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玄感起兵可不是一般的农民造反，他是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戈一击，所以，它的意义也就不仅仅是让隋炀帝二征高句丽功败垂成，还意味着隋朝末年从内到外的动乱的开始。

        据史书记载，隋炀帝在这件事之后深受打击，曾经当众呜咽流涕。如此示弱，可是他当皇帝以来的第一次。

        既然如此，如果隋炀帝是一个会反思、负责任的皇帝，他就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杨玄感能反得起来？还有，为什么杨玄感造反会失败？只有把这两件事想清楚了，才能知道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为什么杨玄感能够起兵？其实很简单，除了他的家仇和个人野心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利用了当时老百姓反对隋炀帝暴政的情绪。

        自从隋炀帝征讨高句丽以来，老百姓苦不堪言，不是兵役就是徭役，各种征发无休无止，特别是离战场比较近的东部地区，更是成了重灾区。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所以杨玄感才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很快把军队从一万发展到十万。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杨玄感才能率领着用大刀和柳条盾牌装备起来的船夫打败装备精良的官军。杨玄感起兵顺应了民心、民意，这一点，在历史上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杨玄感起兵又会以失败告终？这就有不同的解释了。其中有一个最经典的说法认为，杨玄感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他没有李密的计策。李密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他没有选择上策，直扑涿郡、渔阳郡，占据临渝关，截断隋炀帝的归路；也没有选择中策，占据关中，端掉隋炀帝的老巢；而是选择了下策，就近去攻打东都洛阳，结果洛阳城没有拿下来，他反倒被各路官军包围，最后落得兵败身死。总之一句话，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杨玄感太笨。

        是不是这样呢？虽然古往今来，很多人都这样考虑，但是我认为，事情绝非如此简单。研究历史也罢，理解历史也罢，最重要的方法无非是设身处地思考问题。设身处地想一想，在杨玄感起兵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直扑涿郡或者直奔关中？那是不大可能的。

        第一，无论是涿郡还是大兴城，距离杨玄感起兵的黎阳都有千里之遥。杨玄感最初起兵的时候，只有不到一万人的队伍，而且，这一万人还都是临时拼凑的，既没有任何战斗经验，也没什么正经的装备，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冲州过府，千里奔袭那么遥远的目标？恐怕在路上就得散掉。

        第二，就算这支军队没有在路上散掉，它还面临着一个大难题——攻打涿郡或者大兴城。李密给杨玄感出的主意中，无论是袭击涿郡，还是占领关中，都是建立在突然袭击，敌人没有防备的基础之上的。问题是，一支军队转战千里，总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对手怎么可能全无防备？一旦有了防备，涿郡也好，大兴城也罢，都是不容易攻下的。

        特别是大兴城，那是隋朝花大力气建造的首都，隋炀帝二次东征之前，还特地征调十万民夫又把城墙加固了一遍，比洛阳城还要坚固。只是城墙坚固也就罢了，大兴城守军也特别多。前文讲过，卫文升听说洛阳被围，马上抽调七万大军前来救援。这意味着大兴城的守军至少在十万以上，这样坚固的城池，再加上十万大军，杨玄感怎么可能攻得下来？最后还不是落得和打洛阳一样的下场？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杨玄感手下那些士兵，在最初起兵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跟着他去攻打涿郡或者大兴？根本不可能。他们都是黎阳的百姓，并没有什么走南闯北的经历，古代资讯又不发达，像什么大兴城、涿郡城，他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让这些安土重迁农民抛家舍业，去进攻一个他们都没听说过的地方，这怎么可能？恐怕没上路就开溜了。

        但是洛阳不一样。自古以来，洛阳就是整个东部地区的中心，对于这些生活在古代所谓的山东地区，也就是今天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来说，洛阳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地方，也是他们心目中的政治中心，对于他们来说，打下洛阳就意味着胜利，而且，也只有打下洛阳才意味着胜利。这一点，作为大军统帅的杨玄感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为什么不同意李密的上、中两策，非要用下策，道理就在这里。换句话说，所谓李密三策，貌似天花乱坠，非常高明，但其实仅仅是一种理论构想而已，缺乏可操作性。在当时，打洛阳是杨玄感唯一能做的选择，既然如此，所谓不选上策选下策，也就不是杨玄感失败的关键因素了。

        既然不存在所谓的战略失误，为什么杨玄感会失败？还有一种常见的解释就是用人不当。杨玄感开始的时候任用李密，自从韦福嗣和李子雄这两个重量级官员投降之后，杨玄感就逐渐把重心放在他们两个身上了。

        问题是，韦福嗣是个首鼠两端之人。当初，杨玄感俘虏了他，他没有办法，暂且跟了杨玄感，但是，他并非一心一意替杨玄感谋划，而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凡事预留后路，总想着万一官军得胜，自己也可以洗刷干净，李密是聪明人，早就看出来了韦福嗣的用心，曾经私下跟杨玄感建言：“福嗣元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请斩之！”韦福嗣跟我们本不是一路人，他虽然人在我们这边，但怀有观望之心。您刚刚开始谋划大事就让这样的奸人在侧，听他的胡言乱语，这不是福气，而是祸害！依我之见，还不如把他斩首了事。

