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去解决这个对手呢?历史又把这个重要机会让给晋王杨广。
开皇二十年六月,隋文帝命令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和汉王杨谅各统一军,出兵反击。
其中,晋王杨广带领一路往西,出灵武道,手下重要将领有长孙晟;汉王杨谅带领一路往东,出马邑道,手下重要将领是史万岁。
这两路大军怎么打?
先看杨广这边。长孙晟因频繁出使突厥,熟悉山川地形,知道达头大军的营地后,他献上一计。什么计呢?投毒计。派人在突厥营地的上游河水投毒,突厥人喝了河里的水后,上吐下泻,死了好多人马,没死的也失去战斗力。
突厥人不知道是长孙晟在捣鬼,还以为是老天惩罚他们,纷纷说:天降恶水,是不是要灭亡我们?纷纷跪倒在地,祈祷上苍开恩,连夜拔营而去。
长孙晟看他们仓皇转移,赶紧乘机追杀。长孙晟在突厥人里名声本就极高,号称“长孙总管”,突厥人传说他弓如霹雳、马如闪电。看见他带人追过来,突厥人更是惊慌失措,被杀得大败,三千多人葬身荒野。
再看杨谅这边。杨谅的重要将领是史万岁,史万岁更厉害了。当年,打沙钵略时,史万岁一刀结束突厥将领的性命,从此在突厥人间赫赫有名。现在,史万岁又和达头可汗在大斤山,即现今内蒙古大青山相遇。两军交战,先要通报将领姓名,达头可汗一听对方居然是敦煌戍卒史万岁,吓得手脚冰凉,也不打了,领兵便往回走。史万岁哪能让他这么轻易走人?纵兵追杀,大破突厥,斩首几千级,得胜还朝。
两路大军都取得了胜利,初步打击了达头可汗的气焰,杨广再立新功,声望更高了。
不过,尽管打了两场胜仗,达头可汗的实力还在,只要他的威胁仍在,启民可汗终究无法立足,怎么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时,已经是六○一年,这一年,隋文帝改元仁寿。
仁寿元年年底,长孙晟上表说:
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余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验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
意思是,我夜登城楼,仰观天象,看见蒙古草原上空有一道红色雾气,长一百多里,好像雨脚一样,一直垂到地下。我查看兵书,此天象名为洒血,意谓着其下的国家一定灭亡。陛下,看来是灭亡突厥的时候了!
我们今天相信科学,不大相信天象,其实古人未必真的笃信,很多时候,只是促成某些大事的说法。既然如此,足智多谋、富有战略眼光的长孙晟将军为何在此时拿天象说事?
原来,经过连年战争,达头可汗内部问题一一浮现。这几年间,达头可汗扩张太快,常向附属部落征兵买马,使得附属部落疲惫不堪。这些部落本来都是为了利益才投靠达头,现在,利益没占着多少,光给达头当炮灰,他们当然怨声载道、离心离德。
长孙晟是突厥通,情报专家。洞悉此一情报后,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隋朝从外面推一把,达头内部很有可能爆发革命。内外因共同作用,不怕达头不垮台!所以,才用天象来做引子,坚定隋文帝的信心和决心。
果然,隋文帝听了长孙晟的话后信心倍增,开始着手北伐。
第二年,即六○二年,隋文帝任命杨素为云州道行军总管,长孙晟为受降使者,偕同启民可汗,一起北伐。
从三名首领我们可以看出来,隋文帝是有分工的。杨素的任务是正面打达头可汗,长孙晟是做为隋朝的政治代表乘机招抚对达头心存不满的附属部落,而启民可汗则是隋朝钦定的蒙古草原新主人。
很显然,这次出兵的目的,是以启民取代达头。
那么,这次出征胜负如何?当然赢了。
在杨素率军攻打达头后,附属达头的铁勒等部落在长孙晟游说下纷纷反叛,达头众叛亲离,只好率领少数亲远走高飞,再也不能对隋朝构成威胁。
随着达头兵败出逃,启民可汗终于成了统率整个突厥的大可汗。只不过,他这个大可汗地位的取得和以往的突厥可汗并不一样,并非靠自己的本事打出来,而是隋朝全力扶持的结果。没有隋朝就没有启民可汗,启民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对隋文帝感激得五体投地。所以,他上表隋文帝:
大隋圣人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染干如枯木更叶,枯骨更肉,千世万世,常为隋典羊马也。
