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起得很早,醒来时,心里很肯定我睡的这北厢的卧室有人和我相伴。我坐起来靠在枕头上面,揉一下眼睛,看见一个只有肩颈轮廓的黑影,站在我和窗户之间。
“谁啊?”我问的时候,心里还想它是不会出声回答我的。它只会敲墙壁,一下表示肯定,两下表示否定——你在想什么鬼?胡迪尼?但那黑影就定在窗边,没有一点回应。我伸出手乱摸,摸到了床头灯的开关拉绳,用力往下一拉。霎时,我只能撇嘴扮一下鬼脸,肚皮绷得紧紧的,子弹打过去可能都会被我顶回来。
“妈的!”我啐了一句,“还真是吓死人不偿命!”
那是我把我的旧麂皮外套用衣架挂在窗帘架上。先前我开行李箱时,随手把外套挂在那里,之后就忘了再收进衣橱里。我本来想笑,却笑不出来。凌晨三点出这种事,可没那么好笑。
我关上灯,再躺回去,眼睛睁得大大的,等着听本特的铃声或小孩子的呜咽再传过来,等到后来睡着了。
过了约莫七小时吧,我准备到乔的工作室,去看看那两只塑料猫头鹰是不是放在那边,前一天我没去那儿看过。就在这时,一辆新款的福特汽车开进了我的车道,停在雪佛兰前面,车头正对着车头。我本来已经走到木屋通往工作室的那截小路上了,赶忙折返回来。那天很热,很闷,我上身打赤膊,只穿了一条剪短的牛仔裤和塑料夹脚拖鞋。
乔以前老是说“克里夫兰装”会再自动分成两支小派别:“克里夫兰全副武装”和“克里夫兰随便穿”。我那礼拜二上午的访客穿的算是“克里夫兰随便穿”——夏威夷衫,有凤梨和猴子印花;“香蕉共和国”的褐色休闲长裤,加上一双白色懒人鞋。袜子可穿可不穿,但脚上一定要有白色的东西,这是克里夫兰休闲装的必要条件。身上也至少要挂一件惹眼的黄金饰品。这家伙在最后一项要求上完全合格:他一只手腕上戴的是劳力士金表,脖子上也挂了一条金链子。衬衫没塞进裤腰,背后鼓起可疑的一块。不是枪就是呼叫器,但若真是呼叫器,也未免太大了一点。我又瞄了一眼他开的车。“黑墙”轮胎。仪表板上——哦,你瞧,盖住的蓝色警灯!要抓你就要神不知、鬼不觉!
“迈克·努南吗?”他长得还不赖,有的女人会对这样的人特别专情——比如附近有人的声音大一点就变得畏缩的女人、家里出事绝不报警的女人,因为在某个隐秘的内心深处,她们就觉得自己家里活该出事。出了事,留下乌青的眼圈、脱臼的手肘,有时连胸口也会有香烟烫的焦疤。这样的女人,还喜欢称丈夫或情人爹地,娇声问道:“要我替你拿啤酒来吗?爹地?”“今天工作顺利吗?爹地。”
“我是迈克·努南。有何贵干?”
这位“爹地”转身,弯腰,伸手到摆在副驾驶座上的一堆文件里面拿东西。仪表板下面的双向无线电又嘎嘎响了一下,一下而已,马上就没有了。等他转过身来时,伸手递了一份浅黄色的长条形公文封给我。他把公文封推到我面前:“给你的。”
我没有马上接,他便往前跨一步,想把公文封塞进我的掌心。这时,一般人的条件反射应该是合起掌来接下。但我不是,我把两只手举到肩膀的高度,好像他刚才喝令我举起手来,混账小子!
他很有耐心地瞅着我看,那张脸有阿伦家兄弟的爱尔兰人味道,但没有他们的和善、开朗、好奇。他有的反而是要你好看的调调儿,教人看了就觉得讨厌,好像天底下的龌龊事儿他全都做尽了,大部分还不止一次。他有一边的眉毛被划成两半,看来是多年前的旧伤。脸颊红扑扑的,像长年风吹日晒的结果。这要么表示他这人十分勇健,要么表示他对酒精产品有很浓的兴趣。他看起来无赖得像是可以一拳把你打进阴沟,再骑在你身上压得你爬不起来。我很乖!爹地啊!下来,别打我!
