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常常会跑步去插旗山的山顶。途中，我会仔细琢磨沿途的那些宣传标语，尽管在起初阶段，很多标语我根本就认不出来。上山的路上有三处标语，在我眼里，它们是这样的：
控制People Mouth增长，促进社会进步
我跑回校园，在离教学楼不远的地方，有一道石墙，上面刻写着一排六十多厘米高的大字：
教书育People，管理育People，服务育People，环境育People
在头几个月里，中文在我眼里就是这个样子。我到达涪陵的时候，大约能够认识四十个很简单的汉字：人、中、国、上、下、长、男、女。当初，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更多的汉字。“美中友好志愿者”在成都为我们开设了两个月的高强度训练课程，但课程的重点是学会足够多的普通话口语，能够应付必要的交际。对于汉语的读写，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学习。但是，在来到涪陵之前，我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做这件事情。
我之所以来到四川，是因为我想教书。不过，我也有另外两方面的动机：我觉得这次经历会有助于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还有，我一直都想学习中文。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目标，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却不甚明了。我希望写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会睁大双眼，做好笔记。等到我觉得准备好了，只管动手写就是了。可是，从总体上看，学习汉语完全是另一码事儿，而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
那也是我决心跟着“美中友好志愿者”来到中国的原因之一，因为我知道他们会想办法，给我们提供学习中文的机会。他们在成都为我们开设的训练课程相当不错，全是小班教学，老师们的经验也很丰富。要想取得好的学习进展，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然而，来到涪陵之后，学习汉语就是自己的事情了。“美中友好志愿者”会为我们支付学费，但我得自己寻找辅导老师，自己确定使用哪些教材，自己安排怎样学习。基本上，我得自己琢磨怎么来学习汉语——这实在有些令人气馁。
头几个星期，傅主任为我和亚当寻找着辅导老师。他跟我们一样一筹莫展——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想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我怀疑，他在私底下会觉得这件事根本没什么希望。外国人是学不好汉语的——涪陵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可我们竟然还要尝试一番，这让我们的学生觉得非常好玩。学生们会让我说几句简单的汉语，或者写几个简单的汉字，然后对我想学习汉语的劲头嘲笑一番。一开始，这并没有影响到我。然而，没过多久，就令我烦躁不已。他们认为我学习汉语是出于好玩，而事实上我却真把它当成了一回事儿。因为我觉得，我来到涪陵所能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学习汉语。很多事情——我要结交朋友、我要在这个城市发挥作用、我要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都有赖于掌握这门语言。
我要学习汉语，还因为我的固执。身为外国人，大家都觉得你不可能学会汉语。这种低期望值具有悠久的传统：一直到19世纪早期，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汉语还被视为非法行为，因为私底下辅导年轻的英国人学习汉语而坐大牢甚至被砍头的中国人不在少数。这样的历史片段令我迷惑不解：究竟有多少种语言神圣到禁止外人学习呢？的确，类似的法律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做了修改。不过，在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依然十分矛盾，而语言依旧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平心而论，我不可能在那个地方生活两年时间，却不学说汉语。对我来说，学习汉语跟履行当老师的义务同等重要。
可是，在其他人看来，这样的需求基本算是可有可无。傅主任花了很长时间来为我们寻找辅导老师，也许他在期待，我们把这件事情忘了就算了。毕竟，汉语不是我们的教学中要用到的东西。再说，我们已经学习了足够多的几句话，完全可以应付购买日常用品和到当地餐馆吃饭之需了。人们也许在想，那就够了嘛。在有些人看来，我们不过是一架架会教英语的机器而已，甚至可能是农场里饲养的几头动物——有些昂贵、容易受惊的驮马，还会教授英美文学和英美文化课。我们居住的是领导干部的公寓楼，房间里配备了带遥控器的长虹牌彩色电视机，卧室里还装上了空调，各自的公寓房间里都有不错的厨房，以及两个漂亮的阳台。我们的学生非常听话，对我们也非常尊重。尽管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物质条件，但校领导却暗地里要求我们的同事和学生，尽量避免在课堂之外同我们两个人有任何接触。外国人具有风险，尤其是政治上的风险，再说，我们在学校里也不需要有亲密的朋友。白天，我们可以教书。到了晚上，我们可以回到自己那个舒舒服服的笼子里去。如果实在需要友情，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做朋友嘛。他们甚至给我们装上了电话，这样，我们就可以跟居住在四川其他地方的志愿队员进行联系了。
有几个颇有眼光的学生也觉得，我们的这种生活并不完整。索迪通过写日记的方式，非常有礼貌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给我写了一张便条：
彼得和亚当来到我们的大学教英语，没有任何报酬。对于他们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心存感激。可是，我们也为他们的生活感到担忧。比如，彼得和亚当都不大懂汉语，所以，他们根本看不懂中文的电视节目。我觉得，你们的日子一定过得非常艰难吧。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打发空余时间的。
这个问题提得好。每个星期，我上课和备课的时间很少超过三十个小时。早上我会跑跑步，有时候会到附近的小山上散步。亚当和我会打打篮球，扔扔飞盘。我会用电脑写东西。我也为未来——我想在课上讲到的话题，我可能要去旅游的地方——提前做些打算。不过，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这座城市有太多的东西正在等着我去做一番探寻。可在最开始，这正是最难以打开局面的地方。
从我的阳台望去，涪陵的主城区看上去不错。我常常会凝视着乌江对岸那些犹如迷宫一般的街道和石阶，聆听着那座城市远远传来的日常生活的喧闹声，思虑着这座江畔之城所隐藏的神秘之处。对于这一切，我都想进行一番探寻——我想去码头上看看那些船只，我想跟那些棒棒军说上几句话，我想去探究连贯着老城区的那些纵横交错的石阶小路。我渴望着弄明白，这座城市是怎样运转的，那里的人们在想些什么问题——尤其因为以前没有外国人做过这样的事情。这跟居住在北京和上海迥然不同，那些地方居住着不少的外国人，对于那些城市所能展示的东西都已经发现得差不多了。从外国人的角度来说，涪陵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城市——或者说，只要我们把这座城市琢磨透了，她就是我们两个人的。
然而，等我真到了那里，才发现它看起来并不怎么样。一部分是因为那里太脏乱吵闹，涪陵主城区的噪音和污染状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尽管这座城市不像中国的其他城市那样有很多重型工业，但也有好几家规模不小的工厂，向空气中不停地排放黑烟和粉尘。在乌江岸边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座使用煤炭的火力发电厂。城市里同样使用煤炭的，还有街道两旁那些数不清的小餐馆，汽车尾气的排放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监控。在冬季，城里的空气尤其污浊。不过，即使在夏天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我进了一趟城再擤个鼻涕，纸巾上面总会有一摊黑色油腻腻的东西。这不禁让我想到，这里的空气会对我的肺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一阵子，我甚至在想该怎么办才好。后来，我终于拿定主意，擤过鼻涕之后不再去看纸巾了。
噪音则更加严重。它们主要来自汽车喇叭，但我说不明白，为什么喇叭竟然会接连不断地响个不停。先不妨这么说吧，涪陵的驾驶员们喇叭摁得挺勤快的。这儿的车不多，但也足够多了。不管往哪个方向开，车辆总会像发疯一样地你追我赶，而且多半是出租车。实际上，涪陵的每一辆出租车都改装了汽车喇叭的线路，就在变速挡杆的把手部位安装一个触发开关，便于摁喇叭。这么做是为了方便。因为这儿多山，驾驶员们需要不停地变换挡位。只要他们的手抓住变速挡杆，就可以触摸到那个触发开关，轻轻一摁，喇叭就响了。遇到其他车辆，他们要摁喇叭。遇到行人，他们要摁喇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即将超车，或者将被其他车辆超过，他们都要摁喇叭。当前方没有行人穿越，只是驾驶员觉得也许有人要过马路时，他们要摁喇叭。当前方道路空空，也没人要过马路，只是要超车或者可能被超车的念头闪过驾驶员的脑海时，他们也要摁喇叭。就这样，纯粹是一种未经大脑考虑的条件反射：驾驶员摁响了喇叭。他们如此频繁地做着这个动作，甚至于丝毫都没有察觉到手指下面还有个触发开关。其他的驾驶员和行人对此则习以为常，早已到了充耳不闻的境界。没有人再理会这些喇叭声，它们丝毫不起任何作用。在涪陵，一阵汽车喇叭声就如同森林里倒下了一棵树——几乎是悄无声息。
但一开始的时候，亚当和我还是听得到这喇叭声。头几个星期，我们常常对这些喇叭声以及其他噪音抱怨不已，就像我们曾经抱怨自己擤过鼻涕，看到纸巾一片墨黑时那样。但是，有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对这些噪音和污染都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这两样东西要么很要紧、很烦人，要么就无足轻重。为了保持精神正常，我们像当地人那样选取了第二种态度，很快，就学会了转而谈论其他话题。
