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纳伊的小火车刚驶过玛约门，正沿着通往塞纳河岸的林荫大道行驶。小车头拖着它那节车厢，鸣着汽笛赶开路上碍事的行人车辆，像一个气喘吁吁的长跑者，喷吐着蒸气；活塞像是匆匆运动着的铁腿，发出嗑嗵嗑嗵的响声。夏日傍晚的闷热笼罩着路面；虽然一丝风也没有，还是扬起阵阵白色的尘土，石灰似的，浓浓的，呛人的，而且热烘烘的。这尘土粘在人们湿漉漉的皮肤上，迷住人们的眼睛，甚至钻进人们的肺里。

        大道两旁，不少人走到户外来透透气。

        车窗的玻璃都放了下来；车子开得很快，所有的窗帘都在飘舞。只有寥寥几个人坐在车厢里（在这样的大热天，人们更喜欢待在车的顶层或平台上）。其中有几个装束格调不怎么雅致的胖太太；这些郊区的中产阶级妇女，缺乏高贵的风采，却傲慢得不合时宜。还有几个在办公室辛劳了一天、已经疲惫不堪的男士，脸色蜡黄，躬腰缩背，因为长年伏案工作，看上去一个肩膀有点高。从他们焦虑不安、愁眉不展的面孔，就知道他们家庭生活中烦恼重重，经常手头拮据，昔日的希望已经注定成为泡影。他们全都属于那支落魄潦倒的穷鬼的大军，在巴黎周边近乎垃圾场的田野上，在石膏抹灰的单薄的房子里过着枯燥乏味的日子；门外的一小块花坛就算是他们的花园了。

        紧挨着车门，一个矮胖的男子，面颊有些浮肿，肚子垂在叉开的两腿中间，穿一身黑色衣服，挂着勋章绶带。他正在跟一位先生聊天。对方身材瘦长，不修边幅，穿着肮脏的白色亚麻布衣服，戴一顶陈旧的巴拿马草帽。前一位是海军部的主任科员卡拉旺先生，说起话来慢慢腾腾，吞吞吐吐，有时候简直就像个结巴。后一位曾经在一条商船上当过卫生员，最后在古尔波瓦圆形广场附近安顿下来，用他一生走南闯北仅剩的似是而非的医学知识，在当地贫苦居民中间行医；他姓舍奈，要人家称呼他“医生”。关于他的品行，很有些流言蜚语。

        卡拉旺先生一向过着标准的公务员的生活。三十年来，他每天早上守常不变地去上班，走的是相同的路，在相同的时刻，相同的地点，看见赶去办公的相同的脸；每天晚上他循着相同的路线回家，又遇见他亲眼看着变老的相同的脸。

        他每天在圣奥诺莱城厢街的拐角花一个苏买一份报纸，又去买两个小面包，然后就走进部里，那神情活像个投案自首的犯人。他马不停蹄赶到办公室。他总是惴惴不安，时刻都在担心自己有什么疏忽，会遭到申斥。

        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能改变他单调的生活规律；因为除了科里的事，除了升级和奖金，他对什么都不关心。不论在部里还是在家里（他已经不计较什么嫁妆，娶了一个同事的女儿），他从来不谈公务以外的事。他那被枯燥的日常工作弄得萎缩了的脑子里，除了和部里有关的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思想、希望和梦想。不过这个科员想起一件事总是愤愤不平：那些海军军需官，因为有银线饰带而被人称做“白铁匠”的，一调进部里就能当上副科长或者科长。每天晚上他都要在饭桌上，当着与他同仇敌忾的妻子，有根有据地论证：把巴黎的官职给那些本应该去漂洋航海的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极不公平。

        他现在已经老了。可是他竟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一生是怎么过去的，因为他出了中学大门就直接跨进了办公室，只不过从前望而生畏的学监，如今换成了他怕得要命的上司。一看见这些衙门暴君的门槛，他就浑上下身直打哆嗦。他在人前总显得窘迫不安，和人说话总是低声下气，甚至紧张得口吃，就是这种持续不断的恐惧心理所致。

        他对巴黎的了解，并不比一个每天牵着狗到同一家门口讨饭的瞎子更多。即使在他那一个苏一份的报纸上读到什么大事或者丑闻，他也认为都是凭空杜撰的故事，编出来供小职员们消遣的。他是个秩序的拥护者，保守派，虽无一定的政见但敌视一切“新鲜事物”的保守派。凡是政治新闻他都略过不看，何况他那份报纸拿了某一方的钱，总是为满足该方的需要而对新闻加以歪曲。每天晚上，他沿着香榭丽舍林荫道回家，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车辆，就像是人地生疏的旅游者彷徨在遥远的异乡。

        就在今年，他完成了按规定所必需的三十年的服务。一月一日那天，他获得了荣誉勋位团十字勋章。在这些军事化的机关里，就是用它来奖励那些被钉在绿色卷宗上的犯人，奖励他们漫长而又悲惨的苦役（或者美其名曰“忠诚服务”）的。这个意外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有了新的、更高的认识，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出于对自己所属的“勋位团”理所当然的礼貌和尊重，从那以后，他就取缔了杂色的长裤和式样花哨的上衣，只穿黑裤子和更适合佩带他那宽宽的“勋章绶带”的长礼服；他每天早上都要刮脸，仔细清洁护理手指甲，并且每两天就换一件衬衫。总之，转眼之间，他就变成了另一个卡拉旺，整洁，庄重，而且待人接物还颇有些屈尊俯就的意味。

        在家里，他说什么都要扯上“我的十字勋章”。他甚至骄傲到如此程度，对别人在扣眼上挂的任何一种勋章都无法容忍。他见了外国勋章尤其怒不可遏——“这种勋章，根本就不应该允许在法国挂出来”。他特别看不惯舍奈“医生”，因为每天晚上在小火车上遇见他，他总是挂着一条不三不四的勋章绶带，有白的，有蓝的，有橙黄的，还有绿的。

        从凯旋门到纳伊的这段路上，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仍是老生常谈。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们先涉及的是地方上的种种弊端；他们对这些弊端都很反感，可是纳伊市的市长却偏偏不闻不问。接着，正像和医生做伴必然会发生的那样，卡拉旺把话题转到疾病上，指望通过闲谈的方式捞到些许免费的指点，甚至是一次诊断呢，只要做得巧妙，别让他看出破绽。再说，他母亲的情况近来让他十分担心。她常常昏厥，好久才能醒过来。虽然九十高龄了，可她就是不同意去看病。

