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有很多人……战争中有很多事……
不仅生死关头可以建功立业，普通生活也能够功绩卓著。战争中不仅有开枪射击、埋雷扫雷、轰炸爆破、冲锋肉搏，还有洗衣煮粥、烘烤面包、清洁炉灶、饲养马匹、修理汽车、制作棺材、传递邮件、钉制毡靴和输送烟草。甚至战争中的生活也多半是些平淡琐事，默默无闻。这种想法不太习惯是吗？“在战争中我们普通女人的活儿堆积如山啊。”卫生员亚历山德拉·约瑟芙娜·米舒金娜回忆说。军队向前进，紧跟在后面的是“第二战线”：洗衣女兵、炊事兵、汽车修理工、邮递员……
她们当中有人写信给我说：“我们都不是英雄，我们是在幕后的。”那么，幕后又是怎样一种景象呢？
一双小皮鞋和该死的小村子
我们在沼泽地中行军，战马经常陷入沼泽而死掉。汽车也呼哧呼哧地开不动……士兵们就用身体拖拉大炮。用人力拉着装有粮食和服装的马车行进，还有马合烟草的大箱子。我看到过一个烟草箱子怎样飞落到沼泽地中，引起一片破口大骂……战士们很珍惜弹药，也很珍惜烟草……
我丈夫总是反复地对我说：“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吧！这就是史诗！史诗啊！”
——达吉扬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斯梅良斯卡娅
（随军记者）
战前我过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爸爸是从苏芬战场上回来的，回家时右手已经少了一根手指头，我总问他：“爸爸，为什么会有战争？”
战争这么快就来了，我还没怎么长大呢。明斯克居民开始疏散，我们被送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儿的集体农庄里干活。有一次，村苏维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虑你的事。”
我很奇怪：“您考虑我什么事呀，大叔？”
“还不是这该死的小村子！都得怪这该死的小村子……”
我站在那儿莫名其妙。他又说：
“上面来了一个文件，要我们出两个人上前线，可我没人可派。本来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这倒霉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来的。或许你还是能去的吧？我这儿有两个小姑娘：你和玛丽亚·乌特金娜。”
玛丽亚是个高个子姑娘，身体已经成熟，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吗？”主席又问。
“能发给我一副裹腿吗？”我反问。
那时我们浑身衣服都烂了，我们就是想领到一些日用品！
“你真是个好姑娘，到了部队会发给你一双皮鞋穿的。”
于是我同意了。
……
我们从军列上下来时，一个魁梧的大胡子叔叔来接我们，可是谁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也没问。我是这种人，不愿当积极分子，从来不干挑头的事。反正我们大家都不太喜欢这个大叔。后来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军官，真是个美男子！他劝动了我们，我们就跟他走了。等我们到了部队，在那儿又遇上了这个大胡子叔叔。他笑着说：“噢，调皮鬼们，怎么不肯跟我一块儿来呀？”
少校对我们点名，逐个询问：“你会干什么呀？”
一个姑娘回答：“我会挤牛奶。”另一个姑娘说：“我在家帮妈妈煮过土豆。”
点到我的名了：“你呢？”
“我会洗衣服！”
“我看，你是个好姑娘，要是你再会做饭的话。”
“我也会做饭。”
于是，整个白天我就做饭，到晚上再去给战士们洗洗衣服，还去站岗。当人家对我喊“哨兵！哨兵”时，我却怎么也回答不出来，因为一点力气也没有，甚至出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
（列兵，炊事员）
坐在卫生列车上……我记得，头一个星期我一直在哭：第一，因为离开了妈妈；第二，我睡的是上铺，那儿算是我的“小房间”，可后来堆满了行李。
我那时正在读八年级，但没有读到年底。我是偷偷跑到前线去的，卫生专列上的姑娘们全都是我这个年龄。
我们的工作就是照料伤员，喂水、喂饭、送便壶——这些活儿全是我们干。有一个比我大一些的姑娘和我一块儿值班，一开始她很照顾我：“如果他们要便壶，你就招呼我。”伤员们伤势严重：有的没有手臂，有的没有腿。第一天我还叫那位姑娘递便壶，可是她也不可能整天整夜跟我在一起，后来就留下我一个人值班了。于是伤员也这样喊我：“小护士，便壶！”
有一次，我把便壶递给一个伤员，可是他不接过去，我这才发现他没有手。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想象着该怎么办。我站了好几分钟，不知如何是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确实应该帮助他……可是我不知道男人那个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瞧见过，甚至在训练班上也没人跟我们讲过……
——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柳毕契
（义务卫生员）
我从来没有打过枪，我的任务是每天给战士们烧粥，为此我还得过一枚奖章呢。对于这枚奖章，我从来不当一回事：我又没有打过仗！我只管烧粥，烧大锅汤，搬锅灶和大桶，它们死沉死沉的……我记得，连长有一次很生气地说：“我真想开枪把这些大桶都打穿……这样劳累下去，战后你还怎么生孩子呀？”后来有一次他果真把所有的大桶都开枪打穿了。结果不得不到村里又找来了一些小一点的桶。
