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时期

        汉朝以后，中国几乎分裂达4个世纪。农业在这一时期继续变化和进步。中亚民族在北方的统治，导致了西亚和南亚作物与观念的传入，其中包括新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东南部的地方王朝自治，使该地区的重要性令人瞩目地迅速增长；财富逐渐尽人皆知，农业高度发展，尤其是在长江下游的大城市附近。从前华南是蛮荒之地，而今其农作物和技术众所周知，且并入中国体系。尽管国土分裂，政府也全神贯注于农业政策之外的事情，该时期仍是一个在农业与食物方面富于创新的时期。例如，茶好像正值此时为中国人所知。

        经由一段磨合过程，某些门阀世族终于控制了中国人的大部分生活。世家大族在政府和地方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充当中坚，并继承中国的文化、哲学及宇宙秩序，由此维持了社会稳定（伊沛霞，1978年）。他们将汉朝儒学的大融会化为实践，提供了往往是自我中心的专断统治，但同样往往又是负责称职的管理。不必将这两者对立起来：自我利益的开发激发了个性化，也激发了儒家对家庭和臣民的责任感或新兴的佛教慈悲观念。汉朝轻徭薄税的观念，规模大体均等的私有小农庄的理想，通常在原则上受到尊重，但该时期大部分时间里的现状是：高赋税，以及富有庄园与小块土地的反差。在北方，魏朝（一个突厥语族的王朝）引进了中亚土地共有的观念，将其与中国古代均分土地的惯例相调和；国家因此而企图完全控制土地并公平分配给个人，其中男性全劳力又应比妇女和老人授受更多的土地。然而这种观念好像是从下述情况中引发出来的，即一方面兴起了佛寺庄园和精英的庄园（通常免缴赋税并不受控制） ，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地区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在均分土地方面成效甚微。在南方朝廷的统治下，大庄园散布在小庄园和众多小田产之中。如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那样，大多数农民似乎是其小田庄的实际所有者，尽管他们纳税很重，且始终受到权贵们合法或非法的剥夺。

        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崇尚酒。如此崇尚酒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很少见。这无疑多属富于诗意的奔放不羁；我们不必相信诗人们老是酗酒（如他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然而，酒却被确认为大大有益于世，在所有社交聚会中酒是不可缺少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这个反叛和逃亡四起的时代，利用酒来达到坦然逃避现实的目的也很常见。很多人还利用迷幻药：蔓陀罗、大麻及很多其他植物的性质获得了充分认识（李蕙林，1977年）。服药表面上是为了道家的遁世成仙的理想，但流行风尚的表象背后似乎潜藏着更深层的逃避现实的动机。

        很多酒徒是社会名流，因朝廷的算计而冒着相当大的生命危险；他们中有些人为求自保而营造了“醉酒相安”的形象。霍尔兹曼（1976年）杰出而详尽的阮籍传记乃是这方面的明证。阮籍是政府的严厉激烈批评者和士族名人，他培养出一种酩酊大醉的道家隐士形象，这一做法部分地将他从批判主义的致命后果中解救出来——但实际上，他最终还是被处死了。然而，他显然被此种生活所吸引，这和他的朋友圈子一样，那中间有不少人并未为自己的行为找出这类托辞。该时代的其他一些纵酒的诗人地位颇高，以至无需任何担忧——例如，几位皇帝更精于饮酒作诗而非治理国家。

        书面文献向我们透露了有关当时食物的情况。陶渊明（365-427年）无疑是该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作为小农在魏朝统治下的华中度过了一生（海陶玮，1970年）。由于把大量时间和钱财用于写诗饮酒，他是一位收支仅能相抵的农夫，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有时还被迫求乞和施舍度日。他曾一度被说服去做官，但他辞去了官职，显然是因其对统治阶级扬扬得意的态度而受到了压力。对他来说，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