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13日下午，眼看就要下班了。阿兹基韦（Azikiwe）还一动不动地在芝加哥办公室里坐着，审阅面前的一张蓝图，电话铃声响了，是妻子维罗妮卡（Veronica）打来的。上班时间妻子极少打电话来。再说估计孩子们都已放了学，一定也到了家。对付6个往往吵得不可开交的孩子，够维罗妮卡忙的，根本腾不出手来打电话。维罗妮卡的声音听上去明显地心慌意乱。

        “阿兹基韦，”她说的是一口轻快而有节奏的西非英语，“你妈妈出事了，瓦莱里亚（Valerie）来电话说她的病来得突然，已经去世了。”

        一下子他像是脑子里抽空了血似的。他是听错了？她是这样讲的吗？他妈妈从来没有病。事先毫无迹象，一点儿也没有。阿兹基韦最近还在考虑是不是该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住一阵于。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美国。真不像话，孙儿孙女们差不多要把爷爷奶奶的模样忘了。男孩子中的老大老二，奥格比捷勒和奥那克西对奶奶还有点模糊印象，其余四个孩子年龄实在大小了。

        阿兹基韦明白自己不能在办公室里痛哭流涕。也没有这个时间。他拿起电话，向老板说明情况，要求准予请假。接下来就是订机票，经纽约飞往尼日利亚拉各斯，第二天下午就动身。说实在的，他真怕出这次门，不仅因为这一路上内心痛楚，而且即使心情很好，旅途的艰难困苦也很够受。拉各斯的机场他历来瞧不起，腐败低效，在全世界不数第一，也数第二。此外，他还得在双车道的公路上，在发疯一样奔逐的车辆群中跑上好远一段路程。路况太差且不说，警察还层层设卡，全程都是路障。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还得硬着头皮回家跑上一趟。

        果真如此，一路上吃尽了苦头，他担心的全兑现了，好在到达拉各斯机场时，行李一件不缺。他给全家都带了礼物，原以为多少要少掉几样，却全在。接下来就是六个小时驶往贝宁市（Benin Ciiy）的公共汽车行程。从贝宁再往前走两小时，到埃克波马（Ekp0ma）也得坐公共汽车。那就差不多到了老家的村子了。按规定讲，汽车既然跑的是长途，就应该保证座位，安装空调。实际情况是挤得不得了，三人一排的座位挤了四个人，通道里还站满了人，不用说，空调无声无息无感觉。开车的司机不要命似的，在互相躲让的来往车辆奔逐中，几乎一路上脚始终没有离开过油门。整个行程如此折腾，颠簸，恶心呕吐，好几个乘客真正得病了。但是，个个都出生于非洲乡下、为生存而挣扎、早就炼就一副吃苦耐劳的本领，没有人发过一句牢骚。

        司空见惯的警察设卡尤其使人烦恼。车辆想继续前行的话就得塞钱。最后终于到达贝宁市时，阿兹基韦深深感到上帝保佑的恩情，才能身体完整无缺地走下车来。他最后的一段路程是靠一辆日本尼桑车来完成的。车体容量要小得多。乘客多是些从集市上回家的娘儿们，光是人就挤得一点儿空地也没有，甭说还得把他们带的东西塞进去：像香蕉叶编织的鸡鸭笼于、发酵用的成袋木薯粉、装着辣椒面和辣椒油的瓶瓶罐罐，还有就是深黄色的棕桐油了。很多妇女带着睡着了的孩子，都用花花绿绿的布兜兜捆在背上。也只有小娃娃在这样吵闹的声浪中能睡得着。在非洲乡下旅行，忍受吵闹嘈杂是必须要学会的本事。在马达轰鸣声中，人人总是不断他讲话，不断打手势，尽量让对方懂得自己的意思，还得提高嗓门，压过吓得乱蹦乱跳的牲畜的尖叫声。

