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赛尼亚·佐洛托娃，大学生，二十二岁

        不想和我一起来。她还劝我说：‘妈妈，有谁真的需要我们？他们只是需要知道我们的感觉；听我们说些话，并不是需要我们本身，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她紧张不安，没聊多一会儿就起身想走：“我极力不去想这件事，回忆这些太痛苦了。”不过，她又开始说起来，我都没办法打断她。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沉默不语。我也不知道拿什么话安慰她。一方面我只能说：“不要激动，平静一下。”另一方面，我又很想让她回忆起那可怕的一天：2004年2月6日，在莫斯科河畔线地铁上，“汽车制造厂”和“巴维列茨”两站之间发生恐怖事件。地铁爆炸造成三十九人死亡，一百二十二人受伤入院。

        我一次次在痛苦中徘徊，无法解脱。痛苦中包含了一切，有忧郁也有快乐。有时我相信。痛苦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是隐藏的联系。但是另一次，我却在绝望中想，这是无可逾越的鸿沟。

        经过两个小时的交谈，我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了几段话：

        成为牺牲品——这是极大的侮辱，简直就是耻辱，我不想和任何人谈论这件事，我想装作若无其事，但它毕竟发生了，面对面地发生了。我无时无刻不想流泪。我经常是一个人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哭。有一次，一个陌生男人对我说：“你这么漂亮，为什么要哭呢？”首先，美貌从没对我的生活有帮助；其次，我觉得这种漂亮的容颜是对我的一种背叛，与我的内心太不一致。

        我们有两个女儿，喀秋莎和达莎。我们生活不富裕，但带她们去了很多博物馆和剧院，读了很多书。姑娘们小的时候，爸爸给她们讲了许多童话故事。我们想把她们从贫穷的生活里拯救出来，我以为艺术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并没有……

        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独居的老女人，经常去教堂。有一天，她叫住我，我以为她很有同情心，但她竟对我恶狠狠地说：“想一想，为什么你和你的孩子们会这样子？”她凭什么……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我想她会后悔这么说的，她会后悔的……我没有欺骗过任何人，我没有背叛过任何人。我只堕过两次胎，这是我的两次罪孽，我知道……所以力所能及的时候，我经常帮助路边的乞丐，还在冬天给小鸟喂食……

        第二次，她们一起来了——母亲和女儿。

        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是英雄？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他们死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幸福，以为自己会上天堂。他们不怕死。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知道的只有：“已经安装了对涉嫌恐怖分子的照相探测仪。”他们老是说，我们就是目标，没有人向他们解释过，我女儿其实并不是目标，她有一个没有她就活不下去的母亲，还有个她爱得不得了的儿子。难道能够去杀一个被爱的人吗？在我看来这是加倍的罪行。你们可以去打仗，可以进山里去，在战场上开枪射击对方，但为什么对我开战？为什么对我女儿开战？他们杀死和平生活中的我们……我都害怕自己，害怕自己的想法。

        我有时候想要杀死他们所有人，又为这个想法而恐惧。

        我以前很喜欢莫斯科地铁。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就像博物馆一样！爆炸发生后，我还看到人们怎样手拉手走进地铁。时间久了，恐惧感就减弱了……现在我不敢出门进城，否则血压会立即升高。车上会检查任何可疑的乘客，在工作中我们也只是在谈恐怖事件。主啊，我们这是怎么了？在站台上，我旁边有一个年轻女子推着婴儿车，她有一头黑头发，还有黑眼睛——不是俄罗斯人。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民族，车臣人？奥塞梯人？我站在那里，不时看看婴儿车，车里有孩子吗？里面是不是有别的东西？因为要和这女人进同一个车厢，我的心情很不好。我想：“不，还是让她先走，我坐下一班地铁吧。”这时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我说：“为什么您总看着婴儿车？”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就是说，您也和我一样。”

