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忘了偶然性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项羽的失败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应当说，项羽政治上幼稚，军事上被动，性格上刚愎自用，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必然性时，也不能忘掉历史的偶然性。一个偶然性的细节，可能使成功者功败垂成，使失败者死里逃生。

        刘邦与项羽之争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彭城之战。当刘邦占领了彭城之后，每天饮酒高会，自以为胜券在握，万万没想到项羽突然从他未设防的彭城之西的萧县进攻，刘邦措手不及，五十六万大军半天就被项羽三万骑兵击溃。狼狈不堪的刘邦慌不择路，匆忙逃生。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如果《项羽本纪》的这个记载可以相信的话，刘邦在彭城之战中损失的兵力当有二十余万人。

        战况如此凶险，刘邦如何脱险的呢？

        偶然，纯属偶然！

        被重重包围的刘邦正处在危难关头，突然来了一场沙尘暴，而且是正冲着楚军刮过来，楚军阵营立即大乱，刘邦趁此机会带了几十位贴身骑兵突围而去（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

        这场沙尘暴来得太巧：一是正在刘邦危难之时刮起来了；二是直冲着楚军刮而不刮汉军。结果，楚军被刮得乱了阵脚，刘邦自然溜之大吉。

        每读至此，都不禁暗想，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吗？司马迁的是这样记载的，又无其他史书可以参考，我们只能相信这是真的。

        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必然的，但是，历史发展的进程又往往充满了偶然性。刘邦此次彭城之战，本来已经是兵败被围，无以解脱，偏偏来了场沙尘暴，刘邦得以幸免于难。这种历史的偶然性真是让人费解。

        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确实存在着某种不可知的偶然性。

        刘邦虽然被一场沙尘暴救了下来，逃出了重围，可是他却无法摆脱后面的追兵，最终被项羽的追兵追了上来。刘邦之所以逃出重围，又被楚兵追上，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刘邦逃亡途中，巧遇其子——后来的惠帝刘盈与女儿——后来的鲁元公主；二是项羽剽悍的骑兵到底比刘邦的“板的”跑得快。刘邦路遇其儿子、女儿，自然不得不收留在车上，但是，这样一来，车速肯定降低了。刘邦为了活命，三番五次将儿子、女儿踹下车来。虽然刘邦如此“果敢”，但是，赶车的夏侯婴（滕公）还是坚持把刘邦的儿子、女儿救了出来，同时，项羽的追兵也追上来了。

        被追上的刘邦怎么逃出来的呢？《史记·高祖本纪》没有写，但是，《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述了这一过程。原来，丁公带兵在彭城之西追上刘邦之后，两军已经短兵相接了，情急之中，刘邦回过头来对丁公说：咱们两个英雄还要相互为难吗？丁公听后，放了刘邦，带兵回去（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

        丁公是季布的舅舅，季布是楚汉战争时期最守信用的人，人们常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也是项羽手下的名将，也曾多次搞得刘邦非常狼狈，但是，季布始终忠于项羽。丁公作为季布的舅舅，私下放了刘邦，实属大错。刘邦也真是命大，一次彭城之战，先遇上一场沙尘暴，又遇上一个敢于徇私情放他一条生路的丁公。

        这两场偶然性确实出乎意料，让人大跌眼镜。

        后来，等到刘邦灭了项羽，季布逃亡为奴，丁公自以为有恩于刘邦，竟然去面见刘邦。刘邦见到丁公，立即将丁公抓起来，在军中游行示众，并告诫军中：丁公为项羽之臣，却对项羽不忠，使项羽失去天下的正是丁公。最终杀了丁公，让人们永远记着不要做丁公那样的人臣（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正如前文所言，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彭城之战丁公私放刘邦，刘邦是感激不尽；但是，刘邦做了皇帝，他要提倡的主流舆论是忠诚。丁公正是因为不忠诚才使刘邦得以逃命，才使项羽又一次失去除掉刘邦的机会。

        第二个问题是：项羽的败亡是因为他的残暴吗？

        