        阿兹基韦终于来到了埃克波马，他不断伸胳臂踢腿，恢复全身平衡。尽管此时他已经筋疲力尽，总还是满心喜欢，没想到能够顺利来到家门口。他四处张望，想找到能带他返村的人。他老家的村子名字叫做伊山（1shan）。它在埃克波马的眼里变得同他上次来时不一样了，显得出奇地陌生，要说这里他来过上千次也不止。足足有好几分钟，他没看到一个熟人。他一时好像不知怎么办才好，有点儿手忙脚乱，说不准还有点儿恐惧。兜了好几个圈子以后，好不容易才发现一个朋友，同意用摩托车带他回家。他们把他的大包小包寄存在一个可靠的地方，准备让他的一个兄弟再跑上一趟来取。

        一踏进老家的屋门，悲喜两种矛盾的心情同时升起。他无意识地要找自己的母亲，随即猛醒过来，心不由得往下一沉：他此生再也见不到他的妈妈了，总算还有全体家人在，可以说一些互相安慰的话。全家又一次团聚是多么好的事啊。跟每个人问好、招呼、寒暄完了以后，一起来到前面门口茅草盖的乘凉的小凉亭里围坐。这种凉亭全家人用，全村也用，四面无挡板，透风凉爽，这里习惯叫做“百发”（bafa）。

        他只顾看着自己的老父亲，阿兹基韦心想爸看上去变了一个人了，上次回家团聚，迄今才不过四年，他老人家老得多了。

        第二天，阿兹基韦醒来，才只凌晨三四点钟。他的时差还未调过来。他坐在床上，心事重重，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隔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大静了。整个村子静得隙死去一样。没有小汽车声音、听不见马达、没有时钟的啮啮声，连狗都不叫，万籁俱寂。他从铺着织席的床上坐起身来，轻轻走到户外。天还没有大亮，四周漆黑。非洲的夜空是奇美无比的，清澈的夜幕上辍缀着颗排耀眼的星星，他不敢相信这样的夜空，他天天在伊利诺伊州上空所见到的夜空是个宇宙苍穹，晚上的空气没有白天那么沉闷，吹在皮肤上反到觉得有丝丝凉意。

        他在“百发”旁边找到一个矮登于坐下，沉忠起来。想到自己的家庭和童年的朋友。也想到同他一样受过教育的朋友，怎样一个个拿他做榜样，抛弃了做一天吃一天的农民生活，上了大城市。这些朋友，一个一个挨个数来，找不到一个比他挣钱更多的，大多数只是凑合着过日子。他难以平静，问自己：像这样把自己同老根割开值得吗？他小时候从不愁吃穿，过得也可以。等长大了以后，也见了不少市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离乡背井出去闯世界的呢？是心里烦吗？还是想让日子过得更好点儿？没错，他现在在美国生活得舒心惬意，他在一家一流的工程公司工作，他想要的什么也都有了……就算是这样，他还是心神不宁，就好像他还有什么重要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没有完成似的。

        又过了一天，星期二，忙着妈妈的葬礼。丧期从这一天开始。他是家中的长子，必要的、重要的殡葬礼数是不是办得周全，全是他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他得逐个拜见全村的长辈、学人、出殡乐师和一位“朱朱”（当地的巫师）。没有这些人葬礼就不能完美地举行，而葬礼不完美，就不能确保他母亲的亡灵早升天界，这是阿兹基韦的责任。当然，所有的长辈以及那“朱朱”巫师都不能白干，都得对他们所做的贡献，给予充分的报偿。这只是一个方面。阿兹基韦还得安排好足够的酒饭。丧期要持续好几天，远道来吊丧的亲戚朋友将逗留在此，膳食问题都得由他解决。

        第二天出殡，全家人都得参加，孩子们也不例外。整个仪式进程中，遗体由“朱朱”巫师照看。巫师的双眼片刻不离死者，为整个殡丧队伍开道，确保过路鬼神不加干扰。非洲的习俗，一个人不管皈依何种宗教，鬼神世界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鬼神世界对他们说来是一个实体，就像你能触摸到的件件东西一样。鼻中闻到的花的芳香和耳中听见的空中风声也都是具体存在的各种实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兹基韦是个真正的非洲人，既能保持他皈依基督教的信仰不变，同时又遵奉灵界的神威。

