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姐姐朱楚兰一个人进疆而全家出塞的事情，我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只记得五一年的春天细雨绵绵，薄雾蒙蒙，把天地淋漓得一派忧郁。雨想浇灌一切，却把新萌发的好多鲜花绿叶霉烂了。但那种拯救一切的气息仍然洋溢在天地之间。那是一个不宁静的春天，每个人都显得浮躁，好像任何一个愿望都会神奇地得以实现。朝鲜战争掀起的参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半岛上战火的热度和硝烟的味道。入朝作战几乎成了每个年轻人的梦想。

        那天，当母亲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说楚兰当兵走了，没拦回来。大家都以为她是去了朝鲜。我们当时怕母亲难过，表面上装出也很痛惜的样子，内心里却为姐姐高兴。但当我们得知她去的不是朝鲜，而是新疆时，我们真正地难过起来。新疆，在湖南人眼里一直是个遥远、荒凉、寒冷，被发配充军的、十分可怕的地方。就连一字不识的母亲也知道那是一个去了后就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她决计一定要把女儿劝回来，于是，不顾一切地、几乎是跑着到了长沙。她逢人便问招聘团在哪里，在城里转了好多圈，终于找到了营盘街。到达那里，她那一双裹过的脚早已起满了泡，连站着都很吃力了。

        母亲找到招聘团领导，一定要让女儿回家。哪知招聘团人员只是好言相劝，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放人。无奈，母亲登上列车，声言要跟着女儿一起走。车到高家坊，她见女儿仍无回心转意的意思，自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只好下车，母女俩挥泪而别。下车后，母亲望着北上的列车，怔怔地呆若木鸡。女儿看着母亲下车，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失声大哭起来，她望着站在铁路旁的母亲，永远忘不了母亲的背影。火车隆隆西去，姐姐跟招聘团北上到达西安。此时，她的思家心绪再也按捺不住，常常一个人跑到城墙上，面对南方，暗暗哭泣。

        和所有含辛茹苦拉扯儿女成人的母亲一样，她害怕孩子有个什么意外。

        在姐姐六岁时，身为湘潭市一矿山小职员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依靠矿山救济和亲友资助度日。1946年，内战烽火再起，矿山倒闭，民不聊生，一家生活无着落。母亲携子女奔长沙老家，寻找族人资助，怎奈他们生活也非常困难，劝母亲将姐姐及妹妹送人作童养媳，将儿子送孤儿院，自己改嫁。母亲想着童养媳受人欺凌，一家人分崩离析，抱着孩子痛哭起来。她宁愿一家人在一块挨饿，也不愿把孩子送人。就这样，她带着一家人来到湘阴县外婆家，由外婆做主，改嫁到姨父家（姨母早已去世），两家合为一家，六个子女八口人，靠种几亩薄田过日子。一年收成，交了租子，只够吃半年，后半年只能吃糠咽菜，汤汤水水苦熬。

        朱楚兰是老大，她最懂事，最体谅父母的苦衷，小小年纪就挑起家庭重担，起早贪黑、洗衣做饭、喂猪生产。后来看着家里困难重重，她又去一家织染坊当学徒，学织布，工作之余还给人家带小孩、洗尿布。后因织染坊倒闭而回家，她马上又到长沙，找到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帮助干家务，以减轻家庭负担。经受了人间各种生活磨难，使她懂得了人生不易，要自强自立。正当她千方百计谋求生活出路时，恰好新疆招聘团在长沙招人。她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兴奋。迅速把消息告知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为同盟会会员的叔祖父。叔祖父表示支持。

        姐姐于1951年8月1日进入新疆哈密。见到那些高鼻梁、深眼窝、扎小辫的维吾尔族姑娘，她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异域他乡。在哈密稍事停留，即向南疆重镇喀什进发。喀什更是民族聚居区，一个女孩子不能独自外出。到喀什后，她被分配到二军医院建设队参加建院劳动。

