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湖南衡山县，我出生在1937年。我的童年就是在八年抗战中度过的。听母亲说，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县城就经常被日本飞机轰炸，以后的轰炸就更加频繁了，再以后，长沙一带又成了中日会战的战场，一家人在战争中东躲西藏，饱受了战争带来的苦难。所以我稍微懂事，就想着长大了要像花木兰那样杀敌立功，报效国家。但长大了才发现，作为一个女儿家，这只能是一个梦。

        刚解放那阵，经常有解放大军从衡山经过，开始时行进得很快，问大人才知道，那是在追击国民党的溃败之师。然后，大军行进得就从容了。我在大军行进的队列里看到了不少女兵的身影。我真是羡慕死了，就想我要是在那队伍里该多威风呀。有一次，我跟着那队伍走，一下子走出了三十里路还不知道。待队伍停下来，我才醒过来。看看天已快黑了，我不知该怎么办，就壮了壮胆子，找了一个最漂亮的女兵，红着脸问她，我想当兵，我可以当兵吗？

        她笑着摇了摇头——她笑起来更漂亮了——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呢。

        我不小了，我马上就满十三岁了，我可以干很多事，我扛得起枪，也可以走很多路，我今天就跟着你们走了三十多里路，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累。

        你跟着我们走了三十里路啦？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问道。

        是的，我再走三百里也没事儿。

        来，你跟我来。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我领到了一个不漂亮的女兵面前。

        连长，我有事要向你报告。她立正之后向那个女兵行了个军礼。

        我这才知道那是个女军官。我原来还以为谁漂亮谁就是军官呢。那连长和蔼地看了看我，说，是不是这小姑娘又想当兵呀？

        她说，是的，她都跟了我们三十里路啦。

        哦，那今天回不了家了，让她跟你们一块儿吃饭，然后找老乡帮忙给她安排一个住的地方。

        我一听，高兴坏了，我说，连长——我当时也不知道连长是多大一个官，你同意我当兵了？

        她摸摸我的脑袋，问，小姑娘，这路你走过吗？你明天敢自己回家吗？

        我说，这路我走过好几回，我自己敢回家。但你们不让我当兵，我就不回去，我要一直跟着你们走。

        其他几个女兵也围了过来，听了我的话，就笑了。

        连长让我坐下，笑着对我说，小姑娘，现在仗快打完了，我们不需要战士了，就是我们这些军人以后也要回地方去工作呢。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国家，所以呀，你现在应该回去好好读书，掌握知识。

        我还闹着不干。最后，连长就对我说，你先去吃一点东西，然后让这位姐姐带你睡一觉，明天再决定你当兵的事吧。

        我听她这么说，只好等明天了。那天晚上，我既激动，又担心，怎么也睡不着，眼前总是晃动着我当了兵以后的情形。到了下半夜，我睡着了，睡得很死，待醒过来，太阳已升起一竹竿高了。周围静悄悄的。我觉得不妙，翻身爬了起来，问房东大伯，队伍呢？解放军呢？

        大伯笑了，说，队伍哇，鸡叫前就开拔了。队伍上的老总给你留了五块钱，让你醒来后赶快坐船回去，免得家里的人着急。剩下的钱去交学费，让你一定好好学习。他说着，就把钱给了我。

        我一听就哭了，我十分懊悔地说，我要是不睡着就好了，我要是不睡着就好了。哭了一会儿，我要给大伯留一块钱，他死活不收，说队伍上让他照顾我，已经给了他一块钱。

        我只好坐船回了家，渐渐也就死了当兵的心。

        但过了没有一年，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招聘团赴湘招收女兵的消息。我激动坏了——那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只觉得报上的消息像迷魂药一样，把我的整个身心都迷住了。我当即就给父母说，我要到长沙去考兵。父母怎么也不同意，说哪有女娃娃成天想着去当兵的？何况你这么小，部队怎么会要你？就是要你了，谁照顾你的冷暖？父母不同意，我就闹，发脾气，使性子。最后，我表姑旷运魁和我大姐的女儿旷湘清——也就是我的外甥女——都知道了新疆要招女兵的消息。她们两人也闹着要去。这一下，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表姑当时已十七岁，旷湘清当时已十八岁，有她们两人同行，父母放心了一些，但对我当兵的事还是没有松口。于是，我们三人不顾家人的阻挠，决心偷偷地去长沙参军。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定的是3月23日，我们从各自家中出发，在衡山县城我五婶家集合后，就一起往长沙走。