        整个仪式花去了差不多一整天。直到夜深时分，阿兹基韦才找到一段时间详细询问母亲病故的情况。使他惊讶的是，似乎谁也不急于谈论这个问题。他的妹妹语焉不详，而他的叔伯们也是吞屯吐吐，支支吾吾，就连他的老父亲看上去也像是不知说什么才好。老人家为什么如此少言寡语，真叫阿兹基韦捉摸不透，这是怎么回事？归根结蒂，妈妈也是个老太太了，从尼日利亚乡下的老龄标准看，她的死亡也不算太意外。

        阿兹基韦在家里又过了几天。根据预订计划他应在月底前返美。可是就在葬礼后的第六天，老父亲也叫起怕冷来了。据他说背部酸痛，脑袋也不舒服。阿兹基韦就找到村子里的小药铺，开了一点儿药。那是氯奎宁，当地用来治疗虐疾的常用药。因为虐疾流行，非洲大多数地区只要一发烧，首选的治疗药物就是氯奎宁，就像阿斯匹林在西方的作用一样。

        氯奎宁服后未见好转，反而又开始嚷嚷喉痛得利害，要吐。没几天，就食不下咽，吞饮困难。发烧的温度也上去了。

        使阿兹基韦觉得雪上加霜、更心神不安的是全家一看到老父亲出现的病情，都害怕起来，本来缄默、拎持的态度起了根本变化。这时候，妹妹才告诉他，爸爸现在得病的症状同妈妈卧床不起、终至撤手人寰的毛病是一样的。

        老父亲病倒引起全家恐慌。其实，这种恐慌波及的范围不仅只在自己家内，而且四邻都有了反应。阿兹基韦初到时弄不清楚的沉静现象现在总算有了解释。与此同时，他也听到了一些传闻，说“朱朱”巫师正在作法。就是谁都不敢说穿。作法当然是为保全大家。谁多嘴多舌，泄露天机，必然祸及自身。

        阿兹基韦本地生、本地长，乡规村俗是像奶汁一样滋养他成人的要素。然而他又是个西方教育出来的工程师，有科学的思维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一个美国人的头脑。当然，他决不至于把疾病归结为得自某种法术，或者诅咒。可是眼前他就处在两股力量之间，左右力难。一个以科学和理性为依据，而另一个凭借的是不可知论和神灵的境界，以及依附于这个境界的一整套礼数戒律。拿“朱朱”巫师来说，他是阿兹基韦成长的世界中的凡间主宰，负责保佑风调雨顺，村泰民安。他无所不能，无所不晓。对什么现象都能说出所以然来。谁家的牲口死了，只有去求“朱朱”巫师，他可以把毒咒，阴损你牲口的主儿找出来，阻止他继续逞凶。

        阿兹基韦的父亲是遭受咒语魔法了吗？

        显然阿兹基韦的母亲并不是村里这段时间里得怪病死去的唯一往死鬼。据当地人说这条街前前后后闹喉痛而后死亡的很不少。谁也说不出个究竟。不起眼的一点儿喉咙痛何至于送命，那么既然这么厉害，该怎么办，也没人知道。别瞧阿兹基韦受的是西方教育，对他说：没有办法好想了，只能求“朱朱”巫师出来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了，叫能会管用的。阿兹基韦也会接受。不然。就请你来说说，你能说出个什么道理来吗？从阿兹基韦记事起，脑子里装着不知道多少村里妖巫的故事。有的人还自称知道这些妖巫是谁和准。阿兹基韦心想，可能真有个妖巫在作怪。他强调自己说的只是有可能。

        时间一天大过去。父亲病情越来越坏。他不再说话，哑巴似地躺在床上，忍受痛苦的煎熬。阿兹基韦也捉摸过他爸这个情况是老年丧偶的相应表现，是想同生共死死而同穴的愿望。

        l月28日，老父亲真的跟老伴走了。

        阿兹基韦当然得留下料理第二件丧事。此次他只等丧事完毕，立刻离开尼日利亚，他在美国的工作和自己家里一大摊子事情使他耽搁不下去了。那怕哀愁尚烈，更主要的是疑团未解，也只能打点行装、辞别乡亲家人，重登旅途。