        卡拉旺一提到母亲的高寿，就心情激动。他一再地对舍奈“医生”说：“活这么大岁数的人，您常见吗？”说罢，他就深感幸运地搓搓手，倒不是他希望看见老太太在世上没完没了地活下去，而是因为母亲寿命长也是他本人长寿的预兆。

        他接着说：“嘿嘿！我家的人都长寿；因此，我可以肯定，除非遇到意外事故，我一定能活到很老才死。”卫生员怜悯地看了他一眼；他在转瞬间端详了一下对方通红的脸、肥肥的脖子、坠在两条松软的粗腿之间的大肚子，以及这虚胖的老职员容易中风的浑圆的身坯；然后，他一只手掀了掀扣在头上的那顶灰白色巴拿马草帽，冷冷一笑，回答：“未必吧，老兄，令堂瘦得皮包骨，而阁下呢，胖得像个汤桶。”卡拉旺被他说得心慌意乱，哑口无言。

        好在这时候小火车到站了。两个伙伴下了车。舍奈先生提议请他到对面，他俩经常光顾的环球咖啡馆喝杯苦艾酒。老板和他们是朋友，向他们伸出两个手指头，隔着柜台上的酒瓶握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走过去，找从中午起就坐在那张桌上打多米诺骨牌的三个牌迷。他们互相热情地打了招呼，并且问了那句少不了的“有什么新闻呀”，然后打牌的人继续打牌，他俩就告辞出来。他们头也不抬，只是伸出手来互相握了一下，便各自回家吃饭。

        卡拉旺住在古尔波瓦广场附近的一座三层小楼里。楼下是一家理发店。

        这套住宅有两个卧室﹑一个饭厅和一个厨房，几把修过的椅子根据需要从这间屋子搬到那间屋子。卡拉旺太太把时间都花在打扫卫生上。她的十二岁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和九岁的儿子菲利普-奥古斯特跟邻里的孩子们在大街边的阳沟里游戏。

        卡拉旺把母亲安置在楼上。老太太的小气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而她又长得瘦骨嶙峋，所以人们说：“天主”把他精打细算的原则都用在她身上了。她总是心情恶劣，没有一天不跟人吵架、不发脾气。她经常隔着窗户，冲着站在门口的邻居、卖菜小贩、清道夫和儿童破口大骂。为了报复她，她出门的时候，孩子们就远远地跟在后面大叫：“老—妖―精！”

        一个粗心得叫人难以相信的诺曼底来的小女佣，给他们做家务活。为了预防意外，她睡在三楼，老太太旁边。

        卡拉旺回到家的时候，他那爱洁成癖的妻子正在用一块法兰绒布擦那几把分散在几个空荡荡的房间里的桃花心木的椅子。她总是戴着绒手套，头上扣着一顶便帽，那便帽缀有五彩缎带，还老往一边耳朵上滑。每逢有人撞见她上蜡、刷呀、擦呀﹑洗呀，她总是这么说：“我不是有钱人，家里一切都很简单；不过我也有我奢侈的地方，那就是清洁，它跟别的奢侈同样有价值。”

        她生来就讲究实际，而且固执己见；在一切事情上她都是丈夫的向导。每天晚上，在饭桌上，然后在床上，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办公室里的事。虽然她比他小二十岁，他却像对神父似的，对她无所不谈，并且不论什么事都遵从她的意见。

        她压根儿就不曾漂亮过；现在更丑，矮小又干瘦。她那不多的女性特征，本来还是可以巧妙地显露一二的；但她偏偏对着装一窍不通，也就被永远埋没了。她的裙子好像总往一边歪。无论什么场合，哪怕在大庭广众面前，她也经常在自己身上抓抓搔搔，几乎成了一种怪癖。她容许自己所做的唯一装饰，就是平时在家戴的便帽上缀着许多杂七杂八的丝带，自以为很美。

        她一瞧见丈夫回来，就直起腰，吻着他的颊髯，问：“我的朋友，你想着去波丹了吗？”（这话指的是他答应替她办的一件事。）他听了马上垂头丧气地倒在椅子上；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把这事儿忘了。他说：“真是邪了门儿啦，我一整天都在想着这件事，可是没用，到了傍晚还是忘了。”见他很难过，她就安慰道：“你明天记住不就完了。部里没有什么新闻吗？”

        “有，还是一件大新闻呢：又有一个‘白铁匠’被任命为副科长。”

        她的脸立刻严肃起来，问：

        “哪个科？”

        “对外采购科。”

        她气呼呼地说：

        “这么说，是拉蒙的那个位子了，正好是我希望你得到的那个位子。拉蒙呢？他退休了？”

        他喃喃地说：“退休了。”她立刻暴跳如雷，便帽一直滑到肩膀上：

        “完了！你看，这个破地方，现在什么指望也没有了。你说的那个军需官姓什么？”

        “波纳索。”

        她拿起总放在手边的海军年鉴查找，念道：“波纳索。土伦。一八五一年出生。一八七一年任见习军需官。一八七五年任助理军需官。”

        “他出过海吗？”

        听到这句问话，卡拉旺心里雨过天晴。他乐得肚子直抖。“跟巴兰，他的科长巴兰，正好是一路货色。”接着，他就开怀地笑着，讲起他那个部里人全都觉得精彩的老笑话：“千万别派他们从水路去视察黎明军港，他们乘观光小火轮也会晕船呢。”

        不过，她就跟没听见似的，仍然板着脸。过了一会儿，她慢慢搔着下巴，咕哝说：“要是我们能有一个有交情的议员就好了！只要议会知道部里发生的这一切，部长立马就会垮台……”

        这时候，楼梯上传来的吵嚷声，打断了她的话。玛丽-路易丝和菲利普-奥古斯特从阳沟那儿玩耍回来了，他们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步步为营，你打我一个耳光，我踢你一脚。他们的母亲横眉怒目地冲了出去，一手抓住一个孩子的胳膊，使劲地摇晃着他们，把他们推进屋里。

        他们一看见父亲，就连忙向他扑过去。他慈祥地吻他们，吻了很久，然后坐下来，让他们坐在自己的大腿上，跟他们说说话儿。

        菲利普-奥古斯特是个小淘气，头发乱糟糟的，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干净，脸上一副白痴相。玛丽-路易丝长得像她母亲，说话也像她，张口就像在重复她的话，甚至连手势也跟她一模一样。她也说：“部里有什么新闻呀？”他开心地回答：“宝贝女儿，你那位每个月都要来咱家吃饭的朋友拉蒙就要离开我们了。有个新来的副科长接了他的位子。”她抬起头望着父亲，用早熟的孩子才有的那种体恤的口吻说：“这么说，又有一个人从你背上蹿上去了。”