有一天，从前沿阵地上回来了一群小战士，是让他们来休假的。可怜的小家伙们，浑身肮脏，累得不成样子，手脚都冻坏了。大家特别害怕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地区的严冬。在他们老家那儿，常常有太阳，很暖和，而这儿往往冷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他们身上暖和不起来，只能由我们来喂饭。他们自己都拿不住汤匙吃东西了……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玛莎柯夫斯卡雅
（列兵，炊事员）
我一直给士兵们洗衣服……整个战争期间就是跟洗衣盆打交道了。我们全都是手洗，棉袄啊、套头军装啊都洗……衣物送来了，磨损得那么厉害，肮脏不堪，爬满了虱子。还有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上面溅满了血，大褂已经不是白色，而是红色的了。旧的血迹是黑色的。第一遍水是没法下手洗的，马上变成黑红色……军装没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儿，裤子没有了裤管。我们真是用泪水洗，用泪水漂啊。
要洗的军装堆积成山……还有棉袄、棉背心……我现在一想起来，胳膊还酸胀呢。冬天的棉衣很沉，上面的血迹都冻硬了。我常常在梦里见到这些情形……一座座黑色的大山在我面前……
——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杰特科
（列兵，洗衣员）
战争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我告诉你一件……
我们的通信员阿尼娅·卡布洛娃躺在草地上……一颗子弹射中了她的心脏，她要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天上飞过了一群排列成人字形的仙鹤。我们全都抬起头望向天空，阿尼娅也睁开眼睛，看着天空说了句：“真可惜，姑娘们。”她停顿了一下，又对我们笑笑，“姑娘们，我是要死了吗？”就在这时，我们的邮差克拉瓦跑来了，一边跑一边高叫着：“你不要死啊！你不能死啊！你家里来信啦……”阿尼娅并没有闭上眼睛，她一直在等待着……
我们的克拉瓦在阿尼娅身边坐下，打开了信封。这是阿尼娅的妈妈写来的一封信：“我亲爱的，心爱的女儿……”我旁边站一个医生，他说：“这真是个奇迹，奇迹啊！！她居然还活着，这是违反全部医学定律的……”一直到读完了她妈妈的信……阿尼娅方才闭上了眼睛……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瓦西里耶夫娜
（中士，通信兵）
我的专业嘛……我的专业就是给男人理发……
那天来了一个姑娘……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给她剪发了。她有一头秀发，天生自然卷的美丽长发。指挥员进入掩蔽部说：
“给她剪个男人头。”
“但她是个女人啊。”
“不，她现在是一名军人。战后她才会重新成为一个女人。”
反正……反正只要姑娘们的头发稍稍长出来，我就在夜晚偷偷给她们卷头发。没有卷发筒，我们就用松枝，用云杉球果……嗯，至少能卷起些波浪来……
——瓦希莉莎·尤日妮娜
（列兵，理发员）
我只读过很少的书……所以无法讲得很好听……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士兵们换衣服、洗衣服、熨衣服，这就算是我们的英雄行为了吧。我们全是骑马，很少乘火车，马匹真是苦死了，也可以说，我们是一路步行到达柏林的。如果回忆我们做过的全部事业，就是这样的：我们帮助卫生员背过伤员，在德聂伯河畔搬运过炮弹，因为不能用大车运，只好捧在怀里硬是走了好多公里，我们挖过掩蔽部，我们铺设过桥梁……
我们也陷入过包围圈，我和大伙儿一样，边打边突围。我说不出自己到底杀过人还是没杀过人。反正就是一边开枪一边逃出重围，和大伙儿一样。
我觉得我记得的东西太少了。总共没有几件事情！我再想想吧……等你下次再来……
——安娜·扎哈洛夫娜·戈尔拉契
（列兵，洗衣员）
我的故事很不起眼……
司务长问我：“小姑娘，你多大啦？”
“十八岁了，干吗？”
“是这样，”他说，“我们不收不够年龄的人。”
“随便您派我干什么，就是烤面包也行。”
于是他们就接受我了……
——娜塔莉亚·穆哈梅金诺娃
（列兵，面包员）
我被列入文书编制……说定了我到司令部去做这项工作……上级对我说，我们知道您战前曾经在照相馆工作，那就在我们部队负责照相吧。
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我不想给死亡者拍照，死人的照片我不能拍。我总是在士兵们休息的时候、抽烟的时候和说说笑笑的时候给他们拍照，特别是在授予奖章、勋章的时候。可惜的是当时我没有彩色胶卷，只有黑白胶卷。要是有彩色胶卷的话，在授予战斗团旗帜的时候，我就可以拍得很美很美……
而今天……就常有记者到我这里来问：“您给牺牲者拍过照片吗？在战场上……”我就开始找……我很少有牺牲者的照片……如果有人死了，小伙子们都请求我：“你有他生前的照片吗？”我们去找他活着时的照片……为了看到他的微笑……
——叶莲娜·维伦斯卡雅
（中士，文书）
我们是工程兵……就是修建铁路、搭建浮桥、构筑掩体。前线就在旁边，我们只能在夜间挖战壕，以避免被敌人发现。
我们也做伐林工作。我那个班里基本上都是女孩子，都非常年轻。男人没有几个，因为这是非战斗部门。我们怎么伐树？所有人一起砍倒一棵树，然后把它拖走。整个班就围绕一棵树。我们手上都磨出了血淋淋的水泡……肩膀上也是血……
——卓雅·卢基亚诺夫娜·维尔什毕斯卡雅
（工兵营，班长）
