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世界是充满压力和陌生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寻求亲爱之人的亲密安抚。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可能没有回应我们的渴望；无论是出于冷漠或者忙于现代生计的复杂情况，我们都会身处危险的困境，缺乏身体接触的基本安抚功能。由于心态畸形者的道德说教，我们的亲人可能会抑制自己的亲密行为，情不自禁地接受卫道士的观点：即使在最亲的亲人之间，享受亲密行为也是罪过，是邪恶；如果这样，我们对亲密接触的渴望就得不到满足，我们就感到孤独。然而，人类是富于创造才能的物种，如果我们被剥夺了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创造精神很快就能驱使我们去找到替代手段。

        如果我们在家里得不到爱，我们就到外面去寻找爱。被冷待的妻子会找情人，丈夫也会找情人，身体亲密行为将重新绽放。不幸的是，这样的替代办法并非总是能增进家人那点残存的亲热，反而会与仅存的温情争夺地盘，而且最终可能取代家庭的温馨，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损害。破坏力较小的一种选择是上一章介绍的专业人士经特许的身体触摸。专业人士的触摸有一个好处：它们不会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展开竞争。只要遵守严格的业务操守，按摩师的亲密接触就不能作为离婚的理由。然而，即使是专业的按摩师，无论其公开的借口多么有理，她心理上都是成人，必然被视为潜在的性威胁。“看见”的威胁很少被公开谈起，一般只在玩笑中提起。相反，倒是社会在努力，对这类专业人士的亲密接触的性质和环境强加越来越多的限制。首先，社会很少公开承认这种亲密接触。跳舞不是为了去触摸，而是去“寻求乐趣”；看医生是为了治病，而不是去寻求安抚；理发是为了给发式定型，而不是让理发师抚摸头部。当然，这些公开的功能全都有道理，也很重要。必须要有这些功能去掩盖同时发生的另一种现象：寻求友好的身体接触。一旦公开宣示的功能不再重要，未得到满足的隐蔽需求就暴露无遗，所以我们必须提出一些基本问题，以拷问我们的生活方式并要求作出答复，不要等待被迫考虑这些答案的被动局面。

        然而，无意之间，我们都意识到我们在玩游戏，所以我们间接地束缚那些能抚摸我们的双手。我们用常规和行为准则去减轻我们的性担心。我们一般不说为什么。我们直截了当地接受优雅礼仪的抽象规则，彼此告诫，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或“不妥当”的。用手指头指人是粗鲁的，用手触摸人就更粗鲁了；显露感情是不礼貌的。

        那么，我们转向什么去求解呢？答案既温柔又可爱，就像你膝头的小猫咪。于是，我们就转向其他动物。如果亲近者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与陌生者的亲密接触太危险，我们就可以到附近的宠物店，花一小笔钱，买到宠物的亲密接触。宠物纯真，不会带来问题，不会提问题。它们舔我们的手，在我们的腿上摩挲，蜷成一团睡在我们的腿边，它们用鼻子来嗅我们。我们可以摩挲它们，抚摸它们，拍拍它们，像抱婴儿一样抱抱它们，挠挠它们的耳根，甚至亲吻它们。

        如果个人与宠物的亲热看起来微不足道，那就请看喂养宠物的规模。在美国，每年花在宠物身上的钱多达50亿美元。英国人每年花在宠物身上的钱也多达1亿英镑。德国（联邦德国）人花的钱则多达6亿马克。几年前，法国人每年花的钱就多达1.25亿新法郎，近年估计的金额已经翻了一番。这样的数字不能用微不足道来形容。

        最重要的宠物是猫和狗。美国有9000万只猫和狗，每小时出生的小猫小狗多达1万只；法国有1600万只狗；德国（联邦德国）有800万只狗；英国有500万只狗。猫的准确数字没有统计，但猫的数量肯定和狗一样多，可能还要多一些。

        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大概可以说，这四个国家里的狗和猫大约有1.5亿只。再做一个估计，假定这些宠物的主人平均每天抚摸、拍打或拥抱3次，那每年和宠物的亲密动作就是1000次。把这些数字加起来，他们每年和宠物的亲密接触就是150亿次。这个数字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这个数字代表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与宠物的亲密接触，而不是和自己同胞的亲密接触，而这两种宠物却是食肉动物。如此看来，与宠物亲热的现象就不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了。