        他敛起笑容，没有回答；然后就岔开话题，问正在擦窗户的妻子：“妈妈在楼上好吗？”

        卡拉旺太太停下手里的活儿，转过身来，把已经完全滑到背上的便帽重新戴好，嘴唇颤抖着说：

        “哈！对啦！咱们就来谈谈你妈吧！她跟我唱了一出好戏！你想想看，理发师的妻子勒博丹太太上楼找我借一包淀粉，正好我出去了；你妈就像对待乞丐似的，把人家撵了出去。所以我回来也把老太太修理了一下。可她跟往常一样，人家指出她的不是，她总是假装听不见。其实，她耳力并不比我差，是不是？这根本就是在装。她一声不吭，立刻就上楼去了，就是证明。”

        卡拉旺十分尴尬，沉默不语。正好，小女佣闯进来说晚饭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他拿起总是藏在墙角的那根扫帚把，往天花板上捅了三下，通知他母亲下来吃饭。然后他们便到饭厅去。年轻的卡拉旺太太分好汤，等着老卡拉旺太太下来。总不见老太太下来，汤也凉了，他们只好先慢慢地吃起来。每人盘子里的汤都喝光了，他们又继续等。卡拉旺太太恼火了，就拿丈夫撒气：“她这是成心捣乱，你明知道。可你还是老护着她。”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好打发玛丽-路易丝去叫奶奶。他妻子气愤地用刀尖敲打着酒杯的杯脚；而他只低着头，一动不动。

        门忽然开了，只有女儿一个人回来，她气喘吁吁，脸色煞白，慌慌张张地说：“奶奶倒在地上了。”

        卡拉旺猛地站起来，把餐巾往桌子上一扔，就跑了出去，楼梯上响起他沉重而又急促的脚步声。他妻子认为婆婆又在耍什么花招，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慢吞吞地跟上楼去。

        老太太脸冲下直挺挺地倒在屋子中间。儿子把她翻过身来，只见她的脸纹丝不动，毫无表情；皮肤蜡黄，皱纹累累，像鞣过的皮革一样；两眼紧闭，牙关紧咬，干瘦的身躯已经发硬。

        卡拉旺跪在她身边，一边呜咽一边喊：“妈妈呀，我可怜的妈妈呀！”不过卡拉旺太太端详了一会儿，肯定地说：“得啦，她又晕过去了，没什么大事。放心吧，不过是耽误咱们一顿饭罢了。”

        他们把老太太抬到床上，脱光了衣裳。卡拉旺，他妻子，还有女佣，三个人一齐动手给她揉搓身子。可是，尽管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儿，她还是没有恢复知觉。于是他们打发罗萨丽去请舍奈“医生”。他住在离苏莱纳不远的河边，路很远。等了很久，他终于到了。他给老太太做了检查，量了脉搏，听了心脏，然后宣布：“完了。”

        卡拉旺扑在母亲身上，随着急促的抽噎，他的身子也在抖动。他拼命吻着母亲那张僵硬的脸，哭得那么伤心，大颗的眼泪像水滴似地洒在死者的脸上。

        卡拉旺太太也适可而止地哭嚎了几声，然后就站在丈夫背后，微微地呜咽着，一个劲地揉着眼睛。

        卡拉旺的眼睛都哭肿了，稀稀落落的头发也乱了，由衷的悲痛让他变得很丑。他忽然站起来，说：“不过……您能肯定吗？医生，您确实能肯定吗？……”卫生员连忙走过来，以老练利索的手法摆弄着尸体，像商人夸耀自己的货物似的，说：“瞧，朋友，您瞧这眼睛。”他翻开老妇人的眼皮，眼珠在他手指下露了出来，没有任何变化，也许瞳孔有点儿放大。卡拉旺的心就像让人扎了一刀似的，惊吓得一阵毛骨悚然。舍奈先生又抓起老太太僵硬的胳膊，使劲扳开她的手指头，好像面对一个辩论对手，怒气冲冲地说：“您看看这只手。放心吧，我绝不会弄错。”

        卡拉旺又扑到床上，一边打滚，一边几乎像牛一样哞哞地哭嚎。他妻子则一直虚应故事地哭着，一边料理着必要的事。她把床头柜搬过来，铺上一块餐巾，摆上四根蜡烛，点着了；又从壁炉台上取下挂在镜子背后的一根黄杨树枝，搁在蜡烛之间的一个盘子里；没有圣水，就往盘子里倒满清水。可是她灵机一动，抓了一撮食盐扔在水里，大概她想象这就算完成了祝圣的仪式。

        布置完死神降临时应有的场景，她就一动不动地站着。刚才帮着她布置的卫生员，这时低声对她说：“最好把卡拉旺领出去。”她点头赞同，便走到仍然跪在那里不住啼哭的丈夫身边，和舍奈先生一人架一条胳膊，把他扶了起来。

        他们先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妻子连连吻着他的额头，开导了他一番。卫生员也在一旁帮腔，劝他要坚强，要拿出勇气，要安于天命，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人遇到这种天降横祸时根本办不到的。接着，他们俩又搀着他，把他领了出去。

        他像个胖娃娃似的哭哭啼啼，痉挛了似的抽噎着，有气无力，胳膊搭拉着，两腿发软。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机械地移动着两只脚，走下楼去。

        他们把他安置在平常吃饭坐的那把扶手椅上，面前是快要空了的汤盘，他的汤勺还浸在没喝完的汤里。他就这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对着酒杯发愣；他如痴如呆，已经什么也不想了。

        卡拉旺太太在一个角落里和医生谈话，打听该办的手续，请教各种各样的具体事宜。舍奈先生好像还在等着什么似的，最后他拿起帽子，说他还没有吃晚饭，行了个礼，就要走。她这才惊呼道：

        “怎么，您还没有吃晚饭吗？那就留下在这儿吃吧，医生，留下在这儿吃吧！我们有现成的，这就给您端上来。您知道，我们也吃不了多少。”

        他婉言推辞；可是她坚持挽留：

        “这算得了什么呀，您就留下吧。遇到这种时候，能有个朋友在身边，真是件难得的事。再说，您也许能够劝我丈夫吃点东西提提神；他非常需要打起精神来呀。”