        ……我看到一个身子缩成一团的可怜女孩，这就是我的喀秋莎。为什么她一个人在这里？不和我们在一起？不，这不可能，不可能是真的。枕头上有血……“喀秋莎！我的喀秋莎！”她没有听见我叫她。她头上戴了一顶小帽子，不想让我看见，不想让我害怕。我的好女儿！她一直梦想成为一个儿科医生，但现在她听不到了，她是班上最漂亮的女孩……而现在，她的小脸……怎么了？好像有什么又黏又稠的东西蒙住了我，我的意识分解成了碎片。我挪不动双脚，像踩在棉花上似的，是他们把我拉出了房间。医生训斥我：“把你自己控制住了，否则我们就不让你来看她了。”我控制住了自己……又回到病房，她不看我，眼睛看着别处，好像不认识我。但是她流露出受伤动物的眼神，这眼神让我无法忍受，几乎不能活下去。现在，她总是把这种眼神藏起来，好像给自己披上保护层，但这一切都已经深深烙在她身体里。她总是留在那个没有我们的地方。

        整个科室全都是这样的姑娘，就像在车厢里一样，她们都这样躺着……很多是大学生、中学生……我想，所有妈妈一定都出来了，所有母亲一定都和自己孩子在一起，我们这样的人有好几千。现在我明白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乎我的女儿，只有家人，只有我们家里人需要她。人们都在倾听……人们都在同情，但他们感觉不到疼！没有痛苦！

        喀秋莎从医院回来后，没有任何感觉地躺在床上。达莎守在旁边，她请了假在家。她经常抚摸着我的头，就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爸爸没有喊叫，也没有惊恐，他有心脏病。我们如同身处地狱。我又问：这是为了什么？我一辈子都期望着女儿们好好读书，希望她们相信，善良终将战胜邪恶。但生活和书上写的不同。从大海深处都能听到母亲的祈祷吗？不对！我是个叛徒，我不能像小时候一样保护她们了，而她们还希望我能。如果我的爱能够保护到她们，她们就不会遭到任何苦难，不会遇到任何失望。

        第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一共做了三次手术！喀秋莎的一只耳朵渐渐能听到声音了，手指也能活动了。我们生活在生与死之间，深知社会不公，又相信会有奇迹。虽然我是一名护士，但我对死亡了解得非常少。我多次看到过它，它经常从我身边经过。我要给人打点滴，听脉搏……每个人都认为医务人员比其他人对死亡领悟得更多，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医院有一个病理解剖专家，他已经退休了。有次他还问我：“什么是死亡？”以前的生活已经变成空白，我现在只记得喀秋莎一个人，记得所有细节：她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她勇敢，爱玩，从来不害怕大狗，她希望永远都是夏天。记得有一天她回家告诉我们，她考上了医学院，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没有送礼，没有找补习教师。但我们掏不出学费供她上医学院，我们这个家庭承受不起。我想起来就在恐怖袭击发生前的一两天，她拿来一张旧报纸读给我听，一旦在地铁里发生某种极端情况，必须这么做、那么做，到底说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它是个安全须知。事件发生时，直到失去意识，喀秋莎都还记得那篇文章。那个早晨是这样，她拿出一双刚修好的靴子，穿上大衣后想穿上靴子，但怎么都穿不上。“妈妈，我可以穿你的靴子吗？”“拿去吧。”我们穿同样尺码的靴子。我这颗母亲的心居然什么暗示都没有给我，我本来是能够把她留在家里的……在此之前，我还梦见了几颗很亮的星星，是一个星座。但是我却没有警觉……这是我的错，我后悔死了……

        ……如果医院允许，我会彻夜待在医院，做所有人的妈妈。有人哭倒在楼梯上……有人需要拥抱，有人需要陪着坐坐。一个从彼尔姆来的女孩哭个不停，她的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另一个姑娘的一只脚被炸碎了……女孩子的脚是最珍贵的！自己孩子的脚是最宝贵的！我这样说，谁又能指责我？

        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几天，报纸上写了很多，还有电视采访报道。喀秋莎看到她的照片被登出来，她把这份报纸扔掉了……

        ……我不太记得了……我不要记住那些！我不要！（）

        ……地底下的一切更加可怕。现在我总是随身携带一个手电筒，放在包里。

        ……我听不到哭泣或尖叫声。一片沉默。所有人躺成一堆……不，不是害怕……然后，他们开始蠕动了。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必须离开这里，那里应该还有化学品，在燃烧。我还找到了自己的背包，里面有我的学习笔记和钱包……当时惊呆了……被震聋了，但是我没有感觉到疼痛……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谢廖沙！谢廖沙！”谢廖沙没有回答……有几个人仍然坐在车里，已经不是活人的自然姿势了。还有一个男人就像蚯蚓一样挂在那儿，我害怕朝那边看。

