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时，我正在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读书。我学的是英语和法语。我向往欧洲文明。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家教很严，我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好学的习惯。我的成绩很优秀，这也是我虽然历经五十年坷坎，在狱中待了二十三年后，至今仍能流利地说这两种语言的原因。

        1949年是中国人命运大转折的一年，新中国诞生了。父亲不愿去台湾，他想让我们全家到法国去。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对新的国家没有认识，但他热爱中华民族，时常为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而牵肠挂肚。他去法国，也是为了在以后适当的时候能够回来。

        我没有跟父亲去。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得留一个将来欢迎你的人。

        父亲虽然很是舍不得，但还是放心地留下了我。他认为我仅仅是个学生，一个有知识的青年，没有在旧政权中谋过事，不会为谁承担什么责任。我留下后，就没有什么能动摇他回到祖国的决心了。

        几乎自解放战争一开始，校园里的气氛就不宁静，显得十分浮躁。解放军进城时，我们都去欢迎。那是一些跟泥土和血汗一样朴实的军人，他们给我的感觉不是从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走来的，而是从一块丰收的田地中走回来的。这支军队没有其他军队获胜后的不可一世，飞扬跋扈，而是像从农田里劳作归来的农民一样热情谦和，小心谨慎，甚至有些害羞。从他们身上，我一下觉得放心了，觉得原先的担忧和惧怕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家人大可不必为了这种忧惧而远走异国他乡。

        我当时想，在这个新的国家里，我会像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安宁，有田园诗一般的情调，有苦涩辛劳，有单纯而亲切的人际关系，充满着互助、关怀与和谐。可能也有农民似的纷争，但不会发展到互相倾轧和斗争——是的，那些军人多像我乡下的亲戚和朋友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

        这是我后来加入解放军行列的原因。

        刚解放时，我常常可以收到父亲辗转澳门或香港寄来的信。我也写信告诉了我对新政权的认识。我劝他尽快回来，不想他却害怕了。至于为什么，他在信中没有说，只在来信中流露出对我命运的担忧。

        但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认为他的担忧是多余的，仅仅出于父亲对女儿的爱。

        后来，与父亲的通信越来越困难，最后，我写的信都退了回来。到当兵时，我与家人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

        我当兵是为了过一种新的生活，新疆的遥远和神奇令我向往。在当时，这也是一种能走向远方的方式。

        我没有觉得西去的路有多么荒凉，因为它充满了传奇色彩。我知道这条路上走过许多伟大的行者，比如张骞、班超、法显、宋云、玄奘、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他们那穿越文明的脚步声一直陪伴我。加之我的亲人在遥远的异国，所以我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我没有思乡的情绪，只想向前，向前，走到越来越远的地方。

        我一直走到了疏勒。

        我一下爱上了这个地方。帕米尔高峻的身影，开阔的绿洲，奇异的民俗，空气中尘土和居民身上散发的气息，白杨林、泥坯屋、面纱、艾德莱丝绸、骑士、驴车……这一切使我像是来到一个梦幻中的地方。

        我先是到了二军的一个骑兵师，当时它驻在于阗，是为了进军西藏而组建的。我曾骑马跟随慰问团翻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到阿里慰问部队。不久又调到喀什。

        回到喀什不久，一位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位旅参谋长。他当时二十九岁，是在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军人气和书生气兼而有之。在当时的师团干部中，像他这种读过大学的并不多。他的干练精明、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当时已听说过部队中女兵的婚姻问题，原来一直不信。后来知道了真相，还抗议他们包办婚姻。在一次舞会上，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真地对我作了解释，并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坚决拒绝分配给他的夫人。我当时对他的解释虽然不满意，但我知道他只能这么说。他也同时向我透露了他仍然单身。

        那时部队经常组织舞会。他的舞跳得很好，每次他都是主动地、有礼貌地邀请我跳舞，不像有的领导，等着女兵去邀请他。我们常常一边跳舞，一边谈些曾经读过的书。在交谈中，我知道他对西方的文学、哲学和历史都很了解。他也把当时能搜罗到的书借给我看。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在当时，他是我唯一能够交谈的人。

        我当时不知道，组织上在介绍我们第一次认识时，已把我“定”给了他。当时组织决定的，很快就可以结婚。而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却长达两年之久。他尊重我的选择，尊重我的内心，尊重我的情感，这在当时是很少的。我一直不明白，他在与我的相处中，是怎么做到不以一个首长的面孔出现的，我们一直是平等的两个人。我承认，我爱上了他。当时的很多女兵都是在没有任何爱的情况下结合的。我庆幸自己拥有爱情。