        医生鞠了个躬，把帽子放在一件家具上，说：“既然如此，我只好从命啦，太太。”

        她对昏了头的罗萨丽吩咐了几句，自己也坐下吃起来，照她的说法，不过是“装装样子吃点儿，陪陪医生”。

        凉了的汤又端上来。舍奈先生喝完一盘，又要求添了一次。接着上的是一盘里昂式牛肚，散发出一股洋葱的香味，卡拉旺太太也决定尝一点。“味道好极了。”“医生”说。她笑了笑：“是吧？”然后转过脸来对丈夫说：“你也吃点吧，可怜的阿尔弗雷德，哪怕垫垫肚子也好，想想看，你还要熬夜呢！”

        他顺从地递过盘子去，好像即使她命令他马上上床睡觉，他也会照办不误。实际上他现在已经任人摆布，既不会反抗，也不会思考了。然后，他就吃起来。

        “医生”自己动手，一连从菜盘里取了三次。卡拉旺太太呢，隔不大会儿就用叉子叉一块牛肚，装作漫不经心似的吞下肚去。

        满满一盆通心粉端了上来，“医生”咕哝说：“嘿！这可是好东西。”这一次，卡拉旺太太给每人分了一份，甚至连孩子们的小碟子都盛满了。没人顾得上管他们了，两个孩子连扒带蒯地吃着碟子里的食物，喝着不掺水的葡萄酒，已经在桌子底下用脚开起战来。

        舍奈先生想起罗西尼对这道意大利美食的喜爱，冷不丁地说：“瞧！还押韵呢；很可以作一首诗，用这样的诗句来开头：

        不过并没有人听他说话。卡拉旺太太忽然变得若有所思：她在考虑这个变故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她丈夫呢，把面包搓成一个个小球儿，放在桌布上，像白痴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面球。他好像嗓子眼儿干渴难熬，葡萄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他那被打击和悲伤搅乱了的头脑，已经变得轻飘飘的，仿佛在刚开始的艰难消化过程突然造成的晕眩中乱舞。

        “医生”呢，喝起酒来像个无底洞，显然已经醉了。卡拉旺太太呢，精神受到震动之后必然有所反应，既兴奋也茫然；尽管她喝的是白水，头脑也有点晕乎了。

        舍奈先生开始讲起几个遇到丧事的人家发生的事来，在他看来这些事真是荒唐透顶。因为在巴黎的这个郊区，住满了外省来的居民，常可以看到乡下人对死者，不管是亲爹还是亲娘，表现出的那种冷漠，那种缺乏敬意，那种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残酷无情。这些事在乡下司空见惯，在巴黎却十分罕见。他说：“瞧，就在上个星期，皮托街有一家来请我。我连忙跑了去。到了那里，病人已经死了，家属却围在床边若无其事地喝着茴香酒。这瓶酒原是头天晚上买来，让垂危的病人过过瘾的。”

        不过卡拉旺太太并没有听他说话，而是一心在想着遗产；卡拉旺则是头脑空空，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咖啡倒好了；为了提神，煮得很浓。每一杯兑了白兰地的咖啡，顿时在他们的双颊添上一层红晕，并且把他们已经神志恍惚的头脑里仅剩的一点思想搅得更乱。

        随后，“医生”又突然抓起烧酒瓶，替每人斟上一杯“涮杯酒”。食物消化产生的温热让他们懒洋洋的，餐后烈酒产生的肉体的恬适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沉醉，他们就这样一言不发，慢慢啜着在杯底形成淡黄色糖浆的甜白兰地。

        孩子们已经睡着了，罗萨丽把他们送上床。

        人遇到不幸的事，大都喜欢以酒浇愁；在这种需要的驱使下，卡拉旺又无意识地一连喝了好几杯烧酒；他那呆滞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芒。

        “医生”终于站起来，准备走了；他抓住朋友的胳膊，说：

        “喂！跟我一块儿去走走。透透新鲜空气对您有好处。一个人烦恼的时候，不应该老待着不动。”

        对方听从他的劝告，戴上帽子，拿起手杖，走了出去。两人臂挽着臂，在星光下向塞纳河走去。

        一阵阵芳香在热烘烘的黑夜里飘拂，因为周围的花园在这个季节里正鲜花盛开。花的香气好像在白天沉睡，天一黑就苏醒过来似的，夹杂在黑暗中吹过的微风里四处洋溢。

        宽阔的大街上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两行煤气街灯一直伸向凯旋门。然而，在凯旋门那一边，巴黎在一片红雾笼罩下仍然热热闹闹，那是一片持续不断的喧嚣。远处的平原上，偶尔有一列火车开足马力奔来，或者穿过外省朝海滨驶去，火车鸣着汽笛，仿佛在和那片喧嚣遥相呼应。

        户外的空气吹拂着他们的脸，一开始颇让他们感到意外，以致“医生”差点儿失去平衡；卡拉旺吃了晚饭就感到头晕，这一下晕得更厉害了。他好像在梦里走路，昏昏沉沉，疲软无力。因为陷入精神麻木状态，他不再感到强烈的悲伤，甚至感到轻松些了。弥漫在黑夜里的温馨的花香，更增加了他的轻松之感。

        他们到了桥头，就顺着河向右走。塞纳河向他们迎面送来一阵凉风。在一排高耸的白杨树构成的帷幔前，河水忧郁而默默地流着；星星被河水荡漾着，仿佛在水中游泳。飘浮在对岸的淡白色的薄雾，向人们的肺里注入一股潮湿的气息。卡拉旺突然站住，因为这河水的气息在他心里勾起一件件久远往事的回忆。

        他突然又看见母亲，从前，在他童年的时候，在那遥远的庇卡底，弯着腰，跪在自家门前，那流过他家园子的小溪边，正在洗她身边的一堆衣裳。他听见她在寂静的田野上的捣衣声和她的喊声：“阿尔弗雷德，给我拿块肥皂来。”他感觉到那同样的流水的气息，那流水淙淙的土地上腾起的同样的薄雾，和那一直留在他心头难以忘怀的沼地上蒸起的水气的味道，而这一切偏偏又出现在母亲刚死的这个晚上。