        2月1日，维罗妮卡上芝加哥奥里尔机场接阿兹基韦回家。亲人见亲人，两眼泪汪汪。他就这样莫明其妙地送走了自己的双亲。不论是作为基督教徒从教会里得到的信仰的支持，还是作为当地土著孩子前些年受到的关于神灵世界的熏陶，两方面都无法给予他满意的开导和慰藉。回到城里，什么鬼啊、神啊、还有咒语等等全部不去想它们了。可是丧亲之痛，刻骨铬心，丝毫未减。

        阿兹基韦不在家的日子，维罗妮卡的日子也不好过，她和两个孩子都躺下了，得的是流行性感冒。事实上，当地有半数居民都染上了这场流行性疾病，到阿兹基韦回来时，尚未稍减。但愿现在能有所好转。阿兹基韦到家头天晚上也没有能休息好，一早起来就去上班了。

        回过来说我在亚特兰大的情况，时间是从阿兹基序回来算起的两个星期以后。我正在整理一份流行病疫情方面的调查报告。文件的内容是“疾病控制中心”同意承担调查疫病的情况，也作为“疾病控制中心”派遣现场调查人员的根据。这份流行性疫病调查：号报告中列举派遣原因和调查目的，连疫病爆发中的受害人员也都要列出。

        1989年2月15日的这份流行性疫情调查报告，全文如下：

        我“疾病控制中心”传染性疾病中心，病毒性疾病部特殊病原体分部主任约瑟夫·B·麦克科密克医学博士（Josep Chau，M。D。）电话通报称，发现一例疑为拉沙热病人，系尼日利亚人，现年43岁，近日由尼日利亚伊山老家访亲归来。经查患者历史、身体情况，参照实验室化验结果，认定极有可能为拉沙热。

        阿兹基韦刚上班工作就开始觉得有发烧症状。这时是2月3日。他觉得自己劳累过度，过分伤心，有点不舒服，不足为怪。也有可能他自己也染上下维罗尼卡和孩子们上一周得的同样的流行性感冒。他的心思还挂在尼日利亚那里发生的那些不幸事情上。他决定早一点下班回家。可能就是流行性感冒闹的。

        谁知这一下这场病就缠上他了，也把他弄糊涂了。

        他妻子和孩子才不过发了两三天烧，以后一天比一天好转。阿兹基韦不是这样。一天天过去，发烧也一天比一天高，还增加了折磨死人的头痛，阿斯匹林对发烧一点不起作用。他的咽喉也开始疼痛起来，能喝下一勺汤去，他得高兴上好一阵子。到了晚上，孩子们都在家。他既然坐不上桌子吃饭，大家只能劝他躺着吃一点。孩子们守在他床边，甚至在同一个盘于里吃东西。

        维罗妮卡和几个大孩子知道尼日利亚那边发生的那档子事，阿兹基韦这一病，心里自然都不安宁。又过了几天，到了2月7日，阿兹基韦开始嚷嚷双眼后部痛得无法忍受，而且温度持高不下。维罗妮卡认为该等的都等得可以了，现在不该再等了，得看医生去。这才马上把他抱进汽车，去了保健医院门诊部。医生检查认为扁桃腺和淋巴腺都见肿大，肚腹部有一定程度压痛，白血球过低，都是符合流行性感冒的症状。开了一张流行性感冒诊断书，给了些退烧和止痛药物，就把两夫妇打发回家了。

        到第8天早晨，阿兹基韦振足精神、支撑着上班，还勉勉强强熬足了一整天。第二天连着早早又去了。好不容易在办公桌上干了一个多小时，他自己觉得，说是流行性感冒，怕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奢望。看来，实际病情要糟糕得多，糟糕得多得多。

        他第二次找去保健医院门诊部，告诉医生说自己除了发烧和喉痛外，嘴巴里总有一股苦味。

        问题是第一次和这一次两次去医院，阿兹基韦都没有向医生提起尼日利亚的事，医生也没有问他近期是否出过国的问题。主要的当时正是流行性感冒发病期间，既然接踵拥来门诊部的一批批都是流行性感冒病人，又何必东扯西拉、节外生枝呢？