我是在11月初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时，有一个叫斯科特·克莱姆的大学同学来涪陵看我。他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居住了五年，但涪陵城内的噪音还是令他惊愕不已。每一声喇叭，每一阵吼叫，每一句高音喇叭脱口而出的通告，他都听到了。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坐了一辆出租车，从学校驶往码头。当出租车在城里高速穿行时，克莱姆，出于其在华尔街工作的精明的数学头脑，记下了驾驶员摁响喇叭的总次数。在十五分钟的行车过程中，那位驾驶员一共摁响喇叭566次。每分钟37次。
如果没有克莱姆的计数，我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也可能不会意识到，跟城里的每个人一样，我好久都没有再听到这些喇叭声了。实际上，在整个城市里，只有克莱姆一个人听到了这些喇叭声。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他被这些喇叭声给镇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全城所有的汽车喇叭声都倒进了他一个人的耳朵里。
对我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大约一个月之后，涪陵城内的种种不爽已经显得无足轻重，完全不能阻止我进城的脚步了。尽管城里到处都充满着噪音，污染十分严重，却仍令我着迷不已，我想要去探寻那里的每一个角落，了解那里隐藏着的每一个秘密。但是，语言是个大问题。一开始，这让我对这座城感到沮丧、甚至恐惧。
普通话是出了名的难学——有些专家认为，学习汉语所需要的时间是学习西班牙语或者法语的四倍——对西方人来说，那些汉字和它们的音调尤其难以掌握，因为那种语言跟我们语言的内部结构完全不同。在四川，由于存在着省内方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即便是来自外地的中国人，要听懂当地人讲话也有不小的困难。普通话和四川话的区别是很明显的：除了词汇以外，四川人对普通话里的卷舌音混淆不分，将sh音读成了s音，zh音读成了z音；四川人还把有些成对的辅音刚好读反，一般人都分不清楚n音和l音、h音和f音。于是，他们会将“湖南”（hunan）这样的词语读成“福兰”（Fulan）。四川话的音长比普通话要短，最重要的是，普通话里的两个声调在四川话里刚好被掉换了位置。如果从普通话开始学起的话，似乎是这种语言整体被拉平了，然后再上下换了个方位。
此外，四川是一个发展不足的大省，尤其在公路和铁路建设方面比较落后，导致了巨大的地区差异。成都话和重庆话迥然相异，重庆话和乐山话又差别巨大，等等。丰都县城位于涪陵下游不到三十英里的地方，可这两个地方的人有时候也会听不懂对方所说的一些话。在涪陵的餐馆，如果你想要一份普通话叫做“馄饨”——英语把它翻译成on——的东西的话，你一定要说成“抄手”。可如果走到了三十英里开外的丰都县，你又得把它说成是“包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baomin”，因为丰都人会把ian音里边的a音吞掉不读。
结果，语言学习变得一团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满心想着要学习汉语。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汉语”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碰巧遇到的说话对象，还会因为背景和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差异巨大。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通常会说普通话。我们那些教室的墙壁上张贴着大大的宣传标语：“请讲普通话！”但是，绝大部分涪陵人的教育程度并不算高，他们只会使用本地方言。这让我对进城这件事情感到沮丧不已，因为我要和他们进行哪怕最简单的对话都很困难。这也让我想要学习汉语的目标变得完全无法实现，我根本不敢想象，我要在两年时间里同时学习普通话和四川话。实际上，我要做的是不断地提高我的普通话水平，这会让我自然而然地可以应付涪陵人所说的方言。但在最初几个月里，我根本不知道这一点。我似乎陷入了完全绝望的境地，每进一趟城都会让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多么的失败。
涪陵也是让人感到恐惧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人很少看到外国人。如果我进某家餐馆吃饭，或者到某个商店买点东西，马上就会有一大群人跑到街上，围过来观看。有时候，经常会多达三十几人。大多数人纯粹是出于好奇，但这样的好奇常常会使本来就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而感到窘迫的我变得更加糟糕——我尽量跟店主进行沟通，但围观的人群会不时地哄堂大笑，或者窃窃耳语，而我在倍感紧张的状态下，说出来的普通话听上去更加蹩脚。当我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人们会不断地扭过头来，冲着我大喊大叫。一般情况下，他们喊叫的是“外国人”或者“老外”。这些词语本身并没有侮辱的用意。然而，当他们每天都冲我喊叫这些词语的时候，“用意”就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他们还喜欢用另外一个词，那就是“哈罗”。这个词本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他们把这个词戏谑性地、人为地拉长了声音喊出来，变成了“哈——罗罗罗罗”。他们把这个词跟外国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时候竟会用来替代“外国人”这个词语。因此，他们会这么说：“嘿！你看，那边过来了两个‘哈罗’！”在涪陵，人们还会时不时地冲着我喊叫其他不太善意的词——“洋鬼子”、“大鼻子”——不过，我是后来才弄清楚了这些词语的实际意思。
我每进城一次，这样的压力就堆高一层：语言上的迷惑与难堪，人们冲我而来的围观和大喊大叫，戏谑性的称呼。对亚当来说，情形更加糟糕，因为他身材高大，还长着一头金发。我至少还可以讨得一点便宜，头上长的是黑发，块头也比当地人大不了多少。有一阵子，我们采取了结伴进城的策略，满心希望两个人共同应对压力能够显得更加从容不迫。然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多了一个外国人，只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招致更多人的围观。过了一个月，我们开始分别独自进城。后来，随着秋季学期的推进，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只为免除进城之苦。如果实在要进城，我会在耳朵里插上耳塞。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我才能操控形势。我会把手上所能找到的最吵闹的饶舌乐——德瑞博士、斯努普·道格·道格、野兽男孩——的音量调到最大。沿街而行的过程中，这样大声的音乐才足以让我把人们的大喊大叫阻挡开来。听着斯努普等歌手粗俗的饶舌乐，我在人群之中左躲右闪，这让我的进城之旅多少显得有些不真实，但却能让人保持清醒。
因此，索迪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答：你们是怎么样打发空余时间的？上完了课之后，我回到公寓，坐在桌子边上，凝望着乌江对岸的涪陵城，开始写起字来：
我一边写，一边认真地把这个字一遍又一遍地读出声来：
我会把一个字写上一百遍。接着，我还要在心里想，具体的用法有哪些，比如“学习”、“学生”、“学校”等等。我把它写在一张卡片上，然后把这些卡片放在一起。慢慢地，桌子上的卡片越堆越高——因为，差不多每一天都会再加进去五到十张。我会听一听汉语磁带，把我们在“美中友好志愿者”训练课程上用过的课本拿出来复习一下。我还要把那一堆卡片翻看一下。到10月初，傅主任终于替我们找到两位汉语辅导老师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一百五十个汉字。虽然插旗山那条公路两旁的标语还是不认识，但校园里的那条标语却每天都在发生着一点一点的变化：
teac育People
两位辅导老师叫孔明和廖梅，我们对他们的称呼分别是孔老师和廖老师。他们两个人都在中文系教书，都不会说英语。他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外国人。傅主任没法找到会说英语的辅导老师，我们后来告诉他，那不太要紧。我们想，只要开了头就行。毕竟我们知道，中文系的老师普通话肯定说得很好。
孔老师身材矮小，戴着一副眼镜，浑身散发出宏声香烟的气味。他三十二岁，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看，他略显肥胖，可按照美国人的标准，他有些瘦小。他很和善，笑脸常在。他出生在以鬼闻名的丰都县的农村，根据传说，人死之后，灵魂都去了丰都。
廖老师是个非常精瘦的女子，留着一头长发，举止十分文静。她二十七岁，教授现代汉语。她没有孔老师那么爱笑。我有些学生也在修读中文系老师讲授的课程，他们都觉得廖老师是比较好的老师之一。她来自四川中部的自贡市，那里以产盐闻名。在四川，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小镇，都会宣称自己有一样东西闻名中外。让涪陵闻名于世的，是在河岸边制作出来的略带辣味的榨菜。
一连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对孔老师和廖老师的了解也就只有这么多。此外，我们对他们的普通话也略知一二，除了四川人倾向性地将n音和l音稍稍有所混淆之外，他们讲得非常清晰明了。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说，他们也像两架会教授汉语的机器，或者说是农场上饲养着的动物而已——不太昂贵的、会帮着正音的两匹驮马。而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两个愚不可及的外国人，来自一个生来说话就不带任何音调的国家。