这儿出现“大隋圣人可汗”这个名号,大隋圣人可汗,你爱怜天下百姓,就像天没有一处会不覆盖到,像地没有一处会不承载到。所以,我染干也沐浴到你的光辉,让我像枯树又长出枝叶,像枯骨又长出血肉一样,我又活过来了。我感念你,我愿意千秋万代,为你典养马。我愿意尊你为可汗,为你的羊官。
就这样,隋文帝不仅是隋朝皇帝,而且成了突厥的圣人可汗,这是中原皇帝兼任少数民族君主的首例,也是唐朝天可汗的先河。就这样,隋文帝君臣投注大量兵力,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终于解决突厥问题,把突厥从地位基本平等的翁婿之国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附属国,这是个荣耀的时刻。
那么,这场旷日持久的隋突斗争到底有何意义?
首先,较彻底地解决了突厥问题,巩固隋朝在东亚的地位。启民可汗完全是隋朝扶植起来的可汗,这样的突厥帝国,和隋朝的关系相当友好。《隋书·突厥传》记载:大业三年四月,炀帝幸榆林,启民上表曰:
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少短。臣种末为圣人先帝怜养,臣兄弟妒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着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作百姓也。
大家听这段早期白话文,说得多么感人肺腑,他说以前圣人先帝在世时,即隋文帝在世时,一向爱怜我,赐给我安义公主,还给我许多好处,让我的老百姓活得很好。结果,引起我兄弟的妒嫉,他们一块儿想要灭了我。我当时无处可去,向上看只看见天,向下看只看见地。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刻,我想起圣人可汗,就决定投奔他。他见到我后,更加可怜我了,死命地养活我,比以前对我还好,不仅让我做大可汗,而且,把我的百姓,只要没死的,都重新收拢,这也是我没齿不忘的恩德。
显然,即便在隋文帝死后,启民可汗仍念念不忘隋文帝在他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的危难时刻的活命之恩,和让他重登大位、统率突厥的再造之情,这种心灵的征服当然比军事征服更可靠、更长久。正是有这种和军事、政治实力并行的精神实力,隋朝才真正巩固了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其次,它树立了农耕时代和北方少数民族交往的典范。在整个古代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处于攻势,中原民族处于守势,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问题是,怎样在这种不可改变的事实面前争取主动呢?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畹曾经说过:“中国始终用其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政策,是为妨碍突厥建设一持久帝国之要因。设无此种反间政策,突厥之国势不难推想得之。”
他讲的其实就是隋文帝这种智取为主、力取为辅,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战略。这也是隋朝赢得这场战争的关键,也就是说,不盲目迷信武力,重视智力比拚,重视结交盟友,这才是中原王朝的优势。隋文帝能够扬长避短,这是他的大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军事智慧,所以他才能屡战屡胜。反观隋炀帝时期,一味靠军事打击,动用举国之力试图征服高句丽,终于兵败身死,是最好的对比。
第三,对突厥战争又一次成就杨广的名声。虽然杨广只是名义上的统帅,但是他做为总指挥参加对突厥的最后一击,所以,北破突厥的桂冠也就此加在他的头上。
在此之前,杨广已经有了两平江南的美名,让他在隋文帝的所有王子中相当突出。而且,虽然此刻杨广还没有什么具体作为,但是,经过一次次的出征,他和很多重量级大臣,比如能文能武的杨素有了合作经验,建立良好关系,这对杨广和整个隋朝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那么,解决了军事问题的隋朝,还有哪些新的举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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