        如上所见，我们拥抱时拍拍背，我们抚弄恋人或孩子的头发，抚摸他们的肌肤。但显而易见，我们得到的亲密接触并不够，我们和宠物的亿万次亲密接触就是很好的证据。我们与人的接触因文化局限而受阻，于是，我们就把亲密行为转向逗人喜欢的宠物，它们是我们表示爱的亲密行为的替代品。

        这一情况受到有些人的猛烈批判。一位作家称之为“宠物癖”，谴责它反映了现代生活的堕落，认为文明人的亲密交往失败了。批评者尤其强调，用在防止虐待动物身上的钱超过了防止虐待儿童的钱。爱宠物者对批评者的回答被斥为不合逻辑的、虚伪的。有人认为，养宠物有助于我们了解动物的生活方式，但这一观点被认为是荒唐的，因为我们与宠物的关系似乎全都是让动物模拟人的形象。它们被“改良”为人的样子，被当作毛茸茸的人，根本就不被当作真正的动物。有人说，动物纯真而无助，需要我们的帮助。批评者认为，在婴儿受虐待、农夫遭重创的时代，这个观点是非常片面的。我们容忍100万孩子在战争中被屠杀或受伤，同时却为宠物猫和宠物狗提供专业的呵护，一旦需要就立即送宠物医院——在我们这个开明的时代，我们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在20世纪，我们特许我们的男人在战争中杀害1亿同类，同时却花掉越来越多的数以亿万计的金钱去塞饱宠物的肚子，让它们过养尊处优的生活——这样的对比作何解释呢？总之，我们更善待其他动物，而不是自己的同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些诘问很有力，不能轻率地置之不理，但它们有一个重大的瑕疵。简单地说，我们的回答古今如一：不能矫枉过正。毫无疑问，呵护宠物、漠视儿童是可怕的错误，极端情况下，这种令人发指的罪孽确有发生。但把这种错误用作反对抚弄宠物的根据，那就是愚蠢的看法。即使在极端情况下，宠物是否能“偷走”孩子应该得到的宠爱，那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由于神经症，孩子没有得到父母的爱，那么，如果不养宠物，这种情况就能得到改善吗？这也是令人生疑的。几乎在一切情况下，宠物都是另一个亲密行为的源头，或者是缺乏亲密行为时的替代物。如果硬说，对动物的呵护比较多必然导致对人的关爱比较少，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假定一种怪病明天使一切宠物灭绝，从而有效地清除了它们和主人之间的数以百万计的亲密接触动作，那么，那一切关爱行为向何处去呢？我们是否会重新定向，把那些关爱转向同伴身上呢？遗憾的是，回答是未必。唯一的后果是，千百万孤独的人就会失去一种重要形式的温馨的身体接触；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孤独的人得不到真正的亲切关怀。习惯与宠物猫朝夕相处的老太太不会把对猫咪的抚摸转移到邮递员的身上；习惯拍拍宠物狗的男人不太可能把他对狗狗的抚摸转移到十几岁儿子的身上。

        诚然，在理想社会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替代物，也不需要为我们的亲密行为增加释放的渠道。但如果因此而建议禁止养宠物，那就是治标不治本。即使在理想的充满爱意、亲密行为不受约束的社会里，我们大概总是能留下很多时间和宠物亲热，那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亲密接触，而是因为它们能增加我们的生活乐趣，而且，宠物不会与我们争夺亲密的人际关系。

        最后，我们为捍卫宠物而再进一言。如果我们能对宠物温情相待，那至少说明，我们能够表达这样的温情。但反驳的人说，即使集中营里的长官也善待他们的狼犬，这又能证明什么呢？简单的回答是，即使最残忍的人也能够表现出某种温情。固然，他们同时又冷酷无情、凶狠残忍，深深伤害我们，其残暴更令人恐怖；但这样的两重性不能使我们对事实视而不见。它使我们经常想起，人这种动物在没有被扭曲的情况下，在没有表现出“文明的野蛮行为”这种矛盾之前，富有天然的温柔和亲密的伟大潜力，这是我们的根本天性。目睹宠物主人和宠物之间温情、友好的触摸，这使我们想起，人本质上是富有爱心和亲情的动物——即使这一点也足以给我们宝贵的教益。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再学习的教益，在这个日益冷漠无情的世界里，这个教益尤其重要。当人在压力下变得残忍时，我们正需要搜集一切证据证明：这不是必然的结果。换言之，残忍并不是人的自然天性。如果我们爱宠物的能力证明了人爱心的一个方面，那么，善意的批评家对人的残忍发起抨击前，就必须要三思，无论爱宠物的观点从某些角度看是多么没有道理。

