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的排泄物会否是埃波拉病毒的载体呢？如果是，病毒又怎么在蝙蝠体内生存呢？那就得假定病毒相对说来对蝙蝠无害，而对于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则是致命的。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同病毒有不同的适应性。但是要证实蝙蝠要对苏丹或任何其它地方的埃波拉病毒负责就困难了。我们没听说过蝙蝠与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患者接触的报导，但由于非洲到处都是蝙蝠，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猜想棉纺厂是恩扎拉瘟疫的传染源并不能说明它一定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进行广泛的调查以证实蝙幅是否载有病毒。我当时不可能大量取样测试蝙蝠是否广泛受病毒感染以致传播该种疾病，或者是它们没受过感染。几天后到达的世界卫生组织苏丹小组收集了几只骗幅，然而样本不够，他们不仅没能分离出埃波拉病毒，也未能说明任何一只蝙蝠与过去曾发生过的瘟疫有关。由于人类很少从自然载体中传染上疫病，所以不论病毒来自什么动物载体，病例也不会很多。1978年，卡尔·约翰逊一行对非洲的丛林野兽进行广泛搜寻以发现埃波拉病毒的载体时，曾对各种蝙蝠及其他兽类作过试验。后来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itute of Iious Diseases，USAMRIID）的吉恩·约翰逊（Gene Johnson）又曾对一可疑的蝙蝠洞穴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闪电式调查，他掌握的原材料比我们多得多，但也毫无成果。

        瘟疫能否从苏丹进入扎伊尔，对此我是有怀疑的。假若病毒是由蝙蝠携带的，那绝不会只是一只蝙蝠而已，如我在此之前说过的那样，人类的交往也不像是传播的渠道。谁会千里迢迢地从恩扎拉到扬布库去呢，他在几乎无路可走的漫长道路上跋涉又为了什么呢？那里没有生意可作。恩扎拉棉纺厂生产的棉纱和布是通过朱巴运往喀士穆或是内罗毕的。无法从扎伊尔出口，扎伊尔也没人会买。

        离开恩扎拉之前，我写了封信给唐·弗朗西斯（Don Francis），他后来成为畅销书《乐队继续演奏》（And tz）关于人类免疫系统不全的主要顾问。唐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曾参与在苏丹境内的一次天花疫病调查。通过无线电波传播我得知他现在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小组，现在仍滞留古巴。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会来恩扎拉，也愿意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信中我提到埃波拉的第一个病例。告知他死者的埋葬地点。我也详细地告诉了他瘟疫的发生情况以及如何去寻找医生和存活者。应该说这是我带着十分满意心情写下的一封信，因为它说明我是进入恩扎拉的第一个调查人。后来他告诉我说，他看到那封信时既惊讶又高兴。

        在恩扎拉呆了三天之后，我决定离开。虽然调查很有趣，但是再呆下去我也不可能找到苏丹和扬布库两次瘟疫爆发之间的联系。我唯一可做的是收集样品和捕捉一些可能携带病毒的动物，但是我没有条件也没有仪器来进行如此规模的调查，因此我决定回扎伊尔的扬布库去，然后再北上，去中非共和国。

        由于我曾成功地进入苏丹、我想也许我也可能进入另一国境。但当我抵达离边界约15英里处，发现有一棵横躺着的大树挡住去路，既无法绕着它走，又无法截断它过去。没人知道为什么要砍倒那棵树，但它倒在那里已经好几个月了。就算是大树被搬走也没用。人们告诉我说还得渡过一条河。那么说得要条渡船。问题是没有渡船。

        于是我掉过头来往回走，到别处去寻找埃波拉病毒。大雨下个不停。红泥浆路越来越泞滑，走起来十分危险。但是司机满不在乎，途中我们捎带上的一个乘便车的人也如此。车子不断地打滑我越来越胆战心惊。在非洲，于弹和病毒是我甘冒的两种风险，然而车祸呢？！我不断要求司机开慢些，每次他都口中咕喀着表示同意，但仍然照开不误。一路上他都没有尊重我的意愿，显然现在他也无意改变他的习惯。经过一个名叫比利（Bili）的小镇之后，他突然一个急转弯，速度之快使整个车子打滑起来，橡个陀螺那样打转转。窗上显出各种色彩：绿色的树、棕黄色的泥巴，红色的粘上，就好像快放的影片一般。后座中50加仑的柴油桶疯狂地碰撞着，没捆住的东西四处飞舞，我摸索着想抓住什么东西，而吉普车继续飞速前进，一会左、一会右地激烈摆动，最后终于翻倒在路旁。

