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学期临近结束时，我们教的三年级学生外出实习了。12月，我和亚当往南边走了一趟，去看望我们最喜欢的几个学生的教学工作。他们在武隆县的几所中学实习，需要沿乌江往上游走，跟贵州省挨得很近。那个地方十分偏僻，我们几个外教的抵达，令当地的学校倍感荣幸。整整两天的时间里，我们到处做演讲，出席宴会，还参加了一场篮球观摩赛。
我和亚当待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无需任何准备就能联合起来做一场演讲。我们知道怎样拿对方来搞笑，一切都进展得顺顺当当。我们在武隆做的演讲英语和汉语各占一半，主要是要把学生们的兴趣吊起来，这一点也不难。每次演讲之后，上百个学生围了过来，争着要签名。我们不停地签名留念，直到干部们把我们连拉带扯着前去参加其他的活动。在武隆期间，我们几乎每个小时都被安排了演讲和会议。
两天之后，我们彻底累垮了。一般来说，我们在四川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结束的——累得一塌糊涂。我经常生病是原因之一——由于空气污染，我患上了慢性鼻窦炎，最终不得不停止了跑步锻炼。我的健康状况极其糟糕，那一年我都在受肺结核的折磨。等到我离开涪陵的时候，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的医疗资料已经堆了厚厚的一摞，里边全是我那两年生病和受伤的各种记录：肺结核、阿米巴痢疾、慢性鼻窦炎、耳膜穿孔、（打篮球导致的）鼻梁骨折、单眼视力急剧下降（原因不明）。
气候固然不好，但把我压垮的主要是作为外国人生活在这里所遭受的种种压力。经常处于别人关注的焦点之下，总是令人感到十分疲惫。而作为外国人，则意味着你更容易惹上种种麻烦。一直以来，总有一些小的危机或者问题，需要我去加以关注——要么是欧小姐、要么是茶馆的某个人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要么是别的什么事情。我不是真的介意，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生活。教学工作几乎没什么压力，我之所以老往城里跑，是因为我觉得城里的生活精彩纷呈。
旅行通常会带给我更多的压力。没有什么事情比在武隆这个小小的江城打发时间更苦更累，它把我们在涪陵遭受的种种压力全都压缩得更加密实。不过，收获也很大，因为那里的人们看见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真是兴奋不已。不过，在那样的地方我们完全无法左右自己。对我来说，很难想象今后有外国人在武隆这样的地方生活会是怎样的一副场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样的事情注定会发生，但我不敢想象，因为在我看来，外国人在这里恐怕待不了三个月就会走掉。当地人的意图很好，但他们的善良——无休止的宴请、无休止的专题活动——会要了你的命。在武隆待了两天之后，我和亚当都生病了，三四天后方才恢复过来。
春节临近，我们有五个礼拜的假期，从1月中旬开始。桑尼去了泰国，诺林去了华南和越南。亚当打算坐船到上海，然后折返到南方的深圳去看望安妮。我打算一个人到贵州的群山之间做一番徒步旅行，但我越考虑在中国旅游的事情，就越清晰地回忆起上次到新疆的火车之旅。我也想到了武隆之旅的精疲力竭，我在涪陵的生活因此被映衬得越发称心如意。
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寒假刚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在涪陵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我也明白过来，春节临近，除了涪陵，我哪里也不想去。这是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是举家团聚的日子，涪陵就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了下来。
我早上起得很早，然后用三四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写作。这是我一天中的英语时间，通常会在上午的十点或者十一点结束。为了清除脑子里的英语残渣，我会在公寓里再学上一个小时的汉语，学习的方式是看报或听磁带，然后再去“学生食家”吃午饭。下午和晚上，我会去城里溜达，通常会跟朋友一起吃晚饭。我跟廖老师和她的丈夫一起吃过几次，跟孔老师也是，城里面也有好些人经常请我一起吃饭。如果没有人请我吃饭，我就自己在城里面吃，或者会回到“学生食家”，在这里吃饭，同朋友一起吃饭没什么两样。
英语已经变成了我仅用于写作的语言，整整一个月，我嘴巴里说出来的全都是汉语。后来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才觉得那是我在中国过得最舒心的一段时间，因为我终于完全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我终于完全地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节奏。这一切全都是霍伟自己的事儿——整个寒假期间，没有一个英语系的同事邀请我一起吃饭，也没有谁来打搅过我。那个春节快结束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全都是明确指令使然，从我和亚当到达涪陵开始，有关当局就告诫英语系的老师们，不要和外教走得太近。跟干部们制定的很多政策一样，这事儿同样根源于一种模棱两可而又毫无意义的偏执，但最为悲哀之处也许在于它的极端有效性：我和那一家没有受过教育的面馆人家的关系竟然比我和师专里说英语的老师们的关系还要密切。然而，有关当局孤立我们的这种方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结局，就算他们现在改弦更张，我也不会拿那种生活去换取能说英语的友谊。整个寒假，我是城里面唯一的外国人，但我头一次不再觉得自己孤独。
几群当地的孩子经常会跑到我的公寓来玩，因为我的阳台上挂了几串节日彩灯，高居于乌江之上，在夜晚显得非常漂亮。有时候，十一岁的何丽会带着几个小女孩上来玩耍，她跟我同姓，常常叫我哥哥。有时候，一帮野孩子会跟在王雪松的后面跑到我的公寓来玩。王雪松刚好九岁，就住我对面，跟他同住的还有他的外公和离了婚的母亲。他家里的大人们都曾经非常严厉地警告过他，千万不要打搅我这位外国邻居。但小王和我都学会了怎样哄骗他们，他要么跟一大帮孩子跑到我家，要么走出家门，大声地下几步楼梯，然后再悄悄地折回来，轻轻地敲我的公寓门。我很喜欢跟他说话，他会给我讲他在校园里遇到的事情，讲述他的校园生活，讲述他班上那个小胖墩的故事。那个小胖墩谁都看不起，大家戏谑地称他为蒋介石。小王很喜欢到我家来看电视、翻相册，还喜欢在阳台上对着下面的过路人大喊大叫。他喜欢怎么做，我就让他怎么做。我非常想念远在密苏里老家的侄儿和侄女们，有这么个小孩在我的公寓里跑来跑去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小王和我一起串了差不多一百多只节日彩灯，我把它挂在了阳台上，到了夜晚，你从长江上也能看得见这些彩灯。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大功告成，然后，为了奖赏他，我让小王把所有烧毁的灯泡逐一扔到六楼下的人行道上，一个个灯泡发出了清脆的砰砰声。对于鼓励他这样的失范行为，我并不感到特别内疚，因为师专的修理工每每来我的公寓里更换完灯泡之后，都会干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他们似乎跟小王一样享受，随着玻璃灯泡在人行道上砰砰爆开，修理工们会发出哈哈的大笑声。
每到晚上，河对岸的涪陵城区流光溢彩。街道两旁全都挂满了红色的灯笼和一连串的彩灯，所有的树都进行了装饰。南门山附近的那个小园子现在变成了色彩的海洋——煤尘满布的小树和灌木全都布满了电灯泡，在城市的中心区域闪闪发光。人群接连不断地来到这个小园子，拍下一张张照片。随着节日的临近，城里面所有的人仿佛都在夜间走了出来，举家出动，携妻带小，全都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来回溜达：有的在买零食，有的在看商店橱窗，有的对着人群打望。士兵们也请了假回到家里来，他们穿着制服逛街，一边显露出自豪的神情，一边留意着人群中的小姐。大街两旁，梯道两边，突然冒出了很多小食摊点——有的经营烧烤，有的在油炸土豆，有的在炸臭豆腐，还有小火锅——一时之间，仿佛所有的人都把就餐地点改到了人行道上。我也一样。我一直很喜欢涪陵的夜晚，可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密集强化起来，现在这个地方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激情。就连主干道两旁那些可怜的树都好像充满了生命力，闪耀着明晃晃的白色光芒。那些灯泡很随意地缠绕在树干上，有时候会爆裂开来，把树引燃。每当此时，那些树会在一瞬之间释放出火焰和烟雾，发出耀眼而又自豪的光芒。行人们会驻足观看，哇哇尖叫，高声大笑。随即，火焰熄灭，树在那里轻轻地嘶响，阵阵烟雾升上天空，行人们继续行走在灯火通明的城市之中。