我读完了师范学校……等拿到毕业文凭时，战争已经爆发了。既然开战了，我们也就没有毕业分配，被打发回各自老家。回到家里没过几天，就接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员会去。妈妈不放我走。不错，我那时还年轻，只有十八岁。妈说：“我送你到哥哥家里去，对别人就说你不在家。”我说不行：“我是个共青团员呀！”兵役委员会把我们集中起来，如此这般地动员了一番，要求我们妇女去为前线烤面包。
活儿很重。我们共有八个大烤炉，每到一个被破坏的村镇或城市，就要把烤炉架起来。架好烤炉，又需要柴火，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面粉。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面粉袋，我们两个人一抓就扛起来了。或者是四十个战争面包放在担架上，像我这样的身子骨根本抬不起来。我们日日夜夜地烤面包，这几盆的面还在发酵，那几盆的面已经快做成面包了。敌人炸敌人的，我们做我们的……
——玛丽娅·谢苗诺夫娜·库拉柯娃
（列兵，面包员）
整整四年战争我都是在车轮上度过的……我们按照“绣锦农庄”或“科卢罗农庄”等指示牌四处奔波，在市场上征集烟草、香烟和打火石，如果没有这一切，士兵们是不能上前线的。在一个地方收购后，还要继续上路。有时我们乘汽车，有时我们坐马车，更多的就是步行，和一个或两个士兵一起。到前线战壕时，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身上扛着背着，因为不能赶着马匹，那样德国人会听到马蹄作响，所以全都压在自己身上，就像骆驼似的，而我的身材是非常瘦小的……
——叶莲娜·尼基甫洛芙娜·叶夫斯卡娅
（列兵，物资供应员）
战争开始时……我是十九岁……我住在弗拉基米尔州的穆罗姆市。1941年10月，我们一批共青团员被派去修建穆罗姆市——高尔基市——库列巴基的汽车公路。当我们从劳动第一线返回时，又被征集入伍了。
我被送到高尔基市的通信学校学习邮政信使课程。课程结束后就参加了作战部队，第六十步兵师，负责一个团的邮政信件。我亲眼看到前线的战士们收到家信后如何一边亲吻信封一边痛哭。很多官兵的亲人都被敌人杀死，或者是在敌占区度日，不能写信来。那个时候我们还以陌生的姑娘的名义写了很多信给战士们：“亲爱的兵哥哥，我是一个与你素不相识的女孩，我写信给你，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打击敌人的？你什么时候能够带着胜利勋章回家？”我们整夜整夜地坐在那儿写信……为了战争，我写了数百封这样的信……
——玛利亚·阿列克赛耶夫娜·雷姆涅娃
（少尉，信使）
凯牌特殊肥皂和警卫室
我是五一节结的婚……6月22日战争就爆发了。第一批德国飞机进行了空袭。战前我在西班牙儿童保育院工作，孩子们都是1937年从西班牙送到我们基辅来的……那时是西班牙内战……德寇空袭时，我们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在院内挖壕沟了。他们倒是全都懂……我们把他们送到后方，然后我到了平札州。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组建一个护士训练班。1941年年底，由我主持了这个训练班的考试，因为所有的医生都上前线了。我给学员们发了证件后，自己也申请上前线。上级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进了陆军野战医院。我在周围的姑娘们中间是最年长的，至今还和我保持友谊的索尼亚·乌特鲁戈瓦雅，那时才十六岁，刚刚读完九年级，就进了这个医务训练班。我们到了前线，都第四天了，索尼亚还坐在小树林里哭。我走到她身边：
“索涅奇卡，你怎么还在哭啊？”
“怎么你不懂，我已经三天没见到我妈妈了！”她回答我。
现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来。
在库尔斯克会战时，上级把我从医院调到了野战洗衣队当政治指导员，洗衣员都是非军事人员，所以通常是这样：我们坐在大车上，车上堆放着大水桶、洗衣盆、保温桶，最上面坐着身穿五彩缤纷的裙子的姑娘们。这一下，谁见了都大笑着说：“洗衣大军来了！”……人们把我叫作“洗衣政委”。过了好长时间，我的姑娘们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马马虎虎过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那时听都没有听过什么叫洗衣机，全是手洗……全靠女人们的双手……我们每到一地，上级就拨一间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给我们，我们就在里面洗衣服。为了先灭虱子，必须先用一种专门的凯牌肥皂水浸泡，然后再洗净烘干。灭虱剂是有的，可是当时灭虱剂已经不顶用了，我们只能用凯牌肥皂。这种肥皂非常难闻，气味简直吓人。而在这间房子里，我们不但要洗衣、烘衣，还要在里面睡觉。上级规定每个战士洗衣服的肥皂定额是二十到二十五克，全都发到我们手中。这肥皂像土块一样，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为长期洗衣负担过重和紧张过度而得了疝气病，还有很多人双手都被凯牌肥皂腐蚀出了湿疹，指甲脱落，我们都以为指甲不会再长出来了。不过，只能歇上一两天，就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们都很听我的话……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营地，那里驻扎着空军飞行员，整整一个飞行大队。您想想吧，他们都在盯着我们看，而我们却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于是，这些花花公子轻蔑地说：“真了不起，原来是洗衣大姐们啊……”我的姑娘们听了这些话差点气哭了：“指导员，您瞧他们……”