        不过，医生对阿兹基韦的病状也觉得是个不一般的难题。一般流行性感冒没有拖这么久的，对像阿兹基韦这样一个健康男子来说，病情也不可能这样重的。

        除此之外，这一次门诊，医生还发现了一个上次看病时没有注意到的现象，阿兹基韦喉头有脓，所以又诊断为浓毒性咽喉炎，处方中开了盘尼西林后，又让阿兹基韦回家了。

        病况却还是不断恶化。2月12日，小便出血，肋骨和背部也痛，维罗妮卡还发现他咳嗽起来有浓痰，给他喝水都没法咽，嗓子口堵上了，咽什么都痛。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次再去门诊部量体温时，高烧已达华氏103度，从头算起，一共是9天，只上不下，连续不退。量他的血压，心脏收缩时，刚过100，太低。脖颈部位粗，是肿胀的缘故。扁桃腺浓水未消。触压肚腹部还是叫痛，同一开头一样。维罗妮卡向医生把阿兹基韦大便带血的现象也说清楚了。虽说她惊慌失措，阿兹基韦给她交待过的，她全记住。美国的医生当然同尼日利亚的医生不一样。美国医生知道该做什么，她应该相信他们不会查不出病因的，可是，来保健医院已经三趟。她难免疑惑起来，心里直哺咕。

        一而再、再而三，夫妇两人还是没有想起该把阿兹基韦双亲上一个月双双去世的情况提提。医生诊断说是咽炎和痔疮，仍然开了些盘尼西林。

        验了血，要查的内容就多了，包括肝酶指数在内。查出的结果，虽说高得吓人，却谁也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

        从阿兹基韦出现的每一个症状看，现在完全可以确诊是拉沙热的问题。再认定他得的是咽喉炎或是什么特别重的流行性感冒，都站不住脚了。

        实在没法耽误下去，维罗妮卡带阿兹基韦找另外一个门诊所。也没有高明到哪儿去。耳、鼻、咽喉各科的专家都瞧了，还是说是扁桃腺发炎，提高剂量，把处方上的抗生素加了一信。但是，还是没有人想起问问他是否出过门或者去过什么别的地方的问题。

        夫妻两人一无所获，只得回家。已经陷入心神错乱状态的维罗妮卡陪坐在丈夫病床边，不时替丈夫抹额擦汗，取这拿那。好在她不是独自为战、孤军奋斗。所属教会里的牧师帮了大忙，一个牧区的朋友，来做做饭、带带孩子，尽量搭把手。维罗妮卡心想，阿兹基韦既然已经由四个大夫诊断过，时至今日毫无起色，也只能去找教会，靠上帝帮忙。

        现在阿兹基韦开始出现间歇性的昏睡状态，不时说糊话，都是些尼日利亚家乡话。维罗妮卡多次想法同他搭话，他却充耳，不闻，好嫁听不见似的。这时，维罗妮卡再也承受不注这样的伤痛了，扑倒在床上，嚎陶大哭。

        到了2月14日晚上，维罗妮卡决定必须送丈夫上急诊室。找到杜佩奇县医院。急诊室接待阿兹基韦的医生说不出阿兹基韦得的是什么病。躺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男性患者，高烧已经两周，体重减轻15磅，这是据他妻子说的。现在这个病人病得非常严重，显然已经神志糊涂。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对他的咽喉疼痛都无济干事。这两天除了尿血以外，又出现了鼻子流血。

        虽说阿兹基韦颠三倒四，语无伦次，活不成句，医生查不出他有黄疽和肝炎的记录。而只有这两种疾病才能引起糊言乱语和痴呆。那时已是深夜，医生同意留下病人。首先进行点滴，补充体液，然后安排各种试验，立刻检查。几个小时以后结果都有了。看到肝酶指数如此之高，医生惊讶之余，感到实在出奇，一般来说，这样高的肝酶指数，病人早就该确诊为肝炎，但是同样很清楚，病人并无黄疽，连一点迹象都没有。

        就这样延续到第二天早晨，来了另一位名叫罗伯特·蔡斯（Robert Chase）的医生，他是杜佩奇县医院的传染性疾病顾问。他是从阿兹基韦得病以来，维罗妮卡陪他找过的所有医生中第一个想到要问问阿兹基韦出门去过什么地方的人，等问明白以后，知道阿兹基韦刚从尼日利亚回来，他立刻断言，需要转院，马上请“疾病控制中心”协助。

