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30日，弗雷德·墨菲（Fred Murphy），现任“疾病控制中心”下属传染病中心主任，来到我在十五号楼的办公室。

        他说：“乔，我刚接到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拉塞尔将军（GeneraIRussell）打来的电话。彼得·贾林（PeterJaon）地区私人养的猴子身上发现的。”

        贾林是美国出血热方面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不过，埃波拉病毒会在弗吉尼亚出现吗？在华盛顿郊区，那么肯定？多亏我当时是坐在倚子上。这个消息一时让人难以置信，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他们怎么会想到要分离病毒呢？”我问道。

        “显然，他们是在寻找猿出血热（ShFV）的流行原因，于是在组织培养中发现了丝状病毒，”弗雷德又说，对于这一发现，彼得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加吃惊。我们都非常了解彼得，几年前就是他完成了雷巴抗病毒素猴子实验，并且证明它可以成功地治疗拉沙热。近来，他一直从事美国猴子实验室猿出血热流行的调查。猿出血热是发生在猴子身上的一种严重疾病，本应该只存在于非洲，也可能在印度出现，一旦猿出血热开始蔓延，就会造成浩劫。科学家们除了知道猿出血热病毒（ShFV）是一种大颗粒的去氧核糖核酸病毒外，对于其它一无所知。我们“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参与这些调查，也不可能参与，因为ShFV是一种动物疾病，它不会使人类致病，实际上，它甚至不会传染给人类。

        彼得被召去雷斯顿协助调查一次猿出血热的流行，表面上看，这次调查似乎是常规性的。他从被感染的和死亡的猴子身上采集了几份血样，做组织培养，然后进行检查，当然他是不会发现任何异常情况的。可是他的助手对于在电子显微镜下的发现大为震惊。他叫彼得过来看他刚拍照下来的一张血样片子。照片上呈现出一条巨蛇样的东西。彼得马上明白是什么使他的助手大为震惊，那蛇样的东西像是一种丝状病毒，而且，它看起来像人类所知最致命的病毒之一，它像埃波拉病毒。

        仿佛这还不够惊心动魄，这些猴子不是来自非洲，它们是最近才从菲律宾进口的。在亚洲原本没有任何猿出血热，更不用说埃波拉病毒了。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邀请我们共同讨论这一情况，商讨对策。毕竟“疾病控制中心”在医疗和实验中比其他任何机构在对付埃波拉病毒方面有更多的经验。而且“疾病控制中心”也有责任对任何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进行调查。此时，卡尔·约翰逊已不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了，他于1982年离开“疾病控制中心”后一直在那里工作。1985年离开研究所后在加利福尼亚独立工作。这真是遗憾，他在出血病方面的经验应是十分宝贵的。

        在去华盛顿的路上，弗雷德和我仔细讨论了几个紧要问题。病毒是怎样从非洲进入亚洲猴子体内的，是用船把猴子从亚洲运到欧洲的吗？是否有人把猴子从非洲私运到了亚洲？他们是否接触过从非洲来的病毒源？猴子是被装在客机的货仓里运进来的。它们被关在木板箱里，放在大货盘上运输的。那些名声不太好的贩运者运送它们的条件很可怜。但是这些猴子是搭乘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入境的，与其他航空公司相比，它们的境遇称得上是豪华。

        另外，我们猜测，假如这种病毒根本就不是来自非洲。而实际上是从非洲来的丝状病毒的一位新成员呢？就我们所知，这种丝状病毒家族只有两位成员；埃波拉和玛尔伯格。埃波拉病毒有两种病毒菌株，只存在于扎伊尔的北部和苏丹的南部。而玛尔伯格似乎是乌干达维多利亚湖周围地区以及肯尼亚西部埃尔冈山（Mount Elgon）洞穴地区特有的病毒，在南非的一所医院里出现了一例无法解释的玛尔伯格病例。病人一直在津巴布韦旅游。仅此而已。这是我们当时了解到的有关丝状病毒起源的全部情况。尽管许多研究者为之付出了卓越的努力，没人知道病毒来源于何处。

        关于玛尔伯格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76年，西德的玛尔伯格出现首批病例时，丝状病毒感染才第一次被确定下来。调查人员确认病毒来自最近从乌干达进口的猴子身上。31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兽医，动物管理人员以及与他们接触密切者均被感染，有7人死亡。后来了解到，即使考虑到旅途的劳累，猴子死亡率比估计的要高得多。大约在3个月里，有三分之一的猴子死亡，一般一天死两到三只。