        李密建议杀韦福嗣。那么，杨玄感听没听他的意见呢？并没有听。非但没听，杨玄感还觉得李密心存嫉妒，所以，只回了一句：就不理李密了。

        这种回应气得李密扼腕叹息，回去就跟自己的死党讲：“楚公好反而不欲胜，吾属今为虏矣！”杨玄感喜欢造反，但是又不想取胜，我们这些人就要做俘虏了。

        韦福嗣如此，李子雄又如何呢？李子雄倒是没有首鼠两端的问题，但是，他的脑子不够灵光。

        举一个例子。就在隋朝的各路援军都已经逼近洛阳，杨玄感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杨玄感去请教李子雄下一步的方略，李子雄给出的意见居然是请杨玄感赶紧当皇帝！

        杨玄感倒不是不愿当皇帝，但总觉得这个时候当不大合适，就又去问李密。李密说：“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谏而被外；魏武将求九锡，荀彧止而见诛。今者密欲正言，还恐追踪二子；阿谀顺意，又非密之本图。何者？兵起以来，虽复频捷，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当挺身力战，早定关中，乃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广也！”过去陈胜想自立为王，张耳进谏，结果被疏远；魏武帝曹操想谋求九锡，荀彧阻止他，结果被杀害。现在李密我想进言，也怕步这两个人的后尘啊！可是，阿谀奉承，也劝您称帝，又不是我李密的本意。为什么不能称帝呢？咱们起兵以来，虽然屡战屡捷，却没有归顺的州县。洛阳守御森严，天下的救兵接踵而至，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奋力战斗，早日平定关中，怎么能先想当皇帝呢！真要这么做，只能让天下人觉得您气量狭小，只为自己打算了！

        其实，仅凭这一点，就能看出李子雄和李密的差距了。且不说当时军事形势紧急，根本不是称帝的时候，只从争取舆论的角度考虑，也不应该称帝。要知道，杨玄感起兵以来，就是依靠只反隋炀帝，不反隋朝，废昏立明、解民倒悬这样的口号才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现在这么早就要称帝，暴露改朝换代的个人野心，这不是自挖墙脚吗？李子雄出这样的馊主意，可见境界不高，能力也不强。

        这样看来，用这两个人当谋臣，确实是杨玄感的丢分项。那么，用人不当，是不是杨玄感失败的主要原因呢？也不是。因为杨玄感起兵一共两个月，这两个月来，韦福嗣和李子雄给他出的主意其实并不多，而且也并非所有的主意都是馊主意。既然并未掌握战争主导权，把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们身上，显然不合适。

        那么，杨玄感到底为什么失败？根本问题恐怕在于杨玄感反得并不是时候。当时，隋炀帝固然是忙于对外战争，整天征发兵役劳役，让老百姓吃尽了苦头，老百姓也确实想造他的反，但是，统治集团内部还比较稳定，官僚队伍基本上并不反对隋炀帝。举两个例子就明白了。

        第一个，杨玄感刚刚造反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儒生——治书侍御史游元在黎阳和他一起督运军粮，杨玄感劝他一起造反，还动员他说，我这是，你追随我，不要有任何心理障碍。游元怎么回答他呢？游元讲：“尊公荷国宠灵，功参佐命，高官重禄，近古莫俦，公之弟兄，青紫交映，当谓竭诚尽节，上答鸿恩。岂意坟土未干，亲图反噬，深为明公不取，愿思祸福之端。仆有死而已，不敢闻命。”杨公，你爸爸杨素可是受国重恩，近代以来，没有谁比他的官大，也没有谁比他钱多。你们杨家兄弟都在朝廷里做着大官，朝廷对你们杨家不薄啊！你正应该竭尽全力，报效国家。现在，你爸爸坟上的土还没有干，你怎么就造反了呢？我觉得你根本不应该这样办。至于我，要想让我跟你一块儿造反，对不起，我宁死不从。游元骂杨玄感忘恩负义，誓死也不肯追随他，很能体现官员的基本态度。

        第二个，杨玄感原本设想，如果能够把官员的子弟作为人质，就可以扰乱军心，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未如他所愿。来护儿的儿子投降了杨玄感，但是，来护儿照样率领大军讨伐杨玄感，一点儿都没有手软。可见，在家和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多数官员还是选择了忠于国家，忠于皇帝，这说明他们对国家和皇帝还是有信心的。这一点，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得相当明白。

        当初，隋炀帝刚刚从辽东前线回来平叛的时候，曾经迫不及待地问太史令庾质：你觉得杨玄感造反会成功吗？

        庾质回答说：“玄感地势虽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劳，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杨玄感虽然门第很高，但他本人在官僚之中的声望并没有那么高。他现在之所以能够发展到这么大的势力，是因为老百姓确实是太困苦、太劳累了，所以才会群起响应他。不过，虽然有老百姓的响应，但现在天下一家的局面还在，所以杨玄感不太容易成功。

        这番话的中心意思就是说，杨玄感起兵造反并没有得到官僚队伍的认可。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统治集团内部还比较稳定，想要打败这个政权还是相当困难的。杨玄感只是看到了百姓骚动，就以为可以造反，这其实是误判形势。事实上，当时造反的时机根本不成熟，因此，他选择上策也罢，选择下策也罢，用李密也罢，用韦福嗣也罢，恐怕都难以改变兵败身死的命运，这才是他失败的关键。

        如果隋炀帝能够反思这两个问题，他就应该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既然杨玄感能够起兵是因为老百姓已经不堪忍受暴政，那么，以后就应该尽可能地施行仁政，缓和社会矛盾；既然杨玄感失败是因为统治集团依然心向皇帝，那就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对官员推心置腹，凝聚人心，逐步弥合因为杨玄感叛乱引起的内部分裂。只有在这两个方面齐头并进，才能够避免这类事情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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