按照计划，廖老师教我的第一次辅导课要进行两个小时，可我只坚持了不到六十分钟。回到家，我的头感到一阵阵的眩晕——曾经有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密集地犯下如此多的错误吗？每一样都弄错了——声调、语法、词汇、声母全错了！她会首先向我提一个问题，接着我尝试着组织话语来回应。但常常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她自己就已经把问题回答了。当然，她讲的普通话十分清晰明了，而且在那一个小时之内，我们一个英语单词都没有用过。毕竟，那正是我所需要的——一个真真正正的中文辅导老师。但是，我不敢想象，每个星期拿七个小时来做这样的事情，我是否还能保持头脑清醒。看着桌子上那一堆枯燥乏味的汉字卡片，我在心里这样想：没希望了。
整整一个月，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着。我太专注于自己的想法，甚至都没想过，对方会怎么看。不过，后来我也知道，对于我那两位老师来说，这更让人恼火。他们当然不会因为向一个外国人讲授几个神圣的声调而受到砍头的威胁——至少，那条法律从清朝以来就被废除了。但是，他们所做的也绝不是什么令人眼红的差事。首先，我们支付的报酬偏低了。这并非故意，亚当和我之前了解的关于辅导老师薪酬标准的信息有误。当然，孔老师和廖老师都是非常讲究礼数的人，不可能跟我们两个直接挑明。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给我们辅导中文的第一年时间里，只有三分之二的劳动量得到了酬劳。不过，更糟糕的是，他们每星期劳动七个小时，干着非常枯燥乏味、令人沮丧的活计，却连报酬都没有拿足。课本里的内容相当简单——坐火车、上餐馆——但我那笨拙的舌头一遇到什么东西都可能出错，而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我引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你怎样才能教人学说汉语？你怎样才能把有关古诗文的知识用来帮助外国人掌握诸如“第三声”这样非常简单的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的失败似乎也成了我们之间友谊的一种界限。“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其他志愿者都有会说英语的辅导老师，至少在课程学习完之后，他们还可以在一起聊聊天。他们会听到辅导老师讲起自己的家庭，他们会在一起吃饭，他们会把对方当成朋友来看待。我们的两个辅导老师似乎还没有成为完整真实的人——几个月后我才知道，廖老师已经结了婚，孔老师有一个儿子。语言固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同时并存的还有另外一方面的事实。一开始，他们对我们就有一定的排斥和疏远。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结识过外国人，他们完全拿不准应该怎样来对待我们。
中国的教学模式跟西方的教学方法也存在着相当巨大的差异，这使得我们的汉语辅导课愈加令人沮丧。在中国，老师应该受到绝对的尊重，师生关系往往是一种非常正式的关系。教师处于教的地位，永远都是对的；学生处于学的地位，永远都是错的。但是在美国，我们却没有这样的传统，我自己的学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会鼓励在课堂上建立一种非常随和的关系。如果某个学生做错了，我会把他做对了的事指出来，并把他所付出的努力表扬一番。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表扬毫无意义。那什么是有意义的呢？如果学生错了，他只需要被老师直截了当、毫无隐晦地纠正过来——这就是中国的方式。
我不会以那种方式进行教学，而让我自己扮演那样的学生角色更是难受。实际上，就在我感觉到汉语辅导课开始产生效果——这比我预想的来得要快一些——的时候，情况变得更糟了。一开始，课本里的那些汉字像一些奇形怪状、令人费解的黑色笔画，在我的头脑里漂进漂出，随心所欲地误导我的思维。与其说那是些词语，还不如说是图形：看着“长”字，我会想到K-mart超市；第二十七个部首“阝”会让我想起英语字母B，或是挂在墙壁上的斧子；“大”字像一个人，正在玩跳跳蛙游戏；“点”字像一只扛着红旗正从页面上踏步走过的蜘蛛。我久久地凝视着那些奇形怪状的图形，连做梦的时候都想着——它们鱼贯进入了我的脑子。醒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些烦恼，有些想家。
但是，到了某一时刻，这些奇怪的笔画仿佛全都站了起来，直视着我的眼睛，那些奇怪的联想也开始溜走了。突然之间，它们变成了词语，具有了意义。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在顷刻之间发生的，是我们的辅导课程促成了这样的变化——我一直在拼尽全力地学习，目的就是要让辅导课尽可能少一些痛苦。不过，我很忙碌，基本上没有时间意识到正在取得的一系列进步。
辅导课开始后一个多月的一天，我在朗读课本里某一章节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所有的字念起来都十分流畅，不认识的只有一个。我把背部往后靠了靠，开始回味我所取得的成就：我真真正正地能够读懂中文了。那些文字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然而，就在我的这种满足感就快完全成形的时候，廖老师说话了：“不对！”
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不正确”。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不”、“错了”、“不行”、“嗯”。绝对不正确。肯定不正确。我不认识的汉字还有很多，但这两个字我非常了解。
我的心里不禁抱怨起来：其他所有的字都对了，这难道没有什么价值吗？但是，对廖老师来说，这可不管用。只要有一个字错了，那就是不对。
“这个字念什么？”我指着刚刚读错的那个字问她。
“浙，浙江的浙。”
“第三声吗？”
“第四声。”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一段重新朗读了一遍。这一次，我读得相当不错。那是一种胜利——我转头看着廖老师，用眼神告诉她（至少我想象当时正在用眼神这样对她说）：你觉得我现在读得怎么样？然而，廖老师的眼神因为无聊乏味而显得呆滞，她说道：“读下一段。”毕竟，那不过是一些简单的段落而已，连小学生都可以应付自如。
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是预料中的，失败则要受到批评，并且立刻加以纠正。要么正确，要么不对，没有中间状态。当我对这种语言不再畏惧的时候，我开始尝试使用新的词语和新的语法结构。这很好玩，但也很具风险。我会用廖老师都想不到我会使用的词语一连说上好几个句子，接下来，我敢打赌，我看见廖老师的眼里闪过了一丝不情愿的赞许。不过，她还是会说：“不对！”然后纠正我刚才出错的地方。
我开始慢慢讨厌“不对”：它的读音简直就是对我的嘲讽，听起来非常刺耳。“不”是一个升调；“对”则是决然地跌落，凑在一起，就像我开始时信心十足，紧接着全然崩溃。更让我心烦的是，我知道廖老师不过是说了实话：实际上，我用这种语言说出的每一样东西都“不对”。我是个大人，大人就应该听得进必要的批评。但那不是美国的方式。我已经习惯于自尊得到满足，我需要自己付出的努力得到别人的赞扬。只要不是过于直白的批评，我也能够接受。我在我的几个美籍华裔朋友身上看到过同样的陷阱，他们从小就到美国接受教育，习惯了美国人那种委婉的纠错方式，回到家里却只听到依旧保留着中式思维的父母简单的两个字：不对。成绩单上面哪怕有一连串A，也抵不过一个B。继续努力吧，你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呢。
于是，我不断地学习着。我感到沮丧，但也很倔强，我下定决心要让廖老师看一看，我也有“对”的时候。实际上，我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汉语了，桌子上的卡片越堆越高。到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为止，我已经认识了三百个汉字。至于目的是什么，说不太清——我隐隐约约确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读得懂报纸，这要求掌握两到三千个汉字。但主要的是，我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而且要快。
早上，我会跑步登上插旗山的山顶，费劲地爬过那些台阶，俯视长江，内心豪情万丈。我对自己付出的努力很满意——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但不复杂；爬到最后，我还能俯视这座城市，发现自己究竟爬了多高。这跟学习汉语有所不同，后者没有明确的终点，给我的沮丧多于满足。
跑步是有技巧的。从好几个方面来看，这都是我在涪陵唯一擅长的技能。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饺子店的老板会做饺子，擦鞋的妇女会擦鞋子，棒棒军会用自己硬如牛皮的双肩搬运货物。我的目的是什么，却没有那么清楚——我是个老师，这样的工作称心如意，职责明确，可一旦我离开了校园，这也就不复存在了。城里的人看到的大多是失败的我，以及我无法避免的词不达意，和与人交谈时的笨嘴拙舌。
他们总是细细地观察我。这种关注如此热切，以至于我在公共场合总会感到难为情。因为突然发现自己的身高高于周围的人，这让我愈加尴尬。我的身高只有一百七十五厘米，在美国只是个小个子。但来到这里，我第一次有了鹤立鸡群的感觉。我的脑袋会磕碰到公共汽车的门楣，我在餐馆的微型餐桌边要使劲才能蹲坐下去。我就像在仙境中漫游的爱丽丝，吃着葡萄干蛋糕，突然发现自己的世界全变了样。
我最渴望的，是想找到一样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正是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我对这个城市那些简单的生活流程感到十分着迷，我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密切关注某个棒棒军或者餐馆厨师，只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活计非常在行。我的关注近乎于偷窥，至少我在关注他们干活的时候，带了一种偷窥狂才怀有的无能的嫉妒。一连几天，我甚至什么都不想要，只希望自己拥有一项简单的技能，并且反复操练，直到能把事情做好。
