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阐明“委心”这一存在方式的实质和特点，有必要先分梳“心”“性”“情”三者的关系，这样才能明了所引诗文中“委心”“纵心”“称心”“称情”的本意。孟子最先论及“心”与“性”的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在先秦道家和儒家的典籍中“性”与“情”常常组成一词：“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有时又将“情性”写成“性情”：“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宋儒认为在“心”“性”“情”三者中“心统性情”。“性”和“情”都根于“心”。《朱子语类》卷五说：“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由此可知，“性”是“心”寂然不动时的本然状态，“情”是“心”感物触事而起的波动状态，因此后世常将“心情”“心性”“性情”联缀成词。陶渊明在诗文中不仅说到“委心”“称心”“纵心”和“称情”，也几次谈论自己的本性或个性：“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之一）。他在《感士不遇赋》一开篇就说，每个人都各有不同的个性，有的乐意并宜于“击壤以自欢”式的隐逸生活，有的立志且能够出仕“大济于苍生”，只要遵循自己的本性选择人生的出处以尽自己的本分，那么或潜或跃或仕或隐就无不“傲然以称情”。这里的“称情”也就是“委心”“称心”或适性。可见，他的“委心”“纵心”“称心”既指适性也指任情。

        寄情于世事之外，委怀于琴书之中，“自得”于“被褐”则无意于仕途，“屡空”仍“晏如”便无羡于富贵，“寄”字“怀”字两两相形，“自得”“晏如”彼此相映，可见诗人的襟怀原自超脱而淡泊，所以，“憩通衢”而说是“苟”，“疏园田”也只是“暂”，刚离“衡茅”便思归去，一出仕就想挂冠。“题是《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束装初出，何尝有仕途岁月之苦，而曰‘归思纡’，曰‘心念居’，曰‘终返庐’，一篇三致意，如若旷历年岁，久堕难脱然。”望云致惭于天上高飞之鸟，临水有愧于水中游嬉之鱼，因为鱼鸟无知之物尚且自由自在，而自己这寄怀琴书之人却如拘如囚。我们不难想象此时此刻诗人内心的矛盾痛苦。

        “委心”这一存在方式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提出的：“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委心”的本质就是让生命本真地存在，率性而动了无矫饰，任情而行不待安排。在陶渊明的诗文中不违本心与不违本性是同一意思，听任本心的自然也即顺其本性的自然，他没有用过《中庸》中“率性”或《孟子》中“尽性”这两个理性色彩很浓的字眼，而较多地使用“称情”“肆志”一类情感化的词句，“称心”“纵心”等词在陶集中更为常见：

        ，苏轼对他的为人之“真”更是赞不绝口：“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这种“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便呈现为“委心”与“委运”的存在方式。

        心迹难并就算不上“委心”，身心分裂更不可能“称情”，他早年“投耒去学仕”（《饮酒二十首》之十九）的时候，“遥遥从羁役”使得他“一心处两端”（《杂诗十二首》之九），所求超出了他自己的本分，所行抵牾于自己的本性，本来醉心于“林园”却置身于官场，“依依在耦耕”偏又“宛辔”去出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难怪他每次刚一出仕马上就厌仕，束装初出便急切思归。《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抒写了他“始作”镇军参军时的心情：

        陶渊明日用云为之际无不是率性而行——独酌于黄昏之后（《饮酒二十首》之七），采菊于东篱之边（《饮酒二十首》之五）；“景物斯和”的暮春一人“偶影独游”（《时运》），“风物闲美”的夏日便携侣远足（《游斜川》）；读书不求甚解而只求适性（《五柳先生传》），弹琴无须有弦而只在畅情；可能是不耻刺史檀道济的为人，将他馈赠的“粱肉”“麾而去之”，或许与另一江州刺史王弘性情相投，在半路上不妨与他“欣然”共酌。无论是一人独处还是与他人相聚，无论是接人还是待物，他都不会迁就世俗以扭曲自己的本性，更不会曲意逢迎，虚饰矫情，任其真性流行，还人生以自在。《宋书·隐逸传》载：“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至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去归。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历来人们只从伦理的角度阐释陶渊明最终弃官归田这一严肃的生命决断，“不为五斗米折腰”一直被人传为美谈，它已经成了气节和操守的代名词，其实任心适性的生命意识才是驱使他弃官彭泽的深层动因，这一点他在《归去来兮辞》中交代得非常清楚。“不为五斗米折腰”一说在陶集中找不到本证，难怪宋以后不断有史家对此说提出质疑，宋韩子苍认为“五斗折腰”之说为子虚乌有，是时人的误传或史家的虚构；清林云铭断言“五斗折腰”之说并非出于诗人的真情，是渊明自己去官时的托词和借口；清陶澍认为渊明去官时开始借督邮以为名，至为文时又借奔妹丧以自晦，而诗人归田的真正原因是“悯晋室之将终”。在《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五首》等抒写归田的诗文中，既找不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陈述，也没有要为晋室守节的表白，更何况他辞官彭泽在晋亡前十几年，陶渊明断不至于提前十几年就“不食周粟”。我们还是来听听诗人自己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是怎么说的：

        求官是由于“幼稚盈室”而“瓶无储粟”的生活所迫，不仅不是出于他个人的内在需求，反而有违他“自然”的天性，因而奔走仕途完全“口腹自役”，心灵的折磨比身体的饥冻更加难熬。序文中的“矫厉”是指用人力强行改变事物的形状或性质，语出《荀子·性恶》篇：“故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诗人称自己淳真自然的“质性”绝非矫厉所能改变，曲己从人勉强入仕，让心灵为口腹所役，怎么能让自己“称心”？扭曲自己内在的本性，怎么能使自己“适性”？对自己个性有深刻体认的诗人，自然也深刻认识到选择“违己”入仕这一生命存在方式的迷失，《归去来兮辞》一开篇就大彻大悟地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园林无世情”却强迫自己沉浮宦海，这正是“自以心为形役”，使得自己的生命存在违己失性，便是误入“迷途”，便要“身心交病”，“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才是“迷途”知返。回到自己“日梦想”的田园，“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归去来兮辞》），只有这种存在方式才是“委心”，也只有这种存在方式才叫“称情”。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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