二、残暴导致了项羽的败亡吗

        项羽为人残暴是历史定论，没有谁否认项羽为人的残暴。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项羽的残暴与项羽的败亡有无关系？

        项羽的残暴，最突出也最为人垢病的，是他屠杀秦降卒二十万，尽失秦民之心，终于导致他功败垂成。

        在现实中国这块大地上，人们都认同鱼么一个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项羽坑杀秦降卒二十万，如此残暴，怎么可能得到天下的民心呢？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民心，他怎么可能成功呢？

        如此层层推理，人们大多认为：项羽的残暴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他失败的唯一原因。所以，讲项羽失败的原因如果不讲他的残暴，那就是放过了最重要的原因。

        我不认同这么一种推理！

        如果历史研究真的如此简单，那么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和魅力。

        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两句话并不错，因为这是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史实，证明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问题在于历史还有反证：项羽比秦始皇还残暴吗？

        秦始皇以武力并吞六国，杀人无数，终成帝业；但是，从来没有人认为秦始皇杀人无数导致了秦始皇的败亡。我们至多能说，秦始皇的成功中已经蕴含着二世亡国的因素，但是，这类话太具有普遍性了。哪个开国皇帝不是在建国的成功中包蕴着日后数世、数十世败亡的因素呢？如果以此作为普遍真理，那么真理也太普遍了。

        秦始皇生前的残暴，并未导致秦朝在秦始皇统治之时崩溃，所以，我们不能以此作为论定秦朝二世而亡的真正原因。贾谊《过秦论》中篇专论“二世之过”，贾谊认为，秦二世如果能够改变秦始皇的暴政，施仁政，完全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不至于迅速败亡。可见，秦始皇的残暴如果能在其继任人的手上加以改变，也可避免秦朝的败亡。

        项羽与秦始皇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在四年之中就由人生的巅峰跌至谷底。因此，将残暴列为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值得斟酌。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我们作一点假设，探讨一下项羽失败的原因，就会发现，政治幼稚。军事被动对项羽的失败造成的影响，比项羽的残暴更为重要。

        如果项羽政治上成熟一些（当然，一个政治成熟的人不会像项羽一样残暴），他至少有三次可以消灭刘邦的机会：

        第一，项羽入关。

        项羽率领四十万大军，挟巨鹿之战胜利之威，进兵函谷关，却遭到刘邦兵团的阻击——不准入关。如果此时项羽认识到秦朝的灭亡是刘邦、项羽相互关系的历史拐点，那么，项羽就有了一个消灭刘邦集团的最佳借口——不准入关。以项羽此时的军力和威望，可一鼓作气彻底解决刘邦集团。

        第二，鸿门宴上。

        刘邦必须来鸿门赴宴，以便给项羽一个说法、解释，这使刘邦面临两难的处境：不来解释，会招致毁灭性的军事打击；来解释，有可能遇害。二害相衡取其轻，刘邦必来！

        刘邦带领一百多个随从来鸿门赴宴，岂不是项羽除掉刘邦的最佳时期？

        第三，出兵关中。

        汉元年八月，刘邦在接受项羽分封后回到汉中仅仅三个月，就出兵关中，三秦王中除了雍王章邯还坚守在废丘外，司马欣、董翳都投降刘邦。章邯坚守废丘，整整坚持了十个月。章邯这十个月在等什么？他时时刻刻在等项羽！如果此时项羽出兵关中，与章邯里应外合，趁刘邦在关中立足未稳，至少可以将刘邦逐出关中，赶回汉中，甚至有可能一举消灭刘邦集团。但是，项羽此时仍然没有认清刘邦是他称霸天下的最大敌手，置刘邦于不顾，而出兵齐地，深陷齐地不可自拔，给刘邦以可乘之机，使其巩固了关中之地，举兵东进，占领彭城，引发了彭城之战。

        这三次机会，项羽如果能把握住其中的任何一次，刘邦、项羽的历史都可以重写。

        项羽是楚汉战争时期最出色的两大军事家（项羽、韩信）之一，但是，项羽在楚汉战争中最大的败笔，恰恰是军事上太缺乏战略眼光。如果项羽在刘邦派韩信经营北方战线之前，及早开辟北方战场；如果项羽在韩信开辟北方战场之初，就精心应对北方战场，那么，刘邦就不可能最终在战略上形成对项羽的包围，项羽最终也不会因为战略上的重大失误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之中。

