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
魏晋艺坛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臻圣,戴逵、顾恺之二人绘画称神,他们的书画是“魏晋风度”的生动体现。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戴逵(字安道)从小就灵巧聪慧,诗、文、琴无所不能,尤其工于绘画和雕刻,特别擅长雕绘佛像,他雕绘的佛像构思新颖别致。一次雕成了无寿量大佛木像和其他菩萨,他以为按从前的方法雕刻佛像,致使木像过于古朴笨拙,这样的佛像一旦开龛让人们礼敬,肯定也不会吸引感动信徒。他想当面听听别人的意见,又怕别人碍于情面不讲真话,于是悄悄躲在帘后倾听拜佛者的议论,集中了大家各种各样的褒贬意见,经过三年的琢磨修改才完成佛像。这尊佛像被迎到山阴灵宝寺。据说,当时显宦和名士郗超来寺瞻仰礼拜这尊佛像,正在提香许愿时,他手中香烟蒸腾而上,一直升到茫茫的云端——戴逵雕的佛像显灵了。我相信这是添油加醋的附会,无非是想夸张地形容戴刻佛像栩栩如生,这种手法是文人故技。不过,南朝齐绘画理论家谢赫对绘画艺术的鉴赏极其精微,年代又去戴逵生活的东晋不远,他对戴逵的评价倒非常可信,他在《古画品录》中称赞戴绘佛像说:“情韵绵密,风趣巧拔,善图圣贤,百工所范。荀卫已后,实为领袖。”六朝常把佛祖及其弟子称为圣贤。谢赫无疑观摩过戴逵的绘画和雕塑,否则他不会断言戴绘佛像,不仅富于深情远韵,而且还露出风趣灵巧。
这则小品正是说,戴安道中年以后所画“行像”十分精彩绝妙,所谓“行像”就是载在车上便于巡游的佛像,可以是塑像也可以是画像。庾道季(名龢)见到戴画行像后假装内行地说:“佛像看上去虽十分生动,只是神韵过于世俗,大概是你俗情未尽的缘故。”戴逵不喜欢他冒充行家的样子,也不接受他这种不着边际的高调:“也许只有务光可能免去你这个批评。”
我们先来见识一下戴逵说的那位“务光”。汉刘向编《列仙传》载,务光是夏朝时的人——或说是夏朝时的“仙”,不然怎么会编到《列仙传》中呢?他长得怪模怪样,耳朵就长达七寸,商汤准备讨伐桀之前与务光商量,务光冷冷地对汤说:“这不关我的事。”汤又想征求一下他对伊尹的意见,务光回答说:“只知他力气很大,而且忍辱力强,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汤消灭了桀后打算把天下让给务光,没料到务光觉得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我早就听说过,道德堕落的社会中,切莫踏上这样的国土,更何况要把这样的国家让给我呢?”他一气之下背上石头自沉于卢水中淹死了。
传说中的这位务光先生,哪怕夏桀再暴虐他也不谴责,哪怕伊尹再优秀他也不举荐;他不想占国家的任何便宜,也不想为国家尽任何义务。务光的确“超脱”成仙了,他完全不受俗情羁绁,可也丝毫没有人际关怀。谁能说清这是“高洁”还是“冷漠”?这是脱尽俗情还是不近人情?
宗教是心无所归者的皈依,是苦难生灵的哀叹,是无情世界的情感。作为一种宗教艺术的佛像,是人世现实在绘画中的折光,也是画家情怀和个性在画像中的表现。人们把自己的企盼、愿望、理想都寄托在它身上,佛像容光是人类心境或正面或颠倒的折射。有时候人的精神越单调贫乏,佛像越显得丰富饱满;有时候现实越悲惨残酷,佛像越发慈悲安详。当战乱杀戮导致“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时,当生活在“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的恐惧战栗中时,人们对自己的现世生活彻底绝望,便把美好的理想都寄托于天国佛像,此时佛像神情与人类心境就是颠倒的;而当人世不再是“泪之谷”的时候,当社会重新燃起希望之光的时候,佛教画常用绚丽的色彩和圆润的线条,表现欢快的生活场景与温馨的精神氛围,佛像更接近于人自身的形象,显得妩媚、亲切、和善、幸福、仁慈……此刻佛像的微笑就是人们内心喜悦的对象化。这在古今中外都无例外,如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圣母像,其实就是表现那时男性画家的心理和生理欲求,描绘的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女性“范儿”——丰满、华贵、聪慧乃至性感。
还是回到庾道季与戴安道的对话。
佛像神情与画家精神息息相关,庾道季品画的思路并没有错,只错在他品画的价值标准上。他认为佛像仪容不能显露出人性,稍露人的欲望悲欢就“神明太俗”,所以佛像画家应该戒断“世情”。戴安道则认为庾道季的说法未免可笑,世上任何人都难戒断“世情”,再说,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且不论务光传说的真假,即使他确实戒断了“世情”,可断绝了世情又哪有描绘佛像的激情?将人世一切都看成与己无关的人,怎么可能虔诚礼佛“普度众生”?即使他勉强去描绘佛像,他画笔下的佛像又怎会显出“神明”?
中的庾道季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对人的评价一向比较刻薄,不知他本人是否戒绝了“世情”。戴安道并不否认自己“世情未尽”,假如毫无人际的温情,他笔下的佛像又哪来“风趣”与“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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