春节的前一晚，“学生食家”一家人请我去吃晚饭。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传统上就是举家团聚的时刻——相当于美国的圣诞晚宴。黄小强早早就关了店门，我们一起走到他们位于插旗山脚下的家里。
黄凯满两岁了，已经到了惧怕外国人的年龄。从一开始，他经历了好几个轮回，这个调皮的孩子时而跟我一起玩耍，时而一看到我出现就怕得要命。这样的反应非常奇怪复杂——一半是恐惧，一半是着迷。只要电视上一出现外国人，黄凯立马变得兴奋起来，嘴里不住地念叨着“霍伟！霍伟！”他的爸爸妈妈告诉我，他在家里老是会说起我，但那个春节不知怎么回事，他一看见我本人就怕得要命。
去吃年夜饭的那一天，我刚一走进他们家门，那孩子就哇哇大哭起来。“他就这样时哭时笑，搞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的妈妈说道，“我一跟他说你要来，他就开始哭，我都搞不清楚他是怎么一回事儿。”
“很抱歉，”我说道，“要早知道他不高兴的话，我就不来了。”
“不，没事儿！他过一阵就没事儿了——我让他到隔壁房间玩一会儿。”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跟黄小强，以及他的父亲黄能一起看电视。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似乎大多干着同样的事儿——整整两天，他们一直盯着电视看个没完。先前那一年的教学中，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假期作业，写一写过年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因为我对于了解中国习俗一直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第二年的时候，我不再布置同样的作业。这个节日的历史远远超过圣诞节，但它的庆祝方式已经被简化成了对着电视观看舞台表演，读着这样的作业，真是令我沮丧至极。
黄家的两个男人坐在那里抽烟。电视屏幕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整齐的方队齐步走过。我能听见黄凯在隔壁房间里哭了起来，但随即又安静下来。他的妈妈轻言细语地跟他讲着什么，我偶尔听到她跟孩子提到了我的名字。
“你们美国军队齐步走的方式跟我们中国军队的不一样，对吗？”黄小强问道。
“不一样。”
“香港回归的时候，”黄能问道，“那上面的是你们美国兵吗？”
他的儿子替他更正了过来：“人家那是英国士兵！”
“反正，他们走正步跟我们中国兵不一样——他们是这样走的。”黄能站起身来，在地上重重地跺了几下。他四十九岁，是个小个子，长着农民那种精瘦而结实的身板。他把双膝抬得高高的，在堂屋里来回走了两圈。“你们美国兵也是这样走正步的吗？”
“差不多吧。”
“我们觉得好难看哦——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些人走得真是难看死了！”
“我们西方国家走正步跟你们中国不一样，我们觉得你们那种姿势才难看呢。你们那种方式让我们想到了希特勒和纳粹。”
“哦，我明白了——你们不喜欢，是因为那场战争的关系，对吗？”
“对。这就像你们中国人看待日本人。”
“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喜欢日本人。”
“我知道。”
“他们在南京屠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也轰炸过你们美国嘛。”
“对，他们轰炸过夏威夷。”
“我们中国人称他们为‘小鬼子’，或者‘日本鬼子’。你们美国人怎么称呼他们？”
“打仗的时候，人们称他们‘日本佬’（Japs）。”
黄能很喜欢这个词，在嘴里反复念叨了几遍：日-本-佬，日本-佬，日本佬。
“这是不是骂人的话？”他问道。
“是的。就跟你们中国人说‘小鬼子’差不多。”
“那么说来，你们美国人也不喜欢日本人？”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喜欢他们的，或者说至少不再仇恨他们。我们也不再称他们为‘日本佬’了。但打仗的时候，我们美国人一点都不喜欢他们。”
“是因为他们轰炸过你们美国。”
“对。”
“但你们后来在日本丢了一颗原子弹。”
“是的，我们丢了两颗。”
“美国是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对。”
“论科学，你们美国是世界上的老大。所以说，你们是超级大国！”黄能冲我竖了一下大拇指，然后继续看他的电视。我们之间进行了一场令人愉悦的交谈，这让他感到十分高兴。他是全家的长者，他的责任就是带给我宾至如归的感觉。电视上的部队表演已经结束，现在放起了五颜六色的呼啦圈表演，表演这个节目的小姐们全都穿着紧身衣。冯小琴领着黄凯走了出来。他用将信将疑的眼光看了我一眼，然后在房间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倒腾起玩具车。我装着没有看见他，直到他把玩具车推到了我的脚底下。我把玩具车捡了起来，只见那孩子吓得直打哆嗦。我把玩具车又推回给他，他才很不好意思地转身走开了。
黄能的妻子王朝素已经做好了晚饭，我们全都坐了下来。桌子上摆了几样肉食，全都非常麻辣，以及豆腐和豆芽，此外还有从城里的市场上买来的一条鱼。我们就是连吃上三天还有余。当然，也有米饭，王朝素给我的碗里舀了一勺。
“我晓得你们喜欢一开始吃就要有米饭，”她大声说道，“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喜欢先吃菜后吃饭！”
王朝素跟我说什么嗓门都比较大，这跟美国人遇到英语蹩脚的人的做法差不多。一大家子人中，我最喜欢她，她是个朴实的人，没有读过书，只会讲涪陵方言，还很有些幽默感。她很喜欢我自称为“洋鬼子”，对于我和亚当相互撒谎，并对其他新来的志愿者撒谎这事儿觉得非常好玩儿。几个月之前的秋天，我们曾经告诉过王朝素，她可以按正价的五倍收取桑尼和诺林的面条钱，而我们只抽取其中的一半回扣，就可以不让那两个人知道被骗的事儿。
“那多不礼貌哦，”她非常惊讶地说道，“她们刚刚来，我们不应该欺负人家。”
“谁知道呢？”我说道，“就两个洋鬼子！她们有的是钱——她们两个家里都很有钱。”
“你说假话！我知道你在说假话！下次我也要骗你一下！”我们之间总会开这样的玩笑——我每次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她都会跟我讲，她会如何狠狠地骗一骗我们这些洋鬼子。
她的厨艺很好，做出来的年夜饭更是绝世无双。间或，王朝素会大声说道：“难吃死了！”而我总会让她确信，饭菜的味道其实好得不能再好了，然后她又会往我的碗里添上一勺饭，并大声说道：“慢慢吃！”
吃过年饭，人们又坐回到沙发上，我也跟黄凯玩了起来。他终于克服了恐惧心理，现在跟我来回地推起了他的玩具车，还不时发出咯咯的大笑声。他的爸爸在看电视，而他的爷爷正坐在边上的一张凳子上，把几张红色和白色的薄纸认认真真地剪成长条，再把它做成坟飘。这种坟飘先用白纸做一个细长的圆筒，中间扎一圈红纸条，底下垂着细细的白色纸飘。第二天是正月初一，他们一家人要赶回远在白涛的老家，把这些坟飘挂到先人的坟头上。
“我们要去给我父亲挂坟飘，”黄能说道，“我一般至少隔年去一次。他解放前就过世了。”
我一直觉得，这个词应该时时地挂在黄能他们嘴边，因为共产党镇压了他的父亲，他们才获得了解放。然而，他跟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个人一样，说起这个词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嘲讽语气。我问他，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有多大。
“我十岁。”
“很小啊。”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死，”他说道，“十岁的人啊，什么都不懂。”
他裁切白纸的时候，脸上挂着笑容。我推出去的玩具车从他孙子的脚边溜过，小孩一边追逐着玩具车，一边尖声大笑。
“你们的圣诞节就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对吧？”黄能问道。
“差不多吧。圣诞节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
“过圣诞节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去给先人扫墓？”
“不会，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美国人多数都不知道先人的坟墓在哪里。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总是东奔西跑。你看，我祖父的坟墓就不在我的家乡，而是远在加利福尼亚，路程相当于从这里走到上海那么远。我也搞不清楚其他先人的坟墓在哪里——有的在意大利，有的在德国，还有些远在爱尔兰和英格兰。”
