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苦命人，我父母在1937年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当时我才一岁多。舅舅收养了我，我跟着他在湘阴城里卖稀饭。后来，日本人打进湖南，有天下午他突然被抓走了，不几天，我看见他被钉在城门上烧死了。我去找在纸烟厂做工的姐姐，不想她也被日本人杀了。我成了孤儿，到处流浪，最后流落到一个道观里打童工。

        那是个小道观，破败得跟当时的国家一样，里面只有一个道士。按说他一个行善人家，当以慈悲为怀，不想他对我却很凶残。我一旦把神龛擦不干净，他就让我把擦过神龛的脏水喝掉；地扫不干净，他就让我用舌头舔；然后就想办法打我，打累了，再放出他养的一条恶狗，追着在道观里咬我。他是个虐待狂，是个魔鬼。

        我想办法逃了出来。我怕道士和狗来追我，不敢停顿，连夜狂奔，一气跑到汨罗才停下来。到那里后，先捡煤渣度日，然后给一周姓人家当佣人。因为日本人还没投降，姑娘们都不敢留头发，全留着光头。日本人投降后，我们高兴得很，逮着机会，就用擂锤上去敲他们几擂锤。

        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卖辣椒的，觉得有点面熟。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不是姓陈，我说是，我叫陈云华。他又问我是不是有个哥哥叫陈炳光。我说是。他说他是我表哥，知道我哥的下落。我在汨罗城里找到了哥哥。那是八年多来，我见到的唯一的亲人。

        解放后，我进茶厂当了一名工人。五一年春天，邻居告诉我，说长沙招女兵，女娃子们都去考，你怎么不去呢？

        我身高不够，体重又轻，大字不识一个。我自然考不上，但我身上的伤疤多，我眼泪多，我就凭伤疤，凭哭，被录取了。没想当时害了眼病，害得没办法，没法去，我伤心得不行，整天哭，越哭眼病就越厉害。

        1952年我又去考，还是凭着身上的伤疤和眼泪。

        到新疆后，我先分到二十七师师部，后来又随三营调来修建独山子，担任九连妇女班副班长。编苇席、打土坯、背土块，什么活儿都跟男的一样干。独山子的老俱乐部、专供苏联专家住的苏联宾馆等都是我们修建的。那第一批建筑奠定了这座石化新城的基础。

        到五五年，它像一座城了，我又被调到柳沟修柳沟水库。我是苦命人出身，参军前已把苦吃完了，所以来新疆后，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了。我不怕劳动，按老人家的说法，干什么不要怕用劲儿，劲儿是使不完的，头天用完了，第二天又能长出来。我成了模范团员。水库剪完彩第三天，我到乌鲁木齐去和张文玉结婚，他是模范排长，我也成了模范团员，我想这就是我送给他的新婚礼物。当时，两人都是模范，大家挺羡慕的。我与他已认识一年，是老乡介绍的，他在军区军人服务社工作，甘肃庄浪人，也是苦命人，本来姓杨，是他父母实在没有办法，用两升洋芋的价格把他卖给了张家。

        1958年5月，新疆军区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开发新疆，我们一起转业到了农七师，组建军官农场，后来叫共青团农场。

        那其实是一片戈壁滩，除了被成年累月的太阳晒得发黑的戈壁石，和偶尔出现的一丛骆驼刺外，什么也没有。当时已是傍晚，我们大都是从军区机关下来的干部，看到这种情形，没有一个男人不心寒，没有一个女人不抹泪的。大家的心绪没有调整过来，面对这种情况，显得手足无措。大家把骆驼刺拔一拔，把背包打开，一家人一块地方，铺地盖天，度过了荒原上的第一夜。

        那天晚上，风没停歇地刮了整整一个晚上，像饿鬼在哭。狼一边叫着，一边在我们周围乱窜，吓得小孩“哇哇”直哭。那天晚上，没有几个人睡着。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有人起来挖地窝子了。