跑步就是这样一种反复，也是一种逃避。如果我在路上跑步，汽车会冲着我摁喇叭，人们会冲着我又吼又笑。有时候，某个年轻人甚至为在朋友面前逞能，会跟在我的身后跑上几步。不过，没有人群围拢过来，跟在身后的年轻人也跑不了多远。我一个人跑着，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这样的独处不无价值。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追得上我。
通常，我在校园后的小山上跑步，一路经过大大小小的道路，蜿蜒而上直到插旗山。一路上，我跑过一个个破旧的道教神龛，跑过窄窄的稻田埂，顺着石头阶梯到达山顶。我喜欢从俯瞰两江的古老石墓旁跑步而过，我喜欢看农民们在田地里辛勤地劳动。在我跑步的过程中，我看着他们收割水稻，再把金黄的稻穗脱粒。我看着他们种下冬小麦，再侍弄起各式蔬菜。在我跑步的过程中，我通过双眼了解了农耕模式，通过双脚认知了山脉的轮廓。
农民们看见我在小山上跑步，总觉得非常奇怪。从他们身边跑过时，他们总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但他们从不吼叫，也不嘲笑。通常，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懂礼貌的一群人，再说，他们有比对着外国人吼叫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许，他们天然地有一种对体力活动的敬重，即便他们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何在。
乡下的空气非常糟糕，因为长江上的风会把乌江对岸城里面的污染物吹到这边来。因此，我知道跑步对我的健康弊大于利。不过，跑步让我心绪平静，因为沿途的田野宁静安逸，而跑步这项活动总给我熟悉的感觉。那种长久以来熟知的感觉——胸口发紧，双腿打沉——将我生活过的所有地方串连起来：密苏里、普林斯顿、牛津和涪陵。在山峦间奔跑的时候，我的思绪如行云流水一般穿越时光隧道，驰骋在这些地方。我记起了沿着古老的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线奔跑的情形，我想起了野猪山上油菜花盛放的金色，以及丽溪河那古老的廊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即便是四川这些满布陌生的古墓和梯田的山峦，也逐渐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但是，我对通往插旗山道路两旁的那些标语还是感到陌生。即便是一点点熟悉起来，它们也在不断地提醒我，摆在前面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Build精神Culture，Neh观念
Population Increase，促进Society进步
那个学期，汉字开始变得鲜活起来，它们不断地进入我的视线，每天都变换着不同的形象。汉语口语也开始在我的耳朵里生下根来，很快我就能够跟常去吃饭的餐馆老板们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了。至于我们的辅导老师，也发生着缓慢地变化，他们终于从纠正声调的机器变成真实鲜活的人了。
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我开始慢慢地感觉到廖老师所表现出的尖刻，尽管一时还说不清道不明。不仅是她喜欢说“不对”的习惯，还因为她似乎跟我和亚当相处时的不自在。有好几次，我差点就以为她讨厌我们这两个外国人（考虑到我们给予的报酬偏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我才慢慢搞清楚，她是出于别的原因才感到不自在。但在那个学期，我总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
有一次，我们在系级篮球锦标赛之后的第二天上辅导课，她问我对头一天的比赛有什么看法。实际上，那场比赛糟糕透顶——至此，亚当和我方才认识到，我们的加入已经招致了强烈的反对，因为英语系一下子变成了一支强队。对其他参赛的球队来说，这场球赛具有了重要的爱国主义色彩。球赛成了中国队对美国队，具有为国争光的性质。因此，整个赛事所具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裁判也采取了偏袒一方的做法。他们允许对手对我们采取犯规，却对我们并不存在的犯规行为屡屡鸣哨。在我们上辅导课前一天的比赛中，我被吹了十五次二次运球。到比赛快要结束时，只要我一碰球，哨声就会响起。亚当和我只得考虑退出锦标赛，我们最终也真这么做了。对每一个当事人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知道，廖老师也看了这场比赛，而且我觉得她的看法可能跟我一样。面对如此糟糕的体育精神，我的学生们觉得非常尴尬。他们告诉我，那位裁判在学校的名声同样十分糟糕。他因为打架而声名狼藉——有一次甚至还持刀威胁过一位校领导。他老婆刚和他离了婚，传言说是他打老婆。然而，学校没法解雇他，因为在传统的共产主义体系下，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都享有工作稳定的保障。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廖老师的问题，说我觉得那场球赛一点都不好玩。
“那个裁判，”我说道，“是个坏蛋。”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侮辱用词：坏了的蛋。
“不对！”廖老师说，“问题不在他——错的是你。你不应该批评裁判。”
对我来说，那似乎是受了伤害，却还要加上羞辱。我只是想让她知道：在篮球这个问题上，没有升降调可言，你根本没有什么裁决权。可她还有话要说。
“你运球的方式不对，”她说道，“所以他老是吹你。你是这样做的——”她一边说，一边学着我运球的姿势。
“不对，”我说，“那不是我的动作姿势。我在美国也是这样运球的。那个裁判纯粹是讨厌外国人。而且他根本就不懂篮球。”
“不对！在这里你就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运球，因为NBA的规则不一样。问题就在这里——你已经习惯了美式篮球的打法。”
她试图巧妙地结束这场争执，因为她看得出来，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然而，我已经听够了用“中式”这两个字所作的种种辩解，我再也不想上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篮球课了。
“篮球是美国人的运动，”我说道，“我们制定规则，我明白规则。那个裁判就是不喜欢外国人。”刚一说完，我就意识到这句话有多么愚蠢。本来我还可以接着说，我们美国人可以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学会一种语言，就足以表达我的傲慢劲了。可是，我找不到所需要的词汇。再说，我们俩都明显想把这个话题岔开。于是，我们复习了关于去机场的课文，谁也没有再提篮球的事情。
跟孔老师上课要简单得多，他跟廖老师每周轮流。他不那么爱说“不对”，生性较懒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一学期的时间里，我们都在尽力地把对方当做人来认识和看待。后来，他成了我第一个真正的中国朋友——也就是第一个真正地以中国人的方式把我看做朋友的人。即便在头几个星期，在我们的友谊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他的兴趣就在一点点地增加着。有时候，他会用我听得懂的词汇问一些有关美国的问题。我感觉得出来，只要有机会，他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我。的确，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有待于我的语言能力到能够表达思维的时候向他提出来。
我们在我公寓里的饭厅上课，早上的太阳爬升过插旗山山肩，也把屋内照得暖洋洋的。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喝茶——茉莉花茶，干枯的花瓣漂在热水表面，像莲花一样慢慢地舒展开。在喝茶之前，孔老师会对着茶杯轻轻吹气，好把浮在上面的茶叶和花瓣撇到一边，这也是我在辅导课上学到的一招。如果无意间啜进茶叶，孔老师会转过身，把它轻轻地吐到地上。这一招我也学到了——我喜欢住在领导干部的公寓楼里，还可以把东西吐到地板上。
12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正在备课，突然听到楼下的广场响起了一阵音乐声。这没什么出奇的——校园内的大喇叭总会时不时地突然传出各种嘈杂声。然而那天，我从阳台上看下去，看到学校礼堂前面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群人。我明白，肯定要出什么大事了。
广场就在我的阳台下，我可以清楚地看见那里发生的事情。一条横幅扯了起来，横跨在台阶之上。上面的内容我看不太懂，只认识其中的几个字：“安全”、“环境”、“和平”。横幅下安放着一排椅子。人群越聚越多。椅子前面还摆放着几张桌子。铺着蓝色桌布，桌布上摆放着一些茶杯。接着，几只麦克风出现了。
之前，我见过这样的布置场面——那是干部们即将入座的区域。很快，六个干部走上台阶，各自落座。我极力辨认着那几张面孔，但并不认识，只看出来有几个人穿着制服。可是，涪陵穿制服的人太多了，单凭这一点一切都无法判断。
讲话开始了，那声音飘荡到我的阳台上。大礼堂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了好大一群人——主要是学生，不过也有些来自校外附近的社区，有老农民，也有怀抱孩子的妇女。他们全都静静地听着讲话。从他们的肃静来看，我知道那一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讲话声回荡在广场上空，我没有听懂他们到底在讲些什么。
前来上课的孔老师刚好到达，他把书本扔在了我的饭桌上。“太吵了，”他笑着说，我对此表示了认同——下面的声音太大，让我根本没法集中精神学习第三十一课那没头没脑的乘坐火车的桂林之旅。我们走到阳台上，看着下面那一大堆人群。此时，听众人数已经达到了好几百，我看见还有学生不断地从教学楼里急冲下来。
“所有学生都停课了，”孔老师说。我顺便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要判决两个人，”他说，“这是公开判决。”
我还没有学过这两个字，他给我做了一番解释，直到我基本上听明白为止。我走进饭厅，在字典上核实了一下——“判决：作出裁决；裁判。”那原来是在大礼堂前进行的一场公判大会。
“他们是学生吗？”我问。
“不是，那两个都是江东人。”