“那么多国家呀！”
“很多美国人都是这种情况。”
“过圣诞节的时候，你们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坟墓都祭扫一遍。那要花好多钱哦！”
“肯定要花很多钱。我的老家离欧洲很远。”
“哦，”他说道，“明天我们就只去白涛，坐公共汽车只要四块钱。”
我们坐在那里，一起看电视。一只盘式电炉烤得我们十分暖和，男人们还用它来点燃香烟。电视上的舞台表演比平时精彩一些。我现在和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起，不必批阅学生们的试卷，这个节假日带给我的沮丧感顿时一扫而光。我们坐在那里聊了一阵天、开了一阵玩笑，冯小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你刚来这里的时候，”她问道，“是不是很讨厌中国人？”
这个问题让我吃了一惊，一时之间，我不明白她何以有此一问。于是，我问她，她那个问题具体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觉得有些人很粗鲁，因为他们经常嘲笑你？”
我还是不知道从何作答——他们邀我到家里做客，已经善良至极。在我们看来，那些曾经的不愉快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大家都在专心致志地看电视，我觉得最好说点别的什么。
“没有，”我回答道，“我觉得这儿的人对我非常友好。”
“不，不，不，”她急不可耐地说道，“就像那一次，你和梅致远在我们的馆子吃饭，有一个女人就把你们两个嘲笑了一番。”
梅致远是亚当的另一个中文名字。我想起了那件事，实际上那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一个月以前，楼上卡拉OK厅的一个小姐取笑过我们，她不光嘲笑我们讲的普通话，还把我们吃饭的方式也嘲笑了一番。她在那里喋喋不休，我则要她赶紧住嘴，少管闲事。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对取笑我们的人置之不理，但我们觉得那家餐馆应该是我们的地盘儿，其他人没有权利在那里对我们说三道四，尤其是卡厅小姐更没有这个权利。
看得出来，冯小琴希望我如实回答这个问题。从几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她既了解我，也了解涪陵人——她基本上一直都在餐馆干活儿，我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她都看在眼里。跟所有人一样，她对我的观察非常细致。但也有跟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她在观察我的时候多少带着一点同情心。
“是的，”我说道，“我觉得那个女人很不讲道理。她当时在取笑我，所以我才叫她不要嘲笑我们。不过，这事儿对我的影响不大，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说什么了嘛。”
“她没有文化，”冯小琴说道。“没有文化”就是说没有读过书。冯小琴摇了摇头，接着说道：“所以才那样对待你们，因为她没有文化嘛。涪陵像她那样的人太多了。”
“不是的，很多人都不像她那样。现在比我们刚来那阵好多了。”
“反正她就不该嘲笑你们，我认为那很没礼貌。”
她定定地看着我，黝黑的眼睛里包含着某种东西，我把视线转向了别处，看着那正在一边玩耍一边自顾自牙牙学语的小孩子。
“不要紧，”我说道，“你们对我很友善，所以今晚上才请我过来吃饭——这一点重要得多。黄凯这个小主人也很懂礼貌。”
她看着孩子，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们又谈起他长大了多少，他已经学会了说多少话。我们没有提到天刚黑时他对我充满了恐惧，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怕我了，我待在他的家里反而让他觉得很高兴。孩子对我的恐惧，恰好反映了我在涪陵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人们对新奇事物的不确定感，我对此只字未提。这样的态度自然而然、无能为力、符合人性——完全如同孩子的本能反应，无需受到任何责备。面对这样的情景，需要的是时间、努力，以及耐心。我现在终于明白，我所面对的那些人们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他们能够邀我一起吃饭，说明他们非常豪爽大度。他们早就知道，小孩子一看到我就会哭，这很有可能令我伤心，但他们还是向我发出了邀请。这令我想起了美国人的圣诞晚宴。我不知道，如果明知我的孩子害怕某位外国朋友或者黑人朋友，我还会不会请他到我的家里跟家人一起吃饭。我知道，这样的做法对我的孩子将会是很好的榜样，对客人则是一种重要的姿态。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这样的宴请物有所值。为我自己，也为别人，我都会这样做。
但今晚的宴请没有任何意图。冯小琴能够理解我，但这样的理解程度并不深入，她无法明白我从黄凯身上和涪陵的其他人身上明白了什么道理。她和她的家人请我一起吃年饭，不是想在仇外情结上证明什么，也没有其他的任何意图。他们知道，我独自一个人在这里过节，而我又是他们的朋友。除此之外，其他的统统无关紧要。他们完全是心胸宽广的人，那是我在中国吃过的最有滋味的一顿饭。
午夜的鞭炮声宣示了新年的到来。我早早就离开了黄凯的家，因为我觉得有点儿累了。就在我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一阵阵低沉而连续不断的鞭炮声响了起来，宛如滚过群山的一阵惊雷。鞭炮声越来越响亮，在河谷里不断地回响着，于是我来到后阳台上一看究竟。
夜色中的乌江看上去十分沉郁。城区看上去也是黑乎乎的一片，但随着午夜临近，鞭炮声逐渐密集了起来，只看见街道和梯道上光电摇曳。鞭炮声越来越密集，插旗山上响起了爆鸣声，长江对岸那遥远的白山坪上也出现了燃放鞭炮的曳光。午夜钟声敲响，全城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在乌江的江面上来回地震荡着。随着曳光闪起、爆鸣声响起，房屋的窗子被震得不断地咔嚓作响。旧岁已逝，鬼怪逃离。流光溢彩的城市把河谷里的乌江水映照得五彩斑斓，不断地摇曳流淌着。午夜终于过去，鞭炮声逐渐减弱。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未知而神秘，宛如河谷里静静淌过的乌江水。
第二天早上，我进了城，满大街的人们都穿上了新衣服。一直以来有个习惯，人们在大年初一这天不可以穿旧衣服，尤其是小孩子更要穿得光彩照人。很多小女孩都化了妆，所有的男孩手里都拿着枪。那好像也是新年的习惯之一：街边摆着的小摊上，到处都在卖塑胶玩具枪，男孩子手里要么拿着步枪，要么拿着手枪，或者兼而有之。这些玩具枪做得十分逼真，威力强大。若是在美国，出售两把这样的枪就有可能被告上法庭。当然，美国的小孩子也可以用枪来射杀鸟儿、小狗或者小猫，但涪陵很少有这样的小动物，反而是人很多。满城都是相互追逐的小男孩，他们一边大喊大叫，一边用手里的武器相互对射着。
新年还有一种潮流，那就是上街乞讨的学生。南门山一带一直都有乞丐，一般是身带残疾的人，时而也有少数民族妇女带着一群脏兮兮的孩子，个个争相拉扯着你的衣袖祈求施舍。可现在，我每次进城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两三个学生，他们穿着校服，不好意思地低着头，面前摆放着一大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个长长的故事，故事的标题往往是“筹集学费”。他们的故事大体相同——付不起大学高昂的学杂费，一般是因为家里死了人，从而希望路人能够慷慨解囊。通常情况下，乞讨者会摆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及他们的学生证。乞讨者没有一个是涪陵人，他们都是坐长江上的船路过此地。
他们讨到的钱可不少——面前堆了一大堆五元、十元的钞票。这很能说明中国人对教育极为重视，因而才有人能够以此挣钱。我无法想象，美国人面对这样的花招会如何反应。至少从表面上看，那称得上是花招：一连数个星期，我注意到有两三个男孩明显属于一个团伙，他们共用一件校服，共用一个学生证。他们每天轮流上阵，其中一个人进行乞讨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人负责望风。寒假正中间那一天，我感觉他们轻而易举就挣到了一百多块钱。跟坐在家里看电视相比，这项活动肯定效益更好。