        然后开荒，然后在那荒原上第一次撒下了种子。当那些种子第一次冒出芽时，我们高兴得直掉泪，然后就看着它们生长，把原来是荒凉戈壁的土地慢慢染绿。到了六月份，庄稼已长得很好了。每个人都在估算着今年的收成情况，但天老爷像是有意要和我们作对，突然下了一场冰雹和暴雨。鸡蛋大的冰雹打得正在劳动的我们到处乱窜，但平展展的戈壁滩，连一个躲避的地方都没有。情急之中，我们便蹲在地上，把砍土镘顶在头上，保护自己。

        没过多久，地上已白晃晃一片，庄稼被打得稀烂，好多人被冰雹打伤了。但谁也顾不了这些，冰雹一停，便都冒着暴雨往地窝子里跑，因为那里有孩子，有自家不多的家当。

        回到地窝子，水已灌了两尺深，被子、衣服、吃的东西全都泡上了，孩子像刚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哭成一片。爬不出地窝子的孩子则在水里泡着，哭着。

        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哭得真让人揪心，他坐在床上，水淹到了他的胸前，我如果晚回来一会儿，后果简直不敢想像。我的奶不多，喂他的奶粉也全都泡坏了。

        庄稼全毁了，地窝子全泡垮了，几百人站在雨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都哭起来。而那天晚上更惨，地窝子里全是水，被子上全是泥浆，一时半会儿弄不干，大家找来棱棱柴，烧起篝火，勉强把衣服烤干，就坐在戈壁滩上，挤在一起，等待天亮。而最遭罪也是最令人揪心的是从阿尔泰军分区转业来的一个排长的爱人，她早不生、晚不生，那天晚上却要生孩子。

        我们正坐着，她突然哭爹喊娘地呻吟起来，说自己可能是要生了。大家赶快给她找地方，找到一眼还没有陷塌的地窝子，烧了一堆棱棱柴，就成了产房。我当时任妇女干事，就叫我接生。

        产妇正在生产，暴雨又来了，火淋熄了，水从上面往下灌，地窝子里的水则往上涨。她先是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这还没完，最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些人负责从地窝子里往外舀水，一些人则想办法为产妇遮风挡雨，但可能是条件太差，三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全都夭折了。那男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女人则伤心得一次次昏了过去。其实，所有在场的人，都为那三个孩子伤心落泪。那是那片荒原上的第一次生产呀，戈壁滩上的抽泣声和哭声响成了一片，那种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当年十月，全师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丈夫去额敏县铁厂沟炼钢铁。我随后也去了那里。我当时已怀了第二个孩子，我就这样怀着一个，还抱着老大，坐着一辆快要散架的车，“吭哧吭哧”地往塔城去。走了四天，才到了额敏，然后又走了两天，到了铁厂沟。

        铁厂沟位于离额敏县城一百多公里外的扎伊尔山脉里，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矿把山体挖得癞癞疤疤的，到处立着一些土炼铁炉。那里除了几顶哈萨克人的帐篷外，没有一间房子，仍是住地窝子和岩洞。

        那条山沟阴冷潮湿，一位哈萨克老太太觉得这样对孕妇和孩子都不好，就让我到她家的帐篷里住。

        我来到铁厂沟后，工作就是给炼钢的职工做饭。生孩子那天晚上，我刚把馍馍上笼，感到肚子疼得不行，我就回帐篷去，刚进帐篷，娃娃就掉下来了。

        听说我生了孩子，周围的哈萨克老乡都来祝贺。他们认为生孩子不仅仅是一家一户的喜事，而且是整个阿吾勒（村子）的大喜事。他们举行了婴儿出生礼，还专门宰羊让我补身子，全村的妇女都来看望慰问我，为我们祝福，祝我的孩子无病无灾，长命百岁。全村的青年男女还唱歌跳舞，欢庆我们得子，连续歌舞了三个晚上。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次生育。

        我丈夫是“九二五”起义战士，四九年底起义，五○年就被评为“特级劳模”，五一年也是劳模，五二年调到军区警卫排当排长。他是个老实人，上级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不讲价钱。在铁厂沟待了三年后，把他调到一二三团四连当连长，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车排子当时刚开发出来不久，住的仍是地窝子。刚安顿下来，又让他到一二九团当奶牛厂厂长，还是住地窝子。奶牛厂建在沙包子上，到处是四脚蛇、蝎子，有时还有蛇，怎么收拾都有，所以我女儿生下来后，放在地窝子里，总不放心。

