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不能光看经济基础，还要考虑上层建筑，也就是文化指标。

        《隋书·儒林传》记载：“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大意是说，隋朝统一以后，四海之内的知识分子都会集到京师来了。人们为了追求学问，不远万里到处求学，所以，在路上都能听到诵读诗书的声音。这可是汉魏以来从没有过的喜人景象。

        确实，自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开始，中国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打打杀杀，路上往来的不是军队就是难民，现在居然满街都是负笈远游的书生了，这不正是天下太平的最好写照吗？这样的局面又是怎样开创出来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叫牛弘的官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牛弘是关陇集团里一个难得的读书人，博览群书，甚至有点儿书呆子气。据《隋书·牛弘传》记载，隋文帝让牛弘去宣一道敕令。牛弘领命而去。结果下了台阶之后，就把敕令给忘了。牛弘只好折回来，老老实实地对隋文帝说，对不起，我忘了您让我宣什么敕令了。隋文帝一听，哈哈大笑说，传话这样的小事，本来也不该您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来干。连皇帝的敕命都能忘掉，真是糊涂到家了。

        可是，这么一个书呆子，糊涂虫，在大事上可是一点儿都不糊涂。开皇初年，还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牛弘就给隋文帝上了一封奏疏。他说：“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国家既然已经建立了，就要考虑怎么治理。政权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要把国家治理好，就要学习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前朝的经验教训全写在书里，所以说，要想治理国家，得先读书。

        这当然是个好主意，问题是，鼓励大家读书，总得有书可读才行。而隋朝继承的是魏晋南北朝乱世的底子，根本就没什么书可读。隋朝建立的时候，把北周和北齐的藏书归拢到一起，才一万五千卷。杜甫有言。而隋朝整个国家的藏书刚够杜甫一个人看，这怎么行！

        牛弘说，不要紧，。现在国家历经战乱，没有藏书，但是，贵族文化世代相传，私人手里藏书不少，可以从民间征集。可是，人都是有私心的，没有什么好处的话，谁愿意白白把手里的藏书交给国家？所以，牛弘在奏章中提议：要想从老百姓手里征集图书，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必须舍得花钱去买。要让老百姓觉得合算，这样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把书拿出来。

        对于牛弘这个建议，隋文帝是什么反应？隋文帝的表现绝对称得上是英主。尽管当时国家刚刚建立，哪里都等着钱用，隋文帝还是慨然下诏说：任何人，只要进献一卷图书，就给他一匹缣。这一匹缣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当时国家的赋税分租、调两部分，其中，一个农民一年的调就是一匹缣，也就是说，只要你给国家贡献一卷书，你一年差不多二分之一的赋税就不用交了。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

        更人性化的是，你把书献给国家后，国家并不是据为己有，而是组织人力去誊抄，抄完之后，你的原件还会完璧归赵。

        有这样的好事，谁能不愿意呢？老百姓踊跃献书。就这样，经过隋文帝和牛弘君臣的努力，隋朝的藏书很快达到三万多卷，比原有的藏书规模整整大了一倍，这当然也就成了推行文治的基础。

        今天再回头看，我们会意识到，牛弘了不起的地方，除了力主国家优先发展文化事业，展现出学者的战略眼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是脚踏实地，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重视老百姓的利益需求。牛弘能想到这一点，并非出于本能，因为他自己在经济上并不敏感。

        《隋书》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故事，牛弘的弟弟是个酒鬼，有一次喝醉了酒，把牛弘家的牛给杀了。这牛可不是耕牛，而是牛弘的座驾，牛没有了，牛弘怎么上班呢？牛弘的妻子非常不高兴，等到牛弘回家，赶紧跟他告状说，孩子他叔叔把牛给杀了。牛弘一听，只说了两个字——“作脯”，也就是做牛肉干，说完就到一边闷头读书去了。妻子不甘心，又走过来说，叔叔无缘无故就射死咱家的牛，这也太可恶了吧。牛弘连头都没抬，说知道了。说完继续读书，不为所动。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牛弘本人并不是个斤斤计较于钱财的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眼光高远，对个人私利并不在意的人，却能够切实体察老百姓的利益需求，保障老百姓的利益需求，这就是真正的政治家风度。

        牛弘伟大，隋文帝更伟大。

        隋文帝只正经上过两年学，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能够认识到发展文教的意义，并且能动用国家的力量推动文化发展，这就是一个有眼光、有见识的皇帝。

        事实上，在文化方面，隋文帝不仅见识高，做法也比中国历史上很多帝王高明多了，甚至比号称千古一帝的唐太宗还高。

        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尤其喜欢《兰亭序》。即位之后，通过坑蒙拐骗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搞到自己手中。搞到手后，就再也不还给人家了，留在自己身边把玩。这也罢了，最出格的是，到了晚年去世的时候，他干脆要求把《兰亭序》带到陵墓里，陪他殉葬，让别人永远也别想再看到，这不是自私透顶的行为吗？反观隋文帝，抄完图书物归原主，不夺人所爱，这才是真正的风雅之举。

        除了收集图书之外，隋文帝还敦促各级政府兴办学校，平陈之后，更是大力网罗南方的文化人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既富有远大理想，又能脚踏实地办事的君臣，隋朝的文教事业才发展得如此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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