苏辙去冬赴京，还没有回来，但兄弟两家，阔别多年，一朝团聚，“酒食淋漓浑舍喜”，真是无比欢庆。

        苏辙去冬匆匆赴京，是因朝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有意去作一番观察，寻找活动的机会。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复相，吕惠卿堵塞安石再起的阴谋既完全失败，同年十月，就被出知陈州。

        神宗凛于水旱失常，灾祸频仍，这时候，又有彗星出轸的异象发生，帝权虽是至上，但是不能不怕天怒，所以避殿减膳，诏求直言。安石进曰：“天道茫远，未免妄诞。先王虽有官占，所言者，却还都是人事。”

        神宗就盯着他道：“闻民间殊苦新法。”

        “祁寒暑雨，民犹咨怨，此毋宁恤。”安石对答。

        皇上显然有被蒙蔽的愤怒，诘曰：“老百姓莫非连祁寒暑雨之怨也都没有吗？”

        安石碰了这个钉子，郁郁不乐，就此称病不出。但是，神宗没有其他办法，还是再三慰勉，促令复起视事。殊不知安石此时，曾、吕皆去，无人为助，只可依赖他的儿子王雱，而王雱虽有才干，到底是个狂率少年，他要彻底打击吕惠卿，却被惠卿反告一状。安石知道了，非常责怪他的莽撞，雱恚慎不平，患发背疽而死。

        安石再相后，眼前情况，已与从前大不相同，皇上的信心也已不如往昔，无可作为，屡次称病求去。到这个独子忽尔病亡，老人悲伤不堪，万念灰灭，力请解职，神宗知道留他无益，才命以使相判江宁府，归居金陵（今江苏南京），时在熙宁九年（1076）之十月。

        新政派的大头既皆罢出，帝以吴充、王珪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吴充，字冲卿，与王安石进士同年，年亦相同，又是儿女亲家，私人关系非常密切。由于安石的提拔，熙宁间得越两制三十余辈旧人，擢为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要职；但在政治上，吴充却并不赞同安石的作为，屡次向皇上陈说新法种种不便，神宗也因为他一向中立无与，所以用以为相。

        他一上台，处处要显示与安石不同。他请帝召还司马光、吕公著等，力荐因与安石论事不协而遭贬斥的李常、程颢诸人，又稍变新法，多所修正，甚至将安石家兄弟间不睦的私事，也在皇帝面前讲了。

        无论从皇帝的意向上，还是吴充的作为上来看，这都是政治上一个转变的关键。其时，苏辙适罢齐州掌书记的职务，他想捕捉这个变局开始的机会，就匆匆上京，上书皇帝，力言青苗、保甲、免役、市易四事的弊害，以为“上则官吏劳苦，患其难行；下则众庶愁叹，愿其速改。今者皇天悔祸，启导圣意，易置辅相，中外踊跃，思睹宽政”，所以请求朝廷即行罢免前述四大弊事，不要太多顾虑，迟迟不决，以失天下民心云云。

        苏轼不大现实，对于王安石之再度罢相，认为是一个迷信古书、不达世务的学者，出来操持实际政治，不自量力，终告失败，借《赠钱道人》诗，致其无限的悲悯：

        政治波浪中，难得出现一个机会，在这个时机中，苏氏兄弟表现不同，苏辙是个行动者，而苏轼只是个言论家而已。

        苏辙在京，寄寓郊外范镇的东园，蜀公与苏家是乡里世旧，留辙在京度岁，所以至今未回。李常邀苏轼游济南名胜——大明湖，临水设宴，举行折花盛会，公择又取出他的外甥黄庭坚一束诗文稿来，请轼指教。其时，庭坚仍在北京国子监当教授，虽然还是无缘相见，但对苏轼这位学养深厚的人，自有更深一层的印象。

        苏轼在济南弟弟家住了个把月，日与李常纵谈剧饮，他说喝得几乎把头都浸到酒里去了。二月上旬，才离济南，苏辙出京来迎，相遇于澶濮之间的道上，自苏轼赴杭，后又移知密州，兄弟二人不相见者，已经七年了。

        苏轼约他老弟同往河中，不料行至陈桥驿，奉到诏告，又被改知徐州军州事。相将至京师的陈桥门，却为门官所阻，当时有旨，外官非奉诏，一律不许入国门，于是，只好同回东园，《栾城集》诗《自南京寄范景仁》，有云：

