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焉耆后，被分在二军六师十七团，虽说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但除了一身军装，除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没日没夜地劳动，军事训练几乎没有。

        一进甘肃，就是扑面而来的荒凉。但我们当时所到达的地方，则是彻底的荒凉。住的是地窝子，面对的是一大片茫茫的戈壁滩和盐碱滩相间的荒原。到处是狼、马蚤子和蛇。有些碱滩很深，有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时，虽有一些粮食，但没地方加工。十几公里外的老乡处有一副水磨，我们的司务长——一个看不出年龄的老兵就用毛驴驮着粮食到老乡那里磨面。回来时，走迷了路，误入一个碱滩中，毛驴掉了进去，越陷越深，他眼睁睁地看着毛驴被碱滩吞没了。

        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要把这样的地方开垦成良田。整天就是那把巨大的砍土镘，用它没日没夜地挖呀挖呀。手上裂开了口子，砍土镘把上全是血，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了血。发的黄棉衣是大号的，袖子长，我人小，手上渗出的血把半截袖子都染红了。

        那时我们每天三点半起床，简单地洗漱之后，写半小时日记，干到八点钟吃早饭，然后带上两个玉米饼子，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才收工。回来后还要搞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搞完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就晚上十一二点了。所以休息的时间很少，加之吃的东西很差——玉米饼子硬得能把人头上打起包。大家总感到困，感到劳累。即使这样，还要唱歌，说话，不然，领导就说你有思想问题。

        冬天开荒更加难受，一是寒冷，冻得人受不了；二是地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开垦起来十分吃力，砍土镘挖下去，地上只有一个白印子，把砍土镘弹得老高，震得虎口一阵阵生疼；三是脸和手极易皲裂，最后手和脸上的皮肤变得像哈密瓜一样难看。而冬天也是粮食最紧张的时候，所以就把吃玉米饼改为喝玉米糊糊。我这人干活儿不要命，但饭必须吃饱，那点糊糊管什么用？好多次我干着干着活儿，就饿晕过去了。

        那时的女兵都留着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但这里连肥皂也没有，我们没法洗头，头上长满了虱子，最后只好用碱土洗头。那东西蜇得人头皮发麻，我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头发剪了，剪成了小平头。

        为了当兵，我虚报了年龄，把十五岁报成了十八岁，所以到部队后，人家也把我当成年劳力看。我当时也没想很多，我只想劳动，只想当“劳模”，因为“劳模”当大了，成了全国劳模，就可以见毛主席。我非常想见毛主席，从那时就想见。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在那时要见到伟大领袖，当劳模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活儿都干了。

        我记得我们到吾瓦开荒时，团里除了两千多名军人，还有当年一月和四月分配给团里的内地遣犯两千三百余人。军人和遣犯一起劳动，分不清谁是遣犯，谁是军人。有几次，我出去碰到老乡，人家都恐惧地躲开我，用生硬的汉话嚷道，遣犯！遣犯！

        其实，我们的劳动强度比遣犯还大，目的也有些相同，那就是“争表现”。但他们的目的更明确，那就是表现好了可以减刑释罪；我们则显得有些理想，是为了“建设新新疆”的崇高目标。但现在想起来，那种工作强度，那种发自内心的、自愿的苦役，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人”看的，仅仅把自己看成了一把不停挥舞着的、粗劣的、经久耐用的砍土镘。

        我性格外向，不怕吃苦，再苦都是乐呵呵的，因为留着个小平头，大家都叫我“假小子”，我的大名毛灿奇反而被人忘了。一副男同志模样，也给自己省了不少麻烦。因为当时遣犯多，常有遣犯半夜里偷偷溜到我们地窝子里摸女的，那时的厕所是用芨芨草搭的，也就能挡个视线，一刮风，就没了踪影，怕晚上遇到坏人，一个人上厕所，就得去一个班跟着。

        那时还有流匪。1951年冬天，我们到天山里去打柴火。路很远，一天只能往返一趟，要过两条冰河，一个大冰滩——那冰滩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冰窖里，曾有一个老乡就掉进了冰窟窿里，七八个人才把她拉上来。有一次，一名流匪看见我们全是女的，就拿着刀，要图谋不轨。大家吓得不行，就惊慌失措地对我喊叫道，假小子，快过来，有坏人！我跑过去，故意把棉帽子一扔，露出小平头来，一边挽袖子，一边向那男人走去。那男人以为我是男的，吓得像兔子一样逃跑了。

        五二年秋天，营里来了一台马拉收割机，是苏联过来的。那东西虽然靠马拉，在当时已很先进。营长曾找我谈过话，让我和他结婚。我不。一遇到这种事，我就说你比我爸的年龄还大，我可不愿给自己找个爸，弄得人家下不了台。所以每次开会，都说我没有扎根边疆的思想。但营长仍对我有好感，就培养我当马拉收割机手。

        有一次，我到一个连队去割麦子，连里建了一溜土坯房，给遣犯们住——当时就是这样，稍好的条件都给了他们。连里以为我是男的，就把我安排在遣犯们住的过道里。劳动一天，本来十分劳累，但听到两边屋子里遣犯们脚镣发出的丁丁当当的响声，心里很害怕。但想着想着，也就呼呼地入睡了。