        项羽在军事上缺乏战略眼光，对项羽的最终失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把项羽的政治失误和军事失误与项羽的残暴相比较，就应当承认，项羽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残暴。

        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这样一个真理：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我们在楚汉战争的现实中却看到了另一个“真理”：残暴并非是项羽失败最重要的原因，至少与政治幼稚、军事被动二者相比是如此。

        为什么我们承认的真理在楚汉战争中就不灵了呢？

        第一，残暴的滞后作用。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民心发挥作用得有一个过程。换句话说，一个统治者的残暴为天下苍生所认识，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项羽的残暴表现得最集中的是两种情况，一是坑灭秦朝降军，二是对久攻不克之地的屠城。前者虽然引发了关中父老的仇恨，但对于天下苍生来说，屠杀秦军毕竟是让他们感到快慰的事；后者虽然令人发指，但这并不是项羽的常态。毕竟，激怒项羽，使他以屠城的方式来发泄内心怨恨的情况，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因此，大多数天下苍生认识到项羽的残暴，必然会有一个过程。像残暴一类丧失民心的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它不可能那么快地发挥作用。

        从秦始皇的残暴到秦朝的灭亡，中间经历了十五年的时间；而且，在始皇死后，二世仍然继续施行暴政。这样，民心的向背才起了作用。

        第二，政治、军事的直接作用。

        和民心的滞后作用不同，政治、军事上的举措，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就能呈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如果项羽入关以后就集中力量以军事手段解决刘邦集团，如果项羽在鸿门宴上立斩刘邦，这种举措片刻之间就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所以，我在《百家讲坛》“汉代风云人物之项羽”的系列讲座中，并没有把项羽的残暴作为项羽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是把项羽的政治幼稚和军事被动作为项羽失败的两大主要因素进行了重点分析。

        但是，提到项羽的失败，为什么总会让人想到项羽的残暴呢？

        我们太喜欢重复我们已知的真理（包括民心得失与天下得失的关系），我们太喜欢以我们知道的真理来解释历史现象。既然项羽已经失败了，既然他为人非常残暴，那么，残暴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首选的项羽败亡之因。

        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真理并不是万能的，真理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解读历史现象的最好方法是具体分析。

        项羽嗜杀，为人残暴，尤其是屠城一事最为后人垢病。但是，人们只记住了项羽屠城，似乎忘记了刘邦也有屠城的记录。《史记·高祖本纪》载：“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这条历史文献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刘邦和项羽曾经联手屠城。对于这条文献记载，人们好像得了集体失忆症一样，都淡忘了。

        屠城是一种发泄，更是一种威慑；但是，屠城的残酷历来受到人们的严厉谴责。

        刘邦不仅在反秦之战中有屠城的记录，而且在诛杀项羽之后也曾经想屠城以泄愤。

        项羽自杀之后，西楚诸地都向刘邦投降了，唯有鲁地不降。刘邦闻讯，最初想率天下大军屠灭鲁地（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后来却又改变了态度。

        刘邦对项羽从来都是一路追杀，绝不留情；即使鸿沟议和项羽释放了太公与吕雉等人质，刘邦也不顾信义，撕毁协议，追杀项羽。为什么鲁地为项羽坚守，刘邦却改变屠灭鲁地的初衷呢？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刘邦灭项之后，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大功告成，就要成为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了。此时的刘邦已经在考虑“后项羽时代”的舆论主旋律了。

        项羽的败亡宣告了刘邦称帝的开始，面对这么一个新时代，在舆论宣传上提倡什么，是刘邦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刘邦经过慎重思考，深知自己必须提倡忠诚，只有忠诚才能使刚刚建立的大汉王朝不再遭遇诸侯割据、天下分崩的惨祸。要提倡忠诚，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项羽最初被义帝封为鲁公，攀地百姓为项羽坚守城池，正是忠诚于鲁公的表现。刘邦不能让自己一时的冲动，破坏了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主流舆论；楚地皆降、唯鲁不降引发的怒气，不能不服从于倡导忠诚的舆论主旋律。

