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之所以忍饥挨饿,就是由于统治者吞食的赋税太多;百姓之所以不服从统治,就是由于统治者胡作非为;百姓之所以冒险轻生,就是由于统治者奉养过分奢厚。
我们的先民早就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贫穷则生奸邪,饥寒便无廉耻,这是古代政治家们的共识。
马惊敢触猛虎,鸽争敢啄鸷鹰,人穷敢于冒险。
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使得国库空虚,国库空虚便要加重征敛。因而,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死骨”,这种强烈的反差必然要激起强烈的仇恨。贪官们明目张胆地“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人民自然要咬牙切齿地骂他们是“虐人”的“豺狼”,称他们是“窃国”的“大盗”。等到抛妻弃子无以为生的时候,他们就不顾一切,铤而走险,或打家劫舍,或聚众生事,或暴动起义。伟大诗人杜甫对这一社会现象曾深有感触,他在《有感五首》之三中说:
此诗写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秋。诗人说国库中的粮食大批大批地烂掉,饥寒交迫的百姓日夜盼望着皇帝开恩赈济贫民;国家长治久安不能凭借地势险要和武力强大,关键在于革新政治以安定民心;只要皇帝能躬行俭德,只要不过分盘剥压榨,只要让人民安居乐业,谁愿意提着脑袋去“闹事”呢?那些现在正在“暴动”的“盗贼”,原本是皇上安分守己的臣民呵!李商隐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也写到了晚唐官逼民反的现象:“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求死山间。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将亲生骨肉“弃之无惨颜”,为躲避征役赋税“但求死山间”,可见他们完全被逼向了生活的绝境,身陷绝境的“穷民”最后才变成了“盗贼”。
官不逼民不反,上不欺下不诈,统治者的压迫、欺侮和盘剥,在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同时,也在给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统治者恬淡寡欲便政简事省,政简事省便赋轻刑宽,赋轻刑宽便国安民富,而要做到这些就非得“无为而治”不可:上无为而民自化,上无欲而民自朴,上无事而民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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