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即今河北省保定市的定州市。后魏初置，属中山郡；隋改博陵郡；唐仍定州之名；宋升为中山府。

        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石敬瑭臣服契丹，割燕云十六州，即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地区。契丹得此未久，即建国曰辽。自此，定州这个地方，便成了与敌国接境的边防重镇。

        宋真宗时，在定州筑造定州塔，实系瞭望敌人动静的瞭望台，所以俗称“料敌”。塔高十三层，最底层也有五丈高，广袤占地五亩，各层为六角形，每角塑有佛像，用以掩饰军用的目的。此塔，为定州现存的古迹之一。

        苏轼于元祐八年（1093）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任，此来向朝廷奏辟了两个朋友同行：一是工诗的李之仪，保荐他来当签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主任；一是同乡孙敏行，参赞幕僚业务。

        李之仪，字端叔，原籍景城，后居当涂。苏轼与之仪的从兄李之纯（端伯）于元祐初同官京师，十分交好。苏轼在翰林日，值夜，读李之仪诗，题句有“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之仪受知于苏轼，大约始于此时。

        之仪登进士第几三十年，才从苏轼于定州幕，可见他于仕途甚不得意，但却是个文采风流的诗人，又工于书牍，苏轼称之为“得发遣三昧”。他的短诗，绵丽清新，逸韵横流。如《赠人》（《与当涂歌者》）：

        通中玉冷梦偏长，花影笼阶月浸凉。

        挽断罗巾留不住，觉来犹有去时香。

        情随榆荚不胜飘，心似杨花暖欲消。

        拟借琼林大盈库，约君孤注赌妖娆。

        定州是韩魏公（琦）的旧治，魏公与范文正公（仲淹）同负军事重责，躬亲指挥，却敌致果，史称“韩范”。苏氏兄弟初至京师，即韩魏公提携奖誉，知遇之感，终身不忘。所以，他下车伊始，即躬往祭告韩忠献公于阅古堂，祭文中很感慨地说：公网罗我时，“若获麟凤”，岂知无用于世！

        苏轼在定州的公务生活，虽然那么繁重，但幸幕客李之仪、孙敏行既极得力，而定州的通判海陵人滕希靖（兴公）、温陵人曾仲锡又都相处得很好。所以，公余之暇，尚不寂寞，端叔《姑溪集题跋》有段回忆说：

        中山控北虏，为天下重镇，选寄皆一时人物，轻裘缓带，折冲尊俎。元祐末，东坡老人自礼部尚书为定州安抚使，之仪以门生从辟……每辨色会于公厅，领所事，穷日力而罢。或夜，则以晓角动为期，方从容醉笑间，多令官伎随意歌于坐侧，各因其谱，即席赋咏。

        工作似乎相当顺手，但是老年丧妻的痛苦，整顿军务的费力，也着实使他有无穷的感叹，如《与钱济明（世雄）书》说：

        别后至今，遂不上问，想察其家私忧患也。老妻奄忽，今已半年，衰病岂复以此自缠。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烦慰谕，铭佩至意。……出守中山，谓有缓带之乐，而边政颓坏，不堪开眼，颇费锄治。近日逃军衰止，盗贼皆出疆矣。

        老伴虽已去世，但是三房子媳和孙儿等，都随任同在，一家团叙。长子苏迈本来外任河间县令，但因河间县辖属河北西路，依法应该回避，辞官来定，所以也很热闹。

        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准备过年，家家都要舂米做糕，苏家妇女也忙着做糕饼之类的点心。苏轼醉睡醒来，看到一种馏饭蒸气做饼的工具，叫“馏合刷瓶”，觉得很新鲜，特为拣选一具，寄与苏辙，附以小诗《寄馏合刷瓶与子由》：

        老人心事日摧颓，宿火通红手自焙。

        小甑短瓶良具足，稚儿娇女共燔煨。

        寄君东阁闲蒸栗，知我空堂坐画灰。

        约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枣待归来。

        二月二十，是苏辙生日，再寄檀香木雕刻的观音像和新合印香银篆盘两项礼物，为卯君（辙乳名）寿。附诗，则曰：“尔来白发不可耘，问君何时返乡枌？”开口落笔，尽见一片归心。

        溯自真宗澶渊议和，契丹不折一矢，年得岁币三十万，从此悉心经营内部，停止游牧民族式的对外侵略，自建国号，志不在小。宋亦因此暂弭北方的边患，乐于苟安，战垒不修，战兵不练。昔年范仲淹即曾说过：“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已是很可怕的疏忽，降至苏轼这个时期，边疆军政的败坏，几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宋采佣兵制，兵分四种：一禁兵，为天子亲掌的卫兵，数量最多，轮戍四方，为宋之主要战力；次为厢兵，为诸州之镇兵，然因缺乏教练，类多给役而已；三曰乡兵，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而来，就地训练，保乡卫土；四曰蕃兵，籍属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