        母亲最知女儿的心，她说她要去邻居家借鸡蛋，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要煮着让我带在路上吃。爸爸已下田去了，家里只有八岁的大妹和两岁的小妹，我知道这是离家的好时候，拿了几样简单的行李就要走。大妹怀里抱着小妹流着鼻涕哭着送我出家门。我抱了抱小妹，又亲了一下大妹，说，你们要听爸妈的话，姐姐以后有出息了，会给你们买好多好吃的东西。说完，我就飞一般跑了。

        母亲借了鸡蛋回来我已经走远了，她老人家把鸡蛋煮熟后，走了十四里地赶到城里五婶家，五婶说我们已去赶渡船了，她又提着鸡蛋往渡船跑。我们正在上渡船，没来得及和母亲说几句话，就要开船了。母亲就那样站在岸上看着我们，我看到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看不见了。我没想到那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永别——我到新疆快十年了，还没有回过家，她于1960年3月在长沙去世了。

        我出来时上身穿的是表嫂给的一件小花花衬衣，外面罩的是母亲用床单给我做的一件大襟褂子，下身穿的是一条兰士绸裤子，脚上穿的是舅妈做的一双兰士林布绣花布鞋；行李就是一把雨伞，一只布袋里面有一把小剪刀，以及草纸、钢笔等物件。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记得到了长沙后，别人一看我那土里土气的打扮，就笑我是乡下的女娃子，他们特别爱笑我脚上的兰士林布绣花鞋。我一气之下就用小剪刀把鞋子上的花剪掉了，再一根一根地把线头也择了。

        我虚报了年龄，把十四岁报成了十六岁半。然后就是填一张表格，再写一篇自传，去参加体检。最后就是天天去看榜，就像考秀才看榜似的。过了两天，榜就贴出来了，我一看，有我的名字，我被录取了！从这天起我就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我表姑和旷湘清也考上了，三人高兴得什么似的，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我被编在一大队一中队一分队一小组。临走之际，招聘团给我们放了有关新疆的电影和歌曲，葡萄满架，果实累累，真令人陶醉和向往，这更增强了我们建设大西北的决心。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奋斗！”“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为建设新疆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等等。

        因为长途行军，我年龄又小，对坐汽车还不适应，领导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当时汽车的车身比较窄小，我坐在中间，感到很挤。但比起坐在车上的人，已是享福了。驾驶员是一位班长，甘肃人，他和另一名驾驶员坐在我两旁。

        我们共有四个大队，三千余人，前面三个大队全是湖南女兵，后面的四大队有部分男同志，还有前面几次进疆时留下的病号。整个车队浩浩荡荡，那时全是土路，车行之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我们那辆车是一百辆车的排头车，走在最前面，我一直想知道车队有多长，但我一直没有看到车尾在哪里。

        一过兰州，西北军区专门派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连队护送我们，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架着一挺机枪，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搞得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原来，河西走廊一带土匪成群，特别是乌斯满经常在新疆与甘肃之间流窜，因此要特别提防。我们每辆车上都有三名男兵。他们的警惕性很高，都是全神贯注，眼望前方，趴在机枪后行进，保卫着我们的安全。我们则把头发盘在帽子里，扮成男兵模样，一有情况，就端起手中的洋伞，虚张声势。

        女孩子们平时都很爱干净，但在西进路上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们车队上路后，不能随便停车。所以解手时只能解在盆子里，然后再从车上倒下去。那盆子也就成了多用途的，除了在车上解手时用，宿营时洗一洗，再当脸盆；吃饭时又作盛菜的工具。开始大家怎么也不习惯，那是在甘肃定西的时候，有一次每个分队分了些生骆驼肉，没有工具煮，队里的领导就让用盆子。大家怎么也不干，就望着骆驼肉干瞪眼；直到那些男兵们煮出了肉香，我们才忍不住了，也不管那么多了，就把它当煮肉的锅用了。最后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以后再把它当菜盆饭盆，也就没有人说什么了。