“别找麻烦。你一定会收到的,你知、我知。别找麻烦。”
“我要看证件。”
他叹了口气,还朝我转了一下眼珠子,才伸手到他的衬衫口袋里,拿出一个皮夹,翻开。里面是警徽和相片。我这位新朋友叫乔治·富特曼,城堡郡的副警长。相片的色调很淡,没有阴影,像警局里拿给受害人辨认嫌犯用的大头照。
“可以了吧?”他问道。
他再次把那份公文封朝我伸过来。这一次,我接了下来。他站在那里,看着我快速浏览那份公文封,浑身都是给你好看的气味,浓得化不开。公文封里是一张传票,传我在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早上到城堡岩执业律师埃尔默·德金的办公室一趟——也就是礼拜五。这位埃尔默·德金奉命担任未成年子女凯拉·伊丽莎白·德沃尔的诉讼监护人。他要就凯拉·伊丽莎白·德沃尔的福祉,代城堡岩高等法院暨诺布尔·朗古法官,听取我的证词。届时,会有速记员在场。传票里面保证此番采证纯属法院采证,和原告、被告两方皆无关系。
富特曼说:“我有责任提醒你,若无故缺席,会被——”
“谢啦,就当你已经都说明过了,好吧?我会到的。”我朝他的车那边比了一下“请回”的手势,心里只觉得厌恶,也觉得被人横加指使。我以前从没收过传票,也不喜欢收到传票。
他走回他的车边,刚要进车里去,又伸出一只满是毛的手臂,搭在还没关的车门上面,手腕上的劳力士金表在白花花的阳光里闪闪发光。
“劝你一句,”他开口跟我说。光从这几个字,我就摸得到这家伙是怎样的人了。“别跟德沃尔先生捣蛋。”
“要不然他准会像踩蟑螂一样一脚把我踩死。”我说。
“啊?”
“你要说的是:劝你一句,别跟德沃尔先生捣蛋,要不然他准会像踩蟑螂一样一脚把你踩死。”
从他脸上的表情——先是不解,马上转成愤怒——看得出来他要说的跟这一句差不了多少。看来,我们两个看的电影都差不多,罗伯特·德尼罗给加进去。”
我在露台的椅子上坐直身子,觉得像是挨了一记闷棍,也觉得对方未免低估了我的智商。“嗨,不对,你想,我从没斩钉截铁地说过我知道,我跟他说的是好像,这个词我用了不止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嗯哼,若他把你们的对话录了下来,你倒真的可以数一下自己到底说了几次。”
我没马上搭腔,而是开始回想我和德沃尔的对话,回想电话线里的嗡嗡声。以前来“莎拉笑”避暑时,我们的电话线一直都有嗡嗡声。而那个礼拜六的晚上,电话线里低低的、规律的嗡嗡声,有没有偏大呢?
“我看可能真的有录音。”我终于不情愿地回答。
“嗯哼,若德沃尔的律师把录音带拿去给诉讼监护人听,你想他会觉得你的口气像什么?”
“很小心,”我说,“也许像在藏着什么。”
“或像在编故事。这件事你就很在行了,对不对?毕竟,你是靠这本领吃饭的。监护权官司开庭的时候,德沃尔的律师一定会把这点拿出来好好发挥。若他再找到玛蒂出现后开车经过你们身边的一个人……由那个人作证说那年轻太太看起来很慌乱,很狼狈……你想,你在电话里的口气就会像什么?”
“像撒谎,”我说,马上再接,“哦,该死!”
“别慌,迈克,别泄气。”
“这下子我该怎么办?”
“趁他们还没来得及开火前先堵住他们的枪口。你就把那天的事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德金,记在采证的记录里面,强调那小女孩以为她那样子走是安全的。一定要提她自己说的‘斑斑’那件事。我最爱这一段。”
“但若德沃尔他们放录音带,一比对,我不就成了乱编故事的大笨蛋?”
“我想不会。你跟德沃尔通电话时又不是宣誓作证的证人,对不对?你想,你那天是坐在自家的露台上面,做你自己的事,看烟火,忽然天外飞来一通电话,一个坏脾气的糟老头儿打电话找你,还骂你。你根本没给过他你的号码,对不对?”
“没给过。”
“那还是你根本就没登记的号码。”
“对,没登记。”
“而且,他说他是麦克斯韦尔·德沃尔,但他也可能是别人,对不对?”
“对。”
“搞不好他是伊朗国王。”
“伊朗国王已经死了。”
“那不要管伊朗国王。但他也可能是包打听的邻居……或来恶作剧的人。”
“对。”
“所以,你可以说你那时心里就是担心这些。而现在,既然开始正式开庭的程序,你说的就句句属实,没有其他。”
“你放心。”先前,我对这位大律师的信任感是跑掉过一下子,但现在又一股脑儿全回来了。
“说实话才是上上策,迈克。”他说得很严肃,“或许有些案子会例外,但你这件案子不算。你清楚了吗?”