        那么，人和动物之间的亲密接触本身是什么性质呢？比如，为什么我们拍拍狗、摸摸猫，却很少摸摸狗、拍拍猫？为什么一种动物吸引我们的是一种亲密接触，另一种动物吸引的是另一种亲密接触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看看这些动物的身体结构特征。当然，它们作为宠物的角色是人的替身，它们的身体就是人体的替身。然而，它们的身体结构特征却大不相同。狗腿僵硬，不可能拥抱我们；而我们不可能张开双臂去拥抱猫。即使最大的猫也不会比婴儿大，其身子柔软，又有弹性，我们可以相应地调整搂抱猫的动作。

        先说狗。作为我们可爱的伙伴，我们需要拥抱它，但它僵硬的双腿使我们难以拥抱它，所以我们就从拥抱—拍背的符号动作中抽取出拍打的要素，直接用于对狗的亲密行为。我们伸手去拍它的背、头部或腰腹部。体形硕大的狗背部宽大而结实，是我们拍打人背部的理想替代物。

        猫的情况截然不同。它体形较小，身段柔软，不是拍打人背部的理想替代物。其柔软如丝的体毛摸起来就像人的头发。因为我们抚弄心上人的头发，自然我们就倾向于抚摸猫的长毛。正如狗身是人背的理想替身一样，猫身就是人发的理想替身。实际上，我们经常把猫的整个身子当作蓄长发的人头。

        把这一观点略作延伸，就可以认为，拍打是我们对一切犬科动物自然而然的亲密动作，而抚摸是我们对一切猫科动物典型的亲密动作；不过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我们的动作与狗和猫典型的体形有很大关系。凡是亲密接触过驯化后的猎豹、狮子或老虎，有过奇异体会的人都很清楚，我们与它们亲密接触的动作模式各有不同。虽然它们都是真正的猫科动物，但它们的背部宽大、结实，使我们联想到的是家犬而不是家猫。和典型的家犬一样，这三种“大猫”的毛又粗又硬。结果，我们就拍打它们，而不是抚摸它们。与此相比，小型的长毛狮子狗体毛长，所以我们就像对猫那样抚摸和拥抱它们了。

        沿着体型大小的阶梯往上走，我们看到，喜欢马的人也用拍打的亲密动作，但拍打的方式有一点微妙的变化。拍打动作的起源地是人的背部，人背是垂直的，而马的背部是水平的，所以它作为人背的替代物就不太令人满意。但马的脖子就弥补了这一缺憾，其高度合适，而且也是一个理想的垂直平面，人拍马的动作大多数是在这个部位进行的。在这方面，马胜于狗，因为狗的脖子太短，不便于拍打。此外，马的身高使其头部成为亲密动作的理想之地。相反，狗的头部位置低，若要拍打，我们就得降低身体的位置，或把狗抱起来。我们看见，许多爱马人把头贴在马的脖子上或脸上，拥抱或拍打马的脖子或头部。

        对许多人来说，宠物不仅是一般同伴的替代物，而且是孩子的替身。在这里，动物的体形大小成为重要问题。家猫没有问题，但典型的家犬太大，所以一些品种的家犬要经过选育来逐渐减小，直到使之和婴儿一样大。这样，小型家犬就和家兔或猴子一样大，我们可以一把揽在怀里，假性的父母抱着宠物时不会太吃力。就宠物而言，这是主人和它们身体接触的最流行的形式。对大量主人抱宠物的照片所作的分析显示，类似抱婴儿的姿势最常见，占50%；拍打动作紧随其后，占11%；再往后是一只手臂的半抱姿势，占7%；紧随其后是面颊贴宠物的身子，一般是贴宠物的颈部；另一个频率相当惊人的亲密动作是嘴对嘴的亲吻，占5%，亲吻的动物从虎皮鹦鹉到鲸鱼，种类不少。你可能认为，鲸鱼或许不太适合与人亲吻。如果亚哈船长听说一位小姑娘亲吻鲸鱼嘴巴的故事，他肯定会大吃一惊，但近年海洋馆展示的趋势改变了这一观念。驯化的鲸鱼及其体形较小的近亲海豚都是人们最喜欢亲吻的动物；而且，由于它们的吻部圆润、额部隆起，头部就像婴儿头，所以当它们从水池边伸出貌似微笑的脸时，人们就禁不住很想抚摸、挠挠和拥抱它们。