        这回我们得格外小心。也许又是上次情况的重现。

        有趣的是，我们从没想到这一新的发现竟然是实验室污染的结果。这本不应成为一种不合理的解释，可是我们对彼得的工作质量过于尊重。所以如果彼得说他从猴子身上培养了埃波拉，那就被认为是这么回事。

        弗雷德和我在杜勒斯一下飞机，就租了一辆汽车往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开去。一到迪特里克堡（F0ri Deirick），我们就直奔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总部。为讨论形势而召开的紧急会议就要开始了。所有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高级官员都来了。包括拉塞尔将军，分部主任，彼得·贾林，和CJ·彼得斯。有人把我们介绍给丹·达尔加德（Dan Da1gard），海萨顿实验室的兽医，那就是这批猴子的进口单位。我很高兴看到弗吉尼亚州卫生部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彼得·贾林首先介绍了他的发现，讲述了达尔加德从雷斯顿的海萨顿实验室采集，呈送病猴血佯的经过。显然，兽医以前在他的猴子身上发现过猿出血热的病例，并且认为又出现了相同病例。看上去确实很相似，事实上，他是对的。猴子的确受到了猿出血热病毒的感染。彼得的技术员琼·罗德里克（Jersberg）的人，他是一位热情工作的年轻的实习医生。彼得让他准备材料用电子显微镜实践一下他新获得的技术。其结果已被记者里查德·普雷斯顿（Rie）上。看上去，确实像埃波拉病毒，可是，突然，彼得、贾林想起他嗅过的那只培养皿里盛满了这种东西。

        埃波拉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是不是太过分了？在潜伏了多年之后，竟然突然出现在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验室里，难道连美国首都也难逃此难了？

        毫无疑问，我认为无论这是一种什么病毒，都应给予关注。此时，围坐在桌旁很少发言的军事代表团的代表也议论了起来。

        会议室里的人们兴奋起来，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奇怪的是，参加会议的人中，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真正见过携带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听着他们的议论，我回忆起在扎伊尔，我跪在草舍的地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亮采集埃波拉病人血样的情景。那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可是在这里，在华盛顿，真是这样吗？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研制一致的行动计划，赋予一切有关公共健康事宜以优先权。此事非同小可。为达到这一目标，我要与弗吉尼亚州卫生部紧密合作，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帮助。这是纳税者提供“疾病控制中心”资金要它去做的事。

        会议决定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继续研究解决动物的问题。由他们负责弄清楚病毒在实验室动物中流行的程度，并制定方略防止这种病向外界传播。在军事代表解决全部猿的问题时，我随州卫生部门工作，以限制其对人群的威胁。这是我们的责任分工。后来我吃惊地看到《棘手地带》上暗示“疾病控制中心”，准备承担整个运作。弗雷德和我都没有这种打算，我们也从未表示过这种观点，这可不是我的一贯风格。此外，无论如何，我们没有解决有关猴子问题的能力，我们欢迎军队处理这些问题。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世界上宣传工具最敏感的阴影里进行的。直到此时，我们一直没有获得来自华盛顿的对于病毒性出血热研究项目的重大资助。我们只能坐等，眼睁睁地看着大笔资金投入到像慢性疲劳性病症那种不具危害性的疾病上。

        有时我们会开玩笑说：“我们最需要几只带拉沙病毒的老鼠在首都跑来跑去，那会引起一些注意。国会才会明白这些病毒确实存在。”

        突然间玩笑成真，我们明白，一旦消息传出，新闻界会使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知道很可能记者们把小型摄影机和微型录音机也带到了会场，这更增加了会场紧张的气氛。

        新闻媒体的关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调，冷静从事，以避免出现混乱。我处理过芝加哥的拉沙热病事件，以及几年前出现在新泽西的埃波拉可疑病案。我有效工作的秘诀是保持镇静，估计出可能的危险，制定一项计划去限制这些危险。向人们解释清楚发生的一切，让他们冷静下来。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我一向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事实，决不评说我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即使我很焦虑，也会表现得镇定自如。

        会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新闻发布会，它是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召开的，会上简要地说明在弗吉尼亚雷斯顿地区实验室的一群猴子身上发现了类似埃波拉的病毒。我们的行动计划要求我们识别在海萨顿的人与病毒接触的情况；评估并控制猴子，找出是否其他地方的猴子会被感染。为此，我们需要调查其他进口动物，也许这样会弄清楚雷斯顿地区从哪些地方来的猴子受到了病毒的感染。这项工作由“疾病控制中心”的检疫部承担。