        正是基于这种深谋远虑，刘邦放弃屠城泄愤的想法，而以项羽的人头昭示鲁城父兄。鲁地百姓确信项羽已经死亡，才放弃抵抗，投降刘邦。

        刘邦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因此，他愤怒之时也想屠城。刘邦的高明，在于他懂得用理智约束感情。相比之下，项羽就显得非常不理智了。项羽只图一时之快，一泄了之。

        自韩信说项羽是“匹夫之勇”后，以此评价项羽者代不乏人。项羽真是因为“匹夫之勇”而败亡吗？

        

三、“匹夫之勇”是项羽败亡的原因吗

        “匹夫之勇”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

        孟子认为：手握利剑，口中大喊着“谁敢挡我”，这就是匹夫之勇。匹夫之勇的特点是“敌一人”，就是一个人与敌决斗。

        楚汉战争中的名将韩信曾以此语批评项羽：项羽这个人大吼一声，上千人都会吓得瘫倒在地上；但是，他不善于使用属下的将领，这只是匹夫之勇啊（项王唯嗔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

        韩信的这番话只是他一个人对项羽的评价，至多是个一家之言。但是，这一家之言却成了今人批评项羽的一个重要理由。

        这似乎不太合适！

        第一，韩信一家之言，未必合乎事实，岂能成为千古定案？

        第二，韩信之言即使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今人岂能躺在韩信的评价上不再做出今人的评价？如果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只停留在古人的结论之上，还要今人干什么？重复古人的话不就行了吗？

        因此，韩信对项羽的评价，切切不可作为今人评价项羽的唯一说辞。

        匹夫之勇的最大特点是凭一人之力，逞一人之强，《孟子》对“匹夫之勇”所下的定义即是此义。

        项羽的行事与匹夫之勇有着较大的距离。

        第一，《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述项羽少年时之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就是他要学“万人敌”，而不愿学一对一的击剑。不学一对一的单打独斗，说明项羽自年轻时就不喜欢凭一人之力，而要学习指挥千军万马的“万人敌”。“万人敌”就是统率千军万马，凭借全军的力量打败敌人。

        第二，项羽一生领导的最著名的三大战役（巨鹿之战、彭城之战、荥阳会战），项羽都没有逞一人之勇。

        先看巨鹿之战。这场战役是反秦武装和秦朝主力的生死决战，也是项羽登上政治舞台的关键一步。这场战役，项羽在杀宋义、夺军权之后，先派勇将黯布率两万军队渡黄河，取得小胜；然后，沉了船，砸了釜甑，烧了庐舍，每人只带三天的粮食，以表示此次出战必死的决心。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破釜沉舟”。

        而且，项羽率先攻击的是章邯带领的二十万秦军主力军团，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打败了章邯军团，断了长城军团的粮道。然后，集中力量攻打围攻巨鹿的长城军团，并彻底消灭了长城军团。

        消灭了长城军团之后，项羽率军与被击溃而尚未被消灭的章邯军团相峙了半年之久；同时，又采用政治攻势，瓦解章邯的军心。

        经过半年修整的项羽派蒲将军率领部分楚军渡过漳水，日夜兼程，截断秦军的归路。自己亲率大军北渡漳水，再次大败秦军。

        此时章邯对外面临项羽军团的巨大军事压力，对内备受赵高的猜忌，内外交困的章那请降。

        这场著名的巨鹿之战，项羽指挥若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表现了一位军事家的天才。在现存的文献记载上，我们丝毫看不到项羽仅凭一人之力的匹夫之勇。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天才军事家的指挥艺术。

        这里哪有“匹夫之勇”呢？

        如果项羽凭借的是“匹夫之勇”，那么，他需要“破釜沉舟”调动全军将士的积极性吗？

        再看彭城之战。这场大仗是刘邦和项羽的第一次正面对决，因此对双方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刘邦这次是下决心要一举灭项；项羽则是自分封天下诸侯以来，第一次认识到刘邦是他称霸天下的最大敌手（项羽政治上多么幼稚）。