        在大学时，就有一个追求我的男生，但我不爱他。我告诉他我即将在部队结婚的消息后，他曾割腕自杀。他因爱生恨，怀恨在心，最终陷害了我。1955年8月，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他写信给部队说我父亲是中统特务，说我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自上大学开始，就加入了特务组织。我当时结婚才一年多，与爱人过着幸福的、充实的、带着理想色彩的生活，我们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的未来都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

        我记得是8月27日的晚上，南疆的月亮很亮，天空很蓝。丈夫在伏案工作，我喂完刚三个月的女儿后正准备睡觉。有人打电话叫走了丈夫，他刚走，几个人冲了进来，说我被捕了，让我跟他们走。我大声申辩。孩子吓哭了，我想哄哄孩子，他们不让。他们抄走了我的日记、信件和部分书籍，粗鲁地、强行地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押走了。

        几乎没有任何审判，根据那位同学的诬告信和父亲给我的部分回信，我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被宣判为“历史反革命”，要判处死刑。可能是丈夫做了工作，后来被判无期徒刑。在押往监狱之前，他们强迫我与丈夫划清界限。为了我爱的人和我的孩子，我同意了。

        我想见见孩子，他们没同意。

        即使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漠中的监狱里，我还觉得自己是在做一场噩梦。但黑暗的牢房、冰冷的墙壁、牢固的铁窗，使我知道那是现实。

        家人远在异国他乡，丈夫和孩子不能再相认，我身陷囹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切梦想转眼间破灭了。想到这里，我想以死伸冤。我咬破中指，用血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冤”字，然后一头撞到了墙上……

        ……但我……却没有……没有死成！我……我被他们……抢救……后，不再让我回……回单人牢房，而是放在一个大牢房中，让五个女犯轮流……监视……我……

        我身高一米六七，是公认的美人。我的命运似乎印证了“红颜薄命”那句古话。监管人员垂涎我的美色，千方百计想占我的便宜。

        那次自杀未遂后，我就决定无论如何我都要活着——即使像牲畜一样，我也要活着。除非他们枪毙我，我决不自杀。我认为活着就是胜利，就是战胜邪恶的唯一手段。我要活到他们向我忏悔为止。我要用活着来证实人的良知曾被彻底泯灭过。

        半年后，我又被安排到了单人牢房，能摆脱那群魔鬼样的女人，我暗自庆幸。我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方式，那就是默记英语和法语单词，有时还用法语和英语自己跟自己对话。

        有一天半夜，一个狱头来到牢房，与我拉起了家常，显出让我受宠若惊的亲切样子，最后说，只要你好好表现，我可以给你减刑。

        他以后就三天两头地来，一来就无话找话地聊上半天，磨蹭着不走。我已知道他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所以时时防备着。他说什么，我都以冷漠回敬。有一天，他终于扑向了我，无耻地说，只要我答应他一次，就为我减刑一个月。我给了他一个耳光，大叫着让他滚开。

        他恼羞成怒，临走时恶狠狠地说，你不识抬举，我们就走着瞧吧！

        过了几天，我被换到一个偏僻的单人牢房，我感到了这是不祥之兆，要回到原来的牢房中去。他们“哐”的一声关上了铁门。我见了，就威胁说，你们敢把我关在这里，我就自杀。

        那个家伙说，你自杀吧，反革命分子在这里连狗都不如，你死了，就当死了一条狗。

        当天半夜，有三个人打开了牢房的门，他们进来后就对我劈头盖脸一阵毒打，把我打倒在地后，堵住我的嘴，把我按倒在地，轮奸了我。这样的事后来就经常发生。在那个狱头1968年调走时，我在监狱中先后生了三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

        我……我只能说……我的灵……灵魂是高洁的！我后来还知道，由于肃清“反革命分子”时打击面过宽，五七年曾进行过甄别平反，正是那个狱头说我是真正的反革命，没有给我平反。

        在那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就以这种卑鄙的方式强暴我。我……我认为我……我的肉体早已死亡……一切恶行……都只能占有或消灭我的肉体，却永远，永远，不能占有我的灵魂！

        我说过，我不会死去。在他们把我当成一条狗，想让我像狗一样去死时，我要像人一样活着。我要等到昭雪的时候，我要等到邪恶受到惩罚。如果我死去，这一段罪恶就刚好被邪恶轻易地抹杀。作为人类可以唾弃的邪恶就会以为没有发生过。我愿意把我肉体所承载的罪恶向世人昭示，在良知面前，我才能控诉！

        直到1978年，我的冤案才被平反。重新获得了自由，从监狱走出时，我的头发已全白了。1979年，我把三个强奸犯送进了监狱。

        我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把我的经历讲给我的儿子、孙子。我至少要让他们铭记，人不能沦为禽兽。

        作家戴厚英在一本书中说过这样的话——

        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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