        ……我摇摇晃晃地走着，“救命啊！救命啊！”呼救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个人在前面，像梦游一般，缓慢地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后退。所有人都超过了我和他。

        ……两个女孩朝我跑过来，额头上黏着布片。不知怎的，我觉得冷得可怕。有人送来小凳子，我坐下来。我看到他们在向乘客索要皮带和领带，用来绑扎伤口止血。地铁站女值班员在电话上对着什么人大叫：“你们想要什么？这里的人们从隧道出来，都快死了，上到站台，快死了……”您为什么还要来折磨我们？我觉得很对不起我妈妈。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淡忘了，继续看电视，听歌，出去喝咖啡……

        我生长在苏联时代，最苏联的时代。我是苏联人，而现在是新俄罗斯……我对它还弄不明白。我不能说哪个更糟糕，是现在，还是苏共的历史？我的思维就是刻板的苏联模式，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活了半辈子，这都印在我的身心里了，去不掉了。我是不是想甩掉它？不知道。虽然当时的生活很糟糕，但现在的生活则是很可怕。一早起来就各自奔波：我们去上班，女儿们去学习，整天互相打听：“你在那里怎么样？你回家要多少钱？坐什么车？”晚上全家团聚是我唯一放松的时间，至少是个喘息的机会。我害怕一切，经常发抖。女儿们都责备我说：你看你，妈妈，总是一惊一乍的……我其实很正常，但我需要这个安全屏障，这个外壳就是我的家。我很早就没有了爸爸，也许，这就是我如此易受伤害的原因，我的脆弱超过了爸爸爱我的程度。我爸爸参加过战争，两次在坦克里被烧伤……整个战争他都参加了，活了下来，回到家里却被打死了。在一个门洞里。

        我上学时念的都是苏联的教科书，和现在学的完全不一样。你们只要比较一下……关于俄罗斯的第一批“恐怖分子”，在我们的书里他们都被写为英雄烈士。像是索菲亚·彼得罗夫斯卡娅、基巴斯契夫……他们是为了人民，为了神圣事业而牺牲的。他们向沙皇投掷炸弹。这些年轻人往往是贵族出身，生在上流社会家庭……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今天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在历史课上，读到伟大卫国战争时，老师给我们讲述白俄罗斯女游击队员埃琳娜·马扎尼克的功绩，她在占领白俄罗斯的德国纳粹最高领导人库伯的床上安放炸弹，炸死了库伯和他怀孕的妻子。而隔壁的房间里就是库伯幼小的孩子们……斯大林亲自将“金星”奖章授予埃琳娜·马扎尼克。直到她生命的尽头，她还经常在中学和英模报告会上回忆自己的功勋。但是无论是老师，还是其他人，谁都没有告诉过我们，当时隔着墙还睡着孩子们，而埃琳娜·马扎尼克就是这些孩子的保姆……战争结束后，一些有良心的人都羞于回忆起他们在战争中不得不做的事情。我的爸爸就很痛苦……

        在“汽车制造厂”地铁站引爆自杀炸弹的男孩来自车臣。人们从他的父母那里得知，他读过很多书，喜欢托尔斯泰。他在战争中长大，在轰炸和炮击中长大，曾亲眼看到自己的表兄弟被打死。十四岁那年，他逃进山里投奔了哈塔卜。他就是想复仇。据说他本来是一个纯洁的男孩，心地善良，热心肠……人们还常常取笑他：哈哈，真是个小傻瓜……他学成了一个神枪手，也学会了投掷手榴弹。他妈妈找到了他，把他带回村里，希望他读完高中，毕业后做一个泥瓦工。但一年之后，他再次消失在山里。他们又教会了他爆破，然后他来到了莫斯科……如果他是为了钱而杀人，那一切都不难理解，但他不是为了钱。这个男孩可以投身于坦克之下，也可以炸毁一家妇产医院……