        他停下来，僵立不动，悲情哀思重又袭上心头。就仿佛一道闪电，一下子把他的不幸暴露无遗；遇上这飘忽的微风，他重又陷入无法挽救的痛苦的深渊。他感到自己的心被这次永无尽期的离别撕碎了。他的一生从此被一切两段；他的年轻时代随着母亲的去世而被死神整个儿吞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的“过去”结束了，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全都化为乌有；再也没有人能和他谈谈往事，谈谈他从前熟悉的人，他的家乡，他自己以及他过去生活中那些私密的事。他生命中的那一部分已经不复存在，现在轮到另一部分等待着死亡了。

        往事开始一件接一件在他的脑海里掠过。他又看见年轻的“妈妈”，穿着在她身上已经磨旧了的连衣裙，那些连衣裙穿了那么久，在他的印象里好像和她本人分不开了。他在原已忘记的千百个场景里，又找到了母亲模糊的面容，她的手势、语调、习惯、怪僻、易动的肝火、脸上的皱纹、瘦手指的动作，所有那些熟悉而又不会再有的姿态。

        他扒着“医生”的肩膀，不住声地呜咽着。他两条绵软无力的腿颤抖着，整个肥胖的身躯随着哭声哆嗦着，嘴里咕哝着：“妈妈，我可怜的妈妈，我可怜的妈妈呀！……”

        但是，他那个仍然醉醺醺的同伴，此刻正想着到经常偷偷光顾的那个地方去结束这个夜晚。他被卡拉旺这阵猛然发作的哀伤弄得很不耐烦，扶着他在河边的草地上坐下以后，几乎立刻就借口去看一个病人，撇下他走了。

        卡拉旺哭了很久。后来，眼泪哭干了，痛苦可以说也跟着流光了，他又感到一种轻松，一种安宁，心情也突然平静了下来。

        月亮升起了；大地沐浴在柔和的月光里。高大的白杨树泛着银光，平原上的雾就像浮动的雪。河面不再有星星游泳，而是仿佛铺满了珍珠；河水依旧流淌，激起闪烁的涟漪。空气温和，微风含着花香。沉睡中的大地透露出几分柔韧，卡拉旺尽情领味着这黑夜的甜美。他深深地呼吸着；一股清新、宁静的感觉，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慰，似乎也随之渗透他的全身。

        不过，为了抗拒这来得不合时宜的舒适感，他一遍遍地重复着：“妈妈呀，我可怜的妈妈呀。”出于正直人的良知，他想哭；可是他又哭不出来。甚至连刚才还让他嚎啕大哭的那些回忆，也引不起他的半点悲情了。

        于是他站起来，循着原路慢步往回走。他沉浸在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大自然的寂静里，自己的心也非他所愿地平静了下来。

        他走到桥头，只见末班小火车打着即将出发的信号灯；小火车的背后，环球咖啡馆的窗内灯火通明。

        他觉得需要找个人倾诉一下自己的不幸遭遇，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关切。于是他哭丧着脸，推开咖啡馆的门，径直走向柜台。老板正在那里坐镇。他本希望会有这样一种效果：所有的人都站起身，走过来，一边主动和他握手，一边问：“咦，您这是怎么啦？”可是偏偏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脸上的忧伤。他于是俯在柜台上，两手捧着头，咕咕哝哝地说：“主啊！主啊！”

        老板打量了他一眼，问：“卡拉旺先生，您是不是病了？”他回答：“我没病，可怜的朋友，是我母亲刚刚去世了。”对方心不在焉地“啊”了一声；恰好这时候店堂尽头有个客人在叫：“来一杯啤酒！”他立刻扯着嗓门吓人地应道：“是咧！这就来！”撇下愕然的卡拉旺，赶去侍候客人。

        三个牌迷仍然在晚饭前的那张桌子上，全神贯注、雷打不动地打多米诺骨牌。卡拉旺走过去，寻求他们的同情。他们当中好像谁也没注意到他来了，于是他决定自己开口。“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他对他们说，“我遭到了一场大祸。”

        那三个人同时微微抬了抬头，不过眼睛仍然盯着手上的牌。“怎么了？”“我母亲刚刚过世了。”他们中的一个咕哝道：“喔唷！”同时做出一个明明无动于衷却假装难过的表情。另一个人找不出什么话说，摇了摇头，吹了一个表示伤心的口哨。第三个人又打起牌来，好像心里在想：“原来是这么回事！”

        卡拉旺本来期望的是一句所谓“发自肺腑”的话。现在一看自己受到这样的冷遇，就走开了。这些人对朋友的痛苦居然如此无动于衷，这让他感到气愤，尽管他的痛苦此刻已经大大缓和下来，连他自己也不怎么感觉得到了。

        于是他离开了咖啡馆。

        他妻子身穿睡衣，正坐在开着的窗户旁边的一把小椅子上等他。原来她心里一直惦记着遗产的事。

        “快脱衣裳，”她说，“咱们上了床再说。”

        他抬起头，目光望着天花板，说：“可是……楼上……一个人也没有。”“放心吧，罗萨丽守在她身边呢。你先打个盹儿，凌晨三点钟去替她。”

        为了防备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他仍然穿着衬裤；头上包了一条围巾，就跟在妻子后面钻进被窝。

        他们先并排坐了一会儿。她在想心事。

        即使在这个时候，她的睡帽上也缀着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略微向一边的耳朵上歪着，就像受到她戴便帽养成的那个无法克服的习惯影响似的。

        她突然转过脸来，对他说：“你知道你妈立过遗嘱吗？”他迟迟疑疑地说：“我……我看没有……大概没有，她没有立过。”卡拉旺太太盯着丈夫的脸，压低了声音，愤愤不平地说：“真不像话，是不是？我们辛辛苦苦服侍她，我们供她住，供她吃，怎么说也有十年了！换了你妹妹，她绝对不会干。就是我，要是早知道落得这样的结果，我也不会干！是的，将来人们想起她来，这可是件丢脸的事！你也许会对我说，她付给我们膳宿费呀。不错，但是子女们的照料，可不是花点钱就能买得到的，应该在死后用遗嘱来表示感激才对。正直体面的人都是这么做的。看来，我是白辛苦﹑白忙活了！真卑鄙！啊！真卑鄙！”

        卡拉旺被弄得心烦意乱，连声说：“亲爱的，亲爱的，我求你啦，我求你啦。”

        她数落了半天，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又用平常的声调说：“明天上午应该通知你妹妹了。”

        他一下子蹦了起来，说：“真的，我居然没有想到这件事；天一亮我就去发电报。”可是她该想的都想到了，她拦住他说：“不，十点至十一点之间再发；在你妹妹到来以前，咱们得有时间考虑怎么把要做的事情安排好。从沙朗东到这儿，她最多两个钟头就到了。我们可以推说你昏了头。再说，就是上午通知，也不算不作为呀！”