“没关系，我们会报复他们的。”
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天晚上，我的姑娘们穿上了她们最好看的衣服来到小草坪上。一个姑娘对着飞行员那边拉起了手风琴，他们闻声赶来，跳起了舞。可是我们都说好了：绝不和任何一个飞行员跳舞。他们凑了过来，但没有姑娘理睬他们，整个晚上，姑娘们只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后飞行员们求饶说：“一个傻瓜出言不逊，你们却怪罪我们大家……”
一般说来，非军事人员是不得关禁闭的，但你跟前儿这一百多个姑娘，对她们怎么管理呢？比如，我们这儿空袭警报常常要到夜里十一点才解除，可是她们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总是千方百计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只得把几个姑娘关了禁闭。有一回，附近部队的首长到我们这儿来，恰好在我的房间里正关着两位。
“这是怎么搞的？你们把非军事人员关禁闭？”他们问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上校同志，您想给上级打报告就打好了，随您的便。可我还是得严明纪律。我的队伍要有良好的秩序。”
他们只好走开了。
纪律是不能动摇的。有一次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一个大尉正好从我屋子旁边走过。他看到我，停了下来。
“我的天哪！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您知道这屋子里住的是谁吗？”大尉对我说。
“我知道。”
“这儿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的住处，您不知道她有多么厉害吗？”
我说，她厉害不厉害我从没听说过。
“我的天！她从来没笑过，总是一脸气势汹汹的。”
“莫非您想跟她认识认识吗？”
“谢天谢地，我可不敢！”
于是我对他说：
“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
“不，这不可能！人家给我讲过她的事……”
但我也很爱护自己的姑娘们。我们洗衣队里有个很漂亮的姑娘，叫华丽娅。有一次，上级有事把我叫去司令部，十天没回来。回到洗衣队时，我听说华丽娅这些天常常回来很晚，在偷偷和一个什么大尉来往。好啊，好啊，原来在干这种事！两个月过去，我听说华丽娅怀孕了。我把她叫来：“华丽娅，这是怎么搞的？你现在到哪儿去好呢？你后妈（她没有母亲，只有后妈）也还住在掩蔽部里呢。”她哭了，对我说：“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离开，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她们和我在一起，就像和母亲、和大姐姐在一起。
华丽娅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天气已经挺冷了。我就把自己的军大衣送给了她。我的华丽娅就这样走了……
1945年3月8日这天，我们正在过妇女节。我们烧了热茶，还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糖果。我的姑娘们从屋里出来时，突然发现从树林里钻出两个德国兵，自动枪挂在身后……是两个伤兵……姑娘们立刻把他俩收拾了。我作为政治指导员，理所当然地向上级写了一份请功报告：今天，3月8日，洗衣女工俘虏了两个德国兵……
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干部会议，政治部主任头一件事就说：
“听着，同志们，我先要让大家高兴一下：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有，就在昨天，二十一野战洗衣队的洗衣女工们抓了两个德国俘虏……”
大家鼓起掌来。
战争进行当中我们没得过任何奖励。在战争结束时，上级对我说：“你们洗衣队可以嘉奖两个人。”我一听就火了，愤愤不平，据理力争说：
“我是洗衣队的政治指导员，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劳动有多么繁重，她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气，手上起了湿疹，姑娘们都很年轻，洗衣机也没有她们洗得多，她们就像牵引车一样负重。”上级问我：“您明天能再上报一些需嘉奖者的材料吗？我们再奖励一批……”于是我和队长又研究嘉奖人员名单，一夜未睡。结果，很多姑娘获得了勇敢奖章和战功勋章，还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红星勋章。这是一位最优秀的女工，她时刻不离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筋疲力尽、累得躺倒时，她仍在埋头洗。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全家人都死了。
我要送姑娘们回家了，真想送点东西给她们。她们全都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而那里已经彻底毁于战火了。我怎么能让她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呢？我们那时正好驻扎在一个德国村庄里，村里有一个缝纫工场。我跑过去一瞧：缝纫机都在那儿，完好无缺。我真为此庆幸。就这样，我们送给了每个要走的姑娘一份礼物。我当时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好幸福啊。这就是我力所能及为姑娘们所做的一切了。