我坐上公共汽车来到长江边的佛教寺庙，观看这里的和尚替人算命。那是涪陵唯一的正儿八经的寺庙——人们告诉我，在“文革”之前，当地有三百多处寺庙和神龛，但现在仅存三处，有和尚的仅此一处。这座寺庙平时只有零零星星的朝觐者，但在大年初一这天来到这里算命的就有好几百人。寺庙之下的大街上，摆着几个向小孩子出售气球的小摊，其他的小孩子则用手中的玩具枪对着气球一阵胡乱射击。我每到一处，总能看到小孩子在那里发脾气，哇哇大哭，要么就是孩子想买什么，父母就给他们购买什么。跟中国的其他节日一样，春节好像照例也是全民庆祝独生子女政策的日子。
那天阳光明媚，但依然十分寒冷。我爬上了河边的山峦之中，不少人正在燃放鞭炮，清扫破旧的坟墓。下山的小路上，我遇到了一个男孩子，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男孩子七岁的样子，腿上放了一把玩具来复枪。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了他好一阵子，意思是说：别来那一套。然后，我顺着小路继续往山下行走。
一颗子弹正中我的后背。之前，我一直在留意子弹上膛的咔嚓声，可他的玩具枪早就上了膛，他冷不防就向我开了枪。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一直坐在那里，只等着有人从边上走过。
我转过身来，慢慢地走了回去。要是他推一颗子弹上膛，再朝我的胸部开上一枪，我出于对他的莽撞行为的一种尊重，有可能一反常态地放他一马。可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看着我一点一点地向他靠近。我早就受够了这样的过年习俗，因而趁他没来得及反抗之前，一把抓过了他手中的玩具枪。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哇哇大哭。我转过身，继续往山下行走。到了山脚下，我还能听到他的哭喊，压过了鞭炮声，在远处久久地回响着。
几天过后，几个邻居的小孩跑到我的公寓里来，我让他们用那把玩具枪对着屋内的物品进行了一番射击。他们相互攀比着，春节期间收到了多少压岁钱——这是过年的又一种习俗，亲戚和朋友都要给小孩子装了现金的“红包”。
小王收到了一千两百五十元压岁钱，差不多是中国城镇家庭月人均收入的三倍。其他小孩子得到的压岁钱都在八百至一千元之间，只有方思洋有些例外，她只得到了七百元压岁钱。方思洋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梳着马尾辫，我看得出来，她因为过节只得到这么一点钱感到沮丧不已。一次，我问小王，方思洋的情况如何，他直言不讳地描述了她的社会等级：“她家是喂鸡的。”
我向方思洋和其他几个孩子分发了一些美元硬币和新年贺卡，他们便出门离去了。小王落在后边，依旧玩着那把玩具枪。
“可以借给我玩一玩吗？”他问道。
我上次看见小王的时候，他堪称全副武装，于是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把所有的枪都搞丢了，”他回答道，“全都找不到了。”
我把他认真地打量了一番，觉得他在说谎。“是不是家里人把你的枪没收了？给我说实话。”
他一言不发地盯着脚下的地板。
“你是不是把人射伤了？”
“不是，”他回答道，但他的回答显得不够坚定。他依旧耷拉着脑袋，用手指把玩着玩具枪的弹夹。
“如果我把这把玩具枪借给你，”我说道，“你能保证不对着人开枪吗？”
“我保证。”
我把玩具枪给了他，同时也觉得自己真是个无可救药的伪君子。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而且在孩子面前，我跟中国的父母一样，心肠同样无法硬得起来。还有，实话实说，我对他家的大人确实没有什么好感。他们表面看起来好像非常和善，但从来没有请我进去坐一下。还有，每次在楼道里碰到我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话总是很慢很简单，好像我是个傻子或是一条狗。我知道，他们的心肠不坏。再说，用玩具枪武装一个孩子也说不过去。我在涪陵无法忍受的事情之一，就是当地人拿我不当人看。霍伟是有点笨，但也没有笨到那个地步。
小王把枪塞进棉衣里面，我便让他出了大门。他朝我笑了笑，便轻手轻脚地下了楼梯。我轻轻地关上了门。几秒钟之后，我听见他大步冲上楼梯，使劲地敲着他家的门，那架势好像他刚从外面玩耍归来。
2月的第一个星期，我顺江而下去了丰都，见到了孔老师和他妻子的娘家人。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他因此总是跟居住在城里的岳父母一家人共度春节。
为了看清县城的周边地区，我们沿着石阶一起爬上了双桂山。几分钟之后，我们就经过了一百七十五米的水位标志。我们停下脚步，俯视着县城。那天早上一片白雾，丰都县城就在我们的脚下，沿着长江北岸铺展开去。三峡水库修好之后，这一片整个都会被淹没。我问孔老师，大坝修好之后，他妻子的娘家人将会搬到什么地方。
“他们会搬到河对岸的移民新城，”他回答道，“你要是想了解那儿的情况的话，我们吃了午饭可以去看看。”
“什么时候搬迁？”
“还不知道，也许两年，也许更久。很多细节都还不太清楚。”
“他们要不要出钱？”
“政府支持的力度很大，但不会完全免费。房子要付一点钱，但我想不会付得太多。也许就两千多吧。”
“他们会顶着不搬吗？”
“不会，”他说，“他们想搬。你看看他们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了。新房子会好很多。还有，丰都县城太脏了。又小又拥挤。新城的空间更大，交通上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问题和麻烦。这里的人很少会反对。”
这是三峡工程的又一大好处，也是土建工程师和城市规划设计师面临的天赐良机，他们终于可以在新修的城市里铺上足够的道路，挖出通畅的下水道了。我还看得出来，徐家人为什么对于搬家丝毫没有介意，他们目前居住的公寓过于促狭，所在的小巷子污秽不堪。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丰都这个地方，尽管这种喜欢是出于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我喜欢它那煤尘满布、式样古旧的一幢幢房屋，以及狭窄而又交通拥挤的卵石街道。这是一座古老的江城，它的肮脏和不便也饱含着别样的风情。
徐莉佳是孔老师的妻子，今天是她三十岁的生日。为了给她庆生，她的两个妹妹也回到了父母居住的公寓。她的小妹妹二十出头，就在丰都工作。她的大妹妹名叫徐华，在东海之滨的新兴城市厦门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她的这两个妹妹都还没有结婚。
徐华带了一部手机和三瓶法国进口酒前来祝贺生日。我们一边吃着徐太太包的抄手，一边用其中的一瓶法国酒相互敬酒。那瓶酒不太好喝，年届五十三岁、在当地一家电厂工作的徐先生一边喝酒，一边皱着眉头。不过，那酒毕竟是进口的，徐华拿它来给姐姐庆生可是自豪无比呢。
我一直比较喜欢孔老师的妻子，也就是徐莉佳这个人，她比学校的任何一个人都令我感觉更自在一些，这也许是因为她是个独立的摄影师，不隶属学校这个单位。很多生意人与她类似——跟一般人相比较而言，他们跟外国人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得心应手。大妹妹徐华同样如此，她的身上也透着东部沿海人的成熟与世故。她对我说，我应该搬到厦门去住，因为那儿有很多外国人，那儿的人不像丰都和涪陵的人那样闭塞落后。她还说，厦门有好几家麦当劳餐厅——这一发达城市的标志倒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年半以来，我竟没有看见过一家麦当劳餐厅。徐华蓄着短发，穿着白色紧身裤子和亮黄色垫肩式夹克衫。我问她，会不会有兴趣再回四川生活。
“我为什么要回来？”她笑着回答道，“丰都、涪陵——又小又偏僻，工作也不舒服。我可以每年回来过春节，这就够了吧。”
吃饭的过程中，徐先生告诉我，他有一个小弟弟生活在美国。这令我非常惊讶，尤其是他提到他的小弟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现正在纽约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来自丰都这个小地方的小男孩竟然在美国端起了学术饭碗。我问徐先生，他的弟弟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上的学。
“不，不，不，”他回答道，“我的弟弟在台湾长大，跟他一起的还有三个妹妹。我们这个家当时被拆散了。”
他再也没有说什么，直到午饭之后，他走进另外一个房间，拿出了一大摞信件。
“这全都是我弟弟从美国寄回来的，”他说道，“他一般半年给我写一封信。”
那一摞信件用绳子捆成一捆。徐先生小心翼翼地解开绳子，然后把信件递到了我的手里。信件还都装在原来的信封里，尽管由于徐先生收藏的缘故，大多数邮票已经被揭掉。我慢慢地翻看着那些信件。有的寄自中国台湾，有的寄自美国。徐先生的弟弟使用的是香港和台湾那边常用的繁体字，即便我有胆把信件从信封里抽出来，要阅读下去也会困难重重。但我跟徐先生见面才刚一会儿，所以我只是看了看那些信封，以及原来粘贴邮票的位置。
