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恐怕有读者会意识到一个问题。恰恰就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死后不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唐太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或者说，隋炀帝到底给继之而起的唐朝带来了什么？

        毫无疑问，这两者之间太有关系了，没有隋炀帝，恐怕也很难有后来的唐太宗。因为隋炀帝给唐太宗送了一份最难得的大礼——教训。如果没有这教训，没准儿唐太宗也会是第二个隋炀帝。因为这两个人太像了。

        像到什么程度？历史学家胡如雷先生说过一句话，“李世民之于杨广如影随形，但不是相似的形影，而是一个头脚倒立的水中倒影。”既然叫倒影，可见两个人确实很像。甚至可以说，方方面面都像。

        第一，身份像。两个人都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成员，隋炀帝的母亲独孤皇后正是唐太宗的姨奶奶，唐太宗见了隋炀帝，还得叫一声表叔。

        第二，经历像。这两个人都是皇帝的二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都没有资格接班。但是他们早年都功勋卓著，因此也都野心勃勃，为了能当上皇帝，两个人都搞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隋炀帝搞了“仁寿宫变”，唐太宗更是搞了大名鼎鼎的“玄武门之变”，当皇帝的来路，都不怎么正。

        第三，理想像。两个人都自视甚高，都想青史留名，为此，当皇帝也都当得兢兢业业。

        可是，就是这么两个极端相似的人，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天悬地隔。唐太宗成了明君中的明君，流芳千载；而隋炀帝则成了暴君中的暴君，只能遗臭万年。两个相似的人，为什么结局会判若云泥？关键的原因就是隋炀帝给唐太宗提供了教训。有两个教训至关重要。

        第一，人民值得尊重。

        第二，君主需要节制。

        先看第一个教训。要知道，唐太宗亲身参与过隋末农民战争，亲眼见识过人民力量的强大。所以，他对老百姓的看法和隋炀帝截然不同。他知道，单个老百姓看起来固然软弱，但是，把一个个老百姓汇到一起，就会成为一股巨流。正因为认识到老百姓这种令人畏惧的力量，所以，唐太宗认可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皇帝怎么当？第一要素就是爱养百姓，如果靠损耗百姓的利益来成全自己的利益，那就如同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填饱了，人也就该死了。

        把这两句话和隋炀帝那句“天下人不欲多，多则相聚为盗”放在一起，精神境界高下立判。正因为有这种认识，唐太宗才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兴工役、不夺农时、休养生息，这样一来，隋末流离失所的老百姓才能在唐初迅速安定下来，才会捧出一个君明、臣贤、民安的“贞观之治”。

        再看第二个教训，君主需要节制。节制什么？节制欲望，节制权力。隋炀帝就是因为超迈周汉的欲望太强烈，权力又太大，所以才会不停地大兴工役，东征西讨，直至最终走上逆天虐民的道路。

        怎样才能节制欲望？唐太宗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自律。他说：“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坏，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其实是君主。君主如果有很多欲望，老百姓就会痛苦，君主如果没什么欲望，老百姓就会快乐。

        正是隋朝的教训让唐朝的皇帝知道，一个君主，不仅要节制穷奢极欲的欲望，还要节制建功立业的欲望，至少，要把这种欲望约束在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否则，超出了人民的承受力，连政权都保不住，还怎么能够再奢望建功立业？怎样才能节制权力呢？唐太宗给出的答案是纳谏。贞观二年（628），唐太宗问魏徵，何谓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这就是著名的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来历。只有多方采纳意见，才能避免君主唯我独尊，刚愎自用，也才能够充分做到群策群力，避免行政失误，这就与隋炀帝的恃才傲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唐太宗说：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隋朝勃兴速亡的反差多强烈，隋炀帝这个反面教材的力量就有多大。正因为有了隋炀帝这么铭心刻骨的教训，唐太宗才能谨身节欲，求才纳谏，成为顶天立地的一代圣君，而隋炀帝，则只能是水中的一个倒影，一个反面。

        隋炀帝一心想做超迈前古的好皇帝，最却成了笔记小说里荒淫无耻的反面典型，顶着一个“炀”字盖棺论定。平心而论，这种评价并不十分公正。但是，在他身后，却崛起了一个既威武雄壮又温柔敦厚的大唐王朝，而在史书中，隋唐联称已成定局，以自身的教训给盛世奠基，这也算是历史给隋炀帝这个悲剧人物的一点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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