        禁军为国防的主要战力，苏轼到定州后考察所见，不但疲堕不可复用，并且为避免刺激契丹之故，甚至也不能公开训练，竟成了极大的累赘。苏轼说：

        ……窃谓沿边禁军，终不可用，何也？骄惰既久，胆力耗疲，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臣若严加训练，昼夜勤习驰骤坐作，使耐辛苦，则此声先驰，北虏疑畏，或致生事。……

        禁军既不堪用，则守边重任，不得不仍仰赖于沿边的土人，是由来已久的事实。苏辙于熙宁二年（1069）上皇帝书中，即已剀切陈述：“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栾城集》）

        所以，苏轼到任后，特别注意“弓箭社”这个本地乡兵的武力组织。

        弓箭社人户，都是当地的乡民，自幼与强虏为邻，熟悉地方动静，自力保卫身家骨肉，祖宗坟墓，日夜巡逻探问不息。因此，地方衙门的巡检县尉，皆依弓箭社人为耳目，为臂肘。他们娴熟武艺，起居不释弓马，出入守望，常带器械。不但平日保境安良需要他们；遇有寇警，人自为战，契丹人也很怕他们。

        仁宗朝，庞籍守定州，因俗立法，将他们组织为弓箭社，置社长、社副加以统率，定赏罚条款，奏得旨准，遇有缓急需人的时候，便用他们自为守卫，甚是得用。

        但至熙宁年间，王安石行保甲法，便将弓箭手编进保甲里去，弓箭社这个地方组织也同时被废了。从此这批弓箭手就都化为农民，照保甲法的规定，秋收事毕，官方集训一月，名为“冬教”，保甲人户必须远出到政府指定地点去受训，不但食用路费，官方津贴每不够用，而两丁抽一，按户勒充，甚受干扰。最糟的是从前吃过弓箭手亏的盗贼辈，乘他们受训远出的机会，便向他们的家属报复，破家仇杀之事，经常发生。迫不得已，他们只好重新私自恢复弓箭社的组织，形成官虽废而民自存的状况。但是，弓箭手既已编入保甲，就不得不兼顾保甲规定的公事，所以一身二役，疲于奔走。

        苏轼说：本路所辖战兵，只有二万五千九百余人，分屯八个州军，倘有警急，不足守御，何况又大都是堕落弛废的老兵，根本打不来仗；至于保甲，本是农民，每年集训短短一个月，并无用处。

        基上理由，他建议朝廷，恢复弓箭社的建制，估计可增民兵三万人，豁免他们保甲的任务和两税折变科配的负担，同时规定奖励条款，“时加拊循，以为边备”。

        十一月十一日上《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近年来，辽国内部，经常发生动乱，小国叛变，破军杀将，饥民落草为盗，打家劫舍，辽不能制，势将窜入内地，延及我境。苏轼顾虑若派官吏带兵捕盗，则“贼未必获，而居民先受其扰”。捕盗的官兵，对人民的侵害，居常甚于盗贼，所以唯有赶快恢复弓箭社这个人民自卫武力的组织，才能拦截横行辽境的盗贼。

        因此，连上第二疏，希望早获朝旨，准照施行。

        但这时候，朝廷内外，乱成一片，宋的政治，又将发生一场剧烈的变动，谁还注意这些边远问题！

        这是苏轼到定州任后，第一个擘划。两上章疏，但其结果如所意料：“奏上，皆不报。”

        苏轼又着手整顿败坏到“不堪开眼”的军队风纪。

        负定州军务实际统率责任的，是副总管王光祖，因是老将，倚老卖老，一向骄横。武卫军里面，公开吃空额，公然克扣粮饷，弄得兵丁食不果腹，妻子冻馁。于是强者逃亡，聚为盗贼；弱者游惰成习，以欺凌百姓为事，根本谈不上教练和风纪。

        军人盗用公物、公帑的，长官不敢查；军区城寨里的军眷人户，公然斫伐禁山，犁为田地，再放租给老百姓，政府不敢问；城里还有一百多家柜坊（赌场），公开招贴，兜揽军民赌博。