因为多种原因，完全没有必要去阅读那些信件，这就好比完全没有必要去对徐先生的生活经历进行一番仔细的挖掘和推敲。单是那一摞信件已经足以令人心酸——这些信件一直被人虔诚而崇敬地好好保留着，我知道，其中那个沉甸甸的故事只能是一地的悲伤。更加主要的，是它清晰地昭示出，生于台湾的小弟弟和生于丰都的徐先生所过的生活差别究竟有多大。
他递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中国人，穿着毕业礼服，背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红砖楼房。照片上的这个人比徐先生年轻许多，脸上带着笑容。他的手臂里揽着的，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子。那天风和日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看上去明亮而洁净。
“那是他博士毕业的时候拍的，”徐先生自豪地说道，“那是他的太太——也是个中国人，但从小在美国长大。”
“他们来这儿看过你们吗？”
“没有，”他回答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弟弟。”
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那一摞信封又沉重了许多。我正要问他们的家庭是怎么被拆散的，他的女儿进来打了岔问我，照片里的这个年轻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可以挣到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回答道，“但那所大学相当不错，也许他每年至少可以拿到五万美元吧。”
“他也买了车，”徐先生又说。
“美国大多数人都有车，”我回答道。
“买一辆车要多少钱？”
“看情况，一般也就一万多美元。”
“那他的工资要剩好多呢，尤其是她也有工作。他在信上很少说到钱的事情。”
“不过，我猜想他们可能支付的房租很贵。美国的生活开销也很大，尤其在纽约更大。”
“他的岳父已经给他们买了房子。这样一来，他们应该可以存很多钱了，对吧？”
我不太明白他们究竟想说明什么，不过好像也就是十分好奇，想要弄明白这个人在美国的生活究竟过得怎么样。他们还问，怎样才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美国教书又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聊起了政治，徐先生问我怎么看待台湾问题。
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一摞信封，没有比回答这个问题更棘手的事情了。我回答说，我没有去过台湾，因此对台湾问题没有什么看法。
“美国人大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追问道。
“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问题也弄不太明白。我觉得，他们大多还是希望看到和平吧。”
“他们觉得台湾跟大陆是不同的，对吗？”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至少已经换用了人称代词——每当我拿不太准的时候，我总是尽量用“他们美国人”，而不是说“我们美国人”。这样的差异不足为奇，却非常关键。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难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大多数美国人觉得，台湾看上去像是另外一个国家，”我回答道，“它有自己的政府和经济体制。但美国人也知道，它跟大陆具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所以，他们也许觉得它应该回归大陆，但只有在老百姓愿意的情况下才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个问题比香港问题要复杂得多。”
我的回答似乎很合他的意。我考虑要不要再问问他小弟弟的情况，但觉得还是另找时间向孔老师打听更为妥当。于是，我问徐先生，过去的丰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回答道，“日子要难过多了。我们不能像这样子跟外国人说话。那个时候没有自由，没有权利。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一切都好多了。”
这样的回答，跟我在四川的其他人那里听到的没有两样，尽管徐先生对于毛泽东的看法更为直白。他家里挂着邓小平的画像，挂在电视机上方十分显眼的地方。
在过江的路上，徐华说她会开车。我们当时坐在一艘破旧的过江渡船上，正要前往南岸，去看一看正在修建的“丰都移民新城”。我们当时正在说着别的什么话题，徐华突然说她会开车。
我在四川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一下子就听明白了，于是我问她：“开车是你的工作吗？”
“不是，”她回答道，“我自己抽时间学会的。”
“开着玩儿？”
“对，我有这方面的爱好。”
“一定很贵吧。我知道在涪陵学车很贵。”
“厦门学车更贵——花了我六千块钱。不过，我想总有一天会买车的，所以当时就想要学会开车。很像你们美国——美国不是很多人都有车吗？”
“对，就连学生都有车——我读高中的时候就买了一辆车。”
“看见没？我们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人们早晚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拥有自己的轿车。”
渡船颠簸着缓慢地驶过了江心。一瞬之间，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年之后，涪陵城可怕的交通拥堵场景。徐华继续说着话。
“我想去你们美国，”她说道，“尤其想去纽约。也许有一天，公司会派我去那里出差。”
渡船驶近岸边，我看见了一大块吸引投资者的广告牌：
大江就要截流，你还在等什么？
早在三个月之前，在宜昌，在即将修建拦河大坝的地方，这条河流已经被截流进边上的人工导流渠。截流是整个大坝工程取得进展的第一个有形项目，全国上下都进行了电视直播。我观看了其中的一部分，电视直播将新开挖的导流渠搞成了民族精神的庆典活动：建筑工人们一边挥舞手中的安全帽，一边不停地欢呼雀跃，军乐队适时奏响了“歌唱祖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其他政要都发表讲话，谈到了伟大的现代化，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那一天大雾弥漫，鞭炮声回荡在雾气缭绕的群山之间。
不过，11月的那场庆典好像离丰都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下了船，上了沙滩，在青菜地和垃圾堆之间穿行着。我们往上走到了一排农家屋舍。这一排农家屋舍十分贫穷，我们走过的时候，闻到了浓浓的粪便味儿。越往上走，小路越陡斜，在更加简陋的棚屋之间蜿蜒着。徐华和其他几个女人都穿了高跟鞋，衣裤也很光鲜，在一片泥泞之间缓慢地行走着。我们终于爬上了山坡，走过了最后一排农家屋舍。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全新的丰都新城，刚建了一半的样子，正静静地躺卧在雾霭之间。
从我来到中国开始，这样的情景我每天都能见到。在很大程度上，我所看见的那些城市其实就是一个个大的建筑工地——就连陕北的古城榆林也莫不如此，满是脚手架和建筑工人们。涪陵每个月都在发生着变化：新修的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镶嵌着白瓷砖蓝玻璃；不到一个月的工夫，随着煤尘自屋顶缓缓流下，这些新房子又纷纷未老先衰。无论在中国的什么地方，人们总在建筑；城市在发展，整体在变化，比乡下更富有生机；我禁不住会想，突然间举国林立又会怎么样呢？到那时，围住中国的就不是万里长城，而是一堆堆的脚手架。
在丰都，这样的意向终于变成了现实：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正在修建的一座城市。大马路、人行道、公寓楼、商业区——一切都才开始，全都还没完工。丰都新城将会修到哪里，你只能隐隐约约地猜测。但你可以十拿九稳地知道，新城发展得很快，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它的进程。实际上，就算有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阻挡了它的进程，那也毫无意义。在中国这个被人遗忘的心脏地带，我看到的是一个关于举国大发展的隐喻，完美无缺。
那一天，没怎么施工，工地上比较安静。但没有闲着——从丰都老城过江来参观新城的人群蜂拥而至。人们大多打扮一新，宛如要去公园玩上一天。男人们西装革履，女人们穿着高跟鞋，在崎岖泥泞的街道上跌撞前行，时而高声谈笑，时而溅起泥浆沾到了袜子上。他们凝视着那一片片脚手架，以及十字路口边上一个个巨大的沙土堆。修了一半的街道上到处都悬挂着宣传标语：