        我是谁？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我们平凡普通，默默无闻，虽然我们努力生活。我们去爱，我们忍受苦难，但没人对我们感兴趣，书中也不会写到我们。普罗大众，数不清的人。从没有人问过我的生活怎么样，所以我才想跟您说说。“妈妈，要把自己的心情藏起来。”我的女儿们这样说，她们一直在教育我。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更残酷的世界，比生活在苏联的世界还要难。我感觉，生活似乎不属于我们，不属于我们这样的人。生活在别处，在其他的地方。市面上发生的事情，都与我们无关……我不去高端商场，因为我很紧张：连那里的警卫看我的眼神也是鄙视的，因为我穿的衣服是露天市场买来的，是中国制造的日用必需品。我去乘地铁时总是怕得要死，那些比较富裕的人都不坐地铁。地铁是穷人乘坐的，不是所有人都坐。我们国家又出现了王公贵族和农奴民众。我已经忘了泡咖啡馆的感觉，我买不起咖啡。看戏已经是一种奢侈，以前我是不会错过任何一次首演的。真是屈辱……我很懊丧……我们无法进入这个新世界，生活得平淡单调。丈夫从图书馆借书，用大口袋背回来，这是我们可以像从前一样做到的唯一一件事。我们仍然还可以在莫斯科老城区游荡，去我们喜欢的那些地方——亚基曼卡、中国城、瓦尔瓦尔卡。这是我们的铠甲，现在每个人都为自己增加铠甲。我们过去学的都是……像马克思所说：“资本就是盗窃。”我同意他的话。

        我懂得爱情……我总是觉得：一个人有没有爱，和谁相爱，是最直观的联系，不需要语言。我现在还常常想起第一任丈夫……我爱他吗？爱。爱得深吗？疯狂地爱。那年我二十岁，有好多梦想。我们和他漂亮的老母亲住在一起，她还总是嫉妒我：“你这么漂亮，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她经常把我老公给我的鲜花拿到她自己的房间。后来我理解她了，可能是直到现在，当我如此深爱我自己的女儿时，当我自己与孩子有了如此密切的关系时，我才理解了我的婆婆。一位心理医生劝我：“您对孩子过度溺爱了，不能这样子去爱的。”但是我的爱都是正常的爱，就是爱！我的生活是我的，没有人了解其中的配方……我丈夫也爱我，但他有一个哲学：不可能只和一个女人度过一生，必须认识别的女人。我想了很多，哭了很久，最后放他走了，自己带着小喀秋莎生活。第二任丈夫，他就像我的哥哥。我倒是一直梦想有个大哥哥。但是我不知所措。当他向我求婚时，我都不知道怎样和他一起生活。为了生孩子，家里就应该有爱情的气息。他把喀秋莎和我带到他家去生活：“我们试一下吧。不喜欢的话，我送你们回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相处得很顺利。爱都是不同的：有的很疯狂，有的就像友谊，就像一个友好联盟。我很高兴这样想，因为我丈夫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哪怕我穿不起绫罗绸缎……

        我又生了小达莎……我们从来没和孩子们分开过，夏天我们总是一起去卡卢加区村里的奶奶家。那里有河，有草甸和森林。我祖母烘烤的樱桃馅饼，孩子们现在都还记得。我们从没有去过海边，这是我们的梦想。众所周知，诚实的工作是不能赚到大钱的：我是一名护士，我丈夫是放射线设备研究所的研究员。但是女儿们知道我们爱她们。

        许多人盲目赞美改革，大家都对改革抱有期待。但是我爱戈尔巴乔夫并不是因为这一点。我还记得我们在住院部的一段对话：“社会主义结束了，但之后会发生什么？”“坏的社会主义终结，好的社会主义到来。”我们一边读报纸，一边等待着……不久，丈夫失去了工作，他们研究所关门了。失业者像海潮一样，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先出现了小摊位，然后有了大超市，里面应有尽有，就像童话世界一样，可是我们买不起。走进去又走出来。孩子生病时，我只能买两个苹果，一个橘子。这怎么能对付下去呢？如果现在就这么凑合，以后怎么办？我在超市收银台排队时，看到前面一个男人的购物车里有菠萝、香蕉……这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所以今天的人们都很累。苏联时期从来没有求过上帝，可是如今在俄罗斯生活了。我的生活梦一个都没有实现……