“清楚。”
“那好,先到此为止。明天早上十一点左右希望可以接到你或玛蒂·德沃尔的电话。最好是她。”
“我会尽力而为。”
“她若犹豫不决,你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
“应该知道。谢谢你了,约翰。”
“不管怎样,我们很快会再联络。”他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我坐在原位好一阵子没动,其间一度按下无绳电话的通话钮,但又关掉。是必须跟玛蒂谈一下,但我还没完全准备好。所以,我决定先去散步。
她若犹豫不决,你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
当然知道。提醒她,她现在没本钱讲什么自尊,她现在没本钱摆扬基佬的身段去回绝迈克·努南的善意帮忙。人家可是大作家,《二就是双》《红衫男子》和即将出版的《海伦的承诺》的作者。提醒她,她是要维持自尊还是保住女儿?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所以,嗨,玛蒂,你总得挑一样。
快走到小路底时,我在蒂德韦尔那帮人以前扎营的草地上停了一下。那片草地的风景很棒,往下看得到一整洼的旧怨湖,往远处看得到怀特山脉。湖水在朦胧的天光下悠然入梦,一下是灰的——看你的头朝哪边歪;一下又是蓝的——再往另一边歪的话。神秘离奇的感觉在我身边如影随形,像曼德雷。
约四十多名黑人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在这里待过——不管怎样,他们是在这里落脚过一阵子。这是听玛丽·欣格曼说的(《城堡郡暨城堡岩的历史》也是这么写的,这是一九七七年出版的一本砖头书,城堡郡二百年建城史的纪念册)。很特别的一群黑人:大部分都有亲戚关系,大部分都才华横溢,大部分都是一支乐队的成员,一开始叫做“红顶小子”,后来改成“莎拉·蒂德韦尔和红顶小子”。他们从一个叫道格拉斯·戴伊的人手里买下这片草地和湖边相当大的一块岸区。出面谈生意的桑尼·蒂德韦尔说,他们存了约十年的钱(桑尼·蒂德韦尔也是“红顶”的一员,弹的乐器那时叫做“鸡爪吉他”)。
这桩买卖在镇上引起轩然大波,镇民甚至还为此开过会,抗议“这些黑仔到此游牧”。争议后来平息,结果也还不错。人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句话十之八九都成立。镇上居民原以为这块“戴伊丘”上会冒出一片铁皮屋贫民窟,结果并没有(一九〇〇年桑尼·蒂德韦尔出面替大伙儿买下“蒂德韦尔草地”时,这地方还叫戴伊丘)。他们盖起来的反而是几栋素雅的白色小屋,簇拥着中间的一栋大屋。这大屋可能是要拿来当大家的聚会场所或排练场地,说不定也有时候是当表演厅在用。
莎拉和红顶小子(他们叫“小子”的乐队里面,其实有时会有一个红顶女子。乐队的成员流动性很大,每场演出的人都不会一样)在缅因州西部巡回演出一年多,可能快要两年吧。“西线”一带的几座小镇——法明顿、斯考希根、布里奇顿、盖茨瀑布、城堡岩、莫顿、弗赖堡——到现在都还看得到他们在谷仓市集和杂货市场演出的旧海报。“莎拉和红顶小子”在当时是很热门的巡回演出乐队。而他们回tR的家住的时候,和大家也都混得不错——这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罗伯特·弗罗斯特——这个往往不讨人喜欢的功利派诗人——终究没有说错,东北角三州的人都相信“修好篱笆得好邻居”。有时,我们就算抗议,也还是勉强相安无事,只是眼睛会睁得斗大,嘴角也往下撇。“他们的账单从不拖欠。”有此一说。“他们的狗也不会来招惹我们。”再有一说。“他们自顾自过自个儿的日子。”又再一说,好像孤立在外是一种美德。而且,他们最大的美德,当然就是:“他们都懂得自食其力。”
这期间,莎拉·蒂德韦尔成了“莎拉笑”。
不过,看来tR-90到后来终究不是他们要的地方,因为他们在一九〇一年夏天快要过去时,在郡里演过一两场后,就整批人都不见了。留下来的素雅小屋,让戴伊家出租作避暑别墅,坐收租金,直到一九三三年的夏季毁于森林大火为止。那年的大火把旧怨湖的东边和北边都烧成了焦土,他们的故事到此为止。
但她的歌除外。她的歌流传了下来。
我从我坐的大石头上站起来,伸一下懒腰,再朝小路走回来,一路轻唱莎拉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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