        进入二军医院，是朱楚兰人生奋斗的开始。她们一群湖南姑娘被安排住在一幢国民党军队的旧营房里。房屋十分破旧，曾发生大梁断裂、房顶下塌，砸死两名湖南女兵的事。她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建设营房。女同志负责和泥巴、搬土坯、运房泥。湖南妹子打得赤脚，脱了鞋子、袜子就往泥里踩，也不怕扎。搬运土坯时，没有运输工具，姑娘们就用背包带、绑腿布捆着背，一背就是八块，有时背到十二块，每块土坯十二斤重，一个姑娘要背一百多斤的东西，在工地上来回跑，肩磨破了，腿跑肿了，也没人叫苦。背完土坯就是上房泥，两个姑娘抬着一个抬把，一推一拉往房上跑，真是累极了。每天汗流浃背干十多个小时，回到宿舍，每人一盆凉水，洗脸、洗脚、洗澡全是它。女孩子的更大苦处是，每逢例假来了，还不好意思说，照样干活，有时血水顺着裤子往下流。在湖南，姑娘们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苦的，但大家想着当兵干革命，劲头十足，心里高兴。

        在二军医院干了半年多，组织上了解到朱楚兰和其他几名姑娘是学织布的，正好军区后勤部要在莎车建一个纺织厂，就把她们调到莎车纺织厂工作。到厂的第一项任务，也是建厂，盖厂房、盖宿舍。这期间，朱楚兰一直担任班长。后来，由于她有初中文化，表现又好，领导上把她调到军区后勤部皮革厂任文教。1953年因婚姻关系，调独立工程三团三营任记账员。

        朱楚兰婚姻上的遭遇是不幸的。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孩子多，生活苦，差一点给人家当童养媳。参军后，在工作中她有了自己的意中人，但组织上给她介绍了一个在革命战争中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并反复做工作，劝说她为革命作“贡献”。她作为一名青年团员，懂得应该听组织的话，也懂得为革命作贡献是光荣的。最后，她经不起轮番“轰炸”，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三岁的战斗英雄。临结婚时，她接受不了这一“事实”，连夜跑了出来。后来，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心绪才慢慢平静，与他生活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条件的改善，生活好起来，日子过得满意了。但没有想到升了官的丈夫，手中有了权，思想滑了坡，在“道德”的泥潭中屡屡失足，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更使朱楚兰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当初，她盼望他改过，但没有想到他屡教屡犯，原先的夫贵妻荣变成泡影，别人投过来的是鄙夷的目光，这对于一个争强好胜的女性来讲，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她不想要这个家了，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内心的压抑，使她四十多岁就病倒了。1989年，终于离开了人世。

        我们在老家时曾听说她们到新疆当兵满三年后就能回来。没想到第三年时，收到姐姐的信，说她已经结婚，又过了不久，知道她的第一个孩子已怀上了。我们当时就感觉她不会回到湖南来了。

        记得她在给母亲的一封来信中说，在艰苦创业的年代，怀孩子时，周围同事全是男人，只自己一个女人，有话没处说，也不好意思说，就跟着大家一样拼命干活，孩子生下来时，跟前没有老人，养育孩子没有经验，全凭自己一人操持。白天走进办公室忙工作，下班回到家里忙孩子，后来实在没法坚持，委托一随队家属帮助看管。生第二个孩子时，是1956年，当时正在安集海开荒建农场，连住的房子都没有，孩子是在帐篷里出生的。

        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无法想像姐姐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她怀第二个孩子时，母亲就想过去帮她。但姐姐想着自己在安集海开荒，吃得差，住的又是地窝子，劳动强度又那么大，怕母亲见了伤心，就没答应。直到她怀第三个孩子搬到石河子时，才答应让母亲去。

        这回轮到我和妹妹去送母亲。母亲一生没出过远门，姐姐她们还有一大批人同去，可母亲则是孤零零一个人西行。我听说火车已从兰州通到了张掖，但我在地图上没有找到那个地方。我只看见了一条黑色的线延伸到了一片苍黄的地方。张掖离新疆还很远的，那么远的路，母亲得坐汽车了，她能受得了吗？我们都非常担心，但母亲去意已定，她说，我有五年多没见女儿了，即使有啥事，能见她一面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新疆去。

        母亲就是这样，当年她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孩子去那个地方，但为了孩子，她却什么也不怕了。她说，人家能去，我也就能去；人家在那里能活命，我照样能活命。母亲这时变得多么勇敢。