        这场大战兵力悬殊非常大，刘邦有五十六万大军，项羽只带了三万骑兵。

        但是，项羽的决策非常正确。项羽避开了刘邦正面布防的彭城之东和彭城之北，将兵力布置在彭城之西的萧县，战斗也是从萧县打响的。由于攻其不备，加上骑兵打步兵的优势，项羽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将刘邦五十六万大军的建制完全打乱，刘邦几十万大军溃不成军，完全成为败兵（兵败如山倒）。

        刘邦狼狈到只有一个夏侯婴（滕公）为他赶车，一路狂奔，后面是几千名楚兵在追击。

        项羽这场大战打得非常精彩，丝毫没有匹夫之勇的味道！由于史书记载的缺失，我们不知道项羽是如何指挥这场战斗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彭城大战是项羽军事指挥艺术的天才显现。这种军事指挥艺术，一是表现在攻击方向的选择（选择了刘邦意想不到的西方），二是表现在战争的突发性，三是表现在充分发挥骑兵作战的优势。

        这里又哪里有一点“匹夫之勇”呢？

        明摆着是项羽指挥他的三万骑兵，摧枯拉朽般地收拾了刘邦，彻底打破了刘邦的迅速灭项之梦，也使刘邦第一次领教到项羽的军事才干。不仅刘邦对此战印象极深，刘邦的士兵也领教了楚军的剽焊。后来汉军一见楚军，特别是一见项羽率领的楚军就心怯胆战，不能说和彭城之战没有关系。

        刘邦原来是速胜论者，满心想的是一举灭项，统一中国；彭城之战使他清醒了。可见，彭城之战多么重要！项羽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使彭城之战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最后，我们看看荥阳会战。这场持续两年多的楚汉之战，是刘、项两人成败的关键。在荥阳会战中，荥阳、成皋一直是双方争夺的重中之重。项羽虽然是一尊战神，但是，在成皋之战中，这位战神的神勇并没有发挥出来。一夺成皋打了整整一年，项羽一直找不到突破口，后来抓住了刘邦的软肋，集中攻打刘邦的粮草线，这才打得刘邦喘不过气来，仓皇出逃。

        无论项羽打得顺手还是不顺手，项羽都没有逞匹夫之勇。最终一夺成皋也是点准了刘邦的死穴——后勤生命线，而不是项羽手持利刃突人刘邦大营，杀得刘邦溃不成军。如果项羽真是遥一人之勇，一人冲人刘邦大营，大展拳脚，那我们倒真要对项羽刮目相看了。断了军粮的刘邦最后让纪信装扮成自己，吸引楚军的注意力，自己则从另一城门逃了出来。

        二夺成皋是项羽强攻荥阳，刘邦不敌项羽军团的勇猛，只好与夏侯婴两个人逃出了荥阳。

        这里还是没有匹夫之勇。二夺成皋靠的也不是项羽的匹夫之勇，而是整个项羽军团强大的战斗力。

        如果非要找项羽匹夫之勇的事例，那么，下面这段文字或许可以做个例子：“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雄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

        这是史书记载中可以称之为“匹夫之勇”的一段文字。细读此段文字，人们仍然可以发现，项羽要和刘邦决斗，亲自披甲上阵，瞪眼大吼，主要是政治幼稚，其次是急躁易怒。项羽并没有因此独闯汉军大营，也没有不顾个人安危，瞎闯一阵。

        既然如此，韩信为什么说项羽是匹夫之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重温韩信批评项羽的一段名言：“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

        在这段名言中，支持韩信评价项羽“匹夫之勇”的有两个理由：一是项羽夺人心魄的吼声；二是不能任用贤将。项羽叱咤疆场的勇气无人可比，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项羽就是逞“匹夫之勇”。细读这段名言，其实，韩信主要是认为项羽“不能任属贤将”。