        当女儿去另一个房间时，她小声跟我讲。

        多少年了？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三年，不，时间比这还长。我的秘密是……我觉得我无法和丈夫躺在一张床上，不能忍受丈夫的手触碰我。这些年来，我丈夫和我没有发生过关系，我既是妻子又不是妻子，他试图说服我：“你要放松些。”我的女友，她知道这一切，她也不理解我：“你很棒啊，你很性感。照照镜子吧，看你多么漂亮，一头秀发……”我的头发是天生的，我都忘记了自己的美丽。当一个人溺水时，全身都泡在水中，而我就是这样，全身都是痛苦。就好像我排斥自己的身体，只剩了灵魂……

        ……满地都是死人，他们口袋里的手机还响个不停，没人走过去接听。

        ……一个满身鲜血的女孩坐在地板上，一个小伙子给了她一块巧克力。

        我的上衣没有烧毁，但它被烤化了。医生给我检查了一下说：“快躺在担架上。”我挣扎着：“我自己能起来，我自己上救护车。”她冲着我尖叫起来：“躺下！”在车上，我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发现已经在急诊室了。

        ……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和一个男生是朋友，我们甚至……他送给过我一枚小戒指。我和他讲过发生了什么事。也许这并不相关，但我们分手了。我对此无法释怀，可是我明白了，不需要任何启示。他们要炸死你，你活了下来，就变得更加脆弱。你身上已经有了受害人的标志，我不希望自己身上有这种标志。

        我的妈妈喜欢去剧场，有时她会设法买到便宜的戏票。“喀秋莎，我们去看戏吧。”我拒绝了，她就和爸爸一起去。对我来说，剧场不再有吸引力了……

        人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偏偏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都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能够躲起来。这种想法无法立即打消……

        这个年轻的死士，还有其他人，他们下山走向了我们：“他们是怎样杀我们的，你们看不到。那就让我们试着做给你们看看。”

        我在想……我希望记住那些幸福时刻吗？必须记住。我一生中的幸福只有一次，就是孩子们小时候……

        门铃响了，喀秋莎的朋友们来了，我请他们坐在厨房。我母亲曾告诉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招待客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年轻人不再谈论政治，现在又开始聊了。他们在谈论普京：“普京，是斯大林的翻版……”“这太久了……”“对整个国家来说，这就是个屁股垫……”“这是天然气，是石油……”

        另一个话题是：是谁使得斯大林成为斯大林的？是谁的罪过？仅仅需要审判那些杀过人的、拷问和折磨过人的，或者——

        写过告密信的……

        从亲戚家把“人民公敌”的孩子抓走投进孤儿院的……

        运送被捕者的司机……

        拷打之后擦洗地板的女清洁工……

        安排货运列车发送政治犯去北部的铁路负责人……

        剪裁制作劳改营警卫大衣的裁缝，还有为他们补牙齿、拍摄心电图，使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责的医生们……

        还有，当别人在会议上大声呼喊“让恶棍们像狗一样去死！”的时候，那些保持沉默的人。

        话题从斯大林转到车臣，仍然是老生常谈：那些杀人者和那些轰炸者都是有罪的。可是，那些在工厂制造炸弹和炮弹的人，那些缝制军服的人，那些教士兵开枪的人，那些颁布奖章的人……莫非他们也都有罪吗？我想以自己的身体挡住喀秋莎，带她远离这些讨论。但她坐在一边，惊恐地睁大眼睛。她也呆呆地看着我……（）喀秋莎，我没有罪过，爸爸也是无辜的，他现在教数学。我是一名护士。一批从车臣战场上下来的负伤军官被送到我们医院。我们为他们治疗，当然，他们伤好之后还要回去再上战场。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愿意回去，许多人公开承认：“我不想打仗。”我只是个护士，我应当救治任何人……

        有药治病，无药医心。心理医生给我画了一张图：早上我要空腹喝半杯金丝桃汁、二十滴山楂汁、三十滴芍药汁……我喝了。一整天都要吃药，还经常去看中医，但这并没有帮助。只能多做家务事转移精神，才不会发疯。洗刷、按摩、缝制……这就是我的常规治疗。

        我们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古老的椴树，连续两年，我总是去看它。我觉得和它都有了感情：老树开花，香味扑鼻，之前好像没有这么浓，从来没有过……但色彩褪去，声音消失……