        卡拉旺突然拍了一下脑门，就像平时谈到这位他一想到就要发抖的科长时那样，用战战兢兢的语调说：“还应该通知部里一声。”她问：“为什么要通知？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忘了，也情有可原。相信我好了：不通知。你那位科长什么也不能说；你要狠狠给他一个难堪。”“啊！这样嘛，好吧，”他说，“他见我没去上班，一定还会火冒三丈。嗯，你说的对。这是个好主意。等到我告诉他我妈死了，他也只好闷声不吭了。”

        这位科员对这个恶作剧甚感得意，一边搓着手，一边想象着科长的表情。这时候，老太太的尸体仍然躺在楼上，已经睡着的女佣人就守在旁边。

        卡拉旺太太忽然又变得烦恼起来，好像有一件说不出口的事在困扰着她。最后她还是下了决心，说：“你妈已经把她的座钟给你了，对不对，就是那个女孩玩毕尔包凯球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是的，是的，她对我说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她刚到这儿来的时候说的。她当时确实对我说过：‘如果你待我好，这个座钟将来就归你了。’”

        卡拉旺太太吃了定心丸，愁眉顿时舒展了，说：“你看呀，既然说过，就应该去拿过来；等你妹妹来了，她就不让我们拿了。”他有些迟疑，说：“你真的这样想吗？……”她生气了：“我当然这样想。只要神不知鬼不觉搬到这儿来，那就是我们的了。她屋里的那个大理石面的五斗柜也一样。有一天她脾气好的时候答应过给我。咱们也一起搬下来得了。”

        卡拉旺似乎不大相信。“不过，亲爱的，这可是责任重大呀！”她转过脸来，直眉瞪眼地说：“唉！真是的！你就永远改不了吗？你呀！你情愿自己的孩子饿死，也不愿意动一下手。那个五斗柜，从她答应给我的时候起，就是咱们的了，对不对？如果你妹妹不同意，让她来跟我说好了！我才不在乎你妹妹呢。好啦，起来，咱们这就去把你妈给咱们的东西搬下来。”

        他就这样被制服了，哆哆嗦嗦地从床上下来；刚要穿长裤，她又拦住他，说：“不用穿外衣了，走吧，有衬裤就够了。你看，我就这么去。”

        他们俩穿着睡衣，悄悄爬上楼，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走进屋去。老太太在那里直挺挺地躺着，守着她的仿佛只有放着黄杨圣枝的盘子周围那四根燃着的蜡烛；因为罗萨丽躺在扶手椅上，早就睡着了。她伸着两条腿，两手交叉着放在裙子上，歪着头，一动不动，张着嘴打着小鼾。

        卡拉旺捧起座钟。像帝国时代大量生产出的艺术作品一样，这是一件滑稽可笑的摆设。一个镏金的年轻姑娘的铜像，头上饰着各种花卉，手上拿着一个毕尔包凯球当作钟摆。“给我，”他的妻子说，“你搬五斗柜的大理石面。”

        他遵照她的吩咐，气喘吁吁，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大理石面扛到肩上。

        两口子开始起步了。卡拉旺伛着腰，走出房门，开始提心吊胆地下楼梯；他妻子倒退着走，一只手拿着蜡烛给他照亮，一只手抱着座钟。

        到了自己的屋里，她松了一大口气。“最难的办完了，”她说，“再去搬剩下的。”

        可是五斗柜的抽屉里装满了老太太的衣物，得放在什么地方才成。

        卡拉旺太太灵机一动，说：“快去把门厅里的那个松木箱子搬来；那箱子连四十个苏也不值，就摆在这儿吧。”木箱搬来以后，他们就动手清空抽屉。

        他们把袖口、绉领、衬衣、便帽、躺在他们背后的那位老太太的所有寒酸的旧衣裳，都一件一件取出来，整整齐齐地放进木箱，好瞒哄第二天就到的死者的另一个孩子布罗太太。

        完事以后，他们先把抽屉都搬下去，接着又一人抬一头把柜体搬下去。他们花了很长时间琢磨摆在什么地方最合适，最后才决定把它放在卧室里，床对面的两扇窗户之间。

        五斗柜刚摆好，卡拉旺太太就把她自己的衣物放了进去。座钟放在饭厅的壁炉台上。然后两口子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布置的效果。他们感到满意极了。“很不错哟，”她说。他回答：“的确，很不错。”接着他们就上床睡觉。她吹灭了蜡烛。不久，这座房子的两层楼里，所有的人都进入了梦乡。

        卡拉旺睁开眼时，天已经大亮了。他刚睡醒，头还昏昏沉沉的，过了几分钟，才记起了刚发生的大事。他好像当胸狠狠挨了一拳，一骨碌跳下床，心里又是一阵难过，几乎哭出声来。

        他急忙跑上楼。罗萨丽还在那间屋子里酣睡，仍然保持着头天晚上的那个姿势；其实她这一夜就没有醒过。他打发她去干活，自己动手换掉已经燃尽的蜡烛，然后就端详起母亲来。与此同时，他的脑海里滚动着那些貌似深奥的思想，那些芸芸众生在死人面前无法摆脱的宗教和哲学的俗见。

        这时，他听见妻子叫他，便又走下楼。她已经把上午该办的事拉了一张单子。他接过满是术语的清单一看，吓了一跳。

        单子上写着：

        此外还有一大堆要办的零七八碎的事。他拿起帽子，立刻出门。

        这时，消息已经传开了，女邻居们开始上门来要求看看死者。

        在楼下的理发店里，老板娘和正在替顾客刮脸的老板，甚至还为这件事发生了一场争论。

        女的一边织着袜子，一边咕哝道：“又少了一个，少了一个小气鬼；这个小气鬼，可是世上少见。说真的，我从来就不喜欢她；不过还是应该去看看她。”

        男的一边往顾客的下巴上抹肥皂，一边低声抱怨：“您听呀，尽是些怪念头！只有女人才想得出。她们活着的时候打扰你还不够，死了还不让你安生。”但是他妻子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接着说：“我也没什么办法呀，只是觉得应该去一下。这一上午我都在惦记着这件事。我要是不去看看她，就好像这一辈子都放不下似的。但是，仔细看看她，记住她的模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手里拿着剃刀的丈夫耸耸肩膀，跟正在刮脸的那位先生说起悄悄话来：“我倒要问问您，您对这些可恶的娘儿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不会觉得看死人有什么乐趣！”这话让他妻子听见了，她不动声色地回答：“就是有趣嘛，就是有趣嘛。”说完，她把手里的毛线活儿往柜台上一撂，就上楼去了。