        有一段时间，检疫部一直在关注猴子贸易中的环境和条件问题，因此他们的行动是积极有效的。我们的工作量从一开始就十分饱满，整个行动很快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协作力量。

        弗吉尼亚州卫生部派来工作的人们个个精明强干，他们不仅是在专业上十分胜任，而且一直保持头脑清醒，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我向他们解释埃波拉是能传播的，以及还没有传播等情况，远比预想的难度要小得多。他们可能很想把任何接近受感染的组织或猴子的人全部列入高危一类。实际上，这没有必要，而且还会引起那些人的不必要的忧虑。不过，对于州卫生官员来说那是相当便利的，他们采取的是一旦怀疑就加以封锁的策略。本州的官员们不愿引起恐慌。

        不幸的是，一些记者大肆制造危机的气氛，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出风头。这样，我们想表达的一些信息——我们在医学领域和实验室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必要保留这些病毒传染——被歪曲了。但布伦特·布莱克利奇（BrentBlackledge）是个例外。他是费尔法克斯县地区报纸《新闻报》（the Journal）的记者，他不仅写出了不少好的报道，还向社区提供准确的信息，消除造成恐慌的微小隐患。

        我着手与“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包括苏在内研究疫情扩散到人群的可能性。苏是唯一的具有猴子感染埃波拉病毒实际经验的人。我同史蒂夫·奥斯特洛夫（Steve Ostroff），“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以及弗吉尼亚州卫生部门的人们一起，开列了一张接触过猴子的人员名单，并设计了调查问卷表以便能估定他们受感染的程度。我们不得不对每一个与动物或它们的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人进行调查。

        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切顺利。当我赶到海萨顿实验室时，发现除了我们分别处理的动物实验室的人以外，所有可能与动物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全体雇员已被召集开会。我没有安排这样的会议。这是公司的主张。主持会议的是军队的一位兽医病理学家。她的工作是和实验室的猴打交道。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了解什么是埃波拉。会议组织得很好，我想最好不要干涉。实际上，在邀请我发言以前，我一直保持沉默。

        这并不等于我不想起身反驳，只是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她对这种病的不着边际的描述。当众反驳她与事无补。会使大家认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并给人一种事态失控的印象，这当然会无故地造成担忧。当我最终有机会发言时，我告诉大家他们感染埃波拉病毒的机率很低。实际上病毒不可能从实验室的动物房里跑到咖啡屋秘书小姐身上。即使与一块感染了的猴细胞组织呆在同一房间里，也肯定不会染上埃波拉。唯一有危险的人是那些与生病的动物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我向与会者保证我们要把这些人识别出来，对他们进行密切的观察。很自然，人们想知道一旦他们患病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告诉他们，万一有人患了此病，他们将在费尔法克斯县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我强调指出，医院的医务人员已做好准备来应付这样的局面，我说，毕竟我们已确认在非洲即使那些与这种病和将要死亡的埃波拉病人紧密接触的人们，传染率也仅大约百分之十。在那些长期看护重病人的人群中，危险性有所上升，但仍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最大的危险来自伤口或感染了血的一种仪器的针棒。那些与病毒打交道的雇员都戴手套，有良好的实验室环境。而且在报告的病例中都与伤口、抓伤及针棒无关。另外，我在苏丹见过成排的将死去的病人，在扎伊尔看到过这种病传播所造成的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不愿被疾病打倒，我要用我的知识和经验去接受挑战，扭转危机。

        我在海萨顿工作时遇到的最理智的人当数达尔加德博士，他是负责猴子的兽医，同时，我也同情他的困境。他受到三方面的压力。他为动物担忧，同时，他得考虑它们感染人类的可能性。他还不能忽视此次事件对他赖以生存的实验室的财政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任何事件中，雇员们都保持了镇定，至少，他们不能惊慌失措，或回家不干，或向新闻界和议员们说三道四。他们和我们一道工作，按照他们与任何动物或动物细胞组织接触的程度自己组成各危险群。

        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否埃波拉会通过空气传播展开了大量讨论。每当埃波拉现形的时候，这个灰毛怪就会露头。有关人类疾病所有的流行病学提供的证据，包括1976年，1979年和玛尔伯格的首次流行都引发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尽管对许多病人的治疗是在通风条件差的茅屋中进行的，从他人身上感染这种疾病的人只是那些与病人有直接接触，特别是与他们的血液、尿、呕吐物或下泻物有接触的人。如果埃波拉是通过烟雾传播的，罗伊·巴伦和我在扎伊尔就会被传染上的。最近在加蓬一些村民中发生的一次埃波拉流行是因为接触了一头死于这种病毒的大猩猩并且被一些年轻人带回家中。同样，是接触了被感染的动物以及制作食用其鲜肉是流行的诱因。确实，由于有了对此传播途径的了解，才使艾伦·乔治（Alain Gees）和来自朗丝国际医学研究中心（Le tre lionale de RechercheMelicale de Francevill）的人们得以及时地控制了疫情的传播。