        我在医院和一个女人交了朋友，她当时不在喀秋莎所在的第二节车厢，而是在第三节。后来我已经正常上班了，似乎一切都熬过去了。可是意外发生了：她想从阳台跳下去，跳出窗外。她父母把窗户都安上了栅栏，全家好像住在一个笼子里。但是她又要开煤气自杀……丈夫离她而去了……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曾经有人在“汽车制造厂”地铁站看见过她，她在站台上大声喊道：“用右手抓起三把土撒到棺材上。我们一起捧三把土，一起撒……”她大声尖叫着，直到乘务员来把她带走。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是喀秋莎告诉我的。当时她身旁站着一个男人，距离她很近，她甚至都想给他提意见了。但她还没有来得及说，爆炸就发生了，他挡住了她，本来会击中喀秋莎的弹片都炸进那个男人身上。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活着。我经常想起他，觉得他就站在我面前……喀秋莎不记得有这事，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也许，是我自己臆造出来的。不过，我觉得是有人救了她……

        我知道该怎么治疗。喀秋莎需要快乐，只有幸福能治愈她。她需要这样的幸福……我们去听阿拉·普加乔娃的演唱会，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她。我想靠近她，给她一张纸条：“为我的女儿唱一首吧。请说一声只是为她一个人唱的。”我想让女儿觉得自己像个女王，想把她高高捧起来，她看见过地狱，必须要让她再看到天堂。这样她的世界才会恢复平衡。这都是我的幻觉、梦想。我以自己的爱从来没有成过任何事。我应该给谁写信？我应该向谁求助？你们已经靠着车臣石油赚了钱，靠着俄罗斯贷款发了财，就请让我把女儿带到什么地方去疗养一下吧。让她在棕榈树下坐坐，看看海龟，把可怕的事情忘记。在她眼里，总是看到灾难。没有光明，我在她眼睛里看不到光明。

        我开始去教堂……真的相信有上帝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和别人倾诉一下。有一次神父在讲道，说人在巨大的痛苦中要么是接近神，要么是远离神。即使这个人远离了神，也不能责怪他，因为这是愤怒和痛苦所导致的。我觉得神父说的就是我。

        我从一旁看着这些人，我不觉得与他们有亲人般的联系……我这样看着他们，就好像我已经不是人类……您是作家，您理解我：语言是很少能与内心产生共鸣的，以前我就很少与内心交流，现在就更像在矿山上生活一样……我受难，我考……总是在内心里翻起什么……“妈妈，要隐藏自己的灵魂！”不，亲爱的女儿，我不想让我的感情、我的眼泪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下一丝痕迹。这是我最担心的。我所经历过的东西，我并不想只是留给孩子们，我也想把这些告诉其他人，因为它潜伏在某个地方，每个人都可能遇到。

        9月3日是恐怖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莫斯科举行了哀悼仪式。街上有许多残疾人，很多年轻女性披着黑色披肩。在索里扬卡，在杜布罗夫卡剧院中心前的广场，在“文化公园”“卢比扬卡”“汽车制造厂”和“里加”地铁站……到处都点燃追悼的蜡烛。

        我也在人群中。我提问，我倾听。我们怎么生活呢？

        在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6年、2010年和2011年，首都莫斯科都发生过恐怖袭击。

        ——上班路上，地铁车厢一如既往地挤满了人。我没有听到爆炸声，但不知怎的，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变成了橙黄色，我的身体突然间麻木了，我企图摆动手臂，但做不到。我以为我中风了，接着就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时，我看到一些人仍旧在无所畏惧地行走，好像我已经死了。我害怕被踩到，就举起手臂。有人把我扶起来。到处是血和肉……

        ——儿子刚满四岁。我怎么对他说爸爸死了？他还不明白死亡是什么呢。我担心他会以为爸爸不要我们了，就说爸爸暂时出差了……

        ——我经常想起那天……在医院外自愿献血的人排起了长队，还提着装橙子的网兜。人们向那些已经精疲力竭的看护们请求着：“把水果收下吧，送给谁都行。请问他们还需要什么？”

        ——一些姑娘下班后来我家看望，是领导派车送她们来的。但是我不想见任何人……

        ——必须有战争，真实的人性才能显现出来。我的祖父说，只有在战争中，他才能看到真正的人。现在的仁慈太少了。

        ——在自动扶梯边上，两个陌生的女人拥抱痛哭，她们满脸鲜血，起初我还没有意识到那就是血，还以为是泪水和颜料混在了一起。晚上，我又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这才反应过来。在现场时我就看到了，但是没意识到那真的是血，我不相信。