我问他，那几个人做了什么。他解释说，最近有江东人跟体育系的学生打过几架。江东是涪陵城的一片崎岖之地，肮脏破旧的临江一面开了许多小商铺和积满灰尘的仓库。三峡工程完工之后，江东会有一大片区域被淹没在水下，大概很少有人能幸免于此。这个地方的街道肮脏得令人大倒胃口，而居民们——大多是些穷人——都把学生当成了外来的幸运儿。这些被惯坏了的孩子，六七个人住一间宿舍，自己清扫没有暖气的教室，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要被强制起床做早操。跟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在四川这个地方，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紧张，也只是生存环境的相对差距而已。
最近，这种敌视变得丑恶了，几个江东居民在打架时使用了刀子和棍子，伤到了几个学生。我从我自己的学生那里已经听说了，他们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个周末的夜晚，两个体育系的男生在打架中受了伤，他们的伙伴紧急赶回宿舍寻求增援。就在他们寻找武器的时候，几个警察赶了过来。
“几个人伤得都不算太重，”孔老师说，“但是，他们要让学生们知道，校园是安全的。所以，今天要在这里进行这场公开判决。”
干部们的讲话结束之后，所有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两个被警察押着的人出现了，他们穿着廉价服装，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警察押着他们下到礼堂门前的台阶中部，站在干部和人群中间。两个人低垂着头。学生们都挤到了前面，后面站着农民和怀抱孩子的妈妈们。每个人都默不作声。远处的乌江上，我听到了轮船发出的低沉的汽笛声。
其中一个干部照着一张纸在念着什么，他的声音回荡在广场的上空。回应他的，是攒动的人群和一片哄闹声。那两个人依旧低着头。
“几天，”孔老师说，“只是关几天而已，不算太重。”
到此，这事儿就结束了：几个警察把那两个戴手铐的犯人带出了校门，一辆汽车早已在那里等候着他们；干部们的身影消失了；桌子搬走了；标语被扯了下来；学生们又回到了教室。对于这类公共事件，涪陵人极具组织性。从准备到结束，他们可以在一小时内完成一次集会。十五分钟之后，广场上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孔老师跟我一起回顾了几个有关审判的词语，接着就翻到了第三十一课。居高临下地观看了一次公判大会之后，这么快就回到上课，让人感觉有些奇怪，就像是坐在体育场的豪华包厢里，从观看某人的公开受辱切换到一堂词汇课。不过，在涪陵有很多事情都是公开进行的，很少有当地人会觉得不正常。第二年的春季，我另一个志愿者朋友所在的师范专科学校取消了学生一下午的课程，以便他们集体去学校的体育馆参加刑前集会。那次活动是强制性的，因为罪犯是一些年轻的毒品贩子，他们的行刑会给观看者留下极其珍贵的教训。当学校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体育馆之后，警察把即将处死的囚犯押到了学生跟前。之后，几个罪犯被带到乡下枪决了。第二天，照常上课。
公判大会之后不久，我跑步归来时发现，校园中央的那幅标语完全能够辨认了。这是我盼望已久的时刻——从一开始，我就把这一排文字当做我的学习标准，在这些文字的意思逐渐明晰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我所取得的进步。这一天，它们终于变得有意义了：
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
我停下来久久地看着这一幅标语。我又读了一遍，期待着体会成功的感觉。然而，什么也没体会到——那不过是一幅宣传标语而已，跟在学生的课本里读到的，或在满大街的标语牌上读到的陈词滥调一个样。当通往插旗山路上的其他标语映入我眼帘时，反应同样如此：
这全都是陈词滥调。每次认出某个标语的时候，我都极少体会到原先设想过的满足感，反而是脑海里不断回响着廖老师的声音：读下一句。你还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呢。于是，我坐在窗前的课桌边上，把那些汉字写上一遍又一遍，时不时地凝视着窗外的这座城市。
12月的一天傍晚，我和亚当被叫到英语系办公室，并被告知晚上要出席一个宴会。这种事情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通知我们，而这实际上意味着今天晚上就算彻底完了，因为只要去了，就不可能不喝到酩酊大醉。
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培训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这样的场合。尽管我们只是被派往中国的第三批志愿者，但四川的乡下已经充斥着志愿者成为宴会牺牲品的传闻。发生过因醉酒而斗殴、毁坏财物，以及志愿者酒精中毒乃至发誓再也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喝酒。我们的医疗官强烈地建议，我们抵达项目院校之后，至少在宴会上，要摆出滴酒不沾的姿态。
在四川各处的急诊室里，洗胃是最常见的。病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因为跟抽烟一样，喝酒也是男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尤其是那些偏僻地区——的确如此。而在四川，喝酒绝不仅仅是寻常的休闲放松。它通常带有竞技性质，通常要喝白酒，一种口感极其浓烈的粮食酒。男人们总是端着满杯跟人敬酒，因而很容易就有恃强凌弱的势头。参与者相互怂恿，直至其中的某个人喝趴下为止。在我们的培训课上，一名四川男子为我们现身说法，他羞怯地耸了耸肩解释说，即便是好朋友，也很乐意把对方喝进医院去。跟医疗官一样，他也建议我们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完全地避开这一礼俗。
这是“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典型做派：在听过一大堆吓人的故事，知道了四川男人在喝酒时会表现出无谓的英雄气概之后，我们便顺江而下来到了最偏远的项目院校。在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当第一杯白酒被摆到面前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培训课上反复强调过，要在涪陵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男子汉，这一点至关重要。而且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工作内容的一部分。我们不远万里地来到这里，可不仅仅是要当一个“外国人”。于是，我们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又干了第二杯。
在第一个月里，我们每周都要出席两三次宴会。我很快就发现，酒桌之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一开始，英语系的老师们饶过了我们，无疑是因为“美中友好志愿者”之前给各个高校就责任问题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可是，同事们最后跟我们形成了相同的看法：反正“美中友好志愿者”远在天边。于是，喝酒的压力慢慢大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弄明白了英语系的酒量排行榜。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排行榜，但完全为大家知晓并认可。你可以问任意一个老师，他的酒量在系上排什么位置，而他们的答案几乎百发百中。张书记排第一，其次是阿尔伯特，接下来是傅主任，然后依次下来直到赛老师。赛老师的排名太微不足道，以至于大家在席间都以嘲弄的口吻称他为“赛小姐”。
在三个星期内，亚当无可争议地升为英语系的头号喝酒高手，我排第二，张书记则滑到了第三名。实际上，我在老家不算怎么能喝，但是涪陵人的酒量普遍偏低，因为他们大多跟亚洲人一样天生就对酒精没有耐受性。尽管张书记的排位极高，但喝不了几杯也就满脸通红了。这就是当地人滥于喝酒，而后果却不太严重的原因之一，因为从基因角度，多数人都不会成为酒鬼。他们可能每周会使劲地喝上一两次，但酒精令他们极不舒服，从而无法持之以恒。这与其说是一种习惯，还不如说是一种礼节。
可悲的是，尽管大家都觉得很难以喝酒为荣，它却成了我和亚当擅长的雕虫小技。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话，那就是喝酒很能说明我们当时要适应涪陵的生活是多么困难。尽管那些晚宴和饮酒显得古怪而又孩子气十足，却道出了我们生活的环境舒适的一面。我们因为酒量大，很快就获得了人们的尊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了英语系管理层和我们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如果他们有什么要事需要告知我们，或者要提出什么请求的话，通常会在宴席上提出来。我们的同事在遇到“外国人”的时候，大多紧张而拘谨。可一旦杯子里斟上了白酒，他们会立马变得轻松许多。在场的绝对都是男性——只有斟白酒的服务员是女性。
12月那次宴会开始前，我和亚当被叫到了英语系办公室与当晚宴会的两位主人见面。那两个人笑着站起身来，与我们握了握手。其中一个是高个男子，四十多岁，长得较帅气，另一个人则比较矮小，年龄稍大，大概有六十多岁的样子。那高个男子穿着一件新毛衣，从他的举止来看，很明显是一位要人——应该是个干部吧。同样明显的是，他们来应该是有求于我们，因为那晚的宴会就由他们做东。赛老师和傅主任前去充当翻译。
“这是中文系的王先生，”赛老师介绍说，“王先生是1977年来到这所学校的——他是我们学校‘文革’后首批招收的学生之一。他当时的英语成绩相当不错，但那个时候英语不是最热门的专业。所以，他后来当了中文教授。但他对英语仍然很感兴趣。”
我和亚当再次与王先生握了握手。赛老师好像忘了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场，不过那人似乎并不介意。很显然，他已经习惯了躲在大人物的屁股后面。
我们几个坐了下来。我和亚当等着他们提出要求，我冷冷地想着是不是王老师想要补习英语。当我正在想象自己坐在这位领导的办公室里无聊到哭的时候，只听见他缓慢地说了一句：“how-are-you？”（“你好吗？”）
“王老师听说你是学文学的，”傅主任说，“他想问你几个有关美国文学的问题。”
这让我吃了一惊。我问，那是什么意思。
“王先生是我们学校一份文学刊物的编辑，”傅主任说，“他的藏书有一万多册。”
他顿了一下，好让我听明白那个数字。随后，他往前倾了倾，低声说道：“王先生是涪陵师专拥有藏书最多的人。”