        经过人手驯化的鸟类比如普通鹦鹉、虎皮鹦鹉和鸽子，常常被人捧起来在面颊上贴一贴，以接触它们柔软而光滑的羽毛。用嘴对嘴的方式给它们喂食使亲密行为更加亲密。由于这些鸟儿小巧，拥抱和拍打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抚摸的亲密动作也仅限于手指头的抚摸和在它们“耳朵背后”的挠挠了。

        偏离进化的阶梯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亲密动作的可能性迅速减少。大多数人觉得，爬行类、两栖动物、鱼类和昆虫是最不值得触摸的。乌龟的龟甲光滑，偶尔拍一拍还可以，但它身披鳞甲的近亲就没有值得我们友好触摸的属性。也许，唯一可说的例外是身子可以收缩的巨蛇。比如，经过驯化的蟒蛇可以给主人提供猫和狗不可能提供的亲密动作，它可以缠在主人的身上。强大的蛇身盘卷在人体上，时收时送，那波动的肋骨，那闪烁的舌头在人身上“亲吻”，给人的感觉妙不可言。但巨蛇的进食习惯使之难以喂养，由于它们曾大闹伊甸园而臭名昭著，所以它们从来就不曾广受欢迎，难以成为我们亲密接触的动物。即使最渴望拥抱的人也不喜欢蛇，比巨蛇体形小的毒蛇就更不受欢迎了。

        如果我们出于谨慎不把人触摸鲑鱼的动作当作亲密接触，那就可以说，人触摸鱼的现象并不存在。也许，唯一的例外是人工饲养的大鲤鱼跃出水面乞食时和我们吻手的情况。它们能在池塘边跃出水面，张大嘴巴觅食；它们甚至可以引诱飞过的小鸟来亲密接触。有一张异乎寻常的照片显示，一只小鸟衔着美味的昆虫准备回巢喂嗷嗷待哺的幼雏，可她竟然禁不住诱惑，停下来看大鲤鱼那张大的嘴巴，而且禁不住把鸟喙里那宝贵的昆虫送进了鲤鱼的嘴巴。如果鸟儿被吸引而且作出了这种完全不自然的身体接触，那么观鱼者禁不住给张嘴的大鲤鱼喂食，摸一摸那张嘴，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此，我们只考虑了友善的、父母般的亲密行为，然而一些人与动物的接触不止于此，甚至发展到完全的性交。这些案例罕见，但其历史却相当悠久，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就零星可见这样的现象。人与兽交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男人与动物（一般是农场家畜）的兽交；一种是利用在场的动物“手淫”。“手淫”时，比较自然的趋势是让动物舔舐人的阴茎或阴蒂，以达到性高潮。这种变态的亲密接触竟然会发生，说明在人类社会里，异化感和亲密接触挫折感是多么严重。然而，如果我们牢记，在现代文化里，宠物主人和宠物之间拥抱、亲吻和抚摸的亲密行为动辄以亿万计，那么，这种少量的畸形接触偶尔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介绍人与动物身体接触的过程中，我们迄今只提到宠物和农家动物；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人与动物的互动值得一提。受人控制的动物不仅仅见于住宅和农场，还见于动物园和实验室。在这两个地方，人与动物的接触也时常发生，但这样的互动并非总是得到普遍的赞同。

        动物园的游人不仅想要看看笼中的动物，他们还想摸一摸动物。触摸动物的冲动非常强烈，以至于给动物园的管理人员造成许多隐患。动物园急救站的记录就是证明。扭伤脚踝、割破手指去求医的情况与被动物咬伤手、抓破脸去急救的事故，数量上大致相当。有时，急于抚摸动物的游人受到的伤害很严重，但这些事故很少是管理粗心造成的。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事故的原因。一位妇女跑到急救站，怀里抱着哭叫的孩子，他的手被咬伤了。经大夫询问，事情是这样的：孩子反复吵闹着要摸那只成年的雄性大猩猩。妈妈答应他，吃力地把他举起来越过防护栏，不顾那块“动物危险，可能伤人”的警示牌；她把孩子往前塞，使他能够把手伸过那块防弹玻璃的屏障，硬是把手伸进了笼子里。大猩猩误解了这友善的举动，立即咬那只伸进来的手。女子不但不悔悟，反而气势汹汹地提出抗议，使负责人哭笑不得。

