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对佛教是很痴迷的，年轻时曾经雇人代自己出家，这是当时贵族的一个习惯。当皇帝后，他自称四和尚，并将雍亲王府改造成喇嘛寺。

        根据雍正自己的说法，他从少年起就非常喜欢阅读佛教典籍，以此显示自己很有佛性。成年之后，雍正跟僧侣们交往比较密切，一方面这确实是他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也是障眼法。说来，他能当上皇帝还得感谢佛教呢！

        在康熙五十一年和五十二年间，雍正在自己的府里举行法会，跟佛门高僧切磋，得到章嘉的指点，据说突破了三关。章嘉赞许雍正得到了善知识，从此心性自由无拘束。雍正则尊称章嘉为自己的恩师。

        即使在信佛这块，雍正也表现出了好胜的一面。他自诩佛法高深，要找京城里有名的高僧辩论，最后迫使对方承认：“王爷的智慧实在高深莫测，贫僧自愧不如，无可奈何。”

        雍正为了掩盖储位争夺，曾经编辑了《悦心集》，里面收录了无名氏的一首醒世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雍正即位后，自称十年未谈禅宗。真实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的，雍正不仅谈论佛道，还自称为“释主”。在和允祥交谈时，他自称野僧，还写下了一首诗：“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五年，大臣庆贺黄河清晏，蒙古王公也在其中，要求为雍正诵经祈福。雍正笑说：“如果蒙古地区因为做佛事人畜兴旺，那是受朕之赐，朕就是释主了。”

        雍正给自己取了很多名号，比如破尘居士、圆明居士，以示自己是个不一般的皇帝，得道高深。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收徒，十一年，他收了十四个徒弟。其中，俗家子弟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人。看来，雍正觉得当皇帝还不过瘾，还想当教主当圣人。

        跟佛走得太近，难免会让佛与政治搅和在一起。文觉禅师在宫中时，雍正曾多次召他一起讨论军国大事，把他当成重要的谋士。据说在年羹尧、隆科多、允禩、允禟的案子中，文觉禅师都出了不少主意。

        雍正十一年，文觉禅师奉命回江南朝山，仪式和王公等同，所到之处地方官无不对他顶礼膜拜。

        还有一件事能反应雍正对佛的真正态度，迦陵性音是雍正的老朋友，雍正当皇帝前，两人经常坐而论道。雍正当皇帝后，性音并没有像其他和尚一样水涨船高，只因他对权势没兴趣，想去庐山隐居修行。到了庐山后，性音拒绝与官场来往，四年之后圆寂。雍正夸奖性音“深悟圆通，能阐微妙”，追赠他为国师，将其语录收入经藏。

        但是，几年之后，雍正忽然性情大变，说他早看出性音这个人品行不端，经常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所以在登基之后把他赶出京，以维护法门的清规。更过分的是，雍正说性音的语录含糊处不少，根本没有大彻大悟，这等于是在否认了性音的佛品之后进一步否定性音的能力。雍正将性音的封号取消，还不允许性音的门徒记录自己以前和性音的谈话。

        雍正为什么一反常态呢？史书没有记载原因，我们猜测可能是性音跟门徒说了什么话，这些话涉及雍正的隐私，又恰好传到雍正的耳朵里，所以雍正大怒，前后判若两人。

        朝臣中大多还是儒家的信徒，对于雍正崇佛，大家心里都不满。

        譬如，雍正五年，雍正问左都御史沈近思：“听说你年轻时入过佛门，敢情你也精通一些佛门真谛，不妨说与朕听听。”雍正当然不是真心向他请教佛法，雍正早已自诩教主了，自是想借着机会卖弄一下。

        然而，沈近思却回答说：“臣少年时确实在佛门待过一段时间，但那是因为穷困潦倒，等到参加科举后，专心于经世之学，以便报效国家，又怎么会有闲情研究佛学呢？臣知道皇上聪明天纵，早就领悟了大乘的学问，但是天下万机全都系于皇上一身，臣希望皇上做尧舜，不要做释迦。即便是臣懂得佛学，也不敢妄自向皇上陈说。”

        沈近思的话带着典型的儒家色彩，在当时是非常冠冕堂皇的，雍正只好当面认错，说以后改正。

        有一次，雍正宴请群臣。宴席上，有人为了拍雍正马屁，大谈禅学。这时，雍正问户部侍郎赵殿最：“你懂禅学吗？”赵殿最说：“不好意思没学过。”雍正笑道：“没学过没关系，你也谈谈对禅学的看法吧！”

        赵殿最对佛教很反感，于是用儒家的道理阐释一通，雍正哭笑不得，对群臣说：“别人是慧根，他是钝根啊！”

        许多官员甚至从实际行动上抑制佛教。雍正三年，御史钱以瑛上奏，请求让各省督抚勒令僧尼还俗。唐山县令还驱逐和尚，强行把僧舍改为民房。有的地方甚至建议把僧舍改成书院……

        对这些行动，雍正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但还是能保持相当的克制。比如，那个唐山县令做得就有点过分了，雍正下旨把他抓了起来。侍郎留保以开导县令的口气为他说情：“这些僧人都是没有生计的穷人，寺庙就相当于是收容所，皇上留下他们，就如同周文王爱民一样，把他们当做鳏寡孤独来照顾。”

        那个县令不知是不懂，还是装不懂，总之仍然对佛教仇视。雍正听留保说话好听，也没有为难那县令。

        对于自己信佛扬佛，能言善辩的雍正也作出了“高明”的辩解。他一方面说佛教确实对治理国家没有任何裨益，另一方面又说佛教有益人的身心，还说治国之道自有古代圣王的哲学，而佛法是见心明性的学问，所以自己从来不让僧人参政。这显然是狡辩，雍正也知道让僧人参政瞒不了所有的人，便又为自己辩解说：“乃祖顺治曾经召僧人玉林琇进宫研究佛学，这就如同黄帝到崆峒山寻访广成子，询问修身治国之道。”

        雍正的言下之意是：顺治习佛如同黄帝问道，黄帝是中国第一圣王，他这么做是对的，那么顺治的做法也是对的，而自己恰好是效仿顺治。

        雍正信佛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兴趣和愿望，算不上是真正的信仰。雍正对权力有着超强的欲望，这种欲望从根本上是与佛性抵触的，所以我们后人完全不必把他信佛当真，说成是他的一种爱好和兴趣更适合。

        如果雍正真的领悟了佛法，我们很难想象他是如何面对那么多屈死在他手中的冤魂。当然，我们抱着善意的态度，希望雍正此刻正在西方极乐世界享受着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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