王先生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我知道，他听得懂我们的说话内容。我不禁疑惑，如果四川人既用藏书排名，又用酒量排名，这两种令人引以为豪的排名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块未知的领地——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培训课上，没有人向我们提过有关藏书的警告。
我说我对美国文学的了解不及英国文学，但我会尽量回答他的提问。王老师点了点头，用中文向傅主任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王先生有一个关于索尔·贝娄的问题，”他说道，“一般的美国人看得懂他写的书吗？”
我说我很少读贝娄的书，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写作风格让人不难接受，人们认为他是最好的美籍犹太裔作家，被称为“芝加哥之声”。王老师点了点头，似乎我给出的正是他期待中的答案。他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
“那么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呢？”傅主任说道，“你觉得她是否因循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写作风格呢？”
“其实不然，”我回答说，“多数人认为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就连有些女性主义者也对她提出了批评。”
沿着这个话题，我们又讨论了女性主义，随后又讨论了托妮·莫里森以及黑人女作家，接着还谈到了南方文学。之后，我们提到海明威，以及“肮脏现实主义”作家，例如雷蒙德·卡佛和托拜厄斯·沃尔夫等。这一切都是通过傅主任来翻译的，在交谈的过程中我才发现，他对美国文学的了解远远超乎我的想象。我同时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多么愚蠢，竟然揣测拥有一万册藏书的王老师可能是来找我教他学说“how-are-you”的。
半个小时后，我们起身来到宴会厅。第一轮酒敬给餐桌上的所有人，接着，王老师就专门给我和亚当敬了一杯。然后，张书记向所有人敬了一杯。接下来，当他给每个人单独敬酒的时候，赛老师把酒杯放在一边，有点紧张地笑了笑。
“我不能再喝了，”他说道，“我只能喝这么多。”
“喝，”张书记说道，“要喝。”
“你知道我喝不了多少，”赛老师说道。他双手合十，求饶似的把头点了两下。赛老师四十多岁，身材矮胖，他是英语系最爽朗的一个老师，经常笑呵呵的。那天晚上，他才喝了两杯，脸上已经一片绯红。他又摇了摇头。
“不，不，不，”张书记说，“你一定要为我们的客人干了这杯。”
“我不行。”
因为我们的缘故，他俩一直在用英语交流。可接下来，他们改用了中文。他们一边争论，一边跟那只酒杯较劲——赛老师想把它推开，可张书记却把它死死地按在桌上。傅主任和王老师笑了笑，一起加入进来奚落着赛老师，直到赛老师终于端起了斟满的酒杯。大家都在看着。
他费了好大劲才喝完了这杯。分了三次，他痛苦地啜完了杯子里的白酒，最后一口下肚之后，他长舒了一口气，接着便咳嗽起来。然后，他把杯子放到了桌上。眨眼之间，服务员又走过来续杯。赛老师飞快地用手掩住他的酒杯，摇了摇头。
“够了，”他说道。
张书记想把赛老师的手从杯子上掰开。服务员拿着酒瓶，在一旁耐心地等待着。这真是经典的四川人的场景——但凡画着一条可爱的河流的卷轴上，十有八九会描绘这样的劝酒场景，两个男人争抢一只酒杯，边上的女子持酒瓶而立。
“真的，”赛老师说，“我已经喝够了。”
“赛小姐，”张书记一边奚落着，一边用力掰开赛老师的手。
“赛小姐，”傅主任也笑着附和了一声。
王老师说了一句什么，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接下来，一桌子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赛老师的酒杯上。真是难以置信，不到一个小时前，我们还在讨论索尔·贝娄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终于，赛老师软了下来。
“再喝一杯，”赛老师说道，“最后一杯。”
服务员给他的杯子里倒满了酒。王老师笑了笑，把注意力转向了我和亚当。他一边端起酒杯，一边很快地做了一个手势，我们三个便干了一杯。王老师喝起白酒来十分轻松，他的脸也没有变红。
饭菜摆上了餐桌，敬酒的速度放慢了下来。当大家又重新开始敬酒的时候，已经把赛老师晾在一边了，他只不过是宴席开始和结束时的乐子而已。一旦正儿八经地喝起酒来，他就成了十足的麻烦。于是，在席间觥筹飞舞时，他独自坐在那里，呷着茶水。
宴席进行到这个份上，就要讲点策略了。在碰杯前，通常会有一阵交头接耳，几个老师用四川方言低声交谈，我和亚当则用英语相互闲聊着。其中的花招就是“二对一”——如果张书记给我和亚当敬酒，我和亚当两个人都得喝上一杯。紧接着，傅主任可能会如法炮制。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先发制人。如果感觉到他们在使诈，我们中的一个就会同时向他们中的两个乃至一桌人敬酒。然后，他们会稍稍喘口气，作出下一轮反击。偶尔，他们会把火力集中到身上，以为我会弱一些。可每当这时，亚当都会挺身而出为我打掩护。在四川，这样做是允许的——朋友可以替你干杯。四川人喝酒很像打仗。
每个宴席上都有一个“酒司令”，相当于是酒桌老大，掌控着喝酒的动向。张书记一直主导着英语系的所有事情，但那天晚上他听王老师的。这个大块头的男人喝起酒来动作很快，也很公道，他跟满桌子的人都轮番敬了酒，直到其他人都慢慢败下阵来。之后，他对准了我和亚当，一边鄙夷着“二对一”，一边轮流向我们两个单独敬酒。这真是一场众人瞩目的展演。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仍然是席间最清醒的三个人。不过，我很快就觉得头脑发晕，而王老师丝毫没有放慢进度的迹象。我听见傅主任和张书记在叫他稍微悠着点，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喝醉。就这样，疾风骤雨一般的敬酒方才停了下来。
王老师开始讲一个冗长的故事。那是一个有关三轮车夫的故事，他用四川话说，赛老师再替我们翻成英语。他讲故事的节奏很慢，而我又已经有了醉意，根本就听不进去。我把餐桌扫视了一番，才发现跟随王老师一同前来的那个小个子老师。我早已把他忘了个一干二净，而他这会儿则对着我笑了一下。他说了些什么，但我听不太清，因为他讲的是涪陵方言。再说，喝那么多白酒也没有让我们俩的语言能力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提高。于是，他非常专注地，用普通话一字一节地念出。
“莎——士——比——亚，”他说。
“抱歉，”我用中文说道，“你说什么？”
“莎——士——比——亚。”
我还是摇了摇头，他又把那几个字重复了好几遍，同时还做出看书的手势。终于，我的脑子里灵光一现。
“莎士比亚？”我问道。
他竖起大拇指，冲我笑了笑。“狄——更——斯。”
“狄更斯？”
他点点头，又笑了笑。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
就这样，我们慢慢地谈到了梅尔维尔、诺里斯、奥康纳和契弗。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猜出了诺里斯和契弗这两个名字。除此之外，我们无话可说。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尽管他让我明白了他尤其喜欢诺里斯所写的小说《麦克提格》，那或许是美国唯一一部有关牙医的伟大作品了。时至今日，在美国几乎没有人会读诺里斯写的小说了，不过他在长江上游至少还有一个粉丝。
王老师终于讲完了那个三轮车夫的故事。尽管有些部分我没听见，我还是大致明白，故事讲的是他那次喝醉酒的事情。他当时已经酩酊大醉，跟一个三轮车夫砍了半天的价，最后才发现所在的位置正好是在他下榻的宾馆门前。听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等到要给我们翻译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才想起赛老师还在这儿。
“喝，”张书记指着赛老师的酒杯说道。
“喝不下去了。”
“喝。”
“喝不下去了。”
“喝得下去。”
“喝不下去。”
“喝！”
“抱歉得很！”
“赛小姐！”
“赛小姐！”
终于，他战战兢兢地又喝了一杯。看得出来，宴席就要散了。于是，王老师举起酒杯向我和亚当示意了一下。我们俩举起了酒杯。
“为了你的藏书！”我说道。
然而，王老师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于是，他又十分严肃地跟我说起话来，赛老师替我翻成了英语。
“王老师，”他说道，“想让你给学校的刊物写点东西。”
我们端着的酒杯依旧停留在餐桌上方。
“怎么说呢？”
“他想让你写一篇关于文学的文章。”
“美国文学还是英国文学？多长？”
他们飞快地商量着。我们三个人举着的酒杯依旧悬在餐桌之上。无疑，这是表达要求的最佳时机。
“最好是美国文学吧，”赛老师翻译道，“一万字就够了。”
我倒吸了一口气。“我对美国文学了解不多，写不了那么多，”我说道，“跟他说，我可以写一些关于伊丽莎白时代的诗歌，或是关于查尔斯·狄更斯的文章，因为我在牛津大学就是学这个的。或者写一写莎士比亚也行。写其他的都比较困难。我手头的资料也不多。”
他们又商量了一下。我的手臂感到有些沉重起来。王老师点了点头。
“狄更斯吧，”赛老师说道，“一万字。”
我们喝下了那杯酒。白酒的滋味变得苦涩起来，下肚之后，我禁不住颤抖了一下。一场好的宴会恰似一个好的短篇故事：要点就蕴藏其中，但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会明白。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邀请我们了，不过我并没有愤愤不平，因为我至少弄清了四川的文学刊物是如何征集新稿的。一桌人把赛老师又奚落了一番，我们几个便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
我原本希望大家把写文章的承诺忘掉算了，但在一个星期里，静悄悄的提醒就开始出现了。我拖了几天，理由是要忙于教学，可我还是很快就收到了王老师关于交稿期就要来临的一些口信。终于，我坐下来开始给他写他所需要的东西。我的文章主要讲述狄更斯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