        这番话是韩信从项羽手下跳槽到刘邦帐下后所说的。韩信所说的“不能任属贤将”应当主要指他本人。项羽不能慧眼识英雄，特别是不能识别韩信是这一时期一流的军事家，的确是项羽的一大失误；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刘邦也没有看出韩信是人杰啊！韩信在刘邦手下先是差一点被杀，后经夏侯婴救下，并推荐给刘邦，刘邦也没有任用他。即使萧何推荐了韩信，刘邦也只是看着萧何的面子，打算给韩信升升官。但是，这种升官并不是刘邦重用韩信，而是为了不驳萧何的面子，以免萧何走人。

        据此而言，项羽不识韩信，刘邦也不识韩信。大概是韩信推销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所以，项羽、刘邦都不能认识他的真正价值。其实，夏侯婴、萧何，也只是在和韩信交谈后才认识韩信的价值的。为什么项羽、刘邦不能和这位军事奇才谈上一番话呢？

        因此，韩信以项羽“不能任属贤将”为由，指责项羽是“匹夫之勇”，已经偏离了《孟子》中有关“匹夫之勇”的原始意义，也和今人理解的“匹夫之勇”有区别。因此，韩信批评项羽“匹夫之勇”有两个问题：

        第一，韩信所说的“匹夫之勇”已不是孟子所说的“匹夫之勇”；

        第二，韩信批评项羽“匹夫之勇”主要指项羽不能重用自己。

        如果韩信批评项羽的“匹夫之勇”主要是指责项羽不能重用自己，那么，韩信有关项羽“匹夫之勇”的评价就要大打折扣了。

        既然如此，今人为什么还要反复引用韩信这一并不十分准确的评价呢？韩信当年向刘邦提出对项羽的评价，意在说明自己为什么要抛弃项羽而投奔刘邦；今人引用韩信对项羽的评价，意在说明项羽的为人，特别是说明项羽为什么会失败。

        如果从探讨项羽失败的原因角度引用韩信当年的评价，这种不合理就更明显了。

        因为，即使我们承认项羽有“匹夫之勇”的一面，也不能将这一点作为项羽失败的一个主因。项羽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原因、军事原因和性格原因三个方面，所谓的“匹夫之勇”不在这三大原因之中。

        项羽是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中国传统诗歌、绘画、戏剧、散文等领域中，这位失败的西楚霸王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在中国古代咏史诗中，咏叹项羽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系列，产生了像杜牧、王安石、李清照等诗人的咏史诗名作。诗人或悲叹，或批评，或赞美，或感喟，在一篇篇诗歌中寄托着诗人的沉思。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项羽虽然在与刘邦的现实斗争中失败了，但是，项羽宁死不愿东渡乌江以图东山再起的精神感动了无数后人。如果说刘邦是时势英雄，项羽则是本色英雄，是豪气干云的英雄，是表里如一的英雄。

        在一个盛行“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观念的国度里，竟然还有一个失败的项羽受到后人如此的礼赞，反复的评述。他让人叹息，让人感慨，让人伤感，让人敬佩。他的血性，他的柔情，让人挥之不去，咏之不足。他虽然像一颗流星，在历史的长河中一闪而过；但他却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被人们无数次地品评着。这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是项羽的人格魅力。项羽乌江自刎之前，曾经讲过一段非常感人的话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这段话表明了项羽以一人独生为耻，以众人皆生为荣的荣辱观，也是他与刘邦的重大区别。当年项羽与刘邦在荥阳对峙之时，“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雄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项羽之所以提出与刘邦单挑独斗，目的也是为了避免因为你我争夺天下而让百姓受苦。这说明项羽以让百姓受苦为耻。刘邦为了得到皇帝之位，全然不顾百姓死活。二人相比较，项羽更具有以百姓受苦为耻的荣辱观。

        即使在乌江自刎之前，他的那种宝马赠亭长、头颅送故人的悲壮也让后人欷戯感叹。正因为如此，项羽在身后成了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

        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原因是：他既叱咤风云又柔情百转，既神勇无比又重情重义。

        本书选取了部分歌咏项羽的诗篇，加以简注、述评，作为全书的第三个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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