        第二个例子是“摸老虎”的闹剧。一位老先生多次翻越铁栏杆，进入动物园的大型猫科动物的笼舍，他要去抚摸一只雌虎。被请出来时，他总要抗议，如此反复多次，直到他拼命跳过栏杆，摔断一条腿，不得不住院躺病床。在他住院期间，那只雌虎被送到另一家动物园去配种繁殖。康复出院后，老先生直奔动物园的虎笼，发现里面是一只陌生的豹子时，他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跑到动物园办公室，质问负责人把他的“妻子”藏到哪里去了。起初，对这种离奇的指责，动物园负责人大吃一惊；经过一番询问才知道，这位可怜的老先生最近失去了妻子这个终身伴侣，他把对妻子的感情迁移到雌虎身上了。他觉得，雌虎成了刚去世的爱妻的象征，所以，即使冒生命危险，他也想与新形式的“妻子”继续维持亲密接触，看来，这是他发乎自然的渴望。

        这两个例子似乎很离奇，但值得记住的是，它们是极端的行为；在比较适中的层次上，不那么严重的事故大量发生，世界各地，天天如此。无论是由于个人悲剧的原因或文化禁忌，当触摸他人的欲望被堵塞时，无论会产生什么后果，这种欲望几乎总是要顽强地找到表现的出路。在这里，你禁不住会想到那些可怜的所谓儿童骚扰案。嫌疑人不能和成人充分交往，于是就转向儿童，因为儿童浑然不知成人禁忌里的严格规定。他们需要的常常是温情、友好的亲密接触，但严惩他们的呼声很高，他们的行为就必然被解释为有性的动机了。性动机当然是可能的，但绝非必然，许多没有歹意的老人常常受到严惩。毋庸讳言，这些案例里的儿童也成为受害者，但他们不是由于骚扰而吃尽苦头，因为即使真的性骚扰他们也不太懂，而是由于父母的惊恐，由于法庭审理后留下的心理创伤，庭审使他们受到羞辱。

        回头再说动物。离开动物园，我们来到人与动物接触的第四种范畴，即科学界存在的人与动物的接触。在医学研究过程中，每年饲养和杀死的动物数以百万计，研究者和实验动物的关系就成了激烈争论的话题。科学家认为，人与动物在这里的互动完全是客观的。他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与动物互动时没有情感的纽带，没有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也不存在爱或恨的关系。他的决定很简单：如果牺牲实验动物能减少人类的苦难，他就别无选择。他尽力避免，但无法避免；他反对把动物的生命拔高到胜过人的高度。要言之，这就是他陈述的情况，但常常有人予以激烈的反驳。

        反对者很多，萧伯纳的话是一般人反对态度的典型代表：“如果你不折磨狗就得不到知识，那么你必须舍弃这样的知识。”另一种比较温和的观点是，许多动物实验无的放矢，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实验结果是不值得的，它们只满足了学术界毫无意义的好奇心。令人吃惊的是，伟大的达尔文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在致一位动物学家的信中，他说道：“如果用动物所做的生理学实验是真正的研究，那是有道理的，但为了纯粹可憎又可恶的好奇心去进行实验，却是毫无道理的。”不久前，一位令人尊敬的实验心理学家指出：“过分的行为主义和机械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许多实验里明显的冷漠，许多用低等动物的实验常常无的放矢、没有价值。”

        确实，20世纪以来，经特许而进行的动物实验每年都在激增。在英国，1910年的实验是9.5万种；1945年激增到100万种；1969年又跳到550万种，这一年参与实验的机构多达600个。动物实验的庞大规模引起了政界的议论。1971年，一位英国议员抗议道：“我知道，动物实验的目的是保护人的生命，但如果在前进的过程中采用如此严重道德堕落的方式去搞实验，我就不得不问，这样的人类是否值得保护。”

        对大规模动物实验的诸如此类的批评里，有两个明显不同的成分，区别这两个成分意义重大。首先是极端的人兽同性论，认为动物是象征性的人，无论目的何在，都不应该使动物痛苦。其次是人道主义的成分，认为动物与人类似，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他们不想给动物造成不必要的痛苦。第二种人认为，一定程度的痛苦是必要的，但有一个前提：痛苦要限定在绝对的最低限度，而且研究直接瞄准的目标是减少更大的痛苦。