        已经有两个女邻居捷足先登，正在和卡拉旺太太谈论这件不幸的事。卡拉旺太太绘形绘色地讲述着事情的经过。

        她们朝停尸的房间走去。四个女人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先后蘸了点盐水洒在被窝上；接着跪下来，一边喃喃祈祷，一边画十字；然后就站起来，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久久地打量着尸体。这当儿，死者的儿媳用一块手绢捂住脸，强作伤心地抽噎着。

        她转身要出去的时候，发现玛丽–路易丝和菲利普–奥古斯特全都穿着内衣站在门口，好奇地望着。她忘掉了做作出来的悲痛，扬起手，跑过去，气咻咻地大嚷：“快给我走开，淘气鬼！”

        十分钟以后，她陪着另一拨女邻居上楼来。她又在婆婆身上挥了挥黄杨树枝，作了祈祷，流了几滴眼泪，尽了她所有的义务。这时，她发现两个孩子又出现在身后，便狠狠地打了他们两巴掌。但是到了第三次，她也就不再理会他们了。以后每次有客人来，两个孩子就都跟着，跪在角落里，一遍遍照葫芦画瓢地模仿他们母亲的每一个动作。

        一到下午，被好奇心驱使来的女人就减少了。没有多久，就不再有人上门了。卡拉旺太太便回到自己的屋里，忙着准备出殡的大大小小的事。死人就孤零零地停在楼上。

        窗户开着。滚滚热浪夹着阵阵尘土扑进屋来；四根蜡烛的火焰在一动不动的尸体旁边跳动着；一些小苍蝇在被窝上、两眼紧闭的脸上、伸出的两只手上爬来爬去，飞去又飞回，不停地兜着圈子；它们来拜访这位老太太，也等候着它们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时刻。

        玛丽–路易丝和菲利普–奥古斯特又到大街上去玩耍了。没多久，他们就被小朋友们包围起来，特别是那些女孩子，她们更机警，能够更快就嗅出生活中的一切秘密。她们像大人似的打听：“你奶奶死了，是吗？”“死了，昨天晚上死的。”“死人是什么样子？”玛丽–路易丝就解说起来：蜡烛啦，黄杨树枝啦，死人的脸是什么样子啦。这番介绍激起孩子们强烈的好奇心；他们也要求上楼去一观究竟。

        玛丽–路易丝立刻组织了第一个旅行团：五个女孩和两个男孩，都是年龄最大，胆子也最大的。为了不让人发现，她要他们脱掉鞋子。这队人马潜入楼内以后，就像一支小老鼠的大军一样噌噌地蹿上楼。

        到了屋里，小姑娘立刻模仿她母亲，有样学样地举行起仪式来。她郑重其事地领着小朋友们下跪﹑画十字﹑蠕动嘴唇，再站起来，往床上洒水。然后，孩子们就挤作一团，怀着恐惧、好奇而又兴奋的心情走到床边，观看死人的脸和手。这时，玛丽-路易丝突然用小手绢捂住眼睛，假装哭起来。不过，她想到在外面等着她的那些孩子，马上忘了悲伤，急匆匆地带走一批，紧接着又带来另一批，继而又是第三批；因为所有满街跑的孩子，甚至连那些衣裳褴褛的小乞丐，都闻讯赶来参加这新奇的娱乐。而且她每一次都把母亲那些装腔作势的动作重复得惟妙惟肖。

        时间长了，她也累了，孩子们也被另外的游戏吸引到别处去了。老祖母又孤零零地躺在那里，被人完全忘记了。

        屋里布满了阴影；摇曳的烛光在她干瘪而又皱纹累累的脸上跳着光与影的舞蹈。

        八点钟光景，卡拉旺上楼来，关好窗子，又更换了蜡烛。他现在进来，态度已经很平静了，因为他已经看惯了那具尸体，就像它已经在那儿摆了好几个月似的。他甚至还能够注意到它没有一点腐烂的迹象。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妻子。她回答：“可不，她就跟木头做的一样，至少能保存一年。”

        他们一言不发地喝着浓汤。孩子们一整天没人管，已经人困马乏，倒在椅子里打起盹来。其他人也都保持着沉默。

        灯光忽然暗下来。

        卡拉旺太太捻了捻灯芯；可是油灯空洞地响了一下，长长地咕噜了一会儿，就熄灭了。他们偏又忘了买灯油！如果现在去杂货店，势必要耽误吃饭。他们就找起蜡烛来。可是，除了楼上床头柜上点的那几根以外，再也没有了。

        卡拉旺太太做事总能当机立断；她马上打发玛丽–路易丝上楼去拿两根下来，其余的人就在黑暗中等着。

        人们可以清晰地听到小姑娘上楼的脚步声。接着是几秒钟的寂静。突然，这孩子急急忙忙地跑下楼。她推开门，满脸惊恐，比前一天报告不幸的消息时还要紧张。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哎呀！爸爸，奶奶在穿衣裳！”

        卡拉旺一下子蹦了起来；被他带倒的椅子一直滚到了墙边。他结结巴巴地说：“你说……你说什么呢？……”

        紧张得语不成声的玛丽–路易丝重复道：“奶……奶……奶奶在穿衣裳……她就要下楼来了。”

        卡拉旺先生发了疯似的奔向楼梯；大惊失色的妻子紧随其后。但是到了三楼的门口，他站住了，因为他吓坏了，不敢进去。他会看到什么场面呢？还是卡拉旺太太比丈夫胆大，她转动了一下门把手，走了进去。

        屋里好像变得昏暗了许多。屋子中间，一个又高又瘦的人影在走动。是老太太，她已经起来了。她从昏睡中醒过来，神志还没有完全恢复，就侧转身子，用一只胳膊撑着，把点在灵床边的蜡烛吹熄了三根。等体力稍稍恢复，她就下床来找衣裳。见五斗柜不翼而飞，她起初的确有些迷惑；不过慢慢地在木箱里找到了，她就不慌不忙地穿起来。接着，她又把那一盘水倒掉，把黄杨树枝仍旧挂到镜子后面，把椅子都归到原位。儿子和儿媳进来的时候，她正准备下楼。

        卡拉旺冲过去，抓住她的手，拥吻她，热泪盈眶；他妻子在他背后虚情假意地连声说着：“真是太好啦，真是太好啦！”