其实，所有人都想回家，但又害怕回家。没有人知道在家乡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瓦莲金娜·库兹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鲍尔肖夫斯卡娅
（中尉，野战洗衣队政治指导员）
说说我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圣洁的人。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好的人，他总是教育我：“要是没有苏维埃政权，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个穷光蛋，给富农扛长活儿的。是苏维埃政权给了我一切，让我受了教育，成为一名桥梁工程师。所以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祖国政权。”
我自己也热爱苏维埃政权，热爱斯大林，热爱伏罗希洛夫，热爱所有的国家领导人。这些都是爸爸教我的。
战争在进行，我在成长。每到晚上，我都和爸爸一起唱《国际歌》，唱《神圣的战争》，爸爸还拉手风琴伴奏。到我一满十八周岁，爸爸就带我去了兵役委员会……
我从部队上写了一封信回家，告诉爸爸我在修建和保护桥梁。这是我们全家人的快乐！爸爸使我们家里人都爱上了桥梁，我们从小就喜欢桥梁。每当我看到那些因轰炸或爆破而毁掉的桥梁，我都会难过得哭出来，我对待桥梁就像对待一个宠物，而不是一个战略设施……我一路上亲眼看见大大小小几百座桥梁遭到破坏，战争中首先就是要摧毁桥梁，那是第一目标。每当我们通过了毁塌的桥梁时，我总是要想：要重新修复它们，又得需要多少年啊？战争也是在扼杀时间，扼杀人类的宝贵时间。我清楚地记得，每一座爸爸建立的大桥是花了多少年时间。他每天夜里都坐在那儿看图纸，即使是周末也不休息。战争中我感到最痛惜的就是时间。爸爸的时间……
爸爸早已不在了，可是我还继续爱着他。当有人说我爸爸这样一批人相信斯大林是愚蠢和盲从或者是因为惧怕斯大林的时候，我绝对不信。他们是真诚地相信列宁思想，真正是始终如一的。请相信我，他们都是善良而诚实的人，他们倒不是相信斯大林和列宁，而是相信共产主义思想，就像后来所说的那样，是相信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相信要为所有人谋幸福，要为每个人谋幸福。他们是一批梦想家，一批理想主义者，但绝不是盲从的人，我绝不认为他们是盲目追随者，绝不同意这样说！在战争中期，我们也有了优质的坦克和飞机，有了精良武器，但是如果没有信念，我们也不可能打败如此凶恶的敌人，希特勒的军队是强大而有纪律的军队，他们征服了整个欧洲。没有信仰，我们不可能打断他们的脊梁骨。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信念，而不是恐惧。我对您说的是一个诚实党员的心里话，我是战争期间入党的，至今也是共产党员。我不以为有党员证是耻辱的，我从来没有抛弃过党证。从1941年开始，我的信念就没有改变过……
——塔玛拉·卢基亚诺娃·托洛普
（列兵，建筑工程师）
我们在沃罗涅日城外阻止了德寇的侵犯……他们每天狂轰滥炸，但是久久攻不下这座城市。德国飞机每天飞过我们莫斯科夫卡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敌人，只见到了他们的飞机。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战争就是这样的……
上级派人到我们医院传达说，沃罗涅日城下有一列火车遭到轰炸，命令我们立即赶赴现场。在那里我们放眼看去……看到了什么啊？到处是被炸碎的血肉……我都说不出话来！我记得主治医生是先来到的。他大声喊道：“担架！”那时我是最年轻的，刚满十六岁，他们全都看着我，怕我昏倒过去。我们沿着铁轨，一节一节地爬上车厢查看。已经没有人可以放上担架了：车厢烧毁了，已经听不到任何呻吟或哭喊声，已经找不到完整的人形。我的心跳简直要停止了，吓得闭上双眼。等我们回到了医院，所有人都倒下了，有人把头放在桌上，有人瘫在椅子上，就这样睡着了。
我值班后回到家。带着满脸泪痕倒在床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就又看到了那一切……妈妈下班回家了，米佳舅舅也回来了。我听到妈妈的声音：
“我不知道莲娜会怎么样。你瞧这段时间去医院之后她的脸色都成了什么样子。她都不像自己了，总是沉默不语，跟谁都不说话，只是在梦中大哭大喊。她以前那些笑容和开心都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她以前是多么快乐的姑娘。现在她再也不说笑了。”
听着妈妈的话，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
1943年沃罗涅日解放的时候，我加入了战时警卫队。那里清一色都是姑娘，全都是十七到二十岁左右，年轻美丽，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漂亮的女孩们集中在一起。我第一个认识的是玛露西亚·普罗霍洛娃，她还有个闺密叫塔尼亚·费多罗娃。她俩来自同一个村庄。塔尼亚不苟言笑，特爱整洁，井井有条，玛露西亚就喜欢唱歌跳舞，总爱说些淘气顽皮的歌谣。她最喜欢的是描眉化妆，在镜子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塔尼亚总是责骂她：“美丽不是画出来的，你不如把自己的服装好好熨平，把床铺弄干净些。”我们警卫队里还有个女孩叫帕莎·利塔夫琳娜，是个毫无顾忌的女孩，但她的女友舒拉·巴蒂谢瓦雅，则是既腼腆又谦逊，在女兵中是最安静的。还有柳霞·利哈乔娃喜欢烫卷发，一边卷头发一边弹吉他，每天睡觉起床都抱着吉他。姑娘中年纪最大的是宝莉娜·涅维洛娃，她的丈夫在前线战死了，她总是一脸愁容。