        敝裘瘦马不知路，独向城西寻隐君。

        欣然为我解东阁，明窗净几舒华茵。

        我兄东来自东武（密州），走马出见黄河滨。

        及门却遣不得入，回顾欲去行无人。

        东园桃李正欲发，开门借与停车轮。

        留连四月听鶗鴂，扁舟一去浮奔浑。

        苏氏兄弟在东园一住两个多月，说是为苏轼长子迈娶妇于京师，恐亦不尽为此。其时迈年十九，娶的是同乡王宜甫的女儿。当时通行早婚，苏轼也是十九岁结婚的，苏辙更早，只有十七岁。

        苏轼到后不久，东园主人范镇忽有嵩洛之游，苏轼作诗送行，有“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句，盖从前新政派逼迫范镇退休，王安石又剥夺一切应与的恩礼，苏轼心颇不平，此时才敢一吐。

        范镇行前，设宴东园道别，似有不少叮咛，所以苏轼作《次韵景仁留别》诗，有“临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岳”的话，其间蛛丝马迹，都可看出他们三人正在进行一个计划，蜀公此行就是为鼓励那位在洛阳闭户纂书的司马光，出山来匡救时弊，抚慰苍生。

        这些元老们，虽然身在江湖，心当仍存社稷，今则更有“安石已矣，其如帝何”的关切。范镇与司马光交谊非常深切，在朝时议论如出一口，司马光信为笃诚君子，所以，要说动君实出山，范镇是第一人选。

        范镇到洛阳后与司马光的讨论如何，虽不清楚，但司马光曾自洛阳贻书吴充，书曰：

        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当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谋。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开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瘤疾矣。

        司马此函，与苏辙上神宗皇帝书里的建议，如出一辙。

        当此“曙光一现”的转变期中，苏轼回到别已七年的京城，心里却另有一番特别的感受。检点变法之初，在京时所作言论，大都出于狂热的意气，缺乏冷静思考，也有很多不尽合理之处，至安石已去，反而觉得今日朝堂中，就缺乏像他这么一个敢作敢为的勇者，痛自检点，颇有悔意。

        宋至熙宁年间，国家处境，非有一番彻底变革，无以救危图存。荆公变法，原是适应时势要求的产物，并世诸贤，亦莫不抱有求新求变的意图，即使苏轼，努力揭发陈弊，亦未始不是力主变革的人，而且部分意见，也有与荆公不谋而合之处。如朱熹论曰：

        朱熹论苏，不免门户之见，并不公平，如苏轼评骚新法，早在变法之初，岂是看他狼狈，才落井下石的。不过争论当时，出言落笔，太过意气用事，却是事实。苏轼今自回顾，当年如有一方面能不那么偏执，依神宗目前之能从善如流，情形绝不会如现在这样糟糕。这次离京后，在与老友滕达道（元发）书中，痛自悔咎道：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欧阳修次子欧阳奕来访，亦曾劝他。

        奕字仲纯，时官光禄寺丞，听说苏轼住在东园，他就襆被来访，对床夜话，直到天光大白。他们有说不尽的话题，谋道忧时，无所不谈，而仲纯所关切的，是政治场中，人情险恶，劝苏轼必须保身远祸。苏轼十分感动，他说：“仲纯说这话时，那副恳挚的神情，完全和文忠公一模一样。”

        二苏住在东园，等待主人归来，这期间，苏轼忙于为长子完婚，为次子医病。

        苏迨先天不足，幼不能行，后来虽然会走，但身子依然单薄，常常生病。苏辙少时也是一样，夏则病脾，食欲不振，秋则病肺，畏寒，后在陈州做学官时，得道士李若之传授服气法，行之一年，所有病痛，不药自愈。苏轼认为学道养气，至足有余者，便能以气与人，气足，即百病不侵。其时，李道士适在京师，就将他请来，与苏迨对面坐了，为他“布气”。苏迨觉得脐腹间如被初日所照，温暖舒服，以后，他果然日渐健壮起来了。

        苏轼忽接驸马都尉王诜折柬邀约，定期于北城外之四照亭中相见。

        王诜，字晋卿，太原人，开国元勋王全斌的后裔，尚英宗之女贤惠公主，而公主与今上神宗，是出于宣仁高后的同胞兄妹，他是金枝玉叶的皇亲国戚。

        王诜是当代山水画的名家，继承李营丘（成）后的松石寒林一派的大师，他与苏轼在绘画艺术上交好。

        三月初二寒食节，苏轼应约前往，只见四照亭前，金鞍玉勒的骏马，排列成行，仆从无数，往来祗应，行帐间香雾蒙蒙，一派豪华气象。

        晋卿设酒待客，带来六七个侍姬，招呼席面，斟酒下食，个个长得像画中美人一样艳丽，苏轼觉得周昉画的美人还嫌太肥一点，而眼前这几个侍姬，却都娇小玲珑，光彩照人，苏轼自认从来不曾见过如此的绝色。酒过三巡，管弦随作，清歌曼度，如闻仙乐。