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
我们在未来的主干道——平都大道——上停下了脚步，徐华用手机给远在厦门的一个朋友打了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在一幢幢新耸立起的楼房之间，还有好几栋农家屋舍，紧挨着拔地而起的近邻，这些农家屋舍显得矮小而落寞。小巷子里溜达着几只小鸡。一个个工地之间密密麻麻地种植着马铃薯。几座坟头依旧兀立着，白色的坟飘在薄雾之间无力地飘荡着，似在向长眠于这座崛地而起的新城地下的先人们致以敬意。
农家屋舍大多已经腾空，人们住进了早已完工的几栋居民楼里。建筑工地之间的空地上，曾经的农民们围桌而坐，喝着茶水，打着麻将。我问孔老师，这些农民现在干什么事情，他说那些人目前多在建筑工地上帮忙打杂，一俟新城修好，他们只等着分配到厂里工作。跟我在涪陵师专后面的移民点看到的一样，这些人显得非常满足，一边喝茶玩麻将，一边看着新城在自己的身边慢慢崛起。
在一大块新城街道分布图前，我们照了几张相。两个年轻的女人喜欢我头上戴着的棒球帽，轮流戴着它照了相。徐莉佳用了整整一卷胶卷，主要是给她的姐妹们拍小姐照：肩部后收，头部歪斜略带诱惑，面带微笑眼含风情。所有的照片上，她们都戴上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戴过的破帽子。背景中间，有标语、脚手架，还有一个个垃圾堆。薄雾之间，我们穿过一片片洋芋地，又回到了渡船上。孔老师问道：“那么，你觉得丰都新城怎么样？”
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整座新城正在崛起，几个脱离了土地的农民玩着麻将，就要被淹没的人们好似逛公园那样在建筑工地上溜达着。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我于是像回答类似问题那样给出了答案。
“我觉得很不错，”我说道。
回到丰都，我们在码头上坐了一辆出租车。我要去车站，几个女人顺路就可以下车。
长江上刚刚停泊了一艘轮船，长长的一串出租车排在那里，等着拉客进城。小雨慢慢地下了起来，泥泞的道路十分湿滑。出租车发了疯似的摁着喇叭。街上的人们头顶一张报纸，一路小跑着。
进城的道路十分陡峭，最后那一段路出租车走起来都十分打滑。有四辆出租车试图加速冲到坡顶，但轮胎只是无用地空转着。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地折了回去。我那辆出租车的驾驶员把马达轰得震山响，冲到半山坡还是退了回来。他又试了一次。
试了三次之后，几位女人下了车，步行爬到坡顶，走到了城里。这一下，我们的驾驶员从更远的地方开始加速往上冲，可车胎还是在快到坡顶的地方打了滑。那个山坡又陡又滑，面对此景，我理性地分析起来，有哪些简单方法可以改善这样的境况。这种习惯很不好，几乎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有，哪怕我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半，这个习惯仍旧岿然不动。
我思量着，可以把这个陡坡重做一下，减小它的坡度，难度并不大，或者沿着岸边修一条之字形的道路也可以。也许，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边上凿出齿槽，即使遇到下雨，轮胎也就有了咬合之处。我不断地思量着，正要选出最佳方案时，突然之间又想到：算了吧。整座城市没几年就要没入水底，谁还管这事儿？在崭新的江流对岸，他们可以修一座崭新的城市，也可以修一条崭新的道路。
试到第五次，我们终于成功了。出租车飞奔进城的过程中，我闻到了轮胎摩擦发出的气味儿。到了车站，我跟孔老师握手告别，感谢了他的盛情款待，然后便坐车回了涪陵。回来的那条道路离河面很近，雨越下越大，沿途经过的所有村庄都在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上涨的江水。
几个星期后，孔老师来给我上课，我问起了关于他岳父，也就是徐先生的有关情况。他告诉我，徐先生的父亲毕业于武汉的一所大学，之后奉国民党之命到成都从事无线电工作。那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情，后来他就辗转去了台北。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都留在了丰都，委托给亲戚照管。那样的迁徙并不是一去不返，徐先生的父亲时常想着，他早晚会回到四川看望家人。
但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这个家庭就永远地拆散了。他们甚至无法通过书信联系，徐先生——也就是被留在丰都的小男孩——开始了一生的厄运连连。
“解放后，他们过的日子非常艰苦，”孔老师说道，“他的母亲很早就饿死了，因为农村的条件十分艰苦。两个孩子勉强活了下来，但一进学堂，就遭到了一连串的迫害，因为他们的父亲去了台湾。‘文革’期间，他们成了‘叛徒’、‘特务’。当时有个‘黑九类’的说法——你听说过吗？就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也就是知识分子。你、我都是臭老九——现在还有你、我这样的老师互相戏称对方为臭老九。
“两个孩子没怎么受皮肉之苦，但还是受到了迫害。也就是说很多机会都不给他们。比如中学毕业了还想读书，或者想找个好工作，他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一遇到政治活动，大家都会批斗他们，尽管他们都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改革开放以后，徐先生开始往台湾寄信，看自己的父亲是否还健在。大概是1980年之后，他才联系上了——在那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死是活。然后他们就开始有了往来，他的父亲在1988年第一次回祖国大陆看望了一趟。他在台北一家电报公司工作，工作还不错——差不多相当于大陆这边的一个大官儿。台湾分隔之后，他又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其中就包括现在在美国的那个孩子。
“大陆和台湾改善关系之后，政府开始给我岳父这样的人安排工作，因为他们之前受到过迫害嘛。这也是改善关系的一种方式。所以在1988年，徐先生被分配到了一家电厂工作。当然，那之前他也过够了苦日子。即使到了现在，他也不愿意谈‘文革’的事情。”
我想起了手里拿着一大摞信封的丰都老人。我在四川的经历总是这样——我跟他们这样的人擦肩而过，对于他们眼花缭乱的过往经历只有些许了解，但正是那些眼花缭乱的过往经历铸就了今天的他们。我根本无法掌握曾经影响，并将继续影响徐先生生活道路的各种力量——比如战争、台湾和大陆的分隔、改革开放、大江截流、新城崛起、漂亮的女儿远在厦门用上了手机、学会了驾驶。一个人怎么可能具有如此丰富的经历，从一开始就无依无靠，却一直保持着神志清醒？
然而，我也记起了他们家电视机上方贴着的邓小平画像，同时还记起了他喝着女儿从厦门带回来的、味道并不太好的法国进口酒时的苦脸。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那酒的味道，但他明白，那玩意儿很贵，是很有面子的生日贺礼。这样一来，他还是奉命一饮而尽了。然后，他的女儿给他斟满了酒杯。他又一饮而尽。
寒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在高笋塘——也就是涪陵上半城的一个十字路口上——跟人吵了一架。事发突然，这是迄今为止我跟别人最为厉害的一次争吵。
整个假期，我一般都在傍晚时分去那里吃饭，因为我跟在那一带人行道上谋生的几个人早就熟识了。张龙华是我经常打交道的朋友，他白天的时候经营着一部公用电话，顺带买卖香烟，晚上摆摊儿兜售烤羊肉串。他的脾气温和，十分友善，我发现其他人对他都比较尊重。到了晚上，那个地段偶尔会发生争执——有时是摊主和顾客发生争吵，但更常见的则是摊主之间的争吵，因为他们在拥挤的人行道上一般都有各自的经营地块。到了傍晚，人行道上十分拥挤，像张先生这样的烧烤摊儿遇到生意好的时候能够挣到五十块钱的净利润。他头一年在深圳卖过羊肉串，但他后来回了涪陵，因为这边的管理费用要低得多。
我曾经见过经营烧烤的两个年轻女子发生了一次恶性争吵，一开始是互相对骂，接着抓扯头发，继而愈发暴力十足，直至最后高声吼叫，在人群围观之下互相撕扯对方的衣服。奇怪的是，这两个女子都跟各自的丈夫或者男友——我猜想是这样——经营着烧烤摊，但两个大男人在两个女人争吵的过程中站在那里不为所动。他们看上去很是尴尬，也可能是吓傻了，其中一个男人专心致志地照看着烧烤摊，不住地扇动炭火，仿佛身边不曾有事情发生似的。另外一个男人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观望。最终，张先生介入进来，平息了那一场争吵，但其中一个女子的衣服早已被撕了个粉碎，穿着胸罩在那里不停地叫骂、吐着口水，随即才有人把她拉进了屋。她进屋之后，她的丈夫仍旧一言不发地照料着烧烤摊。