        当我睁开眼时，我看到的是天空。我发现我栽倒在司机身上，耳中满是震耳欲聋的叫喊声，那是出自搭便车的人之口。

        我被震得四肢麻木，但幸好并没受伤，我艰难地爬出车外。几乎站不住脚。司机则花了更大的劲才勉强站起来。最糟的要算那个搭车人了。他痛苦地嚎叫着：“我的脖子断了！”。但是即便我还处于头晕目眩的状态，我也看得出他是夸大其词。脖子断了的人，一般是叫不出来的。我试着搬动一下他的四肢，还好，四肢能动弹，但他实在痛得够呛。我把他放倒，给他作检查，看他的神经是否严重受伤。看来他是肌肉痉孪很可能是由于受到剧烈震动所致。他自以为是快要死了，陷于歇斯底里的状态。我再三劝慰都没用。然而假如我们不能开车上路，也无法送他上医院。附近的居民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把吉普车翻转过来。现在我有可能对它作一次检查。车子损坏得还不算太严重，车头有一部分凹陷进去，两块车窗被甩了出去，但并没破碎，我再转向搭车人，他仍在嚎叫不止。我想我得想办法把他的脖颈固定住，然后再找个地方让他躺平休息。但在目前状况下，我没法搬动他。由于他并未丧失知觉，我认为他的伤势不至于太严重，也可能是碰伤了脊髓。我翻了翻我随身带的医药箱，你猜怎的，居然还有安定针剂。我给他打了一针。他逐渐缓解下来并睡着了。这时我就用衬衫垫着碎布给他做了一个颈箍。我把颈箍给他拴在脖子上，固定在手臂下，这样我们就能把他搬上吉普车的后座。后来我们得知这个人的近亲就住在离此20英里远的地方，幸而吉普车还能勉强开动，总算运气，终于把此人送到了那里。接着又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修理车子。

        后来我们到达一个名为阿布蒙博兹（Abumombozi）的小镇，位于扬布库疫区中心以北80英里处。传说扎伊尔的疫病第一例病人、一位小学教师，就曾乘车通过这里北上，因此我很想知道这里是否也有瘟疫的迹象。有位医生告诉我，他没听说附近曾发生瘟疫，但他不时见过带有伤寒症状的病人。他见到的真是伤寒病人吗？扬布库的医生在未能对病情作出确切诊断之前也常说病人患的是伤寒。医生是否把两种疾病混淆了呢？我无法得知，因为现在没有病例，而过去的病人又没有留下化验结果。

        当我到达扬布库后，我们的小组还在村里作调查，询问村民，采取血样，以便了解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我的同事们当然十分想知道我曾否发现扬布库和恩扎拉两处瘟疫之间的联系，我只能使他们失望了。“从一处到另一处需要穿过4个不同的部落地区，而且人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要到另一处去。”我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对我的说法抱有怀疑。两个地方同时发生瘟疫，不能不使人们怀疑两者之间有联系，但我对自己的调查结果深信无疑。三年之后才证实我的看法是对的。

        旅途的下一站是本巴（Bumba）。我们在当地的天空教布道处过夜，打算搭乘第二天的军用机回金沙萨。上午十点左右，我赶到机场，原只说按计划有飞机到，并没说明一定有。因此当我到达机场看到有架飞机停在那里，还真有点惊讶。更使我惊奇的是看到有群人围在飞机周围。大多数是妇女，脸上涂沫着白灰，悲伤地大哭大叫，捶胸顿足。好橡机舱尾部发生了什么灾祸，是什么灾祸说不准。走近些时，我看见有人把几个木箱抬进机舱。天啊！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些棺材！我得与飞机上满载的死人一同飞回金沙萨。

        我问旁边的一个人，那些人是埃波拉病人吗？

        “他们是飞行员，先生，”他回答说，“他们开的直升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这人看着我，似乎在考虑要不要把真象更多地告诉我。“天气很坏”，他好像认为这点解释不够，又接着说：“飞机没有油了。”

        “谢谢你”，我说，并准备走开。

        但这人又加上一句：“他们喝酒了，喝得大醉。”

        后来我听说，我的一个同事彼得皮奥特（Peier Piot），扬布库小组的成员，本来打算乘那架出事的飞机回金沙萨的。当他看出这些飞行员的醉态，就明智地没上飞机，我们同在扎尔伊作过关于爱滋病的调查，相处很好，他现在是联合国艾滋病项目的负责人。我猜想他会常常想起那桩事件的。

        找到飞机残骸和那几具尸体，曾花了几天时间，因此尸体已经腐朽发臭了。机舱内的恶臭可怕之至，我当然愿意与另一伙人同行，但我又有什么办法。我从哭喊着、脸上涂着白粉的妇女中间穿过，走上飞机。在空中要呆整整两个小时，无法摆脱令人作呕的恶臭，怎么受得了，然而也只能如此。我系好安全带，坐在死人堆中。

        几个星期之后，另一批物品被运往金沙萨，转运亚特兰大。这批物品实际是从扬布库及其附近居民中采集的600瓶血清——送往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去作埃波拉病毒抗体化验的。我们无从了解的是这些小瓶着一个和埃波拉病毒无关的秘密。它和其它几千种样品一起，像是神话故事中的恶魔一样，被紧锁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个冰箱内。十年过后，我们才掌握了打开这把锁的知识，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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