        实验科学家用以下方式回答以上两种批评。对第一种批评，他说：“把你的话说给畸形胎儿的母亲听吧。”如果做了更多的动物实验，她本来是可以生正常孩子的。他还可能回答说：“把你的话说给孩子死于白喉的母亲听吧。”就在几年前，每年死于白喉的儿童数以千计，而由于活体动物实验，一种疫苗被开发出来，白喉就绝迹了。科学家还可能说：“你可以问问小儿麻痹症儿童的妈妈，如果牺牲一只实验动物就能够生产三剂疫苗，并拯救她的孩子，你看看她有何感受。”

        换句话说，那些反对动物活体解剖的主张实际上是说，宁要让一个孩子死亡，也不愿意让活体动物受罪。固然，这反映了它们对动物福利的关心，令人钦佩；同时，它又反映了对儿童的冷漠，令人吃惊。这种动物优先、将其置于人之上的态度又使我们想起养宠物的情况，但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就养宠物而言，你可以对人和动物都友善，对人的友善并不排除对动物的友善，所以，反对宠物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但动物实验却是另一种情况，为了对儿童仁慈，遗憾的是，你未必能同时对动物仁慈。我们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我们被迫作出一个令人不快的决策。

        对第二种比较温和的批评者，实验科学家的回答是：“我同意你的意见；动物的痛苦必须要减到最低限度，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近年来，科学家们作了大量详细的研究，结果，实验动物的数量大大减少，动物的痛苦也减到最低限度，尽可能用其他方式取代实验动物。以此为基础，我们有望每年稳步减少实验动物死亡的数字。然而，从我刚才引用的数字可见，情况并非如此。实验科学家对此的回答是，实验动物数字未减少并不等于说，他们使用了更浪费动物生命的实验方法，而是因为研究计划日益增加，为减轻人类痛苦的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科学家还指出，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之一是，我们不可能把动物实验局限在某些直接而明显的痛苦问题上。许多最重大、终极效果最有利的发现是“纯”动物实验的结果，而不是“应用性”动物实验的结果。如果某一动物实验在医学和心理治疗等领域没有明显的应用价值，就说它不能做，那就只会窒息科学认识的整个进程。

        在这一点上，一些最不情绪化、最有才学的批评家也感到担忧。用达尔文的话说，“真正的研究”要走多远才会成为“纯粹可憎又可恶的好奇心”呢？这就会产生一个更加困难和微妙的争论。阅读一些科学期刊尤其是实验心理学的期刊时，难免会断定，无论用什么合理的标准来衡量，人类近代的许多研究也走得太远了。他们的做法正在危及公众对整个科学界的接受，许多权威人士相信，必须对许多研究计划的方向进行重大的矫正。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可能会引起公众强烈的反感，从长远看，就会给科学进步造成无穷的损害。

        讲过这些普遍性问题之后，还剩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与动物在实验室里的接触会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与严重的关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许是太明显了：即使我们同意，动物实验有道理、有必要，但我们并不喜欢使它们痛苦的做法。然而，在厨房里发现老鼠的人和在贫民窟的卧室里发现老鼠的人用棍子打死老鼠，放毒鼠药使老鼠缓慢而痛苦地死去，那又该怎么看呢？他非但不会受到非难，而且会得到同情。没有什么协会要保护危害住宅区的老鼠；既然实验用的老鼠和住宅区里的老鼠是同类，为什么用老鼠做实验竟然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呢？人们赞同杀死野鼠，因为它传播疾病；那么，既然通过科学发现，实验中老鼠的死亡能防止疾病的传播，为什么这样的动物实验还遭到如此多的非难呢？

        如何解释这种态度不一致的现象呢？显然，无论我们说什么，这一矛盾态度和我们客观上对老鼠安危的关心是没有关系的，无论我们说的是家鼠还是野鼠。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动物实验里的老鼠，将其看作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形式，我们就不会如此残忍地杀死其野生同类。对，我们的态度和老鼠的安危没有关系，实际情况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做主的反应远比我们的想象复杂微妙得多。我们对野鼠的态度是把它当作我们隐私领地的侵犯者，我们觉得用一切手段捍卫领地都是合法的。对危险的入侵者，没有什么手段是太严厉的。但实验室里温顺的小白鼠呢？难道它的祖先没有把瘟疫传给我们吗？那肯定是事实，但如今的小白鼠以新的角色出现。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为何它在实验室里的死亡会引起我们强烈的反感，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它担任的新角色是什么。

