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去一年多里，我常常为了出书的事情跟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罗俞君通电话。我们没有见过面，却早就成了好朋友了。她这个人实在太细心、太尽职、太善良了，写书的人碰到这样一位编辑，真幸福。过去好长一段时间她都忙着编钱锺书先生的散文选，去过好几趟北京，跟钱夫人杨绛先生成了忘年交。钱先生学问那么渊博，文章那么考究，做人那么认真，给他编一部文集，当然大不容易。钱先生住院治病，杨先生奔波忙碌，可是，罗俞君说，“去冬临近除夕，杨先生为审读篇目，晚上看稿，脸色都因阅读的疲倦而有些苍白，一直让我於心不忍。近日，杨先生为校订疑难篇目，又忙中添累，更让我心疼不安。”我跟罗俞君说，这本书太值得认真编校出版了，再辛苦也有意义。

        （二）

        昨天，我终於收到罗俞君寄来的《钱锺书散文》，封面是杨先生题签，端正稳重的一笔字，看不出劳累，看不出老态，让人加倍悬念这一对中国学文化的国宝。六百页的厚书收了钱先生近百篇文字，每一篇都应该细读。罗俞君如释重负，我也替她高兴。

        有记者问钱先生说：“您打算整理一套您的文集吗？”钱先生答道：“对过去写过的东西，我并不感到兴趣。有一个美国学者写信给我，说他在《开卷》看到马力和黎活仁两位先生所编我的作品目录，问我这个目录齐不齐全。我回了一封信给他，其中我讲了一段话，说，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罗俞君这次能够徵得钱先生和杨先生的同意，印出这本“目前国内唯一的钱先生散文选本”，而且“个别篇目杨先生徵得钱先生同意，文字上略有删改”，那是非常难得的收穫。

        作家往往不满意自己过去写的东西。这正是作家求进步的原动力。钱先生谈着作的《杂言》里谈到他在一部小说里形容教授是“先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然后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他说他的老同学和同事们把这个玩笑当了真，纷纷责难。钱先生后来也觉得那句话太过火，需要修正：“先把图书馆的参考书放入自己写的书里，然后把自己写的书列入图书馆的参考书里。”他说，“这样描写学术的轮回，也许妥当些”。我不认为这样改会好些。还是当初写的那一句传神。

        （三）

        幸好钱先生始终是开明开放的学者。《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钱先生用英语说：“...At meetings of our sort, perfect agreement is not so essential, not per entirely desirable. tits need not be in unison and are reasonably tent er all, may very    only a synonym of, but also a eupony.”他的中文译文说：“无论如何，学者们开会讨论文学问题不同於外交家们开会谈判，订立条约。在我们这种讨论里，全体同意不很要紧，而且似乎也不该那样要求。讨论者大可以和而不同，不必同声一致。‘同声’很容易变为‘单调’的同义词和婉曲话”。钱先生说得真漂亮，尤其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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