我们所有人都是穿着军队制服。我妈妈第一次看到我穿军装时，脸色变得煞白：“你决定参军了？”
我安慰她：
“不是的，妈妈。我都和你说过了，我们就是守护桥梁。”
妈妈却哭了起来：
“战争很快就结束。你要尽快脱掉你的大衣。”
我也是这样想的。
过了两天，听说战争结束了，我们都被集合在荣誉室开会。警卫队队长纳乌莫夫同志说了一番话。
“我亲爱的女兵们，”他说，“战争是已经结束了。不过昨天我接到命令说，西部道路还需要警卫队战士们去保卫安全。”
不知谁喊了一声：
“要知道在那边是有反革命匪帮的！……”
纳乌莫夫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是的，姑娘们，那里是有匪帮。他们在和红军作战。但是命令就是命令，应该去执行。有谁愿意去，请向警卫队领导提出申请，志愿参加。”
我们回到了宿舍，每个人都在自己床上躺下，大家非常安静。谁都不想再背井离乡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了，谁都不想在战争结束后还要面临死亡。第二天，我们又集合起来开会。我坐在主席台桌子后面，桌上覆盖着红布。我想我是最后一次坐在这张桌子后面了。
警卫队长讲话：“我知道，巴比纳同志，你是第一个参加的。而你们所有人，姑娘们，年轻人，也都很勇敢。战争是结束了，你们本可以回家的，但你们还要出发去保卫自己的祖国。”
两天后我们出发了。上级给我们派出一列货运火车，车厢里铺着干草，弥漫着草味。
我早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斯特雷这个城市，现在就是我们要守护的一个地方。我不喜欢这个恐怖的小城，日日飘荡着哀乐，天天有人被埋葬：要么是警察，要么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我们再次看到了死亡。我和一个女孩佳丽雅·克洛波金娜交上了朋友，后来她就牺牲在那里。我还有另一个女伴……也被刺死在夜里……我自从到了那个地方后，就完全没有再说笑过……
——叶莲娜·伊万诺夫娜·巴比纳
（战时警卫队战士）
烧坏的轴承和骂娘的脏话
我长得很像我爸爸……一看就是他的女儿……
我的父亲米隆·帕夫洛维奇·连科夫，由一个没文化的小伙子成长为一名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排长，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牺牲的时候，我和母亲正住在列宁格勒，我身上所有的优点都应归功于这座城市。我对读书着迷，被丽吉娅·察尔斯卡雅的爱情小说感动得痛哭流涕，对屠格涅夫的作品爱不释手，还喜欢读诗歌……
那是1941年夏天……六月底我们家人一起去顿河的外婆家做客，走在半路上就遭遇了战争。携带军事委员部特急件的信差腾云驾雾般地策马飞驰。哥萨克女人们唱着歌，喝着酒，号啕大哭着，送哥萨克男人上战场。我赶到鲍柯夫斯克镇，到了区兵役委员会。那里的干部生硬而干脆地说：
“我们不要小孩子上前线。你还是共青团员？这非常好，就请你帮助集体农庄干活去。”
我们在贮粮窖里用铲子翻动粮食，以免霉烂，接着又是收蔬菜。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茧，嘴唇也裂开了，脸被草原的阳光晒得漆黑。如果我与村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知道很多诗歌，在从地里回家的长长道路上，我一口气能背出许多诗。
战场在逼近。10月17日，法西斯占领了塔干罗格。人们纷纷离家疏散。外婆自己留下不走，把我和妹妹送走了，说：“你们都还年轻，要逃生去啊。”我们走了五天五夜，到达了奥勃利夫斯克。平底凉鞋扔掉了，我们是光着脚走进这个哥萨克镇的。火车站站长提醒所有人：“你们不要等客车了，就坐上露天车皮走得了。现在我给你们去张罗机车，把你们送到斯大林格勒去。”真走运，我们爬上了运燕麦的车皮。我们光着脚丫子踩进燕麦里，用头巾裹着脸，彼此紧紧依偎着，打起盹儿来……粮食早吃光了，并且是身无分文。最后那几天，哥萨克女人就匀给我们一些东西吃，我们不好意思接受，因为没什么好报答的。她们就劝我们：“吃吧，可怜见的，现在大家都在受苦，应当互相帮助。”我暗暗发誓，永远不忘这些善良的好人。永远不能忘记！不管怎样，都不会忘记。
我们从斯大林格勒乘轮船，然后转乘火车，在一天深夜两点钟到了梅德韦吉茨车站。人潮把我们带到月台上，因为我们两个都要冻成冰棍了，动都动不了，只好站在那儿，抱在一起，免得倒下去被人踩断骨头。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只青蛙从燃烧的氧气中跳出来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幸亏有和我们一起来的什么人还记得我们。来了一辆装满人的四轮大车，他们就把我们拴在车子后面，给我们穿上棉袄说：“你们得走走路，不然会冻死的。身上没暖过来，不能让你们上车。”我们起初一迈步就倒下，但又爬起来走，后来干脆跑了起来，就这样跑了十六公里……
弗兰克村，又叫五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主席听说我是从列宁格勒来的，而且念完了九年级，高兴得很：“这很好，你就留在这里助我一臂之力吧，顶替会计员。”
我起初很高兴，可是我马上就看到了，在农庄主席身后挂着一幅宣传画：“姑娘们，握紧方向盘！”
“我不坐办公室，”我对主席说，“只要能教我，我一定会开拖拉机。”