        首先，小白鼠不再是害鼠，而是人类的仆役。我们千方百计温和地对待它，它吃得好，住得舒服，受到悉心照料。人对它的态度好比是医生手术前对病人的态度。后来，我们通过实验手段让它患上癌症。再后来，它死在悉心照料者的手里。除了癌症那个成分之外，实验动物和科学家的关系和家畜与农夫的关系是吻合的。农夫照料家畜，杀死家畜；但我们不抱怨农夫对家畜的残忍，也不抱怨在厨房里投毒杀死老鼠的人。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实验室的工作程序是悉心照料—使其痛苦—致其死亡。农夫的工作程序是悉心照料—进行屠宰。灭害鼠的过程是使其痛苦—致其死亡。换句话说，我们不反对先饲养后屠宰，也不反对灭鼠前使之痛苦，而是反对先照顾后使其痛苦。在实验室里，小白鼠的角色类似谦卑忠实的仆人的角色，主人爱护它，可是突然在没有预警也没有刺激主人的情况下，那有爱心的主人却突然翻脸，不顾它忠心耿耿的伺候，竟然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杀死它。这就是引起了那么多麻烦和争论的背信弃义的富有寓意的故事。

        批评动物实验的人可能会竭力否认这种背信弃义，宣告他们心中想到的是小白鼠，而不是人与动物这种象征性的关系。然而，除非他们是完完全全的素食主义者，也绝不会拍死一只苍蝇，他们就是在欺骗自己。如果他们接受过医疗，那么他们就是伪君子。倘若他们诚实，他们就会承认，在人与小白鼠的象征性关系里，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其中存在的对亲密关系的背叛。

        至此，我为何不厌其烦详细论述人类行为模式，应该是清清楚楚的了。表面上看，人类行为模式和本书的主题没有密切关系。就其实质而言，动物实验的科学家陷入了两难困境，为了消减人们的恐惧，他不得不反复强调，他精心呵护实验动物：操作过程充满温情，笼子清洁卫生，动物的生活轻松惬意，等待着在实验中发挥重要作用。批评者之所以激愤和对抗，其关键原因正是科学家对动物态度的强烈反差：起初是亲切地呵护，后来是残忍地伤害。我们在本书自始至终看到，亲密关系意味着信赖，象征性的小白鼠“仆人”完全信赖其主人，主人温情和关爱的双手却要它受苦和患病。倘若对亲密关系的背叛偶尔发生，只有在非常特殊原因的情况下才出现，大多数的批评者大概会勉强接受，但如果这样的事情每年数以百万计，他们就会感到毛骨悚然，觉得自己和那群亲密关系的叛徒同属一伙了。倘若一个人能故意伤害信赖他的试验动物，倘若他善待它、温情而精心地呵护它，却突然伤害它，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信赖这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呢？虽然在社会生活的其他一切方面，他的行为都是完全合理的、友善的，但我们怎么敢肯定，他理性的友善是真实的呢？我们怎么能够确信，理性的友善还是可靠的指针，能说明我们社会成员的本质呢？这个动物实验科学家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关爱，但他却经常背弃他实验室里象征性的“孩子”，他怎么能这样行事呢？这些问题是萦绕在批评者脑子里的恐惧，只是没有说出口罢了。

        这个例子和上文提到的集中营司令官的例子有类似之处。这位长官对自己的宠物狗仁慈而温柔，对囚徒却残忍折磨。在那里，他善待宠物的行为提醒我们，即使这种混世魔王也没有完全泯灭柔情。在实验室里，情况刚好颠倒过来。对人和蔼的科学家工作时却虐待他的实验动物，使之痛苦，其中的反差使我们不寒而栗。看见一位表面友善的士兵拍拍宠物狗的头部时，我们不禁要问，他是否也会把不幸的囚徒送进毒气室？看见一位友善的父亲和他爱的孩子一道游戏时，我们不禁要问，在表面的善良之下，他是否在虐待实验动物？我们开始失去价值判断。我们对亲密行为强化情感纽带的信仰开始动摇，我们对科学的冷漠规定表示反感。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这样的反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科学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科学研究沉重打击了我们何谓温馨关爱的亲密行为的观念，所以我们禁不住觉得反感。我们生病时急忙到药房去买药，并急忙吞药丸和片剂，但我们尽量不去想那些信赖我们却被我们背叛的动物；它们遭受痛苦，却给我们带来防病治病的抗生素。

