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做过游方和尚，到处要饭叫化。从军以后有了权力、地位，做了韩林儿号令下的右副元帅直到丞相。红军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推翻蒙汉封建地主的联合统治，但是所建立的僚机构却是继承他们所反对的敌人的，是封建制度的。朱元璋做了封建制度的官僚，又大量地收用了地主阶级的儒生，他的思想日益转变，从背叛地主阶级转变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他在左右儒生们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文化，经常谈古论今，接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作为行军、处事的指南。自以为出身贫践，怕被人轻视，便故作神奇，神道设教，吓唬老百姓，和道士和尚们串通，假造许多神迹。这本来也是过去封建帝王习以为常的伎俩，朱元璋不过变本加厉罢了。三十多年中，儒生、道士、和尚，三教九流都被充分利用，作为他抬高自己、巩固统治的工具。

        先从儒家的作用说起。

        从渡江到称帝，他和幕府中的儒生，如范常，陶安、夏煜、孙炎、杨宪、秦从龙、陈遇、孔克仁、范祖干、叶仪、吴沈、叶瓒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刘基、宋濂诸人，朝夕讨论，讲述经史。经过十几年封建文化的学习，中年以后，元璋不但知道一些儒家的经义，能写通俗的口语文字，并且还能作诗，作有韵的文字，能够欣赏、批评文学作品的好坏了。

        在称帝以前，一有工夫就和儒生们列坐赋诗，范常总是交头卷，元璋笑说：“老范诗质朴，极像他的为人。”初下徽州时，朱升请题字，元璋亲写“梅花初月楼”匾额。和陶安论学术，亲制“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门帖子给他。出征陈友谅时，路过长沙王吴芮祠，见胡闰所题诗，大为爱好，即时召见。到洪武四年胡闰以府举秀才来见，元璋还记得清楚，说：“这书生是那年题诗鄱阳庙墙上的。”授官都督府都事。鄱阳湖打了大胜仗，和夏煜等草檄赋诗。宋濂不会喝酒，勉强灌醉了，作《楚词》给他，又送以良马，作《白马歌》。

        做了皇帝以后，更加喜欢弄笔墨，毛骐、陶安、安然死，亲写祭文。桂彦良出做晋王傅，撰文送行。宋讷读书时烤火不小心，烧了衣服伤胁，作文劝戒。张九韶告老还乡，又作文送行。

        他会写通俗的口语文，主张文章应该写得明白清楚，通道术、达时务，也就是要达到政治上的要求。读了曾鲁的文章，很喜欢，说：“读陶凯文后，已起人意。鲁又如此，文运其昌乎！”喜欢研究音韵，元末《阴氏韵府》手头常用，以旧韵出江左，命乐韶凤参考中原音韵订定，名《洪武正韵》。时常作诗。如《菊花诗》：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不惹庵示僧》：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

        《征东至潇湘》：

        马渡沙头苜蓿香，片云片雨过潇湘。

        又粗豪，又有些风韵，和他的性格是一致的。还会作赋，和儒臣欢宴大本堂，自作时雪斌。亲撰凤阳皇陵碑，口语直说，而又通篇用韵。又会作骈体文，徐达初封信国公，亲作诰文：“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又说：“太公韬略，当宏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居然是个四六作家了。

        对历史特别爱好，汉书、宋史都是常读的书。吴元年十一月和侍臣讨论：“汉高祖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踪指示比文臣，譬谕虽切，语意毕竟太偏。我以为建基立业，犹之盖大房子，剪伐斵削，要用武臣，藻绘粉饰，就非文臣不可。用文而不用武，譬如连墙壁都未砌好，如何粉刷？用武而不用文，正如只有空间架，粗粗糙糙，不加粉刷彩画，很不像样。偏了都不对。治天下要文武相资，才不会坏事。”读《宋史》到宋太宗改封桩库为内藏库，批评宋太宗：“做皇帝的以四海为家，用全国的财富，供全国之用。何必分公私？太宗算是宋朝的贤君，还这样小家子气，看不开！至如汉灵帝的西园，唐德宗的琼林大盈库，刮人民的钱作私人的蓄积，更不值得责备了。”告诉张信以翰林的职务，引唐陆贽、崔群、李绛作榜样。教官吴从权不知民间事务，驳以宋胡瑗教学生，特别着重时事的例子。远在龙凤十一年六月，他便任命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命编集古无道之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所做之事以进曰：“吾观此者，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鉴戒耳。”他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吸取古人成败的经验，作为自己行事的根据。