拖拉机停在地里，落满了雪。我们把它们从雪里拖出来打扫干净。天冷得滴水成冰，手只要碰到金属，立刻就被粘去一层皮。紧紧拧住并且生锈的螺丝钉好像焊死了一样，逆时针方向拧不动，我们就试着往顺时针方向拧。在这节骨眼上，好像故意为难似的，生产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尼基金像是从地里突然钻出来一样。他是集体农庄唯一的正规拖拉机手，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乱骂脏话。“嘿，他妈的！”……他骂的声音倒是很轻，但是我还是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我是倒退着把拖拉机开进地里的：这台斯大林格勒出产的拖拉机，变速箱里的大部分齿轮都已经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简单，变速箱是从那些行驶了两万公里、在设备账上已报废的拖拉机上拆下来装成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机手萨罗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没发现散热器漏水，结果把马达弄坏了。当然又是一顿臭骂：“嘿，他妈的！”……
我在战前连骑自行车都没有学会，在这里却开上拖拉机了。马达长时间运转，违背操作规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负荷运转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按照这种程序如何驾驶拖拉机——不能转圈，也不能斜着往前开……润滑剂和燃料全都按照战时定额标准使用，得对每一滴油尽心负责，对每一个哪怕已彻底磨损的轴承也得视若性命。嘿，他妈的！……每一滴油都跟命一样……
有一天……在下地工作之前，我打开齿轮箱盖子检查油质，发现了一些乳浆。我忙喊生产队长来，说应该注入新机油了。队长走过来，用指头蘸了点机油，捻了捻，闻了闻，说：“甭担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儿。”我急忙说：“不行呀，您自己说过的嘛……”他打断我的话：“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给咬住不放了。知识分子就是难弄。嘿，他妈的！……我命令你开，就这样开！去吧。”……我只好开着拖拉机下地了。拖拉机冒着烟，热极了，叫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还真是有些奇怪：轴承怎么不对劲啊？我觉得拖拉机在不断跳动，赶忙停下来，好像又没什么了。等到再踩油门，它又跳动起来！又过了一会儿，我的坐垫下面突然间“突突突”地震动起来！
我赶紧熄了火，跑到检视孔那儿，打开盖板一看，上面黏糊糊的机油沾着一层金属细屑，两副轴承都已经磨得粉碎！我跳到地上，抱着轮胎大哭起来，这是我在战争中第二次哭鼻子。我真该死：刚才明明看出是什么油质了！助手玛塔也害怕起来。刚才我真该厉害地跟生产队长争辩一下的，可是却没有，迂腐的书生气啊！
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话，转过身一看，糟了！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经理、政治部主任都来了，当然，还有生产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儿，不敢过来。他心里有数，可是却一言不发。嘿，他妈的！……
拖拉机站长也心里有数，问道：“坏了几副轴承？”
“两副。”我回答。
按照战时法律，这就应该抓去送审了，罪名是：疏忽怠工和蓄意破坏。
政治部主任转过身去对生产队长说：“你为什么没有照看好自己的小姑娘？我怎么能把孩子们送交法院受审！”
他们经过了几次交涉，事情总算过去了。从这儿以后，队长在我面前再也没骂过娘。我倒是学会骂娘了……嘿，他妈的！……狠狠地骂人……
后来我们交好运了：找到了妈妈。妈妈也来到这个集体农庄，我们又有了家。有一天，妈妈突然对我说：“我想，你应该到学校去。”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到哪儿去？”
“难道要别人去替你把十年级读完吗？”
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重新坐到课桌边，解习题，做作文，背德语动词变位（而不是直接去打德国法西斯），这该有多么不习惯！而此时敌人已逼近了伏尔加河！
我本来完全应该稍微等一等：再过四个月我就满十七岁了。就算没有十八岁，至少有了十七岁，那就谁也不能把我赶回家了！在区委还算一切顺利，可是在兵役委员会就非得干上几架不可了。需要检查年龄和视力，而且优先考虑的是年龄……当他们指出我的年龄问题时，我就骂兵役委员是官僚……并且宣布绝食。我就坐在兵役委员的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动地方，他吩咐送来的面包和开水都被我拒绝了。我威胁说我马上就会饿死，但我要写下遗言，说明谁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祸首。兵役委员大概既不害怕也不相信，但他真的把我送去体检了。所有项目的检查都在兵役委员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进行。大夫检查了我的视力后，遗憾地摊了摊手，这时兵役委员笑了，说我饿肚子白费劲了，他很同情我。可我回答说，我正是因为绝食才什么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户，凑近那张可恶的视力表大哭起来……哭啊哭啊……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几行图形为止。然后我擦干眼泪，说我准备再接受一次检查。就这样，我通过了。