        这天是星期二，我正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蔡斯大夫打来电话，开始跟我讲述病人的症状。

        “尼日利亚那儿有没有可能引起这样毛病的原因？”他间道。

        “绝对有”我答道。“拉沙热呗。照你所说法，是很典型的一例。”

        整整熬过了14天痛苦难忍的日子，总算给阿兹基韦的毛病找到了一个答案。但是我得承认，这种状况的预后是很不好的。我告诉蔡斯大夫说，本来我们专治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也就是在西非曾经治愈过许多拉沙热患者的雷巴抗病毒素可以对症治疗，但是阿兹基韦的现况已经远远超过使用该药的有效阶段，要救他的命恐怕不容易。但是，我又说，还有一个机会：尽可能给他以延续生命的护理，以期靠这种护理帮他渡过他所得感染的急性高潮期。同时也可使雷巴抗病毒素重新获得对付病毒的时效。如果在西非，一个拉沙热患者已经到了阿兹基韦这样的后期，必死无疑。但是西非没有像我们这里这样现代化的高强度的维持生命的护理设备，所以病人少了一个机会。现在也许还能管用。

        “如果用斯旺·甘氏导管给他做插管式通气术是否安全？”他问道。

        在美国，我们改进并实施新的处理法抢救这一类病例才不过一年，是根据我们在塞拉利昂治疗拉沙热患者的经验和参照有关出血热已知数据总结出来的办法。这一新的病例给我们提供了再一次试验的机会。我对他说可以插管、用导管通气，保证平安无事。我还详舷细细地嘱咐了他对阿兹基韦应护理的项目和措施，特别是要留意医务人员的安全。

        蔡斯医生同意说，也许为时已晚，他仍将努力取得静脉注射的雷巴抗病毒素，针药一到手，他就立刻给病人使用。

        我对他说，别担心，不会由他单独一人处理的。当天晚上我会带“疾病控制中心”的人员前去协助。

        我接着给雷巴抗病毒素生产厂家打电话。他们答应在人力办得到的条件下，尽快把药物送来芝加哥。此时苏在塞内加尔。我只能打电话找库卡·佩雷斯（Cuca Perez），他是协助苏工作的技术员。

        “把实验室准备好，库卡，”我说道。“我们今天下午一起去。”

        把我们的小型流动实验室准备好，赶回家去整理必要的行装，同杜佩奇县卫生局联络上，作好必要的准备，然后是作好去机场的包括安排交通在内的一切必要准备，前后大约需要5小时，这才能起飞。

        还有几个重大问题。现在这一桩完全可能引起大喊大叫的拉沙热病例，就发生在芝加哥近郊，必然会有很多人对此发生兴趣，其中大多数人想知道的是这种疾病会不会扩大，造成更大的感染。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还算运气好，由于艾滋病的流行，医务界人士普遍提高了对传染性疾病的警觉性。这种条件几年前是绝对没有的。大多数医生和其他方面的保健工作者都知道粪便和血液有感染的危险。在处理病人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和做法都有了彻底的改变，只要是接触血液和分泌物都会自动戴上手套，尤其十分小心，提防出现针刺这类事故。这种警觉性甚至扩大到处理并未确诊为艾滋病的患者。他们说起来也有相当的理由，既然没有可靠的检疫手段，谁也不能绝对肯定不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实际情况也证实了我的看法。医院里的所有医生，包括保健医院门诊所一开始给阿兹基韦做检查的也在内都没有感染上拉沙热，就是因为他们在提高了警觉的前提下，都严格遵循规定的预防措施了。

        正当阿兹基韦的医生们准备给他提供维持生命的护理时，他开始出现常见于严重拉沙热患者的后期现象：成人呼吸困难综合症。珍妮·桑德斯在塞拉里昂经历的就是同样情况。简单说，阿兹基韦的血液得不到足够的氧分，因为他的肺叶已经无法通过循环系统供氧。拉沙热病毒出血热造成毛细管严重损伤，破坏了整个向气管和组织供氧的细密网络。肺叶部分情况尤为严重，所有微小血管出现渗漏，肺部积液。几乎就像把人漫在水底下一样。为了帮助呼吸，阿兹基韦用上了呼吸器。同时也插上了斯旺·甘氏导管，既监视也帮助他已衰竭的心脏。