那样的争吵并不常见，他们这些人在傍晚时分多半能够和平相处，谁有难处都会彼此帮扶一把。高笋塘的这种氛围我很喜欢——这多少有点社区的味道，张先生是中心人物，我认识了他，也就跟其他摊主慢慢熟悉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十岁的擦鞋女孩，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她读到小学就半途而废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我会把皮鞋穿到城里让人擦一擦，有时候我也琢磨，完全可以把这份业务交给这个小女孩来做。但有时到了傍晚时分，我又觉得让一个辍学的十岁小女孩替你擦皮鞋是一件十分难受的事情，于是我仍由其他人替我擦鞋。跟我在涪陵遇到的很多事情一样，这件事情令我十分矛盾，我不知道怎么做才算恰当。
春节就要结束的一个晚上，我来到张先生的烧烤摊上要了五串羊肉串，他跟往常一样招呼我坐到了凳子上。其他几个摊主围过来跟我闲聊起来，几个路人也停下脚步对着我这个外国人围观。
不多一会儿，围观的人群就散去了。我吃完羊肉串，坐在那里看《重庆晚报》。我感觉到有一个人走了过来，凑上前来对着我的脸大声叫道：“哈——罗——！”那一阵叫喊声非常之大，叫完之后他就大笑了起来。我一直没有抬头看他——对他这样的人，我完全不必理会。
我感觉到他退后了一步，于是我以为他就要走了。一般而言，对骚扰我的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置之不理。但过了一阵，他又回来了，在张先生的烧烤摊上抓了一根香肠。他一边把那根香肠从报缝里推到我的脸上，一边大声叫着：“吃！吃！吃！”
在涪陵，有两件事情尤其容易煽起我的怒火。其中之一是身体上的冒犯——受到别人的推挤、抓扯，或者粗鲁地从旁推搡而过。另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拿我当动物看待，他们以为外国人领悟力低下，说不来汉语，从而在外国人面前低声咕哝或者指手画脚。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香肠，轻而易举就触动了这两根敏感的神经，我积习已久的消极被动顿时烟消云散。
我一下子站起身来，挥手打掉了他拿在手里的香肠。那人三十好几，个子矮小，顿时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我跨前一步。“为啥子要骚扰我？”我问道。他一下子结巴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伸出一只手，放到他头顶的位置上，然后平着抽了回来。他只够到我的下巴。
“你个子比我小很多，”我说道，“不应该骚扰比你个子大的人。下次再敢骚扰我的话，我会好好修理你。”
他又退后一步，我便坐了下来。围观的人全都默不作声。我把这个人好好地打量了一番，才觉得麻烦来了。他的眼里露着卑琐的神态，明显是个穷人。但他还是鼓起了勇气。
“我有朋友比你个子大，”他说道。
“我倒是想会一会他们，”我回敬道。
“他们就在这条街上。”
“去把你的朋友叫来吧，”我说道，“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去——快滚。”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侮辱用语，有围观者哄堂大笑起来。那小个子一动不动。
他带着怒气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明白。张先生走了过来，我问这个人是不是他的朋友。
“不是，”张先生回答道，“他是个擦鞋的，没有文化。你不要去惹他。”
“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幺不到台，”我说道。在四川，这样问一个人算个什么小玩意儿也是一句尽人皆知的侮辱用语。我本来不应该进一步激怒他的，但不知何故，我就是停不下来。理智地看待这样的场面，会觉得非常滑稽——参与争吵的大个子体重才一百二十多斤，而身高仅一米五的小个子还在威胁着要去找他的大个子朋友来帮忙。
然而，在我与他的冲突之间，存在着某种严肃的东西。我已经明白过来，对我们双方而言，事情不仅仅是你骂一句我骂一句那么简单。这个人非常可怜，从我的悠闲神态中，他分明看到了金钱与由此产生的蔑视。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我早已今非昔比，从他的小肚鸡肠中，我看到了我在涪陵所面临的最深切的仇恨和恐惧。真是不幸得很，这两样敏感的东西碰在了一起。但麻烦事既然都已经开了头，我也不愿意就此退让。“去吧，小朋友，”我说道，“去把你的大朋友找来。”
围观的人群又发出一阵笑声，这让他更加恼怒。张先生很是着急，要那个人赶紧离开，但他待在那里就是不走。他站在两三米远的地方，对我怒目相向。
我转身找到张先生，仿佛没事儿一般跟他聊了起来。过了一阵，围观的人纷纷干起了各自的事情。那小个子仍旧站在那里，对我怒目而视。其中一个经营火锅的女子把手里的男婴交给我，跟我闲聊了起来。那个十岁的擦鞋女也走过来看看我手里的男婴，她回去的时候对着那个人羞辱了一番。
“神经病！”她对着他大声说道。“神经病！神经病！不要去惹外国人！”
我看了看那小个子，只见他变得愈加愤怒了。一方面是因为小女孩奚落了他，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其他人对我关怀备至——又是给我让座，又是把婴儿交给我抱——惹恼了他。我开始有点同情他，他一个人经营着擦鞋摊，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奔忙，偏偏有个外国人拿着不菲的薪水，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吃着美味的烧烤，又跟周围的人聊得火热。
他又说了些什么。他刚才一直在思虑的东西此时在他的眼里化成了一连串的仇恨。
“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他大声说道，“为什么要让这样的外国人来我们国家？你们看看，他好粗鲁，竟然那样侮辱我。我们这里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
我至此方才明白，我差不多正适合他发泄所有的恨意。我并不想跟他打架，可他如果胆敢动我一下，我一定会奋起还击。他所愤恨的对象是谁，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因为那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在四川一年半的生活给我带来的变化，就是在很多情况下我变得比原来更加耐心和忍让。但还有一个方面的变化，那就是如果有人以此得寸进尺，我会变得更缺乏耐心和忍让。我对着围观的人们说道。
“你们中国人也不需要这样的中国人吧，”我说道，“这样的人只会败坏你们的名声。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中国人基本上都像你们这样友善。但我也会对美国人说，也有这样的人，他仇恨外国人。这样的人十分粗鲁，无缘无故地骚扰我。麻烦就是他惹起的。”
除了我的说话声，围观的人鸦雀无声，如此静默的场面令我有些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很愤怒，但我得压制住我的感情才能语气平和地说出话来。“小朋友，是你先来惹我的，”我说道，“我早就叫你住手。如果你想找麻烦，那我就给你找点麻烦吧。来吧，小朋友，过来。”
那个人往前跨了一步，张先生站到了我们的中间。经营火锅的女子也对他一阵吼叫：“人家那个外国人是个老师！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你怎么可以那样对他呢？”十分明显，谁都不支持那小个子男人。眼看孤立无援，他只好另作计谋。他的大个子朋友并没有现身。他在自己的擦鞋摊跟前坐了下来，远远地瞪着我。
我很想起身离开，但我明白，我应该再等等，好让大家都看得出来，我并没有被吓着。我跟周围的人闲聊了一阵，又看了一会儿报纸。空气依然十分紧张，我看得出来，大家都在观望着，看那小个子男人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起来。令我高兴的是，高笋塘的人喜欢我，愿意维护我。但我觉得，我太冷酷太小气，而这完全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令我自觉十分尴尬，我在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我竟为了一点点理由非要跟这个四川擦鞋匠争个你输我赢，直至当地人说他没有文化方才罢休。我知道，他的骚扰并不针对我本人。我还觉得，我应该对他充满同情，因为他对我的刻薄来自其他的压力。