        说起吃饭，还有一个小故事呢。记得有一天，西北军区的一位首长来看望我们，见了我们这些湖南新兵就问，小鬼们吃饭了没有？我们用湖南方言同声回答，报告司令员，我们一个多月都没吃饭了。他又问那你们吃的什么？我们说吃的馒头。我们说完，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那时还只把米饭当饭，把馒头当零食。

        我们当时乘坐的道奇牌汽车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这些汽车是美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用这些汽车支援国民党政府。历经十几年硝烟烽火，车辆早已破旧不堪，无不是带着“重病”上路。一天能勉强走上百多公里就谢天谢地了。我们给它编了一个顺口溜——

        因为单车特别容易遭到土匪的袭击，所以一辆车坏后，整个车队都得停下来。我们每天都要推上好几次车，很少有能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所以只好常常在半路或戈壁滩上过夜。即使这样的车在当时也很少。车少人多，一辆车往往要拉四十多人。我们只能轮流着坐一会儿。坎坷不平的土路被汽车一轧，就陷进去几十公分，车子所到之处无不尘土飞腾，日月无光，不开车灯就无法行进。车里的尘土整天弥漫着，土腥味儿使人呼吸维艰，好多人呕吐得一塌糊涂。一天下来，浑身的泥土使大家像土地爷一样，我当时还作了一首诗呢，名字就叫《进疆路上》——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走啊走，走了一天又一天，一问，还要一个月，还有五千里，问到最后都不敢问了。我那时才知道，世界上的路确实太漫长了。我们宿营也没有定处，有时是在老乡的驴圈、马棚里；有时是在汽车底下凑合；有时是在戈壁荒滩上；有时是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最好的一次是住在酒泉的戏台子上，比较干净，又通风。因为长时间没换衣服，我们每个人身上长满了虱子，哪里痒一摸就是一个；头上也是，休息时大家还互相帮着挤头上的虮子，那虱子之多，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浑身发麻。一路上没有饮用水，干渴难忍，浩瀚的戈壁却很会捉弄人，它经常让你看见一个个波光粼粼的湖泊，但你走拢后，它就消失了，一滴水也看不见，只是诱惑得你更加饥渴难耐了，那就是戈壁上的海市蜃楼。

        除去在西安学习教育的半个月时间，我们在路上共颠簸了两个多月，终于来到了迪化。一路上都没有洗过澡，浑身结满了泥垢，脏得不得了，感觉那路上的尘土塞满了耳朵、鼻孔，泥土的腥臭味闻着就让人憋气，恶心。一下车后，我们就找洗澡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后，又出发了，根本没有给我们洗澡的时间。我和表姑旷运魁和外甥女旷湘清没有分在一个大队，除了在西安见过两次面，一路上都没有见着。因为她们的文化程度比我高，被分配到八一农学院深造，后来成了新疆第一代棉花姑娘，农业技术骨干，为新疆的建设作出了她们的贡献。我被分配到了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即现在的农七师一二三团。我原以为在迪化可以和她们好好聊一聊呢，现在却连见面都不可能了。

        又走了一天多，汽车终于停下了，但我没有看到城市，没有看到兵营，甚至连村庄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只看见了一片苇棚子。带队的干部跳下车，说，到了，我们到家了！

        到了？大家不相信地看看周围，傻乎乎地问道。

        对，到了。那名干部一边说着，一边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苇棚子跟前，指了指，说，这苇棚子可以住四个人，连里只来了你们两名女同志，你们俩住着很宽敞的，先好好休息休息吧。

        苇子还是新鲜的，一看就知道才刚刚搭起来，没有门。看着这个住处，我有些不相信，但心中也有一份新奇的感觉，芦苇散发出一种类似稻草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老家时，两三天不洗澡就浑身不舒服，现在已快三个月了，又有弥漫的征尘，我们放好行李后，就去找有水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水渠，但不远处有开荒的人。见了水，两人心中顿时痒痒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穿了衬衣衬裤就下到了水渠里。我们原来不知道十一月份新疆的水有多凉。到了水里，才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垦荒的战士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知道我们是在水里洗澡后，就背过身去，不一会儿，他们就撤到一个看不见我们的地方开荒去了。他们的淳朴和憨厚，至今让我感动。

        水虽然冰冷刺骨，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洗得最舒畅的一个澡。洗了澡后，觉得浑身一下轻松了许多，真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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