        也研究经学，跟宋濂读《春秋左传》，陈南宾读《洪范九畴》。读《蔡氏书传》时，发现所说象纬运行和朱子书传不同，特地征召儒生订正。著有《御注洪范》，多用陈南宾说。

        他是和尚出身的，做皇帝以后，自然要崇敬佛教。他诏征东南戒德名僧，在南京蒋山大开法会，亲自和群臣一起顶礼膜拜。僧徒中有应对称意的，颁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讲论。吴印、华克勤等和尚都还俗做了大官，元璋以为和尚和世俗绝缘，无所牵涉，寄以心腹，用做耳目，使其检校官民动静，随时告密，因之僧徒得意横行，元璋所不快意的文武大臣，多被中伤得罪。僧徒倚仗告发的功劳，请为佛教创立职官，改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高其品秩。道教也照样设置。他自己还著有《集注金刚经》一卷。

        道士替元璋做工作的著名的有周颠和铁冠子。周颠的事迹据元璋所写的《周颠仙人传》说：

        周颠十四岁时得了颠病，在南昌市上讨饭。三十多岁时，正当元朝末年，凡新官上任，一定去求见，说是“告太平”。元璋取南昌，周颠又疯疯癫癫来告太平，元璋被告得烦了，叫人灌以烧酒不醉，又叫人拿缸把他盖住，用芦薪圈住放火烧，烧了三次，只出一点汗。叫到蒋山庙里去寄食，和尚来告状，周颠和小沙弥抢饭吃，闹脾气有半个月不吃东西了。元璋亲自去看，摆一桌筵席，请周颠大吃一顿。又给关在空屋里，一个月不给饭吃，他也不在乎。这故事传扬开了，诸军将士抢着做主人请他吃酒饭，他却随吃随吐，只有跟元璋吃饭时，才规规矩矩。大家都信服了，以为确是仙人。

        周颠去看元璋，唱歌：“山东只好立一个省。”用手画地成图，指着对元璋说：“你打破个桶（统），做一个桶。”

        元璋西征九江，行前问周颠：“此行可乎？”应声说：“可！”又问：“友谅已称帝，消灭他怕不容易？”周颇仰首看天，稽首正容说：“上面无他的。”到安庆舟师出发，碰上没有风，他又说：“只管行，只管有风，无胆不行便无风。”果然一会儿起了大风，一气直驶到小孤山。

        以上这些神迹都是元璋自己说出和写出的。说的全是鬼话，没一句人话。铁冠子姓张名中，好戴铁冠。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被杀，有人说就是他告发的。征陈友谅时也在军中，据说是他算定南昌解围和大捷的时日，用洞元法祭风，舟师直达鄱阳湖。和周颠同是元璋神道设教，抬高自己，愚弄臣民的工具。

        元璋常读的道教经典是，著有《御注道德经》二卷。他对的看法，以为“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术也”，当作政治的理论经典。在所撰《道德经序》上说：“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苍穹之切鉴，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日，试览群书，检间有一册，见本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弃市（杀头），暮有百人而仍为之，如此者岂不应经之所云，朕乃罢极刑而囚役之。”由此可见，明初处罚得罪官吏到淮、泗一带屯田工役的办法和的关系。

        元璋利用僧道的秘密，当时即已被人指出。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上万言书中有一段说：

        “兴师以取宝为名”，指的是不断地发军向北打蒙古。元璋在元顺帝北走后，挂在心头的三件事之一是少传国玺。取宝的宝就是历史上相传的秦始皇传国玺，由此可见洪武初年和蒙古的战争是以取传国玺为名的。“谕众以神仙为征应”，指的就是元璋向臣民宣扬周颠、铁冠子的神迹。其实元璋又何尝不懂得，正因为他很懂得，他才用神仙征应来进一步服人心，慑奸雄，定一统，证明他确是受命于天，任何人也违反、抗拒不了的。他在《心经序》上说得很清楚：