        因为军人公然饮博，所以禁军的官校还有另一个生财之道，就是放高利贷。

        如此严重的糜烂，由来已久。前任知军州的长官，因为王光祖是老将，不敢过问。但是苏轼认为既做了马步军都总管，便决然要管，查到贪污情节重大者，立即判令充军远恶地区。有个云翼指挥使孙贵，到营不过四个月，前后触犯敛财、掠夺之罪，竟达十一次之多，得赃九十八贯余文。苏轼立断逮送司理院（法院），枷项根勘（彻查）。

        于是，敛掠顿绝，饮博亦止。

        那些军校们在这新定帅的铁腕下，栗栗不能自安，于是有人出面来举发他的长官贪赃。苏轼说：“这种事，我自己会查办。假使准了你的告发，军队的纪律就乱了。”立即将他决配，浮动的军心渐次安定。

        苏轼在定州不欲骤行峻治，只是因事行法，无所贷舍，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和盗贼都渐渐稀少了。

        军队积弊重重，犯法的人固然要严办，而那些被剥削的小兵，也必须受到照顾。苏轼派李之仪、孙敏行遍往诸营点检，但见他们的营房年久失修，早已大段损坏，不庇风雨。兵士们没有办法，只有窃占民地，自盖小屋居住。这些屋子，不但椽柱腐烂，大半无瓦，其狭小则除一床一灶之外，简直转动不得身体。宋朝准许军人携带家眷随营居住，而诸营军号中，妻子冻馁者，则十有五六。

        苏轼在《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中说：“臣既目睹偷弊，理合葺治犯法之人，即须恤其有无，同其苦乐。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因此，差了将官李巽、钱春卿、刘世、孙将带领工匠，遍往各营逐一检查应修之处，估计工料费用确数，请求朝廷支赐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以便委由本司召人出卖，得款买建材，烧造砖瓦，雇工修盖。

        军重风纪，而纪律基于阶级之分。定武军礼久废，已经到了不识上下的地步。平时没有纪律，一遇动乱，立刻都成了穿制服的强盗。苏轼决定于元祐九年春，举行检阅。

        大检阅礼，一切查考旧典，遵照礼制进行。苏轼是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严肃而又隆重。

        不料那位一向骄横惯了的副总管王光祖，自以为他是老将，不愿屈居人下，卖起俏来，称病不出。苏轼不能听任他一个人来破坏整个军纪，立刻叫书吏来，要出奏朝廷，专案弹劾。王光祖到底怕了，震恐而出。于是，阅兵大礼顺利进行，圆满完成，没有一人敢于怠慢。

        定州人说：“自从韩忠献公去任后，不见此礼，直至今日。”重见代表朝廷的威仪。

        苏轼于治军外，在那“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做地方官，必须注意老百姓的食粮。在他到任以前，河北各路，都曾有过灾荒。定州一路，因为雨水太多，为害庄稼，收成不到一半。苏轼预料春夏之交，地方上一定缺粮。宋朝的法律，规定地方官有权“倚阁散贷”，到时发放贷款便可了事。但是苏轼认为“愚民每有借贷，不肯及时还纳，既烦鞭挞追呼，不免失陷官物”，留下许多后患。他不愿这么做，宁愿上《乞减价籴常平米赈济状》，以低价出籴常平米数万石来压平粮价，奉旨准办。续又访见民间仍有部分穷苦的佃农，虽有廉价官米，还是无钱去买，而仓中陈米，却因存储过久，即将腐烂。所以他又上章请求朝廷，将现在仓存陈米二万余石，交由上户保借，转贷佃农，等丰熟年岁，可以收回新米入官。

        苏轼在定州这段时间，中枢政变这一股强烈的气流，弥漫六合，使任何人都能感到闪电已亮，轰雷即至。朝廷内外，阴霾密布，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

        失意多年的新政派，包围了青年皇帝，个个摩拳擦掌，只待重登政坛；元祐旧臣，只能泣血谏宣仁太皇太后的苦心孤诣，希望意气用事的皇帝，万一能够感悟。

        这场政治上的败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已难望挽救。从来历史上的变革，被变革这一方面的政治人物，必须承受任何残酷的后果。苏轼只能默然，坐待命运支配。

        大家都心绪惶惶，相与反复谈论，希望出现一个奇迹，“天佑皇宋”，苏轼对之仪道：

        “自今以后，要如现在这样大家同在一起的日子，恐怕很难期望的了。不如与你们尽情游戏于文词翰墨之间，以寓其乐的好。”

        于是，他和之仪、敏行、滕希靖、曾仲锡，五人朝夕酬唱不倦，如《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诗道：

        他们谈河朔的熊白，四川的花红肉、青韮和腊酒等美食，最后他还要求端叔讲讲他所爱悦的营伎董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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