        我睡得正香，教导员来检查工作。见过道里睡着一个人，就问，是谁睡在这里的？

        从营里来的收割机手。

        怎么能让她住在这里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你们这不是把羊送到狼窝旁吗？

        哎呀，教导员，我们还以为她是男的呢。

        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赶快让她搬到连部去住。

        当时的连部也就一间小房子，是连部人员办公兼睡觉的地方。里面挤了好多人，我再挤进去，里面显得更加拥挤和闷热。加之我是女的，大家都只能穿着衣服睡觉，更是汗流浃背。我那天割了近七十亩麦子——创了马拉收割机割麦的最高记录，累得不行，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躺下就睡着了。

        我那时的脑子里，除了“干活”两个字外，剩下的就只有饥饿了，劳动加立功等于见毛主席，为了这个目的，我要求自己干的每一项工作都要超过男同志：挑柴时，男的挑一百五十斤，我挑一百六十斤；他们日开荒四亩，我开荒四亩半，完成不了，我就加班加点。就这样，我在五二年评上了劳模，但由于不愿结婚，说我看不起革命老同志，就把劳模改成了立一等功。

        说起饥饿，至今还能感觉到那种晕眩和使劲儿咽唾沫的情形。一听说吃的东西，肠子就会咕噜噜一阵乱响，身子也会因紧绷而猛烈地收缩一阵。这时得赶紧用什么东西支撑住自己的身子。不然，就会因为身体对食物的强烈渴望而晕眩，一头栽倒在地。那时做的梦除了偶尔有故乡的情景外，其余的梦全是关于吃的。我梦见过吃下一只全羊，很多鸡，金黄的玉米和一盆盆米饭。那些梦常常使我从梦中兴奋得醒过来。

        记得五二年割麦时，送饭的人先送来了玉米馍，回去挑下馍的盐开水去了，到了时间还没来。我饿得眼冒金花，实在难以忍受，就对班长说，班长，我饿得受不了啦，能不能吃几个馍馍？

        你能吃几个？班长问我。

        那馍是玉米面做的，一个就有三四两重，看着金黄金黄的，其实很糙，但我觉得它们比山珍海味还要香，觉得自己能把那一堆馍全吃掉，就说，有五六个就行了。

        班长一听，有些吃惊，就跟我开玩笑说，今天饭多，都说你是“大肚汉”，你如果能吃完八个馍，我奖你一罐辣子。

        我还没答应，女兵班的就嚷起来了，假小子，你吃，你答应，你如果能把一罐辣子赢过来，我们就可以吃一礼拜了。

        当时除了主食，基本上没有什么菜吃，每顿都是清水里煮几片菜叶子，然后放上两三勺油泼辣子，搅一搅就是菜了。那一罐辣子是连队的，可它是一笔了不得的财富。我很认真地问班长，如果我吃完了，你真敢把一罐辣椒奖给我？

        班长一下子犹豫了，他的确没这么大的权力。正好指导员过来了，就说，我来当裁判，你如果赢了，这罐辣子就归你。

        全连战士都过来看着我。

        我说，那我就开始了。一边说，一边把八个馍抱在自己怀里，好像怕他们说话不算数，会把这八个馍拿走。

        我很快把八个馍咽进了肚子里。见我把最后一个馍吃完，连那些男兵们都瞪大了眼睛。女兵们则赶快把那罐辣子抢了过来。

        营部副官一见，说，她这么小，不要把她撑死了。

        连里也害怕了，指导员命令我到树下休息，不准喝水。我吃了一顿饱饭，很快就睡着了。

        为了让我多休息一会儿，他们上工时怕惊醒我，所以没有吹哨子。

        我醒后，见大家已经在劳动，就问指导员为什么不叫我，我可不可以喝水了。他看看手表，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就说命令已解除，我可以喝水了。我趴在水渠边喝了水。觉得干劲倍增，那天我用镰刀割了两亩多麦子。

        还有一个关于吃的事情。那是我立了一等功后去师部开庆功会，师部设在焉耆。我姐姐毛淑奇参军后在师部医院当护士。我们是同一批进疆的，到了新疆后分开了，再没见过面。我去见她时，她已认不出我了，以为是弟弟，就说，弟弟呀，你多久也当兵来新疆了？

        我全身都是泥土，由于劳动，身上的衣服已破得不成样子，姐姐的同事见了我就对她说，毛淑奇呀，只听说你有个妹妹在新疆，从哪里又冒出个弟弟来了？

        我听了后只是笑，笑了好久，才对姐姐说，看你那眼睛咋的了？我是毛灿奇！

        姐打量了我半天，摸摸我的头发和脸，又看看我那双原来娇小、现已变得粗大的双手，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她一边揩泪，一边问我，你在干什么工作呀？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我在劳动，搞生产建设，光荣得很！