        他是从实际斗争中成长的人，也是脚踏实地的人。他认为佛天之境就是现实的美好生活（当然是封建帝王的美好生活），能保守现实生活，就是到了佛天之境。离开现实，妄想飞升，用妄想之心，入空虚之境，不是几丧天下，就是杀身。在这一点上，他比过去的许多帝王，包括他所没有提到的唐太宗（他是服印度方士的长生药丧命的）在内都高明一些。他还曾和宋濂说过：“秦始皇、汉武帝好神仙，宠方士，妄想长生，末了一场空。他们假能用这份心思来治国，国怎会不治？依我看来，人君能够清心寡欲，做到百姓安于田里，有饭吃，有衣穿，快快活活过日子，也就是神仙了。”有道士来献长生的法子，他不肯接受。又有人学宋朝大中祥符年间的办法献天书，证明“上位”确是真命天子，反而被杀。总之，他一面对臣民侈谈神仙，一面又不许别人对他谈神异，讲长生，献天书。他的头脑是很清醒的，“谕众以神仙为征应”，只是为了达到政治上欺骗人民的效果。虽然如此，从解缙揭露以后，他也就不大再利用佛道两教，也不再侈谈神异征应了。

        经过洪武初年的长期侈谈神仙，宣扬征应，民间流传着许多神异故事，以为朱元璋是真命天子。传说中主要的一个是：天上有二十八宿，轮流下凡做人间君主。元天历元年，元璋生的那一年，天上的娄宿不见了，到洪武三十一年元璋死，娄宿复明。洪武帝是娄宿下凡的。当时不在市场流通的洪武钱，后世的乡下人却很重视，给孩子们佩在身上，以为可以辟邪。乡间豆棚瓜下，老祖父祖母们对孩子讲的故事，也多半说的是洪武爷放牛时的种种神话。

        元璋生长于农村，经过穷苦日子，深知物力艰难，生活比较朴素，讲究节俭，不喜饮酒。有回回商人送给他番香阿刺吉，华言蔷薇露，说可以治心疾，也可以调粉为妇女容饰。元璋说：“中国药物可以治病的很多，这玩意儿只是装饰品，把人打扮得好看些，养成侈靡的习惯，没有好处。”拒绝不受。龙凤十二年营建宫室，管工程的人打好图样，他把雕琢考究的部分都去掉了。完工以后，朴素无装饰，只画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历史故事和宋儒的《大学衍义》。有个官儿巴结他，说某处出产一种很好看的石头，可以铺地，被痛切教训了一顿。车舆服用诸物该用金饰的，用铜代替，司天监把元顺帝费尽心机做成的自动宫漏（计时器）进献，他说：“不管政务，专干这个，叫作以无益害有益。”陈友谅有一张镂金床，极为考究，江西行省送给皇帝，元璋说：“这和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何区别？”都叫打碎。他不但自己节俭，对人也是如此。有一天，看见一个内侍穿着新靴在雨中走路，另一舍人穿一套值五百贯的新衣，都着着实实骂了一顿。屏风上写着唐人李山甫《上元怀古》诗：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

        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这首诗写得并不好，他却朝夕吟诵，引起自己的警惕。

        生活朴素节俭的原则也应用在外交上。龙凤十二年派参政蔡哲到蜀报聘，临行前特别指示说：“蜀使者来，多饰浮辞，夸其大国，取人不信。你到后，千万不要学他们，有问题提出，只可说老实话。”也不讲祥瑞，洪武二年，有献瑞麦一茎三穂和五穂的，群臣称贺，他说：“我做皇帝，只要修德行，致太平，寒暑适时，就算国家之瑞，倒不在乎以物为瑞。记得汉武帝获一角兽，产九茎芝，好功生事，使海内空虚。后来宣帝时又有神爵甘露之瑞，却闹得山崩地裂，汉德于是乎衰。由此看来，祥瑞是靠不住的，灾异却是不可不当心的。”命令今后如有灾异，无论大小，地方官都要即时报告。

        执法极严，令出必行，连亲属也不宽容。洪武末年驸马都尉欧阳伦出使，贩带私茶，虽然是亲女婿，也依法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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