        我们真想劝阻她，因为她的确不知道新疆有多远。我找到一幅中国地图，给她指乌鲁木齐，说到那里有上万里路呢，你自己看看吧！母亲倔强地说，只要没远到天上去，我就能到那里。

        看着母亲独自一个人上了火车，我们感觉母亲再也回不来了。不想，她一个人到了新疆，找到了姐姐那里。收到姐姐的来信，我们真是不敢相信。但母亲的确没再回来，她成了我们家继姐姐之后，第二个走向天山的人。

        第三个就是我。

        我当时在湖南省税务局工作。之所以去新疆，主要还是因为思念母亲。还有就是觉得大西北艰苦，能锻炼人。刚好我写信给姐时，干部处的人见我的字写得好，信也有文采，就半开玩笑地对姐说，我们这里需要你弟这样的人才，你能不能把他也动员过来呀。

        姐说，让我试试。

        姐就写了一封信来。我想母亲在那里，去就去吧。信寄出后不久，新疆发给湖南省人事厅的调函就来了。

        时值五六年冬天，我怀着满腔热情上路了。一过淮河，进入河南，景色就苍凉起来。到了郑州，我就想回去了。我也是一个人走的，独自走在这遥远的路上，想着从此告别故乡的山水亲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心中难免有些凄凉。但当我想母亲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我是个男人，踏上的也算是一条追求理想之路，怎么可能半途而废呢？

        那时火车已通到清水。冬天的北方景色真是萧条，让人越往西走，越觉心寒。我是初出湖南，在郑州转车之后，我能大概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却听不懂我的湖南话了，交谈不了，旅途异常寂寞。

        我就这样走了三十五天，终于到了冰天雪地的石河子。

        但我没想到的是，二姐和弟弟随后也来了。

        二姐朱楚馥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岳阳一所中学任教；姐夫朱荻毕业于北京大学，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河南焦作教书。当时两人分居两地，政治压力又大，加之家中除了二姐自己和弟弟以外，都去了新疆，所以，五九年二姐也以探亲为由，带着九岁的弟弟到了新疆，安排在农八师中学教书。当时已不让姐夫教书了，把他下放到了农村劳动。他写了一封信来，说自己是“右派”，到新疆来要不要。二姐去请示了农八师领导，那时真是思贤若渴。一听是北大毕业的，当即就让他来，说来这里只要好好工作，完全可以保护他。

        姐夫当时已一无所有。他背着几本书，就偷偷地跑出来了。一路上他没钱，也没吃没喝，受尽了苦，终于到了石河子。他到后就被安排在农八师中学教高中物理。他是这里的第一个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也是这里的第一位物理老师。后来姐姐和姐夫都成了高级教师，都荣获过农业部“从事农垦教育三十年”荣誉证书，他们为兵团培养了大批人才，早已是桃李满天下了。

        我主要从事文秘宣传工作，主持和参与编修了五部史志著作，近三百万字。弟弟是一名基层领导干部。

        五十年过去了，一家人在新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由一个人发展到四代近五十口。除了还未成人的第四代，大多是知识分子。大姐十七岁入伍，母亲四十四岁入疆，她们都已埋骨天山。虽然业绩平凡，但自从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借鉴历代西域屯垦戍边的成败得失，将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近二十万官兵集体就地转业至今，能发展到二百多万人口，能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上开垦出一千四百多万亩耕地，修建六点四万公里水渠，九十三座水库，年产粮食十多亿公斤，年产棉花一万一千万公斤，兴建一千三百多个工矿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三十多亿元，拥有商业机构近三千个，在1988年的商品零售总额达到十八亿多元；修桥筑路近两万公里，有高等院校十二所，中等专业学校三十七所，普通中学近六百所，小学一千二百余所；有科研机构一百多个，卫生机构六百五十多个，这些辉煌的不凡成就正是因为有这些普普通通的人。

        虽然我们全家来疆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和许许多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一样，被这块神奇的土地吸纳到了这里。

        这是命运，这也是这片土地对我们的恩赐。

        她无疑已是我们的故乡。

        我还要说的是，如果说当年赞扬左宗棠的那句“湖湘子弟满天山”的诗，还只是前人的一个梦想的话，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最后，我想起了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刘鸣泰率领记者在新疆采访时，口占的一首诗，就把它作为我的结束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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