        ——起先你可能会径直进入地铁站，放心大胆地上车，但过了一两站，你就会出一身冷汗。特别是当列车在隧道停留几分钟的时候，就会很害怕。每分钟都被拉长，心在弦上似的摇摆……

        ——觉得每个高加索人都像恐怖分子……

        ——您以为俄罗斯士兵在车臣就没有犯罪？我弟弟在那里服役过，他经常谈论光荣的俄罗斯军队……把车臣男人关在洞里，像对待动物一样，要求他们的亲戚交赎金。折磨、掠夺……那小子现在变成了酒鬼。

        ——投靠杜马议员？他们就是战争挑动者！谁把车臣变成了俄罗斯人的隔离区？俄罗斯人的工作被夺走，失去了公寓和汽车。你不给，就会被杀害。俄罗斯女孩被强奸，只因为她们是俄罗斯人。

        ——我讨厌车臣人！如果没有我们俄罗斯人，他们还住在山洞里呢。帮助车臣人说话的记者也很讨厌！自由主义分子！（他望着我，目光中充满仇恨，我把他的话录了音。）

        ——难道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杀死德国士兵的俄罗斯士兵控罪吗？那时候谁都杀人。警察被游击队俘虏后，也被剁得粉碎……听听退伍老兵们的话吧。

        ——第一次车臣战争是在叶利钦时代，电视报道都很真实。我们看到了哭泣的车臣妇女，也看到俄罗斯母亲穿过村庄寻找她们失踪的儿子，没有人去招惹她们。现在这种仇恨以前是没有的，他们和我们都没有。

        那时只有一个车臣在燃烧，现在是整个北高加索。到处都有清真寺。

        ——地缘政治找上了我们家门。俄罗斯即将瓦解，帝国很快就将只剩下莫斯科大公国……

        ——我恨！

        ——恨所有人！！

        ——我儿子只活了七个小时，他被塞进一个塑料袋，和其他尸体一起扔到一辆公车上……政府给我们送来了一口棺材和一对花圈。棺材是碎木屑做的，就像纸板一样，一抬起来就散架了。花圈也很寒酸。我们最后还是自己花钱买了所有需要的东西。国家对我们普通人并不在乎，我想唾弃它，我想摆脱这个狗日的国家，我已经和丈夫一起申请移民加拿大了。

        ——以前是斯大林杀人，现在是土匪杀人。这就是自由社会吗？

        ——我有黑头发、黑眼睛，但我是俄罗斯人，东正教徒。我和女友一起乘地铁，我们被警察拦住，我被拉到一边：“脱掉你的外衣，出示证件。”但警察对我的金发女友完全不注意。妈妈说：“去染发吧。”我感到很屈辱。

        ——俄罗斯人有三大支柱：“也许吧”“想必是”和“不管怎样”。最初所有人都吓得战战兢兢，一个月后，我在地铁的长凳下发现一个可疑包裹，差点儿逼着值班员打电话报警。

        ——恐怖袭击发生后，去多莫杰多沃机场的出租车价格暴涨。太离谱了。所有人都趁火打劫。要么给钱，不然就请下车……让你的脸撞到车前盖上！

        ——有些人躺在血泊里，另一些人用手机摄像头拍照。啪啪啪的拍照声不断。马上在社交网络上张贴照片。办公室的废纸箱都不够用了。

        ——今天是他们，明天就是我们。如果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就是所有人都默许。

        ——我们尽可能地努力，以祈祷帮助死难者。请求上帝的恩典……

        有学生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举办音乐会，公交车送他们去现场。我凑上前去做了几句采访。

        ——我对拉登很感兴趣，基地组织，那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

        ——我支持个人恐怖行为，比如针对警察和官员实行定点清除。

        ——恐怖主义，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在如今是种慈善行为。

        ——我吃腻了油煎薄饼，停车停车。什么时候放我们走啊？

        ——有一个笑话，说一群恐怖分子到意大利观光旅游。他们走到比萨斜塔前时，都大笑起来：“太不专业了！”

        ——恐怖，这是一门生意……以牺牲做祭祀，如同远古时代……主流思潮……革命前的热身……个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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