        问题是无法证明埃波拉病毒不是空气传播的。你可以证明有些事确实发生了，但你无法证明它从未发生过。我们有空气传播的鲜明的例证，如水痘，流感，麻疹，但这些疾病与埃波拉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它们的宿主是人，人是最大的传染源，呼吸系统则是主要目标。为了通过空气向人类传播，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有联系的。这是疾病传播的主要战略。第二，由于麻疹一类的疾病具有如此轻易而快捷的传播方法，它们袭击人的比率大大高于埃波拉病毒。大多数的非洲病人是在没有空气的房舍中接受看护的，其他在空气中繁殖的病毒，甚至像肺结核这样的病菌都会轻而易举地传播开来。在这些病例中，许多都受到了传染，但埃波拉病毒与它们不同。

        确实，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实验表明空气传播几种出血热病毒是可能的，但这需要把面罩罩在豚鼠和猴的脸上，在这样在压力下面罩可以输送大量的病毒。在这个实验中，所有的动物都被感染了。显然，这不是自然传播。这项实验唯一的教益是如果你按紧面罩就可能染上肺炎以及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细菌，包括皮肤表面的非致病细菌，如葡萄球菌表皮细胞。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实验没有使用任何非致病细菌有机体作为控制手段对实验目的进行说明。

        即使有了证明，我也相信虽然空气传播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个别的。这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我们曾经把一份所有可能接触过病毒者的综合名单分类。按照他们接触的程度，把他们分成高危、中危和低危三类，然后对各类进行观察。我们确保每天与名单上的人接触以便掌握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并检测他们是否发烧。

        此外，我还要保证准备好适当的药品和病房以便为可能出现的病人提供医疗。我们的工作方针与在芝加哥时的一样，病人将被正规医院接收，并得到应有的医疗照顾，可能还包括隔离护理技术。这样做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患有出血热病人需要最高质量的医疗护理，这一点除非病人能比较容易地得到，特别是得到监护，否则就谈不上。第二，病人很难住进四级高控病房。在为病人寻找医院就医期间会丧失宝贵的时间，而且更多的人将在运送病人中受到感染。出血热患者难以承受运送时的颠簸，因为他们的心血管系统很脆弱，有发生休克和出血的危险，搬运会引起死亡。第三，分配到高控病房的医务人员也许不能保持三级护理的高标准，除非他们每天练习。如果大城市的医院没有这些设备，有些事情就很难办。

        我有证据支持我的观点，我只需指出几年前一些拉沙热病人在病因不清的情况下被送进了伦敦一些医院的普通病房。有些病人甚至在他们康复后也没有得到诊断。在没有隔离护理下，没有一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阿兹基韦的血液中含有比任何其他病人都高的拉沙热病毒，但是在芝加哥一家三级医院与他接触的人中没有一个受感染的。

        我和费尔法克斯总医院的流行病学家和传染病专家阿兰·莫里森博士（Dr。Allan Morrkon）以及监护小组的医务入员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仔细听我讲述对他们面临危险的估计，并听我解释他们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为了应付不测，库卡·佩雷斯（Cuca Perez）搞来一个移动式实验室配有检测第四级病毒病原体的设备。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在任何埃波拉感染可疑的地方给任何病例检测血液和血清并且及时做出诊断。库卡负责在必要时做试验。

        我们没有等待很久。

        12月4日，雷斯顿的一个动物饲养员早上去上班时发烧，并开始呕吐。在气氛高度紧张的猴子实验室里，这足以使人们拉响警报。病人被急送医院并收进了监护室。医务人员按常规接收病人。使用了我们建议的保护措施并给病人做了全面检查并了解了病史。我立刻意识到假如他得了埃波拉病。对此我表示怀疑——可能不是非洲感染的那种传统形式的埃波拉病，埃波拉的一个显著症状是突然发烧、肌肉酸痛、关节痛、头痛，你会立即感到生病了，而这个病人没有任何这类症状。

        但是，也许他感染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埃波拉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得为这种病的不同表现做好准备。在2-1小时之内，库卡的一系列呈阴性的检查结果证实了我的印象。不是埃波拉。这时病人退烧了。据我猜测，那人的病是焦虑所致。考虑到雷斯顿的环境。我不责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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