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发生在一九三二年，当时州立监狱还在冷山。当然了，还有电椅。

        狱中囚犯常拿电椅开玩笑，对令人恐惧却又摆脱不掉的东西，大家总喜欢如此地取笑一番。他们管它叫“电伙计”，或者叫“大榨汁机”。大伙谈论电费单，谈论那年秋天监狱长穆尔斯不得不自己做感恩节晚餐，因为他妻子梅琳达病得没法做饭了。

        不过，对于那些真的要坐到电椅上的人，这些玩笑很快就不合时宜了。我在冷山那会儿，曾负责过七十八次电刑（这数字我从来不会弄错，我到死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对大部分受刑的人来说，当脚脖子被钳在“电伙计”结实的橡木腿上时，他们就觉得真的完蛋了。接着，他们就意识到（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里涌上一种冰凉的惶恐），自己的大腿玩完了。血液还在体内奔流，肌肉也依然强健，大腿却完了，再也不能行走于乡间，不能与大伙一起在建谷仓的庆典上和姑娘跳舞了。从脚踝往上，“电伙计”的主顾明白死亡在即。胡言乱语、支离破碎的临终叨咕结束后，一只黑色的丝绸袋子罩上他们的脑袋。这袋子说是给他们用的，可我总觉得它实际上是为我们备着的，为的是不让我们看到他们屈着膝，知道死亡临近时，眼神里所涌现的畏惧。

        在冷山，并没有死囚区，只有一个与其他四幢房子隔开的E号楼，仅其他楼房的四分之一大，不是木结构，而是砖砌的，房顶的金属皮裸露着，在夏日的阳光下，就像一只神色谵妄的眼球，令人胆战。房子里面有六个单间，每边三间，中间隔着一个宽阔的走廊，每个房间几乎都有其他四幢房子里单间的两倍大。它们也是单人使用的，就监狱来说，这样的住宿条件算是很不错了（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不过，住客宁愿拿它来换其他四幢楼里的任何房间。相信我，要真能换就好了。

        谢天谢地，我在那里当看守的几年里，从来没有一次是六个房间都住满的。为这样的小小恩惠，真要感谢上帝。里面最多时住四个人，有白人也有黑人（在冷山，死囚之间是不实行种族隔离的），那里就像是个小型的地狱。其中一个是名叫贝弗莉·麦考尔的女人，她黑得像黑桃A，却漂亮得要命。她忍受丈夫殴打六年了，可要是他在外偷鸡摸狗，那她一天都受不了。有一天夜里，她得知丈夫又在偷情，就站在楼梯口，那是通往他理发店楼上公寓必经之路，等着那个倒霉的莱斯特·麦考尔，他的老友们（也许还有那个他刚开始交往的情妇）都管他叫“剃刀”。她一直等他把大衣脱到一半，就用“剃刀”自己的一把剃刀，把他偷情的内脏挖出来丢到鞋子上。离坐“电伙计”还有两晚的时候，她把我叫到那个单间，说梦见非洲的灵父来见她，让她放弃奴隶姓，死时用自由身的姓氏玛图奥米。这就是她的遗愿，即死亡执行令上要用贝弗莉·玛图奥米这个姓名。我想她的灵父并没有给她任何名字，或是任何她可以说得出的名字。于是，我就说，可以，行，好的。当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狱卒的那几年里，我明白，除非我迫不得已，决不能拒绝死刑犯的要求，贝弗莉·玛图奥米这件事也不例外。次日下午三点左右，州长来了，将她减刑为在格拉西山谷女子监狱终身监禁（我们事后常用“睡牢狱不睡老公”来形容它）。实话说，看到贝弗莉朝值班桌走去，丰满的屁股朝左边而不是右边转去时，我很开心。

        大概三十五年（至少是三十五年）以后，我在报纸的讣告栏里看到这个名字，上面的照片里是一张黑人女性瘦削的脸，满头白发，架着一副莱茵水晶石的眼镜。正是贝弗莉。讣告上说，她死前的十年是自由身，还差不多单枪匹马拯救了莱因弗尔斯小镇上的一家图书馆。她还在主日学校里教过书，并在这个小小的穷乡僻壤广受爱戴。报纸上的标题是，下面的文字更小些，算是一段补充：只有莱茵水晶石镜架底下的那双大大的、热情的眼睛还是老样子。这双眼睛属于这样一个女人，即使到了七十岁，在万不得已的时刻，她也会毫不迟疑地从装消毒剂的蓝色瓶子里拔出安全剃刀。杀人犯，哪怕他们老年时成了乏味小镇的图书馆女馆长，你还是能一眼看出。如果你像我一样花了那么多时间来留意杀人犯，你一定会了解的。我一生中只有一次怀疑过自己这份工作的性质。我想，正因为如此，我才写下这些东西。

        通往E区中心的宽阔走廊铺着油毡，颜色就像陈旧的石灰，因此这条在其他监狱里被称为“最后一英里”的路，在冷山就被叫成“绿里”。我估摸着，那条道由南向北、从一头到另一头有六十步路。底端是禁闭室，另一头是个t形的路口。向左走就是活路，如果这指的就是在院子里、在太阳暴晒下操练的话，大部分人都走这条路；很多人这样生活了好几年，也没有落下什么大病。小偷、纵火犯、强奸犯们就是这么各行其是地应付着过下去的。

        不过，朝右走就不同了。你首先是进我的办公室（那里的地毯也是绿色的，我一直想换掉它，可总是没空），接着从我的书桌前经过，桌子左边摆着美国国旗，右边是州旗。房间另一侧是两扇门，一扇通往一间小小的厕所，那是我和E区的看守（有时甚至是监狱长穆尔斯）专用的；另一扇门通向一个像储藏室似的房间，你从那里就走上了绿里的尽头。

        门很小，走过去时得低下头，而约翰·柯菲就得用坐姿钻过去。穿过门，你会走上一个小小的楼梯平台，接着走下三级水泥阶梯，然后站上木板地。房间没有暖气，很不舒服，屋顶是金属的，就像楼顶的那块，而这块正是那里的一部分。冬天，那里冷得能让你看到自己呼出的气，而夏天又令人觉得憋闷。没错，一九三〇年七月还是八月处决埃尔默·曼弗雷德时，有九个见证人当场昏了过去。

        储藏间左边还是生命之路。尽是些工具（都锁在框子里，绑上了链子，好像它们不是铁锹、铁镐，而是卡宾枪）、衣物、一包包春天要在牢房花园里种的种子、几箱卫生纸，储物架上叠放着监狱制板厂要用的纸板……甚至还有几包熟石灰，是用来划棒球和足球场地的。犯人是在被称作“草场”的地方玩球的，在冷山，大家都喜欢秋天的下午。

        在右边，又是死亡之路。储藏间的东南角上，“电伙计”安坐在厚木地板的平台上，粗壮的橡木腿，宽阔的橡木扶手，这对扶手可把几十个人临死前最后几分钟吓出的汗都吸收了，还有铁罩子，它一般都得意洋洋地悬在椅背上，就像巴克·罗杰斯连环画里机器人小孩的无檐小帽。有一根绳索通过垫着垫片圈的小洞，从椅子后面的煤渣砖墙上穿过。电椅一侧是电镀的锡皮桶，朝里望，就会看见一卷海绵，大小正好垫进铁罩子里。处决前，得把它浸在盐水里，这样就能让直流电更好地通过电线，通过海绵，进入倒霉鬼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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