        但是，老太太却并不感动，甚至就像根本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她的脸绷得像一座雕像，目光冷冷的，问了句：“晚饭快好了吗？”他已经昏了头，结结巴巴地说：“早好了，妈，我们正等你吃饭呢。”他表现出不寻常的殷勤，挽住她的胳膊。卡拉旺太太端起蜡烛，像夜间替扛大理石柜面的丈夫照路一样，一级一级地倒退着在前面引路。

        到了二楼，她差点跟正在上楼的人撞个满怀。原来是住在沙朗东的亲戚到了，布罗太太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她的丈夫。

        女的又高又胖，患水肿病的大肚子，把上身撑得向后仰着。她见此情景，吓得目瞪口呆，打算调头逃跑。她丈夫是个信仰社会主义的皮匠，矮矮的个儿，满脸满鼻的须毛，一眼望去活像个猴子。他却没有大惊小怪，只是低声说：“咦，怎么回事？她活过来啦！”

        卡拉旺太太一认出他们，就连做了几个十分遗憾的手势，然后大声说：“嘿！怎么！……是你们呀！真没想到！”

        但是布罗太太已经被弄得晕头转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低声回答：“是你们打电报催我们来的；我们还以为完了呢。”

        她丈夫在背后捏了她一把，叫她住口。然后他在大胡子下面做了个奸笑，补救道：“难得你们要邀请我们。我们立刻就来了。”话里影射着两家人长期以来充满的敌意。这时，老太太已经到了楼梯最下面几级，他连忙迎上去，用盖住脸的胡子蹭了蹭她的双颊；怕她耳背，又对准她的耳朵大喊：“您好吗，妈妈？还是那么硬朗，嗯？”

        布罗太太看见本以为死了的人现在活得好好的，还心有余悸，甚至不敢上前去拥吻。她的庞大的肚子把整个楼梯口都塞满了，挡住了其他人的路。

        老太太觉得有些蹊跷，已经起了疑心，不过一直不开口，只是望着周围的人。她的灰色的小眼睛四处打探着，犀利而又严峻，一会儿盯住这个人瞧瞧，一会儿盯住那个人望望，眼神里显而易见充满了想法，弄得她的孩子们很不自在。

        卡拉旺希望打个圆场，说：“老太太刚才有点不舒服；不过现在好了，完全好了。是不是，妈妈？”

        老太太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回答：“一下子昏过去了。不过你们说的做的我都听见了。”她说话的声音那么微弱，就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接着这番话的是一阵尴尬的沉默。众人走进饭厅。几分钟时间，匆忙凑合起一桌晚饭。

        只有布罗先生一个人还能沉得住气。他那张大猩猩般的凶相逼人的脸怪相百出；他信口说些含沙射影的话，弄得所有的人都很难堪。

        这还不算，门厅那边还频频传来门铃声，忙得晕头转向的罗萨丽一次次跑进来找卡拉旺；他总是连忙撂下餐巾走出去。他妹夫甚至问他：今天是不是他会客的日子。他支支吾吾地说：“不不，都是些小事，没什么。”

        后来，有人送来一包东西，卡拉旺冒冒失失地拆开一看，原来是印着黑框的讣闻。他的脸刷地红到耳根，赶紧又包起来，塞进坎肩里。

        他母亲并没有看见；她在目不转睛地望着摆在壁炉台上的她的座钟，镀金的毕尔包凯球还在不停地摆动。在冷冰冰的沉默中，尴尬的局面越来越令人难堪。

        老太太把她那巫婆似的皱纹密布的脸转过来，眼里闪着一丝狡黠的意味，对女儿说：“星期一，把你的小妞儿带来，我想看看她。”布罗太太顿时喜形于色，大声说：“是啰，妈。”卡拉旺太太却脸色变得煞白，几乎气昏过去。

        这当儿，两位男士正谈得越来越起劲；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居然展开了一场政治辩论。布罗拥护各种革命的共产主义学说，他激动得指手划脚，两只眼睛在毛茸茸的脸上炯炯发光，叫嚷着：“财产，先生，是对劳动者的掠夺——土地应该属于大众——继承权是一种堕落，一种耻辱！……”但是他说到这里突然打住了，好像刚才说了什么蠢话似的，有些发窘。过了一会儿，他才用比较温和的口吻说：“不过现在不是争论这些事的时候。”

        门开了，舍奈“医生”走了进来。一开始他大吃一惊，不过转眼间就显得若无其事了。他走到老太太跟前，说：“哈哈！老太太！今天气色很好嘛！啊！我早就料到了，果然如此。刚上楼的时候，我还对自己说：我敢打赌，老太君，她又起来了。”他轻轻拍了拍她的背，接着说：“她结实得就像新桥！你们等着瞧吧，咱们全得靠她老人家来挖坟地呢。”

        他坐下来，接过递给他的咖啡，很快就加入两位男士的争论。他赞成布罗的意见，因为他自己也在公社的事情上受到过牵连。

        老太太感到累了，要回楼上去。卡拉旺连忙走过来。可是她眼睛瞪着他，说：“你马上把我的五斗柜和座钟搬上去。”不等他结结巴巴地说完“是的，妈妈”，她已经挽着女儿的胳膊，走了出去。

        卡拉旺两口子呆若木鸡，哑口无言，沮丧得像遭到一场飞来横祸似的。布罗却一边得意地搓着手，一边抿着咖啡。

        卡拉旺太太气疯了，猛地朝他冲过去，嚷着：“你这个贼，无赖，流氓……我真想啐你一脸唾沫，我……我……”她找不出话来了，上气不接下气。而他呢，一直笑眯眯地啜着咖啡。

        正在这时，布罗太太回来了，于是卡拉旺太太又朝她小姑子冲过去。这两个人，一个巨肥，挺着让人望而生畏的大肚子，另一个干瘦，动作狂乱得像是在发羊痫风，手哆嗦着，声调也变了，她们唇枪舌剑地互相辱骂。

        舍奈和布罗过来拉架。布罗抓住他妻子的两个肩膀，把她推出门去，一边喝斥着：“滚，你这头蠢驴，别嚷了！”

        人们可以听到他们在街上一边走远，一边还吵个不休。

        接着，舍奈先生也告辞了。

        只剩下卡拉旺两口子面面相觑。

        男的一屁股倒在一把椅子上，两鬓沁出冷汗，咕哝着：“我怎么去对科长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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