1942年11月10日，我们按照指令，准备了十天的食品，共有二十五个姑娘，钻进了一辆破卡车的车厢。我们一路上高唱着《军令已下达》这首歌，不过把“投身到国内战争中去”的歌词改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了。我们在卡梅申宣过誓，然后出发沿着伏尔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预备役团就在那里安顿下来。那儿有几千名男人，我们混在里面简直让人发现不了。但是从各部队到此补充兵源的“雇主”们，也是尽量不想看见我们，总是想法摆脱我们……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她俩没有什么专长，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备军事专长。所以，不管人家要什么人，我们三个总是步调一致地向前迈出三步。我们认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们。
不过，当“司机、拖拉机手、机械员，向前三步走”的口令一发出，我们应声跨出了队列。这次的“雇主”是一个年轻上尉，他没能够摆脱我，因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开口。
“你们为什么只要男人？我也是个拖拉机手！”我说。
他听了我的话，挺奇怪：“不可能吧！那么，说说拖拉机的操作规程。”
“一、三、四、二。”
“你烧坏过轴承吗？”
我老实地承认我烧坏过两副轴承。
“好吧，我收下你。就为了你的说话诚实。”他点点头，走开继续问别人去了。
和我一起向前跨出来的还有身边两个女友呢，上尉只好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嘿，他妈的！……
部队首长在会见补充人员时，问上尉：“你怎么把这几个姑娘带来了？”
上尉表情窘迫，回答说是因为他看我们很可怜：“她们要是随随便便去了哪个单位，会像山鸡一样被打死的。”
首长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好吧，一个到厨房，一个到仓库，那个有点文化的，到司令部来当文书。”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真是怜香惜玉。”
我们三个姑娘中，最“有文化”的就算我了，可是要我去当文书，那不行！这叫“怜香惜玉”？我忘记了军队的纪律，直接就怒吼起来：“我们都是志愿者！是来保卫祖国的！我们必须参加作战部队……”
大概因为我态度很坚决，上校居然马上让步了：“要去作战部队就去吧。那两个姑娘到流动组开机床，这个利嘴姑娘，去装配发动机。”
就这样，我们在第四十四自动装甲坦克野外检修场开始了工作。我们的工厂是建在汽车轮子上的。在称为流动服务队的汽车上安着几种设备：铣床、镗床、磨床、旋床，还有电站、浇注组和硫化组。每两人一组，操作全部车床，一个人要不歇气地连续干十二个小时。早、中、晚饭都由副手替换你。要是两人中一个去出公差勤务，那么，留下来的那个就得一气工作二十四小时。常常要浑身是雪、浑身是泥地干活，就是在敌人轰炸时，工作也不能停下。已经没有人说我们是美女了。当然在战争中大家还是都怜惜美女，比平时更加怜惜，这是事实。不忍心参加她们的葬礼……不忍心给她们的妈妈写阵亡通知书……嘿，他妈的！……
我现在还经常做战争梦……我知道做了些什么梦，但是却很少记得住细节，不过会留下感觉，那是在战争中的什么地方……我又回到了战场……在梦境中，一瞬间就可以完成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很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还有一次我把梦与现实混淆了……我梦见那是在季莫夫尼基，我刚下班回来躺了两个小时，轰炸就开始了。嘿，他妈的！……我心想，宁可被炸死，也不能让这两小时的甜蜜睡眠被破坏。附近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房子都摇动了，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告诉你吧，我当时毫不惧怕，根本没有这种感觉。只是一次最猛烈的空袭后，我的一颗蛀空了的牙齿松动了。即使这样，也没松动多久。战后的五年里，我身体的各部位常常出现莫名其妙而又难以忍受的疼痛，我不得不去找专家诊断，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迄今还会把自己看成是绝对勇敢的人。一位很有经验的神经病理学家在得知我的岁数后，惊愕了：“才二十四岁，全身植物性神经系统就遭到了彻底破坏！往后你到底打算怎样生活？”
我回答说，我打算好好过日子。最重要的是我还活着！战争中我是那么梦想活下来！不错，我是活了下来，可是战后的安生日子没有超过几个月，我就开始全身关节肿胀，右臂疼得要命，不听使唤，视力不断衰退，还有肾下垂、内脏转位，等等。就像后来弄清楚的那样，植物性神经系统全乱了。我在整个战争中的梦想就是继续学习。但对我来说，大学却成了第二次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提前了一年大学毕业，否则真没精力读下去了。战争的四年中，我就穿着一件军大衣度过冬天、春天和秋天，还有一件发白的褪色军便服……嘿，他妈的！……
——安东尼娜·米隆诺夫娜·连科娃
（野站装甲车车间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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