        如果这样的情景使普通公众难受，那么，在动物实验科学家眼里，这是什么样的情景呢？答案是，一点也不可怕。原因很简单，他训练有素，不会把他与动物的关系看成是象征性的关系。他对实验对象的态度是冷静客观的，能驾驭情感上遭遇的困难。他精心照料实验动物，目的是使之成为更好的实验对象，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不像宠物爱好者把动物当作亲密关系的替代物。他的工作常常要求他自制、自律，这是因为即使他能最理性地控制感情，长期的身体接触也会产生魔力，使他和动物结成依恋关系。在一所大型的实验室里，搁着一只笼子，里面养着一只胖嘟嘟、大耳朵的大白兔，它成了研究所的吉祥物，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它成了人见人爱的宠物，人们做梦也不会想要把它用作实验动物，因为不知不觉间，它担当了截然不同的角色。

        对不从事科学实验的人，这样的严格区分是难以做到的。对他而言，一切动物合适的生活场所都是迪士尼乐园。由于现代影视媒介的教育，他可能开阔了眼界，忘记了他童年时代玩具动物的形象。如果真是这样，那不是动物实验科学家一手造成的，而是他接触博物学家受到影响的结果。博物学家的基本态度是观察者的态度，而不是动物实验科学家操纵动物的态度。

        可见，严肃的实验科学家的困境并没有解决。和开刀拯救我们生命的外科大夫一样，他改善人的命运；但和外科大夫不同的是，他得不到什么感谢。和外科大夫一样，他在操作过程中严格保持着客观而冷静的态度。对实验科学家和外科大夫而言，情感的卷入都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至于外科大夫，他在手术室外还得注意临床医生和善的仪态；然而，一旦进入手术室，他就必须要冷静而客观地对待病人的身体，就像大厨切肉一样超脱。如果他不这样做，从长远来看，我们大家都会吃尽苦头。如果搞动物实验的科学家感情太深，将其当作宠物，他就不可能继续进行艰巨的研究工作。于是，使我们从病痛中解脱的大量成果就不可能产生了，他会泥足深陷在大量研究工作中。同理，如果外科大夫看见病人的痛苦而情绪波动，他的手术刀就会颤抖，那就会给病人造成致命的伤害。倘若住院病人真能听见大夫在手术室里的谈话，听见那种时而诙谐、时而平淡的话，他们难免会感到吃惊，但他们这样的感觉显然是受了误导。锋利的手术刀以可怕的“亲密”划开病人的皮肉时，大夫的情感反应显然必须戏剧性地关闭。如果他动刀时既绝望又爱怜，那么病人接下来接受的“亲密接触”恐怕就是殡葬人冷冰冰的双手了。

        在这一章里，我们考察了在这个渴望亲密接触的世界里人们用动物活体替代人体达成亲密接触的情况。身体接触比如拥抱宠物充满爱意时，亲密行为能够带来很大的乐趣；但在没有爱意比如接触实验动物的情况下，身体接触就使人不快。总体上看，与动物的接触多半会带来很大的乐趣，显然，动物在这方面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考察的多半是成人的活动，但养宠物也是较大儿童相当重要的行为模式；他们模仿父母，对小宠物表现出假性父母的关爱，拥抱、怀抱、护理、照顾，仿佛他们的小宠物就是完全要依靠他们的婴儿。既然猫和狗常常被成人打上假性婴儿的印记，儿童常常不得不养其他的宠物，比如成人一般瞧不起的兔子、豚鼠和乌龟。父母没有染指这些小动物，所以它们常常组成儿童专有的、更加亲密的世界，成了这些儿童假性父母寻求亲密行为的替代物。

        至于较小的儿童，享受亲密接触的问题由玩具动物来解决，于是，玩具就成了他们亲密接触替代物的替代物。他们照料、爱护玩具，仿佛玩具是真有生命的宠物，他们对米老鼠和泰迪熊的依恋很强烈，和较大儿童对兔子、马驹的喜爱无异。一些小女孩对玩具动物的依恋一直维持到成年；最近一张劫持人质的新闻图片显示，被劫持的一位大姑娘获救后紧紧抱着泰迪熊，这是她度过那场劫难的安慰。当我们亟需能给我们安抚作用的身体接触时，即使无生命的物体也能够给人安慰——这是下一章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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