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天行道”既是明君推行仁政的宗旨，也是昏君滥杀无辜的借口，更是农民起义暴动的旗号，中那些梁山泊好汉们起义旗帜上就写着“替天行道”。

        那么，什么是“天道”呢？打个比方说吧，天之道很有点像张弓一样，弦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弦低了就把它调高一点；弦长了就把它缩短，弦短了就把它加长。可见，“天道”的本质就是减少有余以弥补不足，它所强调的是公平与公正。

        而“人道”则恰恰相反，它减少不足以供奉有余，剥夺赤贫以养肥阔老，正是“人道”破坏了人间的公平、公正与公道。

        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以后，就开始了统治者对弱小群体极不“文明”的掠夺与榨取，不管国家是“兴”还是“亡”，不管社会是治还是乱，下层人民永远是被宰割、被奴役、被盘剥的对象，就像元代作家张养浩在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说的那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且不说“乱世的百姓不如狗”，就是生在“太平盛世”也照样是“饿殍遍野”，如宋代苏舜钦《城南感怀呈永叔》所描写的惨景就发生在北宋的“太平盛世”：“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盛世”总是统治者的“盛世”，它从来就不属于下层百姓，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首先遭殃的却是下层百姓，权贵甚至还可以在灾害和动乱中大发横财。杜甫的名作《岁晏行》就是写于“万国城头吹画角”的战乱时期：“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

        “人道”何以总是反“天道”而行之，处处损不足以奉有余呢？

        这主要是由于“人”很难像“天”那样无欲无为、无私无己，无欲无为才能公正，无私无己便会公平。不少野心家混入官场或走上疆场，拼命“打天下”或“抢天下”，为的就是将来好自己“坐天下”。所以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愤激地说：“狼盗狗窃鼠偷，死者不瞑目。”所以见惯了改朝换代的古人辛辣地说：“乾坤大半属偷儿。”

        一旦“抢”到了天下或“偷”到了天下，当然就要完全地占有天下和放纵地享受天下，搜刮天下之财以供自己挥霍，强征天下之民以供自己役使，霸占天下之女以供自己淫乐。一登上了龙庭，一窃踞了高位，马上就撕下了当年“救民于水火”的幌子，很快就忘记了早先“解民于倒悬”的许诺，人民刚出狼窝便又入虎口。

        这样“替天行道”的使命就只有通过那些被宰割被奴役的穷苦百姓来完成，他们被逼向绝境就置于死地而后生，以“打家劫舍，抢富救贫”来换取社会的公平，以武装暴动推翻暴君来恢复人间的公正。

        不幸的是，以暴力的手段实现公平和公正，常常给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震荡，使大地上血流成河。打家劫舍的结果不是使所有穷人脱贫，让人人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是使大多数富人倾家荡产，使人人都变成一样的穷光蛋。

        王夫之曾深有感触地说：“唯弓有‘高’‘下’，而后人得施其‘抑’‘举’；唯人有‘有余’‘不足’，而后天得施其‘损’‘补’。夫自损者固未尝无损，而受天损者其祸烈矣。”

        只有体“道”者才能自损其有余以供给天下不足。他们无私无己而与“天”合其德，无欲无为而与“道”同其体，这时候“人道”与“天道”二者就可能统一。他们出仕不是为己自肥而是为国献身，不是求一己的享乐而是求人民的福祉，借用范仲淹的话来说，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居者无屋自己就睡不安寝，天下百姓挨饿自己就食不甘味。

        无富也就无所谓贫，无贵也就无所谓贱。不知道什么是偏心天下就自然公正，不懂得什么是利己社会就自然公平。

        在日常生活中，见得更多的是富人为自己锦上添花，难得看到人们为穷人雪中送炭，因而造成贫富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极少数富翁富可敌国，大多数人则一贫如洗，露宿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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