我尽量地加快了写作进度。我论证说，狄更斯本质上属于中产阶级，他喜欢写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文章，但并不是因为他希望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而是因为这样的主题是很好的创意来源。我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会喜欢这种说法，于是我加了几句话，把狄更斯这个“走资派”批评了一番。对于在一篇文学论文中使用这个字眼，我很有些得意。否则，写这篇文章还真没什么乐趣。而且为了凑满字数，我又加进了一些描述性的文字。赛老师得把文章翻译成中文。整整一个星期，他为这篇该死的东西不停地忙活，时不时挠着脑袋跑到我的办公室，就那些注水的文字问了我好些问题。
1月的第二天，涪陵市在城中心举行了一次公路赛。那是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新春长跑比赛，全城的学校和单位为此展开了竞争。两个星期之前，傅主任问我是否可以加入学校的代表队参赛。看得出来，他很有些紧张，因为上次系级篮球锦标赛的风波才刚刚过去没多久。
“你要明白，”他尴尬地笑着说道，“参赛的有很多农民和没什么文化的人。他们这些人不懂什么体育精神，有些人可能还比较粗野。同时，在以往的二十一届长跑比赛中，从来没有外国人参加过。他们欢迎你参加比赛，但我想情况会跟美国不太一样。”
我看得出傅主任是怎么想的——如果不参加比赛，事情就简单多了。我知道，他这种想法是对的。有那么一阵，我在考虑要不要放弃算了，因为一个好端端的学期就让那次篮球锦标赛给弄到了情绪的低点。在这里，我生活中的所有麻烦事已经够公开的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去更多的人面前丢人现眼。
然而，跑步比赛没有裁判，也无需身体上的接触。当然会有人围观，不过我想再怎么我至少还能动弹动弹。这样的比赛跟美国不会差太大吧——就算有差，我也有点好奇，想看一看到底是差在哪里，哪怕一次也行。于是，我告诉傅主任，我愿意参加比赛。
他解释说，所有参赛者都得进行身体检查。赛前一个星期，我来到了学校的医务室。医务室位于门球场旁的一栋低矮瓦房里，是学校在“文革”前还是一所高中时留下来的老旧建筑之一。
一位医生检查了我的脉搏和血压。每检查一个项目，他都对我笑一下，说我的健康状况十分良好。我一一向他道了谢。随后，他带着我进入旁边的一个房间，墙上挂着一台肮脏不堪的白色盒状仪器。傅主任说：“给你做个胸部X光检查。”
我在门口停下了脚步。“我不想做胸部X光检查，”我说。
“不会有问题的，”傅主任微笑着对我说，“非常安全。”
“我不需要做胸部X光检查，”我重申了一次，并再次打量了一下那台脏兮兮的盒状仪器，心想：我尤其不想做这种胸部X光检查。“为什么非得做呢？”
“每个参赛者都要做，以确保他们是健康的。”
“每个？”我问道，他点了点头。我问他，一共有多少人参加比赛。
“两千五百多个吧。”
“他们全都要在赛前做X光检查？”
“是的，”他说道，“这是规矩。很安全的。”
这样的说法让我吃惊不已——一个人均收入仅有三百多元的小城市，竟然要求参加四公里公路跑比赛的两千五百多名参赛者每个都进行胸部X光检查。我不禁怀疑事实也许是：学校的某些管理者也许担心我会在比赛途中倒地猝死，他们这样做是想摆脱干系。类似的命令通常由傅主任向外国人传达，他有时候既扮演翻译者的角色，也扮演过滤者的角色。这是桩苦差，当我察觉到事情的原委之后，我总是为他感到十分难过。但对此我无可奈何，除非能够想到有技巧的解决之道。
我们卡在了节骨眼上。傅主任看出来，我是正儿八经地要拒绝接受胸部X光检查。我也知道他不会轻易地做出让步，告诉我说实际上并不一定要按程序来。我们就在那里站着，那位医生充满期待地看着我们两个。终于，我告诉傅主任我需要回公寓一趟，跟远在成都的“美中友好志愿者”办公室打个电话。
我试了几次，但医疗官不在办公室。我在卧室里坐了十来分钟，看了一会书，然后又回到了医务室。
“很抱歉，”我告诉他们，“可‘美中友好志愿者’的人告诉我，不能做胸部X光检查。我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算了，”傅主任告诉我，“我刚刚给负责比赛的人讲了这件事，他们说如果你不做X光检查就算了。因为你是外国人，就给你破个例吧。”
为了这件麻烦事儿，我向他既道了谢，又道了歉。他也向我道了歉。我们跟医生握手道别。他把我们送到了门口，微笑着挥手道别。
比赛何时开始，并没有预定时间。参跑者在出发区乱糟糟地挤在一起。九点整，干部们开始发表讲话。只有等干部们讲完话后，比赛才能开始。干部们一个接一个地叽里呱啦发表讲话，起跑线上的人们则不断地跃跃欲试。一小部分人总会抢跑，其他人则跟着反应，然后警察会把所有人叫回到起跑线上。为了暖身，我尽可能地原地小跑，同时还得摆动手肘不让人把我推开。
起跑线设在一个大型的建筑工地上，那里正在修建一座新的公园。起跑线的左侧紧靠着一道六英尺高的土坎——悬崖虽小，但已散乱剥落。起跑线右侧有一条窄窄的土路，也是为参赛者设立的唯一的安全通道。但那儿离起跑线太近了——不足四十米，根本无法在这么短距离内让参赛人群得到有效疏散。即便选手安全通过了，通道也会立马来个九十度的大转弯，从而造成更多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那是我这一辈子的比赛中看过的最危险的起跑部署。我真想退出比赛，一方面为我的安全考虑，但更主要是想让自己以一个看客的身份见证灾难的发生。罗伯·史密茨，那个星期前来拜访我们的另一个志愿者，他和亚当手里拿着相机，正在跑道的对面兴高采烈地等待着。
我们学校的代表队在起跑线的右端占据了一片区域，直接面对着疏散口。队里多是体育系的学生，我们跟太极制药厂，通常是最强的两支参赛队。我们所有人挤在一起，等待着起跑的那一刻。冬天的早晨有些凉意，城市的上空雾霭低垂。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干部们还在讲话，警察要把每个人都呼拢到一块也有点困难。他们要么启动比赛，要么就让比赛自行启动，终于有个干部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扣响了发令枪。
这就是中国。混乱，吵闹，兴奋；害怕、惊奇、激动；一大群的身体，叫喊不止，汽车鸣响，大地震颤；我们全都疯跑着，挥动臂膀不让他人近身；双腿上下翻飞，往前猛冲，全速飞奔，控制着后踢腿高度，以防跌倒；有人在土坎上跌倒，惨叫不止；其他人在第一个弯道上紧急减速，躲避着因侧滑而纷纷摔倒的不幸人群。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刻都得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我们像一群狂徒，在街上飞奔。在第二个弯道，我们一头向西跑上了兴华路。
路线开始顺山而上。放眼望去，依旧攒动着兴奋不已的参赛者。但我心里明白，起跑过程已经结束，我不再属于刚刚起跑的那群狂徒。跑步比赛开始后，总会有人群分散的时刻，当和一大群人一起的踏实感慢慢消褪时，你会意识到你是孤独的，你要跑的，始终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比赛。
我放慢了脚步。突然间，我感到有点疲惫。肾上腺素消退之后，我的注意力又回来了。我检查了一下自己——没有擦伤，也没有淤青，也不记得我是怎样安全冲出了起跑线的。我往四周瞥了一眼。我处在领先的那一拨人中，大概有五十来个，其他人也在狂速起跑后逐渐步入正轨。我们稳健地跑着上坡路段，脚步渐渐地慢了下来。我感觉到自己的双腿已经复苏，刚才一直近乎麻木的兴奋状态被长跑的节奏感所取代——稳健稳健稳健稳健，脚下的山坡越发陡峭。警车在人群前闪动着警灯。在我们正前方接近一百米的地方，一群试图作弊的学生想要插队，警车开过，把他们赶了出去。
比赛的前半程全是上坡路。到大约两分钟的时候，我已经领先了。这时我才发现，其他人差不多都不行了。赛场上有各类人员——大学生，单位职工，也有几个专业运动员。如果他们平时多一点训练，恐怕早已成了跑步的好手。但在这一刻，他们全都不行了。我很快就跑到了队伍的最前头。
在任何大型比赛中处于领跑位置，感觉总是有点古怪。人们常说跑步产生孤独感，我却觉得这运动只是在比赛中才是孤独的，尤其当队伍分散、你发觉自己独自在前时，这样的孤独感无以复加。在队伍中的时候，虽然是相互竞争，但总会有和其他选手休戚相关的感觉。一旦你跑到队伍的最前头，就不可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了。这时，比赛成了追逐——一个人对抗其余所有人——我常常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感孤独的时刻。而当你是赛场上两千多名选手中唯一的外国人、并且沿途的观众不住地冲你喊叫“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的时候，这种孤独感就更加的强烈。
我回头看了看。我看见了所有的参赛者——一股看不到尾的人潮，一群兴奋不已的黑发狂徒。开道的警车放慢速度，在我前面几步远的地方闪烁着警灯。我又扭过头去看了看，为的是记住这古怪而陌生的一幕。山路又变得陡峭起来，一直通向革命烈士纪念碑那尖尖的塔顶。街道两旁挤满了观众。经过的时候，我能够听见他们惊讶的叫喊声。他们在兴奋地交谈着，感慨着：“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
我想：今天可别来这一套。如果你们是要看离开故土的人，不得其所的人，脚步零乱的人，身体走形的人，步子不稳的人，跌跌撞撞的人；如果这就是你们要看的人，那就请看看我的身后吧。看看那些起跑时冲得太猛的人，那些平时抽了太多宏声香烟的人，那些裹了太多衣服热汗淋漓的人。别看着我——我在很多地方都这样干过，跟这一次完全没有不同。没有裁判，没有语言障碍，没有复杂的规则。全部事情就两个字——跑步。
到了折返点的时候，我已经比第二名选手领先三十秒了。那以后的路程，我跑得更加轻松。后半程全是下坡路。因为是原路返回，一路上我和所有选手都打了个照面。几个不太疲乏的队员加入了呼喊的行列：“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但这丝毫没有令我心烦，因为这四公里的路程我完全跑得闲庭信步一般。
比赛获胜，我赢得了两套涤纶运动装的奖励，两套都太小了，不过在前胸上印有“涪陵”两字，颇令人自豪。我还得到了一张奖状，证明“何伟同志”——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在第二十二届年度迎新春长跑比赛中获奖。主办方奖励了我二十元钱，学校额外嘉奖五元。另外，他们还给了我一元五角的体检补助。我不禁想，如果我答应做一下胸部X光检查，他们会给我补助多少呢。加起来，我一共得到了二十六块半，够吃两个星期的面条了。