        由我一个从未与阿兹基韦见过面的医生作出建议，麻醉师给他施行了插管术。医生们也给他做了维持生命的护理，装上了呼吸器。都服从于一个共同的目的，证实我们这些服务于“疾病控制中心”人员的信念。

        看来我所提出的措施对阿兹基韦是不够的。阿兹基韦开始接受维持生命护理才不过两三小时就出现心率衰竭，宣告死亡。此时雷巴抗病毒素尚未从加利福尼亚运到。

        我离开办公室正打算随队去机场，蔡斯医生跑来告诉我阿兹基韦的死讯。这支队伍已经不再需要，库卡开始拆卸他的移动性实验室。除非再发生二个病例，暂时是用不上它了。如果病例多，我们会作好充分准备的。毫无疑问，这一次病例牵扯了很多人，再出现后续病例肯定有可能。我只带了一个人同行，他就是年轻的医务官加里·霍姆斯（Gary holmes）。对加里说来，这次去芝加哥是他第一次处理出血热，确实是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开头。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后续病例建立侦察网。完事之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处理。

        “我们怎样处理尸体？”蔡斯医生打电话问我。

        我建议他做一个肝脏生理解剖和血样分析。人虽死去，我们也应该予以确诊。我还对他强调说，凡是接触尸体的人都要戴上手套，穿上外衣，配备一定的隔离用具，确保安全。千万千万注意，避免锋利器械意外事故。我还进一步提议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因为尼日利亚人与我们习俗不同，不会接受火化。防腐处理有可能杀死残存的病毒。对此，我仍然不放心。究竟该怎么样处理遗体，反正只能是他们家属的事。我只想再提一条建议，请他们丧礼中不要敞开棺盖。

        到达芝加哥以后，我同加里找遍了接触过这一病例的所有的人。阿兹基韦得病前后的完整过程终于拼凑了出来。问题越来越明显，事情应该出在尼日利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就眼前来说，我们急于要办的事，一定要把接触过的人都找齐，并详细了解每个人接触的程度。凡是与阿兹基韦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心须置于观察之下，非长达三周不可，如果确有病毒存在，此时必会发作。我们认为感染危险性最大的人应该是他的妻子和孩子。所以，全家都服用了口服雷巴抗病毒素。

        两天以后，我们正在阿兹基韦家同他全家谈话时，维罗妮卡接到了阿兹基韦妹妹瓦莱利亚从尼日利亚打来的电话。她已经接到了阿兹基韦的死讯，但是这个电话是说别的情况的：阿兹基韦离开尼日利亚以后，家里又有别的人也传染上了同样的疾病。28岁的另外一个妹妹和一个只有8岁的叔伯兄弟也得了病。这两个好不容易逃脱了厄运，而阿兹基韦另一个36岁的弟弟，本人也是个医生，却因此送了命。死亡的时间差不多也在芝加哥的阿兹基韦病逝前后。瓦莱利亚还告诉维罗妮卡说，全家都在想方设法同每个参加过葬礼的亲戚朋友联系，打听他们是不是也出了问题。此事做起来并不容易。有些人住得太远，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找得到他们。对全家来说，这真是一场恶梦。

        就我而言，应该了解的情况还要多得多。比如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尼日利亚当地人，还得是一位有经验的专家。碰巧我想起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就是大家称作沃尔（ule）的奥那沃尔·托莫里（Oyeomori）。沃尔也曾经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过。现在是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病毒学教授。尼日利亚的电讯设备要比塞拉利昂强得多，能保证通话。用电话同他联系，很方便，也不会耽误事。他听我给他讲了阿兹基韦的情况后，一口答应马上亲自去埃克波马一趟，在现场好好摸摸情况，看能否发现些什么。这就引起了下面一次对我们说来真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十分错综复杂的调查。那一部分的故事得由苏来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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