然而，在涪陵生活了一年半的时间之后，我已经无法抵挡我心头的怨恨之情。我可以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我可以考虑我一生享有的种种优待。可一到大街上，这一切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样的地方过日子，其中的陌生和压力注定会改变你，而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变得坚如磐石了。实际上，我也不敢完全肯定他说的就是一句错话：也许涪陵人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呢。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助长了这样的外国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病之人。
我不知道那小个子此时在想些什么。他坐在自己的擦鞋摊前，依旧直视着我。没有一个人坐下来请他擦鞋。过了一阵，开始下起雨来。
“我得走了，”我对张先生说道。
“你得注意钱包，”他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小个子那边点了点头。
“没事儿，”我说道。我向他表示了感谢，然后就离开了。我故意从小个子的擦鞋摊前走了过去。他什么也没有做。我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土地
现在有了一种新式的插秧方法，插旗山上差不多一半的农民都在采用这种方法。以往，秧苗要用手工一行一行地移栽，但很多农民现在都在学“抛秧”——也就是把秧苗抛撒出去。
先把种子培植在塑料育苗盘里，每个育苗盘可以培植五百粒种子。到了移栽的时候，每一株秧苗的根部都带上了一小块泥土，这样的秧苗一抛撒出去，就会借助小土块的重力沉入田中的稀泥。抛秧比较省时——因为农民们可以站在田埂上抛秧，而不必一株株手工栽插。
半山腰上有一个人，他采用这种技术已经有两年了。他昨天已经抛完了全部秧苗，今天正行走在稻田里，把那些从稀泥中脱落的秧苗扶正。他今年三十五岁，蓄着八字胡，腿上沾满了泥浆。他蓝色的裤腰上别了个粗劣的传呼机。他总共有一亩半土地，但比山上农民的人均土地还是多了一些。
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农民一样，数字在这里十分重要。在他的四块土地之中，这一块稻田的面积是两百平方米。这位农民估算了一下，这一块稻田需要十二个育苗盘，也就是六千株秧苗。这么多秧苗的产量大约是三百斤水稻，可以卖到三百元钱。
附近一座农舍的街檐坎上，一个小女孩正坐在桌子旁写家庭作业。小女孩的身后，是涪陵这座城市，橘红色的太阳即将消失在灰色的楼房后面。农舍边上，两个年轻人正在给一块刚平整好的稻田抛秧。他们一边说笑，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秧苗朝各个方向抛撒出去。尽管他们说至少可以进城去建筑工地上找活儿干——这比擦鞋和当棒棒军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还是对生活在农村埋怨不停。“只有住得很偏的农民进城才干这些活儿，”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们住在城边上的农民是不会干这些活儿的。”
当我要求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工厂工人的生活做一番比较时，他认真地想了一下。
“农民，工人，”他说道，“都没有区别，工作都不好做。”
太阳烤得让人难受。过去两个星期只下了一场雨，干旱的势头正在逐渐显现。玉米苗已经长到了六十厘米高，由于烈日的炙烤，它根部的土壤已经干成了齑粉。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这样奇怪的气候，人们把它归咎为厄尔尼诺现象。但这里的农民们不知道厄尔尼诺现象为何物，他们对这样的高温天气自有一套理由。根据中国传统的农历历法，每四个年头就要多出一个月来——有时候多出来的是9月，有时候多出来的又是2月。今年多出来的这一个月是5月。只要多出来的是5月，你就可以预计，春旱之后会是洪水多发的夏季。古往今来，一直如此，农民们因此对于当下的高温和干旱毫不为奇。在乡下，人们到处都在无声地埋怨，今年多出来的是一个5月。
小麦已经收割了一大半。上周末下了一场雨，等土干了之后，农民们把插旗山上所有的庄稼差不多都收完了。这些庄稼全都是农民们用短镰刀收割完的。麦秆要在靠近泥土的高度割断，只剩下一茬茬麦桩子，等到下一季播种的时候，这些麦桩子才会被翻犁埋进土里。
小麦收割之后，山峦的纹理有了细微的变化。上一个星期，山坡上还密布着黄澄澄的小麦苗。到了现在，所有的田地都裸露在那里。玉米苗即将把这些裸露的土地填满，移栽的秧苗也将会在稻田的淤泥里越长越浓密。过不了多久，靠近山脚的山坡就会铺上一层翠绿色的毯子。
农民们正在自家的街檐坎用棍子击打小麦垛子。这种活计发出的声音——有规律的嗖—嗖—嗖——在乡村里四处回荡。稻田里有蛙鸣声，小水塘里的鸭子呱呱乱叫，微风吹拂着正在生长的玉米苗发出一阵阵沙沙声。
南边的山腰上，有人正在一块狭长的田地里忙收割，人们把麦秸堆成垛，再用麦秆捆成捆。一捆麦秸重达四十多斤，需要挑到淋不着雨的地方。一个年轻人手拿一根结实的长担子，一头刺进了麦捆的中间，挑到肩上。随即，他借着麦捆的重量把担子的另一头深深地扎进另一个麦捆。然后，他挑起两个麦捆，在肩上调整了一下平衡。他的脚步很快，姿态轻盈地往家里走去。
过了六天，割了麦子的田地就变得认不出原样了。水早已灌满，稻秧也早已插上，宛如被淹没的野草，只剩个嫩绿的秧尖儿挺出水面。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块麦田就变成了稻田。
稻田里有一个人，正在用手栽插着一株株秧苗。他把袖子和裤管都卷得高高的。干活儿的时候，他把腰弯得很低，一点一点地往后移动。稻秧在水田里一行行地铺展开来。这个农民不相信所谓的“抛秧”，他完全采用手工的方式栽插秧苗。
整座山上都在侍弄水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多数都已插上了秧苗，但刚收了麦子的稻田侍弄得稍微晚一点。顺着山坡往下，有几个农民还正在犁田。在比较陡峭的坡上，无法种植水稻，农民们连麦子都还没有收割完毕。与此同时，农民们还在给玉米锄草，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些玉米也就长得差不多了。目前，这些玉米秆还没有长出顶穗，但差不多也长到了一人的高度。
今天，天气凉爽，轻雾弥漫，阳光在傍晚时分穿透了云层。西边的群山之间，流淌的长江宛如一条银色的链子。河面依然很低，因为上个月一直干旱未雨。不过，在闰5月的年头里，春季往往都是这样。即便正在插秧，正在收割小麦，正在给玉米锄草，农民们仍旧在盼望着夏季的大雨来临，他们知道这迟早要来。
就要下雨了。河谷之上，沉闷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黑云聚了过来，白山坪那边隐隐响起了闷雷声。
今天晚上的雨不会下得很大，但等到月底的时候，大雨会连续下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并且会一直持续到7月底。到了8月，倾盆大雨还是不会结束。河水会暴涨狂奔。在东边，长江奔出三峡大峡谷，一泻进入华中平原，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超过六千四百万公顷的耕地将会被洪水淹没，死亡人数将会达到三千六百五十六人。因为闰5月，这一切注定会发生。对于这个多灾多难的夏季，插旗山上的农民们觉得不足为奇。
然而，现在——就在这些湿漉漉的稻田里，覆盖着层层黑云的稻田里——仍然还是春天。在这座生机盎然的山坡上，它的纹理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玉米已经长到了近两米高，就快要开始成熟了。玉米秆依然保持着春天的绿色，但它的花穗已经变成了粉色。在密植的农田里，这些粉色的花穗淡淡地点缀着墨绿色的玉米地。
稻秧已经长到了齐腰的高度，长长的叶子犹如沼泽里疯长的水草。稻田里的水降到了两三厘米的深度，被墨绿色的稻叶遮了个严严实实。远远望去，这一片稻田舒展平缓，仿若一块草坪刚被修剪过。
插旗山上的每一个季节都十分美丽，但在这个因为闰5月而被拉长的春季最为美丽。此时此刻——玉米即将成熟，水稻正在生长——则是最美的季节里最为美丽的日子。到了下个月，玉米会被收割掉，稻田将会变成一片鹅黄。但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变化为时尚早。一切都美到了极点：山坡上的纹理犹如名画佳作那样色彩均衡——狭长的稻田有如平缓的运笔，高低起伏的玉米地好似几种色彩的混合搭配。置身这样的乡野，很容易就让人忘记了世间万物都在生长变化着，很容易就让人忘记了这样的美景不会长久。这就像农民们正在无忧无虑地等待着雨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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