接下来的那一周，我上了当地的电视新闻，而第二天的报纸则用了整个头版来报道这次比赛。他们报道说，来自密苏里州的美籍教师h·艾斯勒参加了比赛，并详细报道了我在起跑前的热身方式。他们报道了我率先冲过终点时，我所在的大学代表队激动万分的场面。他们还引述了另一位获胜选手的原话，他是一位来自药厂的年轻人，他说：“如果是刚退伍那阵就来参加这个比赛的话，我一定能打败那个外国人。”文章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这次比赛还成功地在体育运动中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的记者问：“外国人率先冲过终点，你有什么看法？”财贸学校一个叫做徐成波的学生回答道：“在中国的土地上举办比赛，却让一个老外抢了先，我觉得是莫大的耻辱。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学生和成年人都需要提高身体素质，因为只有充沛的体力，我们才能获得胜利！”……西南武校的一位老师说道：“老外抢了先，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我们只有潜心锻炼、科学锻炼、刻苦锻炼，我们才有成为冠军的那一天。”
尽管并不意外，这也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反应。在涪陵，爱国主义精神无处不在，只不过体育运动让这种精神变得尤为强烈而已。因此，上次的篮球比赛才会以失败收场。有时候我会想，参加跑步比赛会不会是个馊主意。“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几个朋友觉得，至少我不应该全力争取第一。可我喜欢在跑步的过程中使劲拼命，就像比赛中的很多人那样，我没理由要把涪陵人当成小孩子来对待。我想让他们知道，有一个外国人生活在他们的城市，我还想让他们知道，尽管在语言上我挺费劲，但总还有一件我可以做好的事情。如果他们的反应是耻辱羞愧，那只能说非常不幸，不过，如果他们对我多一些了解，也许就不会那么认为了。我觉得，奖状上把我称为“何伟同志”就是个很好的信号。
比赛过后几天，我跟廖老师上辅导课，刚一开始她就笑了起来。
“我在系里的公示牌上看到，你在涪陵的长跑比赛中获胜了！”她说道，“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你咋没有跟我说起过呢？”
“不是什么大事，”我回答道，“实际上，我跑得不算太快。”
“不，很快！”她说。因为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假谦虚了一番，这令她愈加高兴。“这是场大赛——就整个涪陵而言，你是跑得最快的人哦！”
“也许还有比我更好的运动员没有参加吧，”我说道，“你知道，王军霞就比我跑得快。”
王军霞是中国的女子长跑运动员，最近刚刚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了金牌和银牌，引述这样的事例让廖老师越发欣喜不已。她把我又夸奖了一番，接着我们就转到如何道别那一章学习起来。或许是我的表现超乎寻常地好，又或许是她的心绪特别宽容；总之那一天她一句“不对”也没有提过。
白鹤梁
今天，长江的水位比一千二百三十四年前仲冬时节高出了两英寸。这其间的岁月还见证了其他变化——五个朝代的更迭；蒙古人、满族人、英国人和日本人来了又去；长城的修建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大跃进和改革开放；三峡大坝从未竟的梦想变成而今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系列的变化，长江今天的水位只比公元763年时高出了两英寸。在一千二百三十四年间只高出了两英寸。
这就是白鹤梁——涪陵港口那道长七十多米、仿若一座临时小岛的砂石石脊——诉说的故事。长江水在冬季干枯到极致时，石梁露出浑浊江水的时间最长也只有五个月，而如果某年雨量特别多，则根本不会显现。一旦石梁显露，那块砂石是会说话的——上面镌刻着二十二幅图和三十多万字。在长江那长达四千英里的河道上，再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对江河的生命留下了这样生动的记录。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石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用作记录的。不过，几乎所有的题刻都提到了水位线上那一对被江水来回拍打着的石雕鲤鱼。鲤鱼长约两英尺，一前一后往西游动，腹部正好位于它被雕刻时的最低水位线上。前面的一尾鲤鱼口含莲花。有据可查的题刻始于唐代763年，而石鱼则雕刻于之前的某个年代。今天下午，长江的水位只比鲤鱼的腹线高出了一点点。
雕刻石鱼的最初目的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实用。冬天时节，长江上浅滩和岩石裸露，对船只来说最为危险。经由涪陵驶过的船长们可以观察白鹤梁，将水位和那两尾鲤鱼进行比对，从而测算出前方的水情。石鱼总在固定位置游动，江水却不断地升降起伏。当地人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成了长江每年固定模式的一部分。
数年来，各个朝代在石梁上都留下了题刻，多数用来记录唐代石鱼的重见天日。就在两尾石鱼略微靠上的地方，北宋时期的一段题刻记录了公元971年的重现情景：“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再往上三米，时间突然跳跃三个半世纪，到了公元1333年，元朝官吏见证了唐代石鱼的重现：“江心石鱼出则大稔。”
多数题刻采用了仪式化的书写格式——某年月日石鱼重现、接着就对来年的收成做一番预测，一切都以皇帝的名义进行。仪式的核心是一种信念，也就是唐代石鱼的出现跟收成有关。结果，白鹤梁从导航工具变成了自然界各种关键而又神秘循环的一种神谕。历朝皇帝的代言人都会在这些砂石上留下题刻，而跟这些永无休止的循环紧密相连的，是人类历史径直前行的轨迹。
在皇帝每年以类似方式记录下来的几十个征兆中，这道石梁只是其中之一。皇帝贵为天子，代表的是不能言说的自然之力，而这些自然现象——地震、洪灾、饥荒——的出现可能表明上天不再支持某个统治者及其王朝。皇帝的身上包含着他所不能掌控和无法明白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会通过某些仪式来寻求庇护和慰藉，而在涪陵的地方官吏总要定期到石梁上以其皇帝的名义留下题刻，尽管那些残缺风化的古老文字所记载的不过是早已烟消云散的王朝和被人遗忘的帝王。春天时节，长江水位上升，滔滔江水从那些题刻之上冲刷而过，这无不表明，对于有些自然力量，皇帝只能眼巴巴地观望，他那至高无上的名号跟石梁上的题刻一样，不过是一堆词句罢了。
元朝就是这样。1333年的题刻对来年的收成做出了乐观的预测，但这个王朝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正在从举世无双的庞大帝国——忽必烈汗帝国、马可·波罗曾经造访过的蒙古帝国——迅速衰落。到1333年的时候，马可·波罗去世多年，忽必烈汗也早已死去，元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帝国的官吏依旧在石梁上勇敢地留下了题刻，离它被历史的长河永久淹没也只有三十五年的时间了。
在白鹤梁的南边，停靠着三艘小舢板。小舢板用木头制成，拱形船顶用竹子和芦苇编织而成，最高处不过三英尺，以减少风力的撕扯，且避免使用了一些结构，让没有安装龙骨的小船免遭翻覆之虞。这样的小船轻便、狭小、船舷很低、没有干舷，在江流之中易于操控。从人们在石梁上首次留下题刻，直到现在锚固着的那几艘，舢板的设计思想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
在一艘小船的船头，四个女人正在闲聊。她们全都穿着简朴的蓝色夹克，肮脏程度不亚于那几艘小船。这样的水上人家，靠小舢板为生。一年的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在打渔捞虾。但冬天的鱼虾不好动，这些筏子的主人就转到石梁上来打发日子。他们靠旅游为业，在河岸和石梁之间用小舢板接送游客。
今天刚好是节假日，砂石梁上一共有五十多位游客，正在来来回回地参观那一处处题刻。间或，会有游客向涪陵市文物管理所派驻石梁的工作人员提出一两个问题。这八个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个人接受过正规的考古学教育，其他的都是些普通人，干着出售快餐和监管小舢板的工作，或在那一尾最大的石雕鲤鱼旁为游客拍摄两元一份的照片。
一股冷风顺着长江河谷走廊横扫过来，几个工作人员在快餐桌子边上挤成一团，一边冷得发抖，一边喝着热茶。每天，他们都要密切地观察长江，记录江水的水位。无疑，他们盼望着水位上升，因为只要江水淹没了题刻，他们就可以回到城里，坐在室内办公。对他们来说，石鱼的重现只不过喻示着在寒冷的日子里被遥遥无期地流放到江上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这倒是恰如其分，因为好多题刻都是由犯了各种王法而被流放到涪陵的官吏留下的。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惩罚之地——到这座孤独而又偏离帝国腹地的江城任职，既中断了对外联系，又远离了文明世界。其中一段题刻甚至误用了一位已经驾崩的皇帝的名号。皇帝驾崩的消息迟迟未传到长江这一带，当地的官吏们也就不知道，他们已经是新的统治者的臣民了。
尽管涪陵有时代表着政治生涯的终点，这道石梁却证明，其实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大展抱负。诗词和书法一贯是被贬官吏们倍感孤独时打发时日的消遣方式，很多地方官吏在此留下的题刻美奂绝伦。在石梁上偏西的位置，有四个大字显得极富特色：惟汶永年。题刻的具体年代无法考证，大概镌刻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三四十年代。这几个字的点划相连，明显地带有行草风格。“年”字的最后一笔呈一条直线缓缓收紧，仿佛是直插江心的一把短剑。
石梁上最有名的书法作品可能要属离唐代石鱼不到二十英尺的那四个大字——“中流砥柱”。几个字呈竖式书写，秉承了草书“点划飞动”的特点。在笔画形成的凹槽里，长满了绿色的青苔。
作者谢彬，是涪陵有名的书法家，被誉为涪陵的书中“圣手”。他写这几个字的时间是1881年，即清光绪七年。这一幅气宇轩昂的题刻让人回想起一百多年前，砥柱依旧在，中国受磨难。鸦片战争打得不可开交，最终却输得个一塌糊涂；太平天国起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平息。欧洲列强控制了所有沿海港口。政府拟用于海军现代化的拨款，却被慈禧太后挪用来修建了新的行宫。十三年后，日本入侵朝鲜，控制了朝鲜半岛和南满地区。不过，白鹤梁依旧像往年一样露出水面，涪陵“圣手”留下的题刻依然遒劲雄健。
一艘俄罗斯制造的水翼飞船从白鹤梁的北面飞驰而过，往重庆方向径直驶去。船身荡起的尾浪溅湿了白鹤梁的下半部，游客们嬉笑着退到了高处。水花在那些文字和石鱼上溅起白色印迹，等到尾浪消退，题刻重又变得明亮如新，江水依旧，滚滚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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