        你看你都没个人样子了。

        谁说的，我立了一等功呢，我是到师部来开庆功会的。

        说完，我就向她要吃的，姐，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觉得饿。好饿好饿。

        有，刚好剩下些病号饭，姐说着，端来了一缸子鸡蛋煮面条。

        自到了新疆，我就没见过鸡蛋。端着缸子，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姐见了，也直抹眼泪，她哽咽着说，吃吧，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开始时我小心翼翼地吃着，生怕自己会一口把一缸子美味给咽下去。最后终于止不住，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几口就把一缸子面条吃完了。

        姐姐的同事又盛了一缸子，我又把它吃下去了。

        老炊事员一听我吃掉了两缸子面条，就出来对姐姐说，小毛，你让她到伙房去。

        到了伙房后，他端出一盆面条来，说，小子，你吃吧，能吃，就把它吃完。

        我一见，那个高兴啊，把那盆面条吃得一根没剩。把老炊事员惊得半天没合上嘴。过了半晌，他才说，好饭量，真不愧是个二小子！

        姐说，她不是二小子，是我妹妹，来参加庆功会的。

        炊事员一听，更是吃惊，不相信地嘟囔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唉，那是我吃过的最饱、最香、最可口的一顿饭，无论怎样也不会忘记，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它的香味。

        饭后，姐姐给了我一块肥皂，一盒搽脸用的“处处红”，又给了我一双袜子，要我换上。

        当我把旧鞋子一脱，姐给吓住了。因为当时穿的是“陕北袜子”，白布做的，用一种树叶染的色，穿了脚黑。姐一看我那双黑脚，还以为我的脚冻伤了呢，不停地问，你的脚怎么了，你的脚怎么了？

        我说，没事儿，只是没有肥皂，洗不干净。

        虽然立了一等功，虽然参加了庆功会，我心里并不满足，我的目标是当劳模。参加那次庆功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医院吃的“病号饭”。还有就是在庆功大会上讲话时，由于我年龄小，个儿矮，上去发言时，没有讲台高，开始大家只听见了我的声音，看不见我的人。政委亲自给我垫了一个凳子，我也只能勉强把脑袋伸出来，引得官兵们一阵大笑。

        那次庆功会更坚定了我当劳模的决心。我相信自己凭劳动，终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第二年，他们却让我到妇女队去当文化教员，这也表明我提干了。按说应该高兴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十分伤心，哭天抹地的，我说我不去，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能在一线劳动，就不能再立功，不能评上劳模，也就见不到毛主席了。但人家说那是命令，不去是不行的。我就只有去了。

        生活一下暗淡起来，干什么都没有劲儿了。自从理成短发之后，我就发誓，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颇有些削发明志的味道。可到了妇女队后，这短头发却不断地给我惹麻烦。

        五二年的湖南女兵来了，紧接着山东女兵也来了。山东女兵比较封建，我去接她们时，她们以为我是男的，见一个男的去接她们，还和她们握手，就用石头打我，还骂我。我对她们说，我也是女的，但没人相信。

        你既然是女的，那你为啥留着这样个头？她们问我。

        我说我不愿留长发，嫌麻烦。

        她们的区队长段凤英仍不相信我。有一天，我去给她们送水时，她把我堵在一个房子里，其他女兵趁势把我围住。

        我吃惊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俺们要检查你，看你究竟是男是女。段凤英说。

        我是女的。

        俺们认为你不像，哪有女人留这么短头发的。

        我听了她们的话十分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屈辱。经过两年多劳动，我力气大得出乎自己的意料。我推开她们，从窗户逃了出来，就去找教导员，说她们侵犯人权。

        现在想想，也难怪她们要那样做，粗大的手脚，粗糙的脸，加之头发又短，哪还有一点女人样子？就连作家碧野也没看出我是个女的。碧野到我们团去参观时，政委和他打乒乓球，然后又让我打。完了后，政委就给碧野开玩笑，把我说成是他的警卫员，并问碧野，作家同志，你看我这警卫员咋样？

        很好，就个子矮点。

        你猜猜看，她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是作家，善于观察人的。

        碧野一听，把我叫得近了些，端详了一阵说，肯定是男的。

        我和政委听后，都笑了。

        从五一年到六○年，我年年立功，但终归没评上劳模。我有好几次可以调进机关，但我都没去，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往最艰苦的劳动一线调。十年劳苦，累出了一身病，最后身体垮掉了，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后来，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我和许多湖南女兵一样，被打成了“另类”，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但我却不愿失去自己的梦想，即使“文革”中我被打成脑震荡，我也要把它保存在自己的脑海中。

        我是一介百姓，一个普通的生命，却怀抱着一个不适宜的梦想——因为它是我唯一的梦想。我不能失去它，一旦失去，我就没有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东西了。所以“文革”中把我弄去当伙夫，我还高兴，因为我又有成为劳模的可能了，又可能见到毛主席——他那时已光辉灿烂得不得了。

        但直到毛主席去世，我都没能见到他，当然，他的挂像我见得太多了。后来，退了休，我攒了钱，由老伴陪着，专门去了北京，不巧又碰上毛泽东的纪念堂不对外开放。站在空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我的泪水止不住滚滚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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