        两年后，苏轼还怀念此日的北城之游，走笔为诗寄晋卿云：

        北城寒食烟火微，落花蝴蝶作团飞。

        王孙出游乐忘归，门前骢马紫金??。

        吹笙帐底烟霏霏，行人举头谁敢睎。

        扣门狂客君不麾，更遣倾城出翠帷。

        书生老眼省见稀，画图但觉周昉肥。

        酒酣，倩奴求轼作曲，便为当筵歌唱，苏轼作《洞仙歌》一首、《喜长春》一首与之。但今存元本、毛本《东坡乐府》，皆无此二词，疑《喜长春》即是《??人娇》的别名。《??人娇》题作《小王都尉席上赠侍人》：

        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于中更、一枝纤软。仙家日月，笑人间春晚。浓睡起，惊飞乱红千片。

        蜜意难传，羞容易变。平白地、为伊肠断。问君终日，怎安排心眼。须信道，司空自来见惯。

        苏轼自认穷书生少见多怪，要如贵族们司空见惯，任她国色天香，也不会神魂颠倒。

        翌日，王诜送来韩幹画马十二匹，共六轴，求轼题跋。苏轼论马（画）之作甚多，他总坚持一个信念，“生命，只能存在于自由生活之中”。养尊处优的厩马，金羁玉勒，尽失本性，养得太肥了，就显不出马的俊骨来。韩幹这幅牧马图上，十二匹马，在平沙细草上，争先恐后地争驰，才有人马相得之趣。诗略曰：

        众工舐笔和朱铅，先生曹霸弟子韩。

        厩马多肉尻脽圆，肉中画骨夸尤难。

        金羁玉勒绣罗鞍，鞭棰刻烙伤天全，不如此图近自然。

        平沙细草荒芊绵，惊鸿脱兔争后先。

        王良挟策飞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辕。

        “何必俯首服短辕”，苏轼哀马，亦所以自哀。

        范镇去洛阳打了一个来回，费时不过一月，可谓来去匆匆，然而他们三人的想望，都落了空。

        吴充拜相之初，曾请朝廷召还司马光、吕公著等，而帝不答，神宗不认为习故安常的老臣，能够匡救时艰。司马光贻书吴充，所说各点，吴充亦不能用，盖皇上用兵复耻之念未息，而用兵需财，凡是含有财政目的的新法，也就不能停罢。

        东园主人一回来，二苏立刻告辞，他们在京逗留已经过久，苏轼要赶往徐州到任。范镇从洛阳带来司马光写寄苏轼的《题超然台诗》，苏也不及作复，到徐州后才写《与司马温公书》曰：

        春末，景仁丈自洛还，伏辱赐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寻以出京无暇，比到官，随分纷冗，久稽裁谢，悚怍无已。某强颜苟禄忝窃，所愧于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为国自重，谨启。

        五月初，司马光又将所作《独乐园记》写寄徐州，苏轼报书曰：

        某再启：《超然》之作，不惟不肖托附以为宠，遂使东方陋州，以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奖与则过矣。久不见公新文，忽领《独乐园记》，诵味不已，辄不自揆，作一诗，聊发一笑耳。

        彭城（徐州）嘉山水，鱼蟹侔江湖，争讼寂然，盗贼衰少，聊可藏拙。但朋友阔绝，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

        司马温公洛阳所筑独乐园，规模不大，难与洛阳其他名园相比，只在尊贤坊国子监旁，买了一块二十亩大的土地，辟以为园。李格非《洛阳名园记》里说：“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弄水种竹轩尤小。公自撰《独乐园记》，略云：中有堂，曰读书堂，堂北为沼，沼上有庐曰钓鱼庵，沼北曰种竹斋，沼东曰采药圃，圃南为六栏，栏北曰浇花亭，又于园中筑台作屋，曰见山台，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所以，苏轼作诗，题曰《司马君实独乐园》，意不在园，而以霖雨苍生，寄望温公。诗曰：

        司马温公退居洛阳，“绝口不言事”（王称《东都事略》）；而东坡诗言其“年来效喑哑”，可见温公之老练与东坡之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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