        我是团支部副书记，得起表率作用，所以3月15日生的孩子，4月2日就上工了。去向九连团支部挑战，进行增产南瓜和玉米的竞赛，最后，头上起了一个大包。

        1962年，丈夫去乌苏“支农”，我到糖厂做糖，连大年三十晚上也没有休息。我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就让我当了家属，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下岗。当时过年每人分二两清油、一斤肉、两百克水果糖、一盒烟、一瓶酒，这年也没有了。没有这些东西，就开不了锅。

        当时仍住的是地窝子——我住地窝子一直住到六五年，人家来拜年，说，都十二点了，你家怎么还没冒烟呀。

        我说，我昨晚熬糖熬到一点了，回来后，什么也没给分。

        今天初一了，快给孩子做饭吃。

        做什么呀，什么也没有。

        你去问问连长。

        我就去问了，一问，说你已当家属了。我气得不行，给孩子吃了点头天剩下的馍馍，让他们在铺里不要动，然后我就去六公里外的团部找教导员。

        找到教导员后，我忍住不哭。我说，你看新年大节的，我什么也没有，大年初一逼我家属，你们怎么做得出来？不给过年的东西，连一块冰都没有。

        当时吃的是涝坝水，牛羊和人都在里面喝，女人打不动冰，就由单位派男的打回来，分给各家。

        教导员一听，就给指导员打电话，说过年的东西还是要给人家。

        我回去后，连里给了我冰、棱棱柴、半袋面和一小瓶清油。

        我见了，忍不住哭起来，母子四人都哭起来。那时的水果糖稀罕，肉也难以见到，一年就分这么一回，看到人家的孩子有糖吃，闻到人家屋里有肉味，怕自己的孩子见了稀罕，不敢让他们出门。他们那可怜巴巴的样子，使我的心难过得跟刀子在割一样。

        要是不解放，我可能早就死掉了，所以我是从内心感激新中国，感激毛主席的。我的确想为我们社会做一点什么，但我的文化是在部队学的，不高，做不了别的事情，我只有力气，我可以劳动，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做一点事，何况我当时才二十七岁，可以干活，哪怕是最苦最累的活。

        但他们却把我劳动的权利都剥夺了。

        我闲不住，看见那些去劳动的人，觉得他们真幸福，真令人羡慕。有一次，我找了一把砍土镘，忍不住跟着出工的队伍到了田地里，不想他们把我的砍土镘夺了，还把我的小孩子从托儿所里赶了出来。

        那的确太让我伤心了。我整天哭，眼泪再没干过。不能劳动多可耻呀，我觉得低人一等，再也不好意思从他人面前走过。

        我的头发很快就白了，并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第二年回到长沙后才治好。

        从此，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材，我做不到的，让儿子去做，让他们来替我报效新社会。我的愿望后来实现了：我老大是乌鲁木齐一所中学的特级教师，老二是独山子乙烯厂厂长，老三是乙烯厂工段长，女儿在做生意，除了女儿，儿子都是大学毕业。

        而当年，当了家属人家就看不起你，孩子经常被欺负，有一次别人家的孩子竟把我儿子的腿用锤子敲了三十多下，敲得两腿肿得像冬瓜一样粗。

        可那时，他们不让你劳动，你就不能劳动。七九年，团里的政委见了我，说，陈云华，你不是想劳动吗？你们连有几头猪快死了，你去喂吧，喂死了就算了，喂活了给你一副下水。

        真的吗？政委，你说的可是真话？我很高兴，不相信地问他。

        他点了点头。

        我当时差点又哭了，我像得了大赦一样，高兴地说，只要能做事，干啥都行，什么不给我都行。

        我硬是把那几头快死的猪养活了，最后养成了肥猪。当他们要宰杀最后一头猪时，我真舍不得。因为我知道，它一死，我又没活儿干了。

        但这头猪还是被宰了。他们给了我一个猪头，四个猪蹄，一副下水。

        儿女成人成材了，我的生活过得很